是谁在疑云密布的东汉末世纵横捭阖，令曹操、刘备、孙权顶礼膜拜？是谁一手结束了东汉帝国，却没能位居九五之尊？是谁敢于公然把皇帝的年号作为自己的名字？是谁作为一个时代的主宰者却被当成历史的配角肆意嘲笑？是谁刻意编织了一张迷宫般的大网，蓄意掩盖那段历史？他，袁绍，一个配角，究竟有着怎样的“冤屈”要向后人表白？

本书是一位业余历史爱好者——罗三洋先生——历时多年，批阅、比对几十种东汉、三国古籍得出的初步结论，经过作者剖丝破茧般的解读，这一系列谜案将会得到一一的破解。

他曾在疑云密布的东汉末世纵横捭阖，令曹操、刘备、孙权顶礼膜拜；他曾一手结束了东汉帝国，却没能登上九五之尊；他曾公然以皇帝的年号为自己冠名，却与龙袍擦肩而过；他虽为一个时代的主宰，却被当成历史的配角而被肆意嘲笑……

一张刻意编织的迷宫般的大网，掩盖了前三国时代那段枭雄乱世的历史真相。袁绍，一个阴谋篡位者，究竟有着怎样的“冤屈”要向后人表白？

序篇 一个历史配角的真面孔／1

第一章 本初元年：一个诡异名门的崛起／7

 一 洞房里的“斗争”：新贵袁氏与元勋马氏的联姻／8

 二 帝国危机：2世纪中叶的东汉政局／14

 三 官方“鼓励”的叛乱：三统五行理论影响下的“黄色革命”／16

 四 圣人或是魔鬼的诞生：乱哄哄的本初元年／22

第二章 宦海沉浮：在同一个地方两次“摔倒”／29

 一 枕边风要不得：“妻管严”梁冀的胡乱统治／30

 二 梁家跌倒，袁家吃饱：官场失意的高额补偿／34

 三 第二次“跌倒”：结束宦官专权后的袁家／38

 四 党锢风云：袁绍的早期仕途／44

第三章 浮出水面：四世三公伟业背后的黑幕／51

 一 巧妙的避祸：袁绍的六年守丧生活／52

 二 金钱的力量：倒向宦官的军官群体／58

 三 本初俱乐部：一个黑社会老大的诞生／61

 四 中朝内讧：本初俱乐部发展的动力源泉／66

第四章 千呼万唤始出来：瘟疫催生的活阎王／75

 一 瘟疫的力量：被逼出仕的黑老大／76

 二 中平羌乱：凉州军阀集团的形成／81

 三 末代禁军：西园八校尉的组建／87

 四 一石二鸟：与宦官同归于尽的何进／91

第五章 乱世枭雄：短暂的兄弟联兵／97

 一 半路杀出个程咬金：被迫出逃的袁氏兄弟／98

 二 十八家诸侯讨董卓：袁绍出奔的第一个成果／103

 三 成也袁绍，败也袁绍：没有统一战略目标的乌合联军／108

 四 屠刀南指：袁绍的扩张与兄弟决裂／114

第六章 群雄逐鹿：炎汉的烈火在燃烧／119

 一 英豪本色：孙坚之死与界桥之战／120

 二血染长安：董卓遇刺与李催、郭汜的反击／126

 三丧家犬的出路：频繁易主的吕布与袁公路的皇帝梦／130

 四 乳虎啸林：初试身手的孙策／136

第七章 鹰扬河朔：袁绍、曹操的亲密协作／141

 一 没用的爪牙：损兵失地的曹孟德／142

 二 力挽狂澜：袁绍帮助曹操战胜吕布／146

 三 祸起萧墙：袁绍消灭臧洪，分封诸子／150

 四 放虎归山：“无私”帮助孙策、吕布独霸一方的袁公路／154

第八章 自掘坟墓：袁氏兄弟的黄粱皇帝梦／159

 一 天子下席：李催、郭汜的内讧与献帝东迁／160

 二 拱手相赠主动权：袁绍命曹操迎献帝迁都许县／162

 三 最后的忠诚：曹操送来的大将军／167

 四 僭号“仲家”：袁术称帝之谜／172

第九章 空为他人做嫁衣：并吞河北四州的大将军／179

 一 藕断丝连：袁绍与曹操的最后合作／180

