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8月的一天，人们在北京的太平湖发现了一个老者的尸体。他被静静地打捞上来，并在当天火化，然而他的名字却没有随同那疲惫瘦弱的身体一起消失。相反，许多年以后，每逢这位老人的诞辰纪念日，人们都要将不朽的光环献给他。他的谜一样的“非正常死亡”，早已在不经意间成为历史传说的一部分。为什么这个曾用笔创造了无数鲜活生命，又给无数生命带来愉快的老人会孤独地结束自己的生命？本书就是答案！

人们以前所了解的“老舍之死”，有些是否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成了按照高度程式化的形式，用固定的“特性形容词”编纂成的另一种形式的“荷马史诗”，或“关于过去的一副拼图”，里面保存了多少的“历史的真实”？

本书作者10多年来先后采访了40余位作家、学者和老舍亲属，与他们就老舍之死这一话题做了比较深入、细致的调查、分析和评说，其中有些材料是首次披露，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胡絜青：周总理跺着脚说:“把老舍先生弄到这步田地，叫我怎么向国际社会交待啊！”

舒乙：他的死是绝对必然。我特别可怜我父亲，他这么一个人，最后的下场是这样，实在让人无法接受。

 我有一种压抑不住的悲伤草

 明曾来我家道歉

 历史怎么可以这么玩弄！

杨沫：这8月23日的一日一夜，将“永载史册”

王松声：我亲耳听到老舍问我:“松声，这怎么回事？”

葛献挺：他没死在孔庙，是我下令把他赶快提前送回来的

端木蕻良：老舍之死是“文革”中一个悲哀的插曲

曹菲亚：老舍当时为什么不躲开，现在也觉得是个谜

草明：自杀的好多，不过是他有名气

林斤澜：老舍对政治完全外行，对制度的思考并不多

浩然：老舍打了红卫兵，是反革命，把他抓起来

柯兴：整个“文革”期间，我从未戴过什么红卫兵、造反派的袖标。我也压根儿就不是造反派！

马联玉：这是“文革”中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我当时非常恐慌

宋海波：谁叫来的红卫兵，至今是个谜

萧军：《致祭老舍(舒舍予)归来偶成二律并叙》

萧耘：我认为“8·23”事件是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

张启润：对于老舍之死，我无愧于心

马希桂：我真怕把老舍“五马分尸”了！

李牲：没有人把老舍当作主要攻击对象

周述曾：1960年市委的文化部曾经要批判老舍

田兰：“文革”这样的事情，是登峰造极的极左

陈天戈：我们始终跪在火堆边，前后有六个小时

黎丁：讲起“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他是很兴奋的样子，很激动

盛占利：一般死人是横着漂的，我看见老舍是立着漂的。好像脚底坠了东西

侯文正：关于老舍之死，我一直蒙受着不白之冤

郝希如：是我打捞老舍尸体，并处理的现场

韩文元：是我和郝希如一起把老舍打捞上来的

“她”：女八中的红卫兵是我带队去的文联。自始至终，我没有打过老舍一下

白鹤群：有人说是他捞的老舍尸体，我说是我捞的

张芳禄：老舍用红砖在太平湖北岸的乒乓球台子上写满了字

朱军：老舍尸体是我捞的！

冰心：我总觉得他一定会跳水死

于是之等：老舍投湖是他本身灵魂的升华

曹禺：老舍先生不是自尽，是逼死的呀！

从维熙：自杀需要勇气，自杀是另外一种勇敢，老舍先生就是这样

萧乾：被逼得自尽的，与他杀有何区别！

王火：他是用死来表白并抗议

施蛰存：为了迎合政治的需要改作品，就去掉了一个作家的身份

柯灵：老舍先生的死可以看作是一个作家人格的体现

黄裳：老舍解放后一直是一帆风顺

叶辛：老舍之死不仅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祖国和人民的悲剧

王元化：假设老舍活到今天，他会对自己一生有—个非常清醒的认识

苏叔阳：他热爱的文化被摧毁了，还不准讲理，只有死了

赵大年：老舍和周恩来断了线，他不理解了

张锲：老舍的死是宁死不屈

丁东：老舍这人，一辈子没受过屈辱，怎能忍受“文革”这样的屈辱

刑小群：这件事对中国教育的反思太有意义了

梅志：胡风说，“像老舍这样的人他们都容不下！”

