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若虹博士在复旦、牛津和哈佛大学分别攻读哲学、人类学及历史，广泛涉猎人文学和社会科学，对亚欧美的高等教育有亲身的体验。这本书结合感受、观察、分析和评论，向读者道出了高等教育的宗旨和目的。在阐述牛津和哈佛这类名校严谨的培训制度和优越的学术环境的同时，作者也指出了当今世界各地高等院校的通病和共同面临的困境。本书不仅能使读者切身感受到海外求学的细节和经历，而且还会引发他们对高教领域内诸多遭受忽略、但又无法回避的问题的思考。

近年来，与世界名校相关的书籍确实出了不少，但是本书与众不同的是作者从她在牛津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亲身经历出发，结合高等教育的经典理论，向读者道出了高等教育的宗旨和目的。在阐述牛津和哈佛这类名校严谨的培训制度和优越的学术环境的同时，作者也指出了当今世界各地高等院校的通病和共同面临的困境。本书不仅能使读者切身感受到海外求学的细节和经历，而且还会引发他们对高教领域内诸多遭受忽略、但又无法回避的问题的思考。

引子 飞往英伦

第一部分 留学牛津

 第一章 悠久的历史：1249年

 第二章 牛津城和大学：城中有大学，大学中有城市

 第三章 大学和学院：学院制

 第四章 导师制：一对一授课

 第五章 考试制：身披黑长袍的历练

 第八章 纽曼的大学：人文理念

第二部分 哈佛求索

 第一章 哈佛的门槛：求贤若渴

 第二章 在哈佛修课：多元的选择

 第三章 博士生的关口：大考

 第四章 助教：通向教职的桥梁

 第五章 毕业典礼：大功告成

 第六章 博士的出路：山外有山

 第七章 一流的研究型高校：教授的大学

后记

阿伦博士给我开的第一次个人授课的讨论主题是“人类学家从事研究应该从哪些方面着手”(what are the ways in which anthropologists Lrodertake their research)？他要求我仔细阅读的是人类学的鼻祖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和拉狄克拉夫·布朗(Alfred Reginald RadcliffeBrown)的经典著作。

第一次授课时，阿伦博士倒是事先为我写好了阅读书目和短文的主题，但是，随着课程的继续，我渐渐熟悉了个别授课的要点和规则，于是他往往会脱口而出三五本书的书名和作者，还有下一次的论文主题，时常让我应接不暇。光是准确无误地记下讨论的主题对我都是一种挑战。不过，经过几个星期的适应和训练，我开始习惯了这种全新的授课方式。

牛津大学是人类学的发源地。从这一点来讲，我来牛津攻读人类学，可真是来对了地方。埃德蒙·泰勒(Edmund Burnett Tylor)、马林诺夫斯基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岛上的田野考察开创了人类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即参与观察的田野考察法；而拉狄克拉夫·布朗对社会结构的分析则奠定了人类学功能主义学派的理论基石。虽然马林诺夫斯基在土著人中生活时写下的日记的出版，给人类学家田野考察的意义和方法取径带来巨大的挑战，而拉狄克拉夫·布朗的功能主义的理论剖析也无法解释社会变迁的来龙去脉，但是他们为这一新颖的学科建立了研究方法和理论构架，使社会人类学超越了民族学仅是散乱的记事而缺乏深入分析的特征，摆脱了社会进化论的禁锢，给这一学科开辟了天地，为这一学科的发展开拓了广阔的前景。刚入门，阿伦博士就引导我去啃这些大师的经典著作，可见他为我求得学科切人点的一番良苦用心。

随着学期的深入和学习内容的加深，我们开始讨论婚姻，谈论不同文化对婚姻的理解和实践，而这是人类学中最为重要的议题之一。阿伦博士是迪克海姆(Emile Durkheim)和毛斯(Marcel Mauss)的忠实的崇拜者和追随者，结构主义在他的理论体系里根深蒂固，所以针对“婚姻”这一看似简单的概念，我需要阅读不同的人类学经典，进而对这一人类社会最为基本的结构和概念提出自己的看法。十几年后的今天，无疑，讨论这一经典的人类学主题又会有全新的向度。

在阅读与人类学各类中心议题有关的经典著作的同时，我还通过对同一社会的结构的不同理解来通览社会人类学思潮的发展史，尤其是从马林诺夫斯基到毛斯，即从功能主义到结构主义理论发展的历史。对此，阿伦教授让我在着重阅读这两位大师的经典著作时，思考如下问题：在哪些方面，马塞尔·毛斯的《论礼物》一文能使我们对马林诺夫斯基研究的西太平洋特洛布莱恩德岛上的社会有更深入的理解？