 二 白门缚虎：曹操消灭吕布／186

 三 鬼神之攻：袁绍消灭公孙瓒与袁术败亡／189

 四 历史上最大的黑社会内讧：整军备战的袁绍与曹操／196

第十章 龙战官渡：空前绝后的主仆对决／201

 一 重操旧业：暗杀孙策后暂时可以单线作战的曹操／202

 二 风雨乌巢：一只黑乌鸦带来的绝妙战机／208

 三 “扫帚星”陨落：死不瞑目的袁本初／217

 四袁氏集团的覆灭：重新上演的兄弟反目肥皂剧／221

尾声 挥之不去的本初阴魂／227

公元144年七月丙午日，东汉帝国的一位著名皇室成员——清河王刘延平去世了。他的名字“延平”很有趣，因为它正是汉殇帝刘隆的年号。与“本初”的情况一样，由于殇帝的早天，“延平”只有一年，即延平元年(106)。研究刘延平的例子，无疑有助于后人破解“袁绍字本初”这一历史密码。

刘延平来自一个极为显赫的家庭，他的祖父刘伉是汉章帝的长子。因为未知的原因，刘伉没能继承皇位，但得到其弟汉和帝的照顾，终生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还参与过汉和帝消灭窦宪集团的政变。刘伉家族的成员后来多次触及皇冠，是东汉中后期宫廷政治的焦点之一。刘延平在公元109年被立为清河王，在位35年。

刘延平的曾祖父汉章帝生于公元57年，在公元79年立儿子刘庆为皇太子，同时封另两个儿子刘伉和刘全为王。次年(公元80年)，汉和帝刘肇出生。作为有两个弟弟的长兄。刘伉在公元79年肯定至少有三岁了，但最多也只有七岁，否则章帝还不到16岁就生儿子，未免太早。也就是说，刘伉应当出生于公元73～77年之间。公元93年，刘伉去世。其子乐安王刘宠即位。公元109年，刘宠之子刘延平被立为清河王。如果以男子16岁时生子为生理下限，便不难得出结论：刘宠应当出生于公元88～92年之间，刘延平应当出生于公元103～108年之间，而公元106年(延平元年)正是其中间值。

至此，我们基本上可以确定，清河王刘延平确实是因为出生于延平元年，所以被命名为“延平”的，这和袁绍的情况形成了有趣的前后对照。

刘延平去世没几天，洛阳朝廷突然收到急报，说是以马勉、范容等人为首的造反者正在江淮流域攻城略地，声势浩大。顺帝刘保闻讯，赶紧派御史中丞冯赦率军前去讨伐。

江淮流域自古多事，从陈胜、项羽到韩信、英布，从吴楚七国到历次淮南、衡山诸王的叛乱，长期困扰着秦、汉帝国。东汉时期，此地的局势依旧动荡不安，经常爆发大规模暴动。究其主要原因，并不是因为此地百姓比别处百姓受盘剥更重，而是因为汉光武帝刘秀当年为了证明对手公孙述不能取代汉朝，曾经大力宣扬的一部预言书——《春秋谶》，上面写着：“代汉者，当涂高。”

汉光武帝刘秀本人竟然宣扬汉朝不会万寿无疆、传之无穷，而将被“当涂高”取代，这听上去似乎令人难以置信。究其原委，汉朝人大多相信“五德终始说”，也就是认为：统治天下的朝代不会像秦始皇设想的那样“万世一系”，而是“有德者居之”，并且每个姓只有一次机会君临天下，即《逸周书·太子晋解》中所谓“未有一姓而再有天下者”。朝代应按照“五德”(又称“五行”)的顺序轮换，这里的“德”与个人品德无关，而与此人的姓氏有关。通过对姓氏的研究，可以知道该人的祖先属于哪种“德”或“行”。如果按照“五行”循环顺序，应该轮到此人姓氏所属的“德”或“行”统治中国，那么他就有资格登上皇帝宝座；反之，他便没有资格。这就像申办现代国际体育大赛一样：如果按五大洲轮换的顺序，轮到了亚洲，中国才有资格申办。

