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尔基是一个在黑暗中追求光明的作家，他在幼年就对事物特别敏感，关注人间的冷暖善恶。《童年》正是他儿童时代生活的写照。高尔基出身于俄国社会底层，3岁时随父母去了俄国南方的阿斯特拉罕，在那里染上了霍乱。他病愈后父亲又染上这种可怕的流行病，一病不起。高尔基幼年失怙，由外公和外婆养育成人，只上过两年学，11岁时便在社会上流浪谋生，凭着坚强的毅力读书自学，24岁时以高尔基为笔名（高尔基原姓彼什科夫）发表第一个短篇小说《马卡尔·楚德拉》。34岁被俄国科学院选为荣誉院士（因沙皇尼古拉二世干预未果）。

《童年》是高尔基自传三部曲之一。文中的“我”寄居外祖父家，在这个充满仇恨和浓厚的小市民习气的家庭中他感受了酸甜苦辣，作者通过他的视角展现了那个时代特定的历史风貌，反映了作家童年时代的艰难生活及对光明与真理的不懈追求，同时也展现了19世纪末俄国社会的广阔社会画卷。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一

狭小的房间里，光线很暗。父亲直挺挺地躺在窗下的地板上，蒙着白布，身子显得特别长。他的光脚露在外面，脚趾古怪地张开着；那双时常抚爱我的手一动不动地放在胸前，手指也是弯曲的；他那双时常乐呵呵的眼睛紧闭着，眼皮上盖着两枚圆圆的铜币；他那张和蔼的面孔变得乌黑，难看地龇着牙，看上去怪吓人的。

母亲半裸着身子，穿着一条红裙子，跪在父亲身旁，正在用那把小黑梳子给我父亲梳头，把父亲那长长的柔软的头发从前额梳到后脑勺。那把小黑梳子是我喜欢的东西，我常常用它锯西瓜皮。母亲给我父亲梳头的时候，嘴里不停地唠叨着，嗓音低沉、沙哑。她眼睛红肿，仿佛融化了似的，大滴大滴的泪水从她那双浅灰色的眼睛里流下来。

外婆拉着我的手。她长得胖乎乎的，大脑袋，大眼睛，鼻子上皮肉松弛，令人发笑。外婆身子软绵绵的，是个特别有意思的人。这时她穿着一身黑衣裳，也在哭，但她的哭跟我母亲不同，她总是伴随着我母亲哭，像唱歌似的，哭得很老练。她全身颤抖，使劲拉着我，要把我推到父亲身边去。我向后扭着身子，躲在外婆身后，不肯朝前去。我心里害怕，同时又感到难为情。

我还从来没见过大人哭。外婆一再对我说的话，我也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快去跟你爹爹告别，往后你就见不到他了，他死了，乖孩子，他不该死啊，他还不到年龄……？”

我刚刚大病初愈，才能下床走路。我清楚地记得，在我生病期间，父亲照料着我，他总是一副乐呵呵的样子。后来，他突然消失了，外婆接替父亲来照料我。我外婆是个很古怪的人。

“你是从哪儿走来的？”我问外婆。

外婆回答说：

“从上头来，从下面来，我不是走来的，是搭船来的！在水上可不能走路，傻瓜！”

她这话真可笑，简直让人莫名其妙。我家楼上住着一些留着大胡子并且染了头发的波斯人，楼下的地下室里住着一个黄脸皮的加尔梅克族老头，是个卖羊皮的小贩。在楼梯的栏杆上可以玩滑滑梯，要是不当心摔倒了，就翻着跟头滚下去，这一点我是再清楚不过了。这里哪儿来的水呢？全是糊弄人，前言不搭后语的，真叫人好笑。

“为什么说我是傻瓜？”