每一次上课都是一次折磨，一番挣扎，都是对自己自信心的极度冲击和挑战。每次个人授课结束时，导师会脱口说出书名和作者，还有下一周的论文主题，我匆忙记下。离开阿伦博士的办公室时，我都长长地松一口气，眼前又有整整一个星期属于自己的光明的日子。

和阿伦博士告辞之后就去研究所的图书馆，把下一周的论题和书单整理出来，设法不要把阅读的书目和短文的议题记错。随后，在图书馆查询书籍，如果研究所内没有的话，那么可以到皮特·瑞佛斯博物馆的巴佛尔图书馆去找，或是到东方学研究所(the Oriental Institute)的图书馆、社会科学图书馆(Social Science Library)去找。

借到书后，我就默默地扛着书，回到圣安东尼学院的住处，关起门，开始读起来。稍稍轻松之余，心里还夹杂着对下周要读的著作的好奇，并对下次见阿伦博士、接受个人授课还滋生着一点点上进的希望。

对一个外国学生，尤其是来自亚洲的学生来说，这种导师制带来的是一股巨大无比的压力，且不说专业基础，仅仅是在英文的听、读、写和表达能力本身，就是一个莫大的挑战。在国外求学时，常听说西方的突飞猛进的教学方法和我们东方传统的循序渐进的教学差异。每当谈到西方的教学方法时，人们惯用的一个说法就是所谓的“游泳规则”(The Rule of Sink or Swim)：学生如同一个不知水性的人，老师把他推人大海，让学生自己扑腾。结果自然有两种，要不沉溺，要不就是拼命扑腾而终能熟悉水性。

日子竟然也就这么过来了，一日又一日，一个月又一个月。一次次的个人授课排山倒海般冲击着原有的自信，每每觉得自己不行，稍有松动，整个身体似乎马上从悬崖边滑落。我只能在摸索中慢慢行进，在体验中寻回彻底失落的自信。除了睡觉、吃饭和每周一次的购物，其余的时间都花在阅读上，全力准备下一次和导师见面。每星期如此，一年下来，确实精读了不少经典著作。现在写来似乎平淡无奇，但是，当时每周一篇论文和一对一的讨论课的压力之大，足以把我的精神压垮。

牛津求学的第一年，像是一段漫无边际的旅程，不管怎么使劲都不着边际。虽然行程漫长，可在我的记忆中却多是空白，似乎没有任何切实的内容，也没有什么闪光点。只是自己把所有的不快都压抑到内心深处，只是希望，通过努力而进人人类学之门。

这种磨练的情境似乎和早年留学剑桥的徐志摩、留学牛津的林语堂笔下的求学情境形成太大的反差。这种学制的收益以高效率的教学体制为基础，学生要么突飞猛进，要么浅尝辄止，半途而废，诸如此类的例子比比皆是。难怪说到牛津大学的教学时，林语堂曾写到：

(在牛津)除了看书、吸烟、写文章以外，他们(指牛津大学的教师)对世人是不负任何义务的。学生愿意躲懒的，尽管躲懒，也可毕业，愿意用功的人，也可以用功，有书可看，有学者可朝夕磋磨，有他们所私淑的导师每星期一次向他聊天谈学——这便是牛津的大学教育。

林语堂笔下20年代牛津的读书场景随意、潇洒，但是我的感受却完全不同。对我来讲，能坚持下来，完成每周应该完成的阅读计划，顺利度过每次一对一的授课，可不是随意、潇洒可以描述的。

“牛津的学生被导师的烟枪熏出真学问来”的说法，最早出自加拿大幽默大师斯蒂文·里亚科可(Stephen Leacock)。他著的有关牛津学制的短文，广为流传。和里亚科可同龄的，而且亲身体会过剑桥的学生生活的徐志摩和上过牛津的林语堂都曾引用里亚科可的这一烟枪熏出学问的说法，近年来出版的有关牛津大学教学制度的书中都屡屡提及。

人们津津乐道的烟嘴喷出的浓烟迎面而来的经历我根本没有过，因为阿伦博士从不抽烟。人类学研究所里，约翰·戴维斯(John Davis)博士担任研究所主任，他是所内唯一一位教授，总是用烟斗抽烟。显然，在牛津受熏陶的不一定只有烟枪，那里授课制度、经院的氛围和悠久的传统早已铸成一处“大染缸”，身入其境，必受熏染。