还应指出的是，“德”与“行”合称“德行”，近代国骂中所谓的“瞧你那德行”，出处便在于此。实际上，这话的本意并不是在指责对方的品德不好，而是在指责对方的姓氏。按照“五德终始”理论，各个“德行”轮流坐庄，如果当今所处的时代轮不到这个“德行”来统治，那么该“德行”所属的姓氏成员就得放弃对权力的幻想，夹起尾巴做人。

抛开复杂的“五行”和“图谶”理论不谈，仅从字面理解，“代汉者，当涂高”的意思是：未来取代汉朝的人来自“当涂县”，而且可能姓“高”。汉朝的确有个当涂县，位于今安徽蚌埠市西，东汉时属扬州九江郡管辖，涡河在此处汇入淮河。如果从当涂县出发，逆涡河向高处走，会到达曹操的家乡谯县。所以，谯县可能才是真正的“当涂高”。但在后来，曹魏的大臣们却舍近求远，对这个预言给出了一种莫名其妙的解释：“当涂高者，魏也；象魏者，两观阙是也；当道而高大者魏。”“当涂”的确有“在路上”的意思；“象魏”也是一种巨大的建筑，而且大多建在道路两侧，但可以做类似解释的事物实在太多，牵强附会，实在难以服人。

“代汉者，当涂高”这个预言因为光武帝的大力宣扬，很快风靡东汉帝国。不光是当涂县姓“高”的老百姓，就连整个九江郡，乃至于整个淮河流域的男性居民都深信不疑：我本人，或者我的后代，将会按照图谶的预言，在未来“顺天应人”，取代东汉，建立起新的皇朝。其中年轻气盛、急功近利者纷纷付诸行动，虽然屡遭失败，却仍旧前仆后继。这些人其实本来不会有如此野心，是预言书害了他们。袁绍的弟弟袁术，将成为《春秋谶》最后的，也是最大的受害者。

在马勉、范容、周生等人起兵前10年左右，马融的好友、大学者张衡曾经上书朝廷，痛斥这些预言书都是“虚妄”。张衡详细考证，认定图谶全部成书于“哀、平之际”，显然是由王莽集团编造，用以迷惑官民，以达到自己篡位夺权的目的。究其内容，不仅与古籍经典严重冲突，而且还自相矛盾。它们“欺世罔俗”，社会影响极坏，所以“宜收藏图谶，一禁绝之”。可惜，朝廷不听，百姓不信，结果终于导致天下纷乱。

冯赦的军队刚刚离开洛阳，汉顺帝便一病不起，几天后驾崩，年仅两岁的太子刘炳即位，是为冲帝。临朝听政的梁太后无力独断朝纲，于是诏令自己的哥哥——大将军梁冀与太傅赵峻、太尉李固“录尚书事”，也就是组成内阁的核心班子，主管中枢决策。

新内阁刚上任，立即就得处理一件迫在眉睫的棘手要事——给刚刚“龙驭上宾”的汉顺帝建皇陵。按照汉朝制度，皇帝即位之后，就应开始为自己修陵。但是汉顺帝没有这样做，也许是因为自以为能活很久，也许是因为缺钱。无论怎样，汉顺帝驾崩时，他的皇陵连地还没有圈呢。此时天气酷热，顺帝的遗体面临着尚未下葬，就开始腐烂的尴尬处境。满朝文武赶紧张罗着在洛阳周边找风水好的墓址，可是洛阳周边土地有限，风水好的更稀缺，仅有的几块也都被前代帝王们占去了。朝廷大员们忙得焦头烂额，最后总算在洛阳西郊找到一块比较满意的地皮。不过，当地是平民的公墓区，有许多小坟。梁太后和梁冀顾不上这些，立即派人扒除这些平民坟墓，然后就地开始建设皇陵。