“因为你爱吵闹。”外婆说，她脸上也带着笑。

外婆说话语气亲切、快活，富有乐感。自从我第一天见到她，我们俩就成了好朋友，此刻，我多么希望她快点带我离开这间小屋啊。

母亲使我感到压抑。她的泪水，她的号哭，都使我感到新奇，使我惊恐不安。我第一次看见她今天这个样子。母亲平日神色很严厉，很少说话。她个子很高，牛高马大的，总是打扮得干净利索。母亲的身体很结实，一双强壮的大手有劲极了。可是现在，她似乎全身肿胀起来，头发蓬乱，衣衫不整，看上去令人难受，仿佛她的一切都乱了套。往日头发整整齐齐地盘在头上，像戴了一顶油光锃亮的大帽子，现在却披散在赤裸的肩头，滑落到脸上。她有一半头发编成一条辫子，不时摆来摆去，轻触着父亲那张沉睡的脸。我在房间里站着，站了好长时间，但母亲没有理睬我，甚至没有抬眼望我一下。她一直在给父亲梳头，不停地号哭，哽咽着，泣不成声。

几个穿黑衣服的乡下人和一名巡警站在门口朝屋里望了望，那巡警气呼呼地喊道：

“快点抬走！”

窗户上挂着一条深色的大披巾，代替了窗帘。披巾被风吹得鼓起来，恰如一张船帆。有一回，父亲带我乘小帆船游玩，忽然，响起一声霹雷。父亲笑了。他用双膝紧紧地夹住我，喊道：

“别怕，卢克，没事儿！”

这时，母亲忽然吃力地从地板上站起来，但立刻就坐下了，仰面躺下，头发披散在地板上。她那张惨白的脸变得铁青，两眼紧闭着，像父亲那样龇着牙，用吓人的声音说：

“快关上门……？把阿列克赛抱出去！”

外婆连忙把我推开，跑到门口，喊道：

“亲爱的街坊们，不要害怕，不要多管闲事，看在基督分上，快走开吧！这不是霍乱症，是女人临产。老爷子们，行行好吧！”

我躲在箱子后面黑暗的角落里，从这里看得见母亲躺在地板上，身子不停地弯曲着，哼哼呀呀地叫着，牙咬得吱吱响。外婆在她身边爬来爬去，不停地安慰她，那声音听起来既亲切又快活。

“为了圣父圣子！忍着点儿，瓦留莎……？圣母保佑……？”

我心里很害怕。母亲和外婆在地板上忙来忙去，就在父亲身边，有时碰着父亲的身子，又是呻吟，又是喊叫，可我父亲却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说不定还在笑呢。外婆和母亲在地板上折腾了好久，母亲不止一次地站起身来，然后又躺下去，外婆像一只柔软的大黑皮球似的，有时跑到门外去，不一会儿又跑进来。后来，黑暗中忽然传来婴儿的哭声。

“感谢上帝！”外婆说，“是个男孩！”

接着，外婆点燃了蜡烛。

我可能是在屋角里睡着了，后来的事我什么也不记得了。

留在我记忆中的第二个印象是，在一个阴雨天，荒凉的公墓的一个角落，我站在滑溜溜的黏土小丘上，望着墓穴。这时，父亲的棺材已经放进墓穴里，墓穴底部有积水，还有几只青蛙。有两只青蛙已爬到米黄色的棺材盖上。

在父亲墓前，除我以外，还有外婆以及浑身被雨淋湿的巡警和两个乡下人。那两个乡下人满脸怒气，手里拿着铁锹。暖融融的细雨像细小的珍珠似的洒落在大家身上。

“开始封土吧。”巡警朝一旁走开，说。

外婆用头巾下角捂着脸哭起来。那两个乡下人躬下身子，急急忙忙地给墓穴封土，墓穴里的积水给土块打得啪啪作响。爬在棺材盖上的青蛙急忙跳下来，刚要往穴壁上爬，马上就被土块打落到墓穴底部去了。

“你离远一点儿，廖尼亚。”外婆揪住我的肩膀，对我说。我挣脱了她的手，我不愿离开这里。

“真是拿你没办法，上帝啊。”不知外婆在埋怨我，还是埋怨上帝。她久久地站在那里，低垂着头，沉默不语。墓穴填平了，她依旧站在那里。

那两个乡下人用铁锹重重地拍打着坟墓上的泥土。忽然起风了，细雨旋即随风而去。外婆拉着我的手，领我来到远处的一座教堂前，这里有许多深色的十字架。

“你怎么不哭啊？”她领我走出墓地的围墙，问道，“你应该哭啊！”