杨义：自杀是一种抗议，沉默地活下来也是一种抗议

邵燕祥：最后他彻底绝望时，只能选择这条路

王蒙：老舍一辈子没受过这样的侮辱，他无法咽下这口气

严家炎：老舍之死我认为激愤是主要的，悲观绝望也有些

邓友梅：连老舍都这样了，除去紧跟江青的人，文化界留不下什么人

钱理群：“焚书坑儒”把老舍逼到绝路上去了

季羡林：老舍的人格是站得住的，要不，也不会去投太平湖

余秋雨：老舍之死和他天真、纯净的思维有关

附录一：老舍最后的两天(舒乙)

附录二：死的呼唤(舒乙)

附录三：再谈老舍之死(舒乙)

附录四：最后的粮票(舒乙)

附录五：情似根(舒乙)

附录六：浩然在说谎——舒乙访谈录

附录七：打屁股(端木蕻良)

附录八：“红八月”的“8·23”(林斤澜)

附录九：杀动物不是杀人呀(何长生、谭淑玉夫妇)

附录十：在杀动物这件事上我妹妹他们其实是被冤死的(金业勤)

附录十一：金志勤、高孔锵的遗书

附录十二：“文革”中萧军致中共中央有关领导信件(摘录)——1967年1月29日

附录十三：“文革”中“专政组”指令萧军写出的《我的再一次检查和自我批判》(摘录)——1972年6月16日

附录十四：关于侯文正同志“文革”初期在北京市文化局有关问题查证情况的报告

附录十五：关于“文革”初期我在北京市文联的一些情况(侯文正)

附录十六：我的几点申辩(侯文正)

附录十七：我的申辩信(侯文正)

附录十八：有关回忆文章的比较研究(侯文正)

附录十九：我的一些想法(侯文正)

附录二十：谁为老舍收尸已不重要(傅光明)

后记：重构过去的记忆(傅光明郑实)

胡絜青：周总理跺着脚说：“把老舍先生弄到这步田地，叫我怎么向国际社会交待啊！”

傅光明：您记得老舍先生当时是以一种什么心情来参加“文化大革命”的？

胡絜青：老舍觉得“文化大革命”是沾着“文化”两字。最先的时候一直也没有找他，然后在对过儿——全国文联，他打了两次电话，人家都没给他回信。到后来他就给北京文联打。文联那时已经进入解放军，知道解放军吗？解放军那时候就是一种误会，“啊，你出来了，我们欢迎你”。这样呢，第二天来车接他，就去了。去了之后，正斗萧军，没完没了地斗萧军，他就在旁边听着，听回来我就问，这是斗什么？他跟我说，不是按照文艺，竟说他家里头的婚姻事务、爱情，唉呀，没完没了，都是小事情。天又特热，后来解放军就说：你呀，改天来听，下午他们都要写大字报，你也甭写，就回去得了。没想到回来之后呢，自己吐血，吐了一痰桶血，我就害怕了，就直接给送到北京医院去了。我去看他，他问我现在怎么样了，我说形势越来越扩大，把“四条汉子”已经揪出来了，让他们穿上大坎肩儿，上头呢是白字。老舍听见就一直皱着眉头，没等着我让他回来，大夫也没答应他回来，他自己就在7月31日回来了，他说在这期间正开国务会议，国务会议时还是要去。