听说自家的祖坟被扒了，洛阳的老百姓个个怨气冲天，朝廷却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看来，冕旒和统觥还真的起了作用。尚书栾巴反复上表为民请愿，梁太后恼羞成怒，将他判处死刑，准备秋后执行。

这位栾巴是个非常奇特的人。他曾经被阉割，入皇宫当了一段时间宦官，但后来居然“阳气通畅”，重新变成正常男性，还结婚生子。我们正好借他说明秦汉宦官的情况。

在汉景帝阳陵等地出土的汉代宦官俑显示，和被切除整个外生殖器的明清宦官不同，汉朝宦官虽然也是阉人，但只被切除了睾丸，而保留了阴茎。这种“半阉人”因为不能再产生精液，所以丧失了生殖能力，但性欲却不受影响，性能力甚至会变得超乎常人地强。但是，有些人先天患有“隐睾症”，容易被误认为是半阉人，因此秦汉时出现过“诈腐”的宦官，这种空子在明清时期是根本钻不了的。某些半阉人的睾丸在被切除后，还会再生出来，能够重新“阳气通畅”的栾巴肯定就属于这种情况，半阉人由于有正常的性欲，所以同样热衷于娶妻妾，这种独特的现象在东汉后期曾经一再出现。

把“前太监”栾巴关进死牢以后，在朝廷的大力督促下，汉顺帝的宪陵工程进展异常迅速，八丈高的山陵，20顷的园区，不过半个月就建造完毕。九月丙午日，汉顺帝的遗体正式下葬，不想当日洛阳城就发生了地震。梁太后和梁冀本来就心虚，这下子更加迷信，担心作孽太多遭天谴，赶紧下令大赦，释放了栾巴。

《尚书·太甲》说：“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但绝少有人能想到，宪陵事件的报应会来得这么快。西方谚语说：离罗马越近，离上帝越远。因为罗马本是天主教廷所在地，和欧洲其他地区相比，这里的民风蛮横狡诈，治安恶劣，丝毫不像天堂。同样，我们也可以说，离洛阳越近，人民就越不爱戴和敬畏东汉政权。后来蜀汉政权的核心成员，如：刘备、诸葛亮、法正、张飞、马超、赵云等人，家乡都在远离洛阳的沿海沿边地区。关羽的故乡河东郡虽然离洛阳不远，但北临南匈奴的保留地，所以也可以算是边区。这种现象反过来说明，在多数中原人的心目中，汉朝早就不值得他们卖命效忠了。汉顺帝的葬礼刚过，四方民众居然蜂拥而至，通过地震造成的裂缝冲进宪陵，哄抢陪葬品，就连顺帝遗体上的金缕玉衣也被剥得精光。呜呼，哀哉！

根据大汉法律，敢偷盗皇室物品者一律斩首，擅自在皇陵区内动土者更要诛灭三族。可是法不责众。对于东汉帝国来说，最可怕的并不是宪陵被发掘哄抢，汉顺帝的遗体遭到羞辱，而是如此特大的恶性案件竟然不能侦破。直到东汉帝国灭亡为止，也没有任何人因为参与发掘宪陵而遭到惩处。皇威于是乎荡尽，法律于是乎无存。社会治安如此恶劣，执法能力如此低下，这样的政权如果再不灭亡，简直没有天理了。

话虽如此，瘦死的骆驼毕竟比马大，东汉帝国的阳寿尚有半个多世纪。梁太后和梁冀明白，在百姓把宪陵掀个底朝天之前，亡羊补牢还来得及。为此，他们急需一位忠实能干的官员，负责重修和保护宪陵。但是，中原人看来都不大可靠，没准将来监守自盗会更加彻底。还是边疆人信得过，此人必须武艺超群，能够制服武装盗墓集团；而且还得懂土木工程，能管好施工队。凑巧的是，凉州武威郡正好推荐来一名难得的人才，符合上述所有条件，令梁家兄妹喜出望外。