社会和文化人类学研究所要求每个攻读硕士学位的学生在第一年的第三学期要选定一个特定的区域来集中学习。我们研究所里的导师专攻的区域有非洲、印度、东南亚、中东，不能不说，英国的人类学依然带有深重的殖民时代的遗风。虽然当时对印度和南亚地区并没有特别的兴趣，但是受导师的影响——通常学生总要选修导师的研究领域——于是思考再三，我选了南亚作为第二年专攻的方向。这就是我后来从事藏学研究的缘起。

P42-45

2004年秋天，我的朋友王金林从复旦大学来美国伊利诺斯大学香槟一奥巴玛分校做访问学者。金林是我先生和我原来在复旦大学哲学系硕士班的同学。劳动节的周末，他从芝加哥来波士顿看望我们。阔别已有八年，于是我们特意请了假，去机场接他。

时过境迁，但是在我家的客厅坐下聊天，仿佛又回到当年在复旦南区一边吃水煮白面，一边着迷于世界杯足球赛之时。不知不觉地，我们就聊起了我该写书谈自己求学经历的想法。金林说话素来充满揶谕、幽默之味，可此时他却越说越激动，似乎我的书即将脱稿。从那以后，写书的念头就一直驱之不散。于是工作之余，我就断断续续写成了此书。

这部书稿是我在哈佛燕京学社工作之余零敲碎打写成的。虽然见缝插针，细细回顾自己求学经历的同时，也读了不少和高等教育、中外教育史相关的文章和论著。好多细节可以增添，好多方面的论述尚待深入，但是时间有限，而又实在不愿把书稿一拖再拖，于是以现在的模样出现在读者面前，由大家来评介。

不管如何，一直断断续续地想着、写着、读着多年萦绕在脑子里的一些念头，毕竟是一种不轻的精神负担。现在终于完成这部书稿，一下子感到身心轻松，似乎是交卸了一桩拖欠了许久的债务。一则对自己有一交代，再是对不少好心师友的鼓励的一个书面答复。

需要对读者坦白的是，本书叙述的不是什么出国留学的壮举或辉煌的成就，更无意树立榜样。不可否认，在牛津大学和哈佛大学求学的经历使我有机会接受了最好的高等教育，受到了严谨学风的熏陶，大开了眼界和视域。即便如此，在这里，我仅仅想叙述自己作为一位普通学子，九十年代在英美求学多年的经历。其中不想夹杂太多的价值判断，只是平铺直叙，尽量能真切而平实地展示自己切身的感受和思考。如果能给读者，尤其是年轻的读者，带来点滴的启迪和思索，能给在校的大学生在“充满希望的启航”之时带来一点参照的亮光，为走出求学的误区引发一点启示，那就是笔者莫大的荣幸和快乐。

纽曼的大学的人文理念和哈佛体现的教授即大学的事实能给我们带来诸多的启迪。但我们不能全盘搬用名校的模型，更不能迷信牛津和哈佛的做法是唯一正确的。

徐志摩在一篇题为《吸烟与文化》的短文中由牛津的导师制引出他对20世纪20年代中国教育体制的感慨。他说：“……年来交通便利了，各式各种日新月异的教育原理、教育新制翩翩地从各方向的外洋飞到中华，那还容得厨房老过四百年墙壁上爬满骚胡髭一类藤萝的老书院一起来上讲坛？”同时，他意识到：

少数有见地的人，再也看不过国内高等教育的混沌现象，想跳开了蹂烂的道儿，回头另寻新路走去。向外望去，现成有牛津康桥青藤缭绕的学院招着你微笑；回头望去，五老峰下飞泉声中白鹿洞一类的书院瞅着你惆怅。这浪漫的思乡病跟着现代教育丑化的程度在少数人的心中一天深似一天，这机械性的教育够腻烦了，我们说。我们也要几间满沿着爬山虎的高雪克屋子来安息[间]我们的灵性，我们说。我们也要一个绝对闲暇的环境好容我们的心智自由的发展去，我们说。

徐志摩的这篇短文写于1926年，虽然和现在时隔整整80年，但是似乎中国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现状没有多少改动。经过种种政治变迁和教育改革，中、西的教育理念和制度的冲击依然如故，一浪高似一浪。中国教育界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会，走出现在的困境，摆脱多方的纠缠尚需时曰。但是，我们具有重教育的大众根基和传统，相信一定能摆脱困境，走上正轨。