傅光明：老舍先生回家以后，跟您说过些什么吗？

胡絜青：说为什么写话剧呢？因为不管认识字不认识字，对新社会、新事物，他一目了然，完全立体地看。所以就拼命来写现在的东西，我想我没有什么问题。因为那时候已经知道了，在清河已经把学校的教授和中央直系的700多人拉到清河，没有老舍。在北京饭店圈着五六百人，也没有老舍。老舍说没有我，我也有必要参加，完了之后，我知道“文化大革命”怎么回事，我好写。后来，他也没听我的话，二十几号他又去了，正赶上文联有坏分子挑拨说，把牛鬼蛇神都戴上牌子，上国子监去烧戏行头。因为他是算陪绑的，他在紧后面这一排，前一排是戏剧武把子这一班，正在后院住，他们整个出来，就拿十八般武器呀，把人打了，紧后头一个女孩拿了一把宝剑在后面，把老舍脑袋劈了，就流血了。之后，还要继续带到文联去，牛鬼蛇神都得斗。到了中午，他已经回不来了，就打电话告诉我，现在还有事情没完，不能回来吃饭了。到了晚上，说要继续开会，我不能回来了。等到夜里11点多钟，一个不认识的人给我打电话，说你尽快来吧，把老舍接回去。我问去哪接？上西单牌楼。他也不说西单牌楼在哪儿。

我一看情形非常不好，公共汽车也没有了，无轨电车也没有了，我就顺着王府井大街一直走，碰着一辆三轮车，蹬车的是个老先生，我跟他说，现在有一个老先生在西城开会，没有车，回不来了，我去接他。他很瘦，你的车上可以坐两个人，我搂着他就能回来。老头同意了，可我怎么找也找不着老舍。后来去了派出所，红卫兵还把得挺严的，但派出所民警好多都认识我，因为我以前做过陪审员。他们说，您先等一等，我们先打电话给文联。等到一点多钟以后了，才说可以回来了。

我始终就没见着老舍在哪儿。我就坐在一进门的一个长凳子上，里面有个小套间，然后他们就说，您可以把老舍接回去了。我进去之后，看见老舍在一个空桌子上拄着脑袋，头上用白绸子蒙着，全是血。见着我，我说，我来接你。他就使劲攥着我手。我就搀着他出来。我坐在三轮车上头，让他坐在下头。我搂着他，才回去的。

回去之后，我就怕出意外，他的卧室和书房是一个套间，我把剪子、小裁纸刀什么的都拿开。老舍说，你睡你的，我该休息了。一句话也没说。第二天早上我拿着棉花，把他头上的白布打开擦血，擦身上的血。他把衣服换了之后，说还得继续去单位。我说，你无论如何不能去了，你在家好好休息。他说，不行，我还得去。这事情我得说清楚了。我要跟他去，他说，你有你的工作，你的画院也有“文化大革命”。你走你的，我走我的。说得很坚决，要单独去。没想到，我刚出去没有五分钟，他就夹着一个包儿，跟舒乙的小女孩，才四岁，说，爷爷要出去了，再见！跟她握握手，就出去了。然后就再没见。

后来夜里11点钟，也是一个陌生人给我打电话说，现在没有公共汽车了，你赶快上太平湖。我一听，知道不好了，就拿着工作证、户口本、钱，坐着无轨车，到太平湖。这是一个不收钱的野的公园，没有框，什么也没有，我就摸着黑进去，也没有灯，走了一半，有个灯光，一问呢，是养鱼场一个老头。我问他，是不是有人在这儿投河了？他说，白天，有一个老头，以为是退休的呢，他坐在椅子上不动，拿着毛主席诗词一直念了一天。到了晚上之后，没人了，他自己投河了。投河的时候可能是两只腿站在岸上，头浸下去了。