“我哭不出来。”我答道。

“哼，哭不出来，这样可不好。”外婆轻声对我说。

这种事说来令人奇怪，我很少哭，只有受了委屈我才哭，因为怕疼我是从来不哭的。我哭鼻子的时候，父亲总是嘲笑我，而我母亲却大喊：

“不许哭！”

后来，我们乘坐一辆轻便马车行驶在宽阔而泥泞的街道上，街道两旁的房屋是暗红色的。这时我问外婆：

“那些青蛙能爬出来吗？”

。

“不，爬不出来，”外婆回答，“愿上帝保佑它们！”

不论是父亲，还是母亲，都不曾像外婆这样言必称上帝，仿佛上帝是她的亲戚。

几天以后，我便同外婆和母亲一起，搭上了轮船。我们坐在狭小的船舱里，刚出生不久的弟弟马克西姆死了，躺在船舱一角的小桌上，身上裹着白布，外面扎着红带子。

我趴在包袱和箱子上，从轮船的小窗朝外望着，小窗圆圆鼓鼓的，活像是马的眼睛。湿漉漉的窗玻璃外面，浑浊的河水翻着泡沫，哗哗流去。有时河水翻起浪花，朝窗玻璃扑来。这时我不由自主地朝后躲，跳到地板上。

“别怕！”外婆对我说，她用柔和的双手轻轻举起我的身子，又把我放回到包袱上。

河面上升起潮湿的大雾，灰蒙蒙的。远方偶尔呈现出黑黝黝的土地，不一会儿又消失在浓雾和河水里了。四周的一切在颤动，唯有母亲纹丝不动。她把两手放在脑后，身子倚着舱壁，坚定地站着。她的脸色暗淡，呈铁青色，两眼紧闭着。她一直沉默不语，仿佛变成了另一个人，一个陌生人。我觉得，连她身上的衣服都令人觉得眼生。

外婆多次轻声劝她：

“瓦丽你吃点东西吧，多少吃点，好吗？”

我母亲一声不吭，也没有动弹。

外婆跟我说话时像说悄悄话，同我母亲说话声音高一些，但总是赔着小心，怯生生的，而且话很少。我觉得，她是害怕我母亲。明白了这一点之后，我对外婆更亲近了。

“是萨拉托夫。”我母亲突然气呼呼地高声说，“那个水手哪儿去了？”

瞧，她连说话也是古怪的，让人摸不着头脑。萨拉托夫？水手？

一个体格宽大、头发花白的男人走进来，他穿一身蓝色衣服，手里拿着一只小木匣子。外婆接过木匣，把弟弟的尸体放进木匣里，放好之后，她便伸开双臂，托着小木匣，小心翼翼地朝舱门走去。但外婆身体太胖了，只有侧着身子才能通过狭小的舱门。她在舱门口踟蹰不前，样子十分可笑。

“哎呀，妈妈！”我母亲喊了一声，从外婆手里抢过木匣，接着她们俩都不见了。我只好留在船舱里，仔细端详眼前这位穿蓝衣服的人。

“怎么，小弟弟死了？”他朝我俯下身来，问道。

“你是谁？”

“水手。”

“那萨拉托夫是谁？”

“萨拉托夫是城市的名字。你朝窗外瞧瞧，就是这个城市！”

窗外的大地在浮动。地面上雾气腾腾，有一些悬崖峭壁，看上去黑乎乎的，活像一大块刚刚切下来的面包。

“我外婆哪儿去了？”

“去安葬外孙了。”

“要把他埋在地下？”

“当然啦，埋在地下。”

我对水手说，安葬我父亲的时候，有几只活青蛙给埋在墓穴里。水手把我抱起来，紧紧地把我搂在胸前，亲了亲我。

“唉，老弟，你现在什么也不懂！”水手说，“青蛙没什么好可怜的，有上帝保佑它们呢！你该可怜母亲才是。你看她多痛苦啊，给折磨得不成样子啦！”