通过自己对高等教育的亲身感受而写下来的经历，并不是用以自我炫耀，而是想说明，我能上世界名校，年轻的读者同样能上；更何况，在名校选人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根据自己的意向来做出自己的选择。只有这样，才不会去回顾那条未选之路。只有这样，教育才真正敞开了人生之路。

在此，我要感谢诸多师友一路上的帮助和鼓励。首先要感谢牛津和哈佛各位师长多年的提携和培养。虽然本书并没写复旦，但是复旦是我真正的母校，给我打开了通向世界的门窗。这三所高校给了我勇气，教我不能怀疑自己，并赋予我坚实的根基，从而能踏踏实实地走着自己的路。一路上，所有的一切都深深地带着三所母校的印记。

我怎能忘记阿里斯博士！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英国牛津的圣吉尔斯大街，当时他正忙着赶往仰光去见太太昂姗素姬女士。我离开牛津、前往波士顿前，未得见他一面，而只是把一束鲜花和致谢的卡片放在他家淡灰色的门边。在牛津，当我面临毕业的困顿之时，阿里斯博士给我开辟了一片崭新的天地和广阔的世界。1999年，阿里斯博士不幸病逝牛津。不久，牛津大学在沃夫森学院(Wolfson College)成立了以阿里斯博士的名字命名的喜玛拉雅和藏学研究中心。

阿里斯教授离世已有九年了，素姬女士依然在仰光过着软禁的生活。我时时关注着缅甸动荡的政治局势。为书稿做润色时，缅甸的政局非常紧张，成千上万的僧人正上街示威，反对军政府的独裁统治。我能做的只是为缅甸的善男信女们和素姬女士的安全祈祷。我祷素姬女士总有一天会得到自由，愿阿里斯博士在九泉之下能瞑目安心。

再者，我要感谢哈佛大学东亚系和哈佛燕京学社社长杜维明教授。在哈佛燕京学社和杜教授共事多年，他对人文学的关注和洞见时时给我启迪。书中诸多想法深深得益于杜教授有关高等教育和人文学发展的讨论和引导。我还要感谢很多朋友不懈的帮助和鼓励。这些发自内心的激励使我鼓起勇气，静下心来完成这部书稿。我还要感谢大哥赵慧韬，百忙中仔仔细细地阅读本书的初稿，提出很多中肯而又宝贵的意见。中国人民大学的干春松教授也曾在百忙中通读初稿，提出很多中肯的建议。对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朱杰人先生的谢意，实在难以言表。在哈佛，和他初次见面，刚刚谈起我的写书计划，他就一口答应出版。每次去上海谈书稿，他不由分说即让司机来机场接我。同时，还要感谢出版社的龚海燕女士，极有效率地就书稿达成具体的合作计划。还有本书的责任编辑刘荣飞先生，耐心、细致地阅读、校对书稿，使我得以纠正原稿的错误。没有他的帮忙，这一书稿实在难以这么快得以出版。如同任何一件事或一项工程，一本书成稿由好多因素促成，其中万万离不开缘起。没有缘份，何以成书？

我当然还要感谢我的丈夫明韬，自始至终催促、协助我完成这份书稿。不仅时时提出最为尖锐的批评和修改的意见，而且我的初稿完成以后，他挑灯夜战，把书稿从头到尾通读、修改。我九岁的女儿依濛还建议本书要出个英文版。

最后，我要以两段话来和致力于高等教育大业的同仁分享：

“受教育者”这一概念是一种机构，而不是一种理想。教育表达着社会的意念，塑造着社会的框架，预示着社会的发展方向。一个社会如何定义“受教育者”这一概念既可以被视为是框架，又当作窗户。借此，我们应当能发现，对这一概念传统的理解和探求确实造就了我们。

对许多人来讲，四年大学是我们仅有的能自由自在地探求人类一些最根本的问题的一段时间。可对人生意义的寻求和探索是永无止境的，这种寻求和探索总是予以现有的观念以不断的解析、不断的阻碍以及不断的重新定义。我们总在探寻，总是不能满足业已得到的一切。一个问题的答案的求得总是引发另一新的问题。不管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还是人文科学，这都是求知的真谛所在。正是这求知的真谛，构成了大学的精髓。

李若虹博士在复旦、牛津和哈佛大学分别攻读哲学、人类学及历史，广泛涉猎人文学和社会科学，对亚欧美的高等教育有亲身的体验。这本书结合感受、观察、分析和评论，针对大学理念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在品题教育界人物、描述学府现象和反思人文学价值方向，既有体悟，也有洞见。

哈佛大学教授、哈佛燕京学社社长 杜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