这位奇才姓段，名■，字纪明。公元144年，像袁安一样，段■被“举孝廉”，也就是被武威太守认为既孝顺又廉洁，品德高尚，适合推荐给上级人事部门培养为官员的人。

“举孝廉”制度原本意在发掘品德高尚的人才，但到了东汉后期，它已经蜕变为名门大族帮助其子孙当官的工具。每年初，朝廷都要给各郡下发“举孝廉”名额，上级官员的介绍信也会随之纷至沓来，并总是超出名额，令地方官左右为难。因为数量有限，所以孝廉名额经常被地方官用来巴结权贵。刘备在担任豫州刺史的时候，为了讨好袁绍，曾荐举袁绍的长子袁谭为“茂才”，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段■能被“举孝廉”，倒不是因为有高官的推荐信。武威郡的居民只有三万余人，是个每三年才能荐举一名孝廉的小郡，孝廉名额自然非常宝贵。段■小时候喜欢行侠仗义，有时不免胡作非为，但后来浪子回头，潜心研究古籍，所以受到武威太守的器重。

到了洛阳之后，段■立即被封为宪陵园丞。他大力肃清宪陵周边的治安，组织陵园整修，工作努力，成果显著，受到上司的一致赞赏。P17-19

他，拥有最显赫的家族背景，也曾是天下最有权势的人；

他曾经令众多英豪闻风丧胆，也曾经玩弄中国政局于股掌之上；

他曾经长期受到政治迫害，却又拯救了许多人的生命和前途；

他曾经一呼百应。也曾多次被部下背叛；

他曾经是曹操的主要靠山，最后却成了曹操最大的敌人；

他曾经三分天下而有其二，亲手结束了一个旧时代，却未能开启一个新时代；

他本应成为开国皇帝，最终却沦为历史的配角。

他就是袁绍，一个在生前威震天下的霸主，一个时代的主宰者。从三国到清末，从曹操到袁世凯，袁绍的亡魂始终在中华大地上游荡徘徊。如果没有袁绍，东汉帝国不可能如此迅速地瓦解；如果没有袁绍，中国不会陷入长达一个世纪的混乱；如果没有袁绍，曹、刘、孙三家根本不可能瓜分天下。无论是胜利，还是失败，袁绍都深刻地影响了汉末、三国乃至之后的中国历史。

汉末、三国的历史纷繁复杂，对同一事件，不同史书往往有不同的记载，和先秦、秦朝及西汉的“一言堂”历史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无论史籍中的说法有多少，历史的真相毕竟只能有一种。东汉末年政坛的诡谲和复杂，在整个中国历史上都罕有其匹。如果将有关史料认真对比研究，必然会发现其中大有可玩味之处。

所谓“可玩味之处”，也就是不合情理，或者相互矛盾的记载。在这些记载中，最令人震惊的，莫过于主角被描绘成了配角，配角反而升格作了主角。主角被描绘成配角，是因为他们最后失败了；配角晋升为主角，是因为他们最后胜利了。而历史，本来就是由胜利者书写的。

翻开史书，胜利者总是睿智、正直、勇敢、仁爱的，失败者总是愚蠢、邪恶、胆怯、残暴的。可是，历史上最著名的那些百战百胜的大征服者果真是美德的化身吗？自古成者王侯败者贼，胜利者是永远不会被作为战犯审判的。在生前，他们可以用暴力压迫人们的肉体；而在死后，他们还可以继续用谎言蒙蔽人们的灵魂。这，就是胜利的报酬。

不过，胜利者仍然可能受到一个法庭的审判。这个法庭的名字就叫：历史。一部全新的史书，就是一个全新的法庭。

早在魏、晋时期。东汉的历史已经被公认为杂乱难辨，但也被公认为值得研究撰写。早期成书的相关史籍有《汉灵帝起居注》、《汉献帝起居注》、《汉名臣奏》、《汉末英雄记》、《三国志》等数十部。但都难如人意。比较而言，《汉名臣奏》的内容最真实，但范围过于狭窄。陈寿的《三国志》被公认较好，但内容过于简略。东晋末期，袁宏搜集史料，分辨同异，改正谬误，撰写成编年史《后汉纪》。南朝刘宋中期，范晔又撰写成《后汉书》，梁朝人刘昭、唐朝人李贤、清朝人惠栋等学者都曾为之作注。《后汉书》本来没有志，刘昭将司马彪《续汉书》里的志加入其中，所以其内容有时会与纪传部分相矛盾。