汽笛在我们头顶上尖叫起来。我事先已经知道这是轮船，所以听见汽笛声并不害怕，但是那水手却急忙把我放在地板上，转身向外跑去，只说了一句：  “得快点跑。”

这时，我也想往外跑。我来到舱门外面。狭窄的过道里光线很暗，连个人影也没有。距离舱门不远的地方，镶在阶梯踏板上的铜片闪闪发光。我向上方望去，只见人们都背着行李，提着包楸。显而易见，乘客们正在下船。这么说，看来我也该下船啦。

然而，当我跟随一群男人走过去，来到船舷上的踏板跟前的时候，人们都冲我喊叫起来：

“这是谁的孩子？你是谁的孩子？”

“我不知道。”

这时，人们对我推推搡搡，拉拉扯扯，盘问了好长时间。最后，那位花白头发的水手终于来了，他把我抱起来，对大家解释说：

“他是从阿斯特拉罕来的，他自己从船舱里跑出来的……？”

他飞快地把我送回船舱，让我坐在包袱上，临走时他伸出一个指头威吓我：

“当心我揍你！”P1－9

在我国读者所熟悉的外国作家群里，再没有比高尔基的名字更响亮、更亲切的了。几乎每个中学生都读过他的作品，有数不清的作家、诗人、革命家在幼年受了他的启蒙，读着他的作品走进文学的幻想，或走上追求真理和光明的道路。就一个作家在国外的影响而言，高尔基是一个奇迹。大约在1907年，他的小说《忧患余生》（俄文原名是《该隐和阿尔乔姆》）初次译成中文在中国发表，此后的数十年间，他的作品不断译介到中国。早在1946年6月，著名作家茅盾就说过：“高尔基对于中国文坛影响之大，只要举出一点就可以明白，外国作家的作品译成中文，其数量之多，且往往一书有两三种的译本，没有第二人是超过了高尔基的。”新中国成立后，高尔基的读者就更多了。

高尔基和中国的关系也极密切。八国联军侵略北京时，他曾打算作为记者来中国，要从侵略者身上“剥下文明的假面具”。辛亥革命后，高尔基曾致信孙中山，信中说：“我们，俄国人，希望争取到你们已经取得的成就。我们在精神上是兄弟，在志向上是同志。”1931年“九一八”事变和1932年1月日军侵略上海之后，高尔基在3月2日的前苏联《消息报》上发表《响应孙逸仙夫人的呼吁》（宋庆龄就日本侵华向世界进步人士发出呼吁），表达了他对中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高尔基病逝于1936年6月，可惜他没有见到中国人民的胜利和崛起于东方的新中国。

高尔基是一个在黑暗中追求光明的作家，他在幼年就对事物特别敏感，关注人间的冷暖善恶。《童年》正是他儿童时代生活的写照。高尔基出身于俄国社会底层，3岁时随父母去了俄国南方的阿斯特拉罕，在那里染上了霍乱。他病愈后父亲又染上这种可怕的流行病，一病不起。高尔基幼年失怙，由外公和外婆养育成人，只上过两年学，11岁时便在社会上流浪谋生，凭着坚强的毅力读书自学，24岁时以高尔基为笔名（高尔基原姓彼什科夫）发表第一个短篇小说《马卡尔·楚德拉》。34岁被俄国科学院选为荣誉院士（因沙皇尼古拉二世干预未果）。

高尔基写作《童年》时45岁（1913年），这时他已是著作等身、闻名全欧洲的大作家。《童年》虽不是他的主要作品，却是他写得最投入、最富有魅力的作品之一。《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和高尔基的名字一起传遍了世界上所有的读书人家，尤其受到青少年的珍爱。1933年5月，邹韬奋根据《童年》等三部曲和其他材料编译了高尔基的传记。鲁迅曾称赞这部书“是给中国青年的很好的赠品”。当年8月，鲁迅收到广西桂林市第三高级中学董永舒老师的信，他回答了这位青年教师关于创作的问题，并寄去一本高尔基的传记。

《童年》在中国早有译本流传。这个新译本于1995年翻译出版，至今已印行20多万册。此次再版之际，感谢出版社对译者和译本的重视。相信高尔基和他的《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会成为中国青少年永远的知心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