这个养鱼的老头带着我过了一座小桥，他的衣服挂在矮的树棵子上了。看地上，是一个席子，露着两只脚，没看见头，两只鞋是同升和千层底的布鞋，鞋底子完全是白的，袜子也是白的。我在那儿借的电话，找文联，对方说让我等着，待会儿来车。后来来了四个杠夫，一个透明的玻璃棺材。老舍的肚子里没水，鼻子有血。我跟着汽车到八宝山。到了那里，已经夜里一点钟了。

凡是投水的人，一概没有骨灰，我说那就是骨灰献给天地了。签完字，我从那儿走回家已经是第二天早上五点钟。一个人由八宝山自己走回家来的。

8月23日那天，他被打得很厉害。后来听说是在文联，他们让他跪在两层砖上，由上头给打到地下，受苦受得很厉害。我知道之后，在院子里吐水，什么也吃不了。可巧二十六中的学生到这儿来接收，有个学生说，老舍已经故去了，是非自有明白。可能是高三或是高二的学生，非常明白，说，你不能跟老舍一样去死。因为你还有儿女，后事不能这样完。我们不能在这儿看着，你什么时候有情况随时打电话，电话不拆。我们知道了就来。你无论如何，上厨房自己做点面，吃完之后，我们看着你睡觉，然后我们再走。让我们来破“四旧”，我们也不懂。什么是“四旧”你自己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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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大叙事以外的一个另类文本

这部书稿，在我的电脑里已经储存了几个月。傅光明先生约我为之写序，我没有犹豫就答应了。对于老舍之死，我本来就是很有些话想说。但是因为忙，我把这项工作拖延了，直到年初我来香港岭南大学讲学，才有了安静的环境，容我打开电脑细细读了全部书稿。作者在后记里已经提前感谢我“欣然作序”，但是我面对这样的历史能够“欣然”么？1966年8月23日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劫难日，遭难者不仅仅有老舍，还有萧军，还有萧军的儿子萧鸣、女儿萧耘，还有艺术大师苟慧生，还有东北作家骆宾基和端木蕻良，还有许多不是文艺界人士却是无辜的官员、办事员，等等。然而老舍死了，他不是当场被打死的，而是过了一天，他穿戴得整整齐齐，随身带着纸和笔，干干净净地投进了太平湖。自沉了。

历史已经作了结论：老舍，一个真实的人，时间：1966年8月24日晚，或者25日清晨，地点：太平湖，事件：投湖自尽。自然旁人有很多猜测，但是这个结论就是历史。不可动摇。但是老舍为什么要死呢？简单地说，历史也已经提供了答案：8月23日在红卫兵的狂热而混乱的“革命”行为中，老舍受到了侮辱和毒打，于是他就死了。这似乎没有什么不好理解的，从1965年11月底姚文元发表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以来，文艺界人士中先走一步的已经有《燕山夜话》的作者邓拓(1966年5月11日)、《文学基本原理》的作者以群(1966年8月2日)，还有一位党内的知识分子田家英(1966年5月23日)，等等，好像深谙党内高层斗争的党内作家、理论家对即将来临的这场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更加绝望一些，他们太了解此中三昧了。而那个时刻，党外的善良的知识分子们还在做最后的梦想。巴金先生在他的《随想录》里怀念老舍，回忆他们最后一次见面是1966年的7月10日，那天他们都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北京市人民支援越南人民抗美斗争的政治集会上被安排露面，老舍对巴金说：“请告诉朋友们，我没有问题。”