整体而言，《三国志》、《后汉纪》、《后汉书》的内容比较严谨详实，而且都完整地流传下来，构成了研究东汉历史的主要资料基础。本书的史料来源，主要就是这三部史籍。遇到相互矛盾，不易从逻辑上辨别对错的问题，则以这三部书的前后顺序为准，即：《三国志》比《后汉纪》权威，《后汉纪》又比《后汉书》权威。其他史籍大多早已散失，所幸有为《三国志》作注的裴松之详征博引，部分地保存了下来，值得重视。不过，有些史籍的写作立场严重偏袒曹魏，内容也常常自相矛盾，可靠性并不都很高，其价值需要分别评估。

《三国志》和《后汉书》固然是有关东汉后期历史的最佳古籍，但也常常自相矛盾。其实，《三国演义》在学术界和民间能取得巨大成功，已经反衬出，读者们对《三国志》、《后汉书》、《后汉纪》等史书的不满。但在《三国演义》成书之后，东汉末年和三国时期的许多历史人物在学界和大众的心目中迅速脸谱化，结果形成了大量背离史实的成见。

在读史的过程中，笔者逐渐感到：由于最终失败，袁家从主角沦为配角，但他们毕竟曾经是东汉历史舞台上的主角；而吞并袁家的曹操，却有幸从配角升为主角。结果，袁绍、袁术兄弟被史书描绘成一无是处的小丑，用以烘托曹操的光辉形象。

说袁绍、袁术兄弟被史书蓄意配角化、边缘化，乃至于丑化，一点都不冤枉。单看《三国志》及裴注，袁氏兄弟简直一无是处。样样都比曹操差得多，曹操的胜利显得顺理成章。但是，历史的真相假若果然如此，那么曹操的成就便要大打折扣了，因为他的对手过于无能。然而，为何所有史籍在评价曹操的业绩时，都要以战胜袁绍为首呢？

陈寿在总结曹操一生的功勋时，说曹操的对手之中，唯有袁绍“强盛莫敌”，只字不提董卓、吕布、刘表、袁术、刘备等人。范晔在《后汉书·袁绍刘表列传》卷末更盛赞道：“袁绍初以豪侠得众，遂怀雄霸之图，天下胜兵举旗者，莫不假以为名。及临场决敌，则悍夫争命；深筹高议，则智士倾心。盛哉乎，其所资也！”这些史家的议论都说明，袁绍是曹操所有对手中最难对付的。  官渡之战后，曹操有南下和北上二种选择，当时南方的刘表、刘备、孙权势力都不稳固，绝非曹操的对手，但曹操的所有谋士都认为袁绍的威胁更大，劝阻曹操南征。袁绍死后，二子内讧，曹操乘机北伐，却又在河北苦战五年，方才兼并袁家势力。这五年使孙权得以巩固统治，刘备得以网罗诸葛亮等人才，最终令曹操蒙赤壁之辱。不过，自从吞并了袁绍的丰厚遗产，曹操十分天下而有其八，后来虽有赤壁、襄阳、汉中之败，却都无法动摇其优势地位。袁绍集团实力的强大，由此可见一斑。

官渡之战是曹操毕生最辉煌的军事成就，但史书中的记载有很多自相矛盾，或是不合情理之处。单就兵力而言，《三国志》中说曹操先收编了30余万黄巾军，讨吕布时也拥有“十万之众”，在官渡之战时如何会“兵不满万”？《三国志》又多次强调，袁军“果劲不及”曹军，曹操以逸待劳，兼有天时、地利、人和，还有汉献帝这张王牌可以号令天下诸侯。果真如此，那么曹操一方岂不是如郭嘉所说，占了“十胜”的压倒性优势？

既然官渡之战的难度这么低，连平庸之辈都可以轻松打赢，曹操为何打得如此艰苦，一直没有主动进攻？这岂不是说明曹操愚蠢无能吗？杰出的军事家曹操毕生最辉煌的军事成就，居然只是在长期艰苦的对峙之后，勉强击败了一个在能力和实力上都远远逊于自己的无能之辈，而且只是将南下进攻自己的袁绍赶回了河北而已，难道真是“世无英雄，使竖子成名”？

要解开这个谜，我们必须注意一个很容易被忽视的事实，即从青年时代开始，曹操大半辈子都在为袁绍效力。曹操的大多数行动都是在袁绍的授意下进行的。直到迎汉献帝迁都许县之后，曹操才逐步脱离了袁绍的控制。后来，曹操和他的笔杆子们竭尽全力，想把自己描绘成始终独立于袁绍的历史主角，但他们伪造历史的时间显然有限，思虑不够精密，工作不够完美，留下了太多的破绽。这才让我们有机会还原袁绍，重新审视汉末历史。

“曹操现象”在当时非常普遍。作为三国的建立者和东汉帝国遗产的主要继承人，刘备和孙坚父子都曾经长期为袁绍或袁术效力，其属下大多有着浓厚的袁氏旧部背景。如果袁绍打赢了官渡之战，曹、刘、孙三家及其部下恐怕都得帮袁绍去建立一个新皇朝。三国鼎立实际是袁绍、袁术兄弟内战的延续，曹、刘、孙三家争夺的不仅是东汉帝国的遗产，更是袁家的遗产。  但是，又一个疑问出现了。在东汉帝国高度发达的集权统治下，袁家是如何攫取到如此巨大、足够抗衡并颠覆皇权的政治资源的？袁家为何如此受贵族和百姓的拥戴？对东汉帝国的衰落和分裂，这个豪门究竟要负多大的责任呢？

史书中的袁家事迹支离破碎，真伪参半，很难获取足够的信息。正如英国哲学家怀特海曾经说过的那样：“任何历史都是历史学家的历史，因为所有内容都是经过他筛选的。”作为书写历史的胜利者，曹魏及其继承者——西晋的统治者深知，如果将袁氏家族，特别是袁绍和袁术的真实故事公诸于众，将会对他们非常不利，必须炮制出大量的虚假史料。另外，作为担任过上百年宰相的世纪豪门，袁氏家族内部也确实隐藏着太多的奥秘。有关汉末及三国时代的史书无法取得像《史记》那样的成功，不能或不敢写清楚袁家的兴衰史，是最根本的原因。

古代中国人极为重视“名”与“字”，往往以此寄托家族的志向。譬如，刘备给年长的养子起名叫“封”，给年幼的嫡子起名叫“禅”，合为“封禅”。到泰山封禅乃是古代中国最隆重的仪式，只有统一天下的帝王可以举行。可见，刘备早有称帝的雄心大志。后来刘备杀了刘封改立刘禅，结果弄巧成拙，只剩下一个“禅”，反而生出“禅让帝位”之意。大臣谯周据此预言说，蜀汉政权必将亡于刘禅之手。

袁术的字“公路”貌似平凡，其实却比“封”和“禅”还要奇特得多。

就笔者所知，“公路”～词最早出自《诗经·魏风·汾沮洳》，与“公行”、“公族”并列，最初可能是官名，后来演化成对世袭贵族的代称。袁术取“公路”为字，无疑是在炫耀自己显赫的家庭背景，其志向甚至还不满足于此。

东汉时期，社会上广泛流传善“代汉者，当涂高”的神秘预言。“公路”与“当涂高”都可以被理解为“大路”的意思，可以互训，袁家意欲代汉自立的志向由此可见。袁术终生笃信这个预言，他晚年盘踞淮南，僭号称帝等许多行为均与“当涂高”有直接关系。

与“公路”相比，袁绍的字“本初”含意更含蓄，更复杂，也更敏感。

和世界上其他民族不同，古代中国人有一个独特而谨慎的文化传统一一避讳。按照这一传统，古人绝不直称尊长的“名”，也很少直称同辈的“名”。在社交场合，成年男子们通常互称对方的“字”。不仅如此，对于很多有特殊政治意义和社会意义的名词，尽管并没有法律禁止使用，古人在取“名”和“字”时仍要避而远之，以免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在被历代中国人严格遵守的“避讳”禁忌中，本朝帝王的年号是最特殊的一个。我们不会看到唐朝人的“名”或“字”会叫“贞观”或“开元”，也不会看到明朝人的“名”或“字”会叫“洪武”或“永乐”，更不会看到清朝人的“名”或“字”会叫“康熙”或“乾隆”，其中的原因不言自明。