从7月10日到8月23日，44天。老舍的“我没有问题”的梦想彻底被打破了，于是，他跳湖了。但这样一个恐惧，已经折磨了他许多时日，远远不止44天了。从巴金先生怀念老舍的文章看，关于老舍的“有没有问题”的问题，好像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巴金先生含蓄地写道：“看见老舍我感到意外。我到京出席亚非作家紧急会议一个多月，没有听见人提到老舍的名字，我猜想他可能出了什么事，很替他担心。”他还含蓄地描写了当时在场的另一个日本友人中岛健藏先生：“中岛先生也来了，看见老舍便亲切地握手，寒暄。中岛先生的眼睛突然发亮，那种意外的喜悦连在旁边的我也能体会到。”时隔十三年，老作家还能如此细致地写出自己和别人见到老舍时的感情，可见这不是一般性质的久别重逢的感情反应。巴金与老舍是老朋友，都是文艺界的头面人物，但是他到北京一个多月了，即使没有人提到老舍的名字，他也是可以去看望老舍，或者打个电话通报平安的。为什么会如此讳莫如深呢？我想，最合理的推断就是巴金先生已经听说了什么对老舍不利的消息，中岛健藏先生也听到了，而且老舍也知道他自己处境的险恶。巴金先生在另一篇文章里又写到了这个场景，他提供了新的信息：“在我们在人民大会堂最后那次交谈中，有一句话还刻印在我的心上，他说：‘我是一个正派人。’他又说：‘正直的人。’他很激动，似乎有不少的话，但没有能完全说出来。我了解他的心情。我说：‘我们都相信你。”’如果说，巴金先生所引的老舍的话都是事实的话，我以为问题绝不是那么的简单。我们可以按常理推想：老舍决不会无缘无故地向自己的朋友强调，说自己是一个“正派的”“正直的”人；也不会无风三尺浪地主动去向朋友宣告，说自己“没有问题”。反过来说，只有在有人诬陷他不正派、不正直的时候，或者谣传他出了“问题”(也就是巴金所说的，猜想他可能出了什么事)的时候，老舍才会做如是的自我辩解。

巴金先生是文学大家，寥寥几笔饱含了巨大的信息量。但是，巴金先生并没有直接写出当时老舍究竟碰到了什么麻烦，似乎也没有别的人在文章里公开说出来。历史．过去并不遥远，但有些明显的历史破绽就这样沉没在永远的黑暗里。但是，我以为老舍当时一定是遇到了什么麻烦，只有这样，他才会’隍惶不安遇到朋友主动申辩自己没有问题，而且很“正派”——对了，“正派”是个什么概念？在60年代的社会氛围下，这个词用在政治生活中，意味着正大光明，不搞阴谋诡计，不耍两面派。所谓“不正派”，是指政治作风不正派，拉山头搞宗派，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等等，但是这些概念一般都是用于党内斗争，不大可能用于老舍这样的老知识分子，哪一条都套不到老舍的头上；所谓“不正派”还有一个用法就是指生活作风不正派，当时老舍已是年近七十的老翁，好像也用不上。那么他为什么要强调自己是个正派的人呢？而巴金先生说“我们相信你”，自然前提是有人不相信老舍是个正派人，才会有了如此奇怪的下文。

只有我们相信这里面已经存在某些让老舍感到威胁和害怕的因素，才能理解老舍的悲剧是怎么会发生的。胡絮青回忆说：

那时候已经知道了，在清河已经把学校的教授和中央直系的700多人拉到清河，没有老舍。在北京饭店圈着五六百人，也没有老舍。老舍说没有我，我也有必要参加，完了之后，我知道“文化大革命”怎么回事，我好写。后来，他也没听我的话，二十几号他又去了……

这个“二十几号”也就是8月23日。但似乎没有人解释当时在清河和北京饭店的那许多人士在干什么？是有“问题”的人集中起来办学习班？还是积极分子集中起来搞运动？到底有哪些人参加了？为什么这两个地方集中了上千名知识分子而偏偏没有老舍的份？这也许就是老舍急于要参加单位里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的迫切心情。黎丁的口述实录里进一步证实了老舍这种心情，他说的是8月22日老舍从医院里出来的那天晚上与他的谈话。

他说，文化大革命呀，中央当时还在人民大会堂找他们几个老同志开个会，他去了，还有张奚若几个老人，都是各民主党派的头头。他说，康生给他们讲话，说“文化大革命”，你们这些老先生，可以参加，也可以不参加，或者在家里头自己学习，或到单位学习。