不过，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什么事情都免不了例外：袁绍的字“本初”正是东汉质帝刘缵的年号！由于汉质帝即位当年就遇害，逾年便改元，导致“本初”只有一年，也就是本初元年(公元146年)。

和“本初”同样有趣的是：“绍”字乃继承家业或政权的意思，而且有特殊的含义。按《尔雅·释诂》的解释，“绍，继也”；按《逸周书·谥法解》的解释，“疏远继位日‘绍”’。可见，袁绍在继承家业之前，地位本来较为低下、疏远。就亲缘关系而言，袁绍还有嫡兄袁基、嫡弟袁术和许多宗法地位较高的亲戚，但袁家的领导权最后却落到袁绍手里，这也成为袁术后来痛恨袁绍的主要原因之一。

汉朝人取本朝皇帝的年号作“名”或“字”，属于忌讳的事情吗？

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先了解年号的历史。

在西汉之前，中国并无帝王年号，年号的正式设立始于汉武帝，他在公元前140年即位时定年号为“建元”，此后每六年改一次年号(即所谓“改元”)。因为是新生事物，所以西汉人并不避讳。汉朝人取“名”沿袭了先秦习惯，常用单字，取“字”常用“伯、仲、叔、季、孟、子、卿、公”等几个字。而皇帝的年号均用双字，又不会采用上述这些常用“字”，所以两者暂时相安无事。

东汉、魏晋时期，个人取“名”、“字”仍旧无需避讳本朝皇帝的年号。据《世说新语·排调》记载，司马师、司马昭、陈泰、钟毓等人在开玩笑时，还曾故意触犯对方父亲的名讳。据清朝学者周广业在《经史避名汇考》一书中的考证，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针对年号采取的避讳始自晋惠帝“永康”年间，当时吴兴郡的“永康县”被改名为“武康县”。

不过，联系到本初元年发生的众多突发事件，袁绍取“字”为“本初”，仍然显得那样突兀和奇异。难道他要借此纪念在本初元年发生的什么事吗？这些事件又会对袁绍的人生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对袁家的历史探索得越深，疑问越多。如果它们不能得到圆满的解答，东汉末年的历史肯定便不够完整。它们与当时的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潮流相互交织，形成了一张迷宫般的大网，掩盖着那段虽然久经专家学者与人民大众的讨论和研究，却仍然疑云密布的末世东汉——那个我们既熟悉、又陌生的皇朝。希望通过本书对有关袁绍及其时代的剖析，恢复他在前三国时代的历史地位，并引发读者更深入的思考。

笔者的朋友王晓明先生为本书制作了多幅精美的地图，在此表示由衷的感谢。

本书涉及大量疑难问题，笔者才疏学浅，谬误在所难免，欢迎各界读者指正①。

罗三洋

2008年3月

……历史学家的专业就是要从使人眼花缭乱的一大堆无关宏旨的细节之中抽绎出来这种品质。从埋藏着被涂了油的过去世代的热爱、希望和信仰的那引起古书中，历史学家在我们的心中唤起了各种图像、各种高远的努力和勇敢的希望的图像，尽管它们也有失败和死亡，却由于他的精心照料而依然存活着，任一切都被人忘却之前，历史学家在每一个相续的时代里都必须重新撰写人类生命的墓志铭。

——罗素

看过葛剑雄先生关于东汉党人的文章，还有黄仁宇的中国大历史，但对东汉年的这段历史一直不清楚，看了《梦断三国》才恍然有茅塞顿开之感。好文！先生继续努力！

——kapesky

党锢之祸，朋友，亲人，学生，老师互相揭发，社会混乱不堪，对东汉王朝的影响太大，这和清朝文字狱何其相似。

先生写得不错，期待下文……

——壹点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