他说，我们不能落后。所以回来时，他就想去参加学习，主动与文联、作家协会联系，要参加学习。他们说，不要来了，我们机关内部学习。不让他去。他说，我不能不学习呀。他也找过民间文学什么学会。

他说，我是主编呀，但他们也不让我去。后来我就到北京市文联了，我是你们的主席，不让我学习哪成呀！他们当时是有工作组。他们大概怎么一研究，就让他去了，他就参加他们的学习。哪知开会期间他吐血，他们赶快把他送到医院，住院了。

他说，我现在刚刚出院，外头的情况变化很大。红卫兵什么的，他都不知道，他还以为是以前那个情况。他就问缝说，我们单位里头也有了红卫兵。

他说，我明天就打算要到文联去，我已经打电话给他们讲了，听说里面大字报不少。

当时胡絮青就一下跑来，我们就劝他，我劝他说，不要去了，他们内部不需要你去，你去干什么，你先把病养好。刚出院，你就在家里。他说，那不成。现在的革命你不参加，你落后。说我落后。

……我也没办法说了。胡絮青也劝了半天他不听，他说，我年纪大，更要学习，讲了一些大道理。那天谈了很久。我看着他没办法。他说，当时康生讲我们去不去什么的，我们也要学习嘛。当时比较晚，我就回家了。反正是10点多钟，11点钟，我才离开，因为他说明天还要到单位去学习。

黎丁口述有点混乱，但是人称代词还是清楚的，这里的“他”全是指老舍，“他们”是指老舍的各种单位组织，而“我”、“你”除了底下划线的部分是指黎丁外，其他也全是指老舍。中间还出现了胡絮青，这场景与胡絮青的叙述基本相合。其结果是，第二天老舍就在北京市文联遇上了红卫兵烧戏装，罚跪地，遭毒打，扭送派出所等一系列匪夷所思的传奇，再过一天，他就死了。

从所有的当事人口述里看，老舍之死似乎并不是蓄意的。8月23日那天老舍完全可以不去文联，没有人让他去，也没有人有意要整他，红卫兵甚至不知道老舍是谁，一切都是偶然的，只是因为老舍在场。而且8月23日的整个过程都充满了偶然性，本来老舍当天下午可以回家的，因为司机罢工不给他开车，他也就没有回去；下午红卫兵烧戏装本来也没有他的份，是因为他人在现场，才被一起带走了；本来他最先从文庙被送回文联，又是恰巧遇到了另外一拨红卫兵批斗，又是遇上草明的当场揭发(总算出了一个有姓名的坏人)。但是，如果没有草明跳出来揭发批判，好像红卫兵也会给老舍挂牌批斗，老舍也会抗拒，然后又有北京市文联革委会的浩然等人，据说是为了保护老舍而把他当作现行反革命扭送了派出所。就像其中一位口述者所说的，“我回忆一下，从他上午来文联到下午从孔庙回来，没有人把老舍当作主要的攻击对象。当时运动的重点是党内的走资派，黑线也好，黑帮也好，黑窝也好，都弄不着老舍”。于是乎，所有的人(除了草明)都在同情老舍，保护老舍，然而老舍死了。连辛苦了十多年从事这场口述实录的傅光明夫妇，也忍不住在后记里表述了这样的怀疑：“历史与文学合二为一的症结，便是遗留下这样一个难解之谜：何以老舍会在那么多的同情与保护下死去？”

这个问题问得真好。口述实录是一个近年来非常受欢迎的研究方法，这与文化研究的田野调查有关，但是有几种情况必须考虑进去：一是口述容易实录难，比如电视媒体经常有口述历史的节目，参加口述的有不少当事人，但是，他们的口述是否都可以直录并且直播？二是口述本身很难做到完全真实，口述也是一种历史，凡历史就不可能进入绝对的真实，总是经过口述者的主体的选择。三是口述历史需要的是构成历史的细节，然而即使是真实的细节，与构成历史的大叙事之间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是证明大叙事还是解构大叙事？同样的细节可以在不同的前提下作出截然不同的阐释。鉴于以上诸种先天的原因，我以为对于口述实录的内容所含的真实性不必多有苛求，它的意义在于提供了历史大叙事以外的一个另类文本，它以平等的态度允许各色人等同时登场，众说纷纭，互相矛盾甚至互相消解，正如这部口述实录中关于老舍之死的探究，事实上，没有一个人愿意为历史承担责任。尤其是老舍选择自杀，从受辱到自杀之间还有很复杂的一段路程，那是心路，这是谁也没有办法去揭示的。本文所举的老舍事件之前的死难者，可能并没有受到很多人格侮辱，但是他们也同样选择了自杀，那又该怎么解释呢？

所以，探究老舍之死的问题还是要回到大叙事，即构成老舍在1966年7月前后的大恐惧究竟是什么？老舍是个普通的北京市民，他向往国家强盛人民富裕，他喜欢把自己纳入一个社会正常秩序中，体体面面地过平凡日子。为了这种体面和安宁，他也可以对政权的许多整人运动表示善意的谅解和配合，这就是他为什么那么着急地要去参加单位的文化大革命运动，那天出门还在口袋里放好了支持运动的发言稿。可惜历史不容许他做这样的努力。胡絮青回忆说：“老舍出事的前两天，文联开会，老舍问茅盾先生，明天的斗批改大会你参加不参加？茅盾先生没有作正面回答，只轻轻地向他摇了摇手。”这段回忆破绽很多，不能推敲细节，但是有一点也许是真的，就是老舍曾经在什么地方与茅盾见过一次面，但茅盾见到他什么话也没说，只是轻轻摇摇手。我们可以把这段故事与巴金描写的他们在7月10日(那天的会议，似乎茅盾也应该参加？)的会见的场景作一对比，也许茅盾已经得到了护身符，而老舍的惊惶不安、巴金的同病相怜、茅盾的小心谨慎，都可以由此窥探一斑。

然而我还是要说，傅光明夫妇的调查研究工作开创了一个新的研究空间，他们在历史大叙事之外，以口述实录为主要方法，在老舍研究的领域里开辟了一个另类文本，从历史细节来建构老舍之死，再现了1966年8月23日那个永远被铭刻在历史耻辱柱上的生动场面。我在读这部书稿时，作者一句话让我感到心里一震：

1966年，傅光明一岁，郑实还没有出生。

学术传统就是这样靠一代代人的传承形成的。1966年发生的历史事件，对于傅光明来说不过是童年时代的一个模糊记忆，谈不上印象。但是，在傅光明成长的过程中，正好遇上了“文革”的见证人清算“文革”的高潮时期，80年代是思想解放拨乱反正的年代，正是这样一批受难者、见证人的口述，构成了傅光明所接受的主要教育内容。这是他把自己的青春生命投给了现代文学研究的最初的动力，他不仅自己投身到老舍之死的探究，也带动了他的夫人一起投入。他们的合作成果斐然，接受采访的人越来越多，出了一本实录，又出了一本，现在这部书稿已经是第三个版本，不但收录了前两个版本的内容，还加上了新的内容，成为“三合一”的口述实录，采访时间竟长达十多年。我以为这个文本的意义不仅在于揭示了老舍之死的真相，更重要的，口述实录本身构成了一个历史文本，可以吸引对这段历史感兴趣的后来者对此进行深入的研究。

傅光明先生是研究老舍的专家，他的博士论文是从口述实录来研究老舍之死，题目是《老舍之死与口述历史》，他的博士后研究报告是《从老舍看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命运选择》，现又开始写作《老舍传》。我想他经过了这么长期准备而撰写的老舍传记，一定会相当精彩，并且有重大突破的。我期待着。

2009年2月13日于香港岭南校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