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中的一册，书中收录了2007年中国最佳的中篇小说作品十篇。这些作品内容丰富、题材各异、构思精妙、语言优美、文笔生动流畅，具有较高的文学性及艺术性，展示了2007年中国中篇小说的最高层次，非常值得一读，从中您将获得美的享受。

中篇小说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的文学景观，它显示了时代文学的较高水准，它的文学性无可质疑。它动人、浪漫、凝重、自然。在艺术上，它更加成熟，在总体形态上，它鲜明地区别于其和暗淡的心绪，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好心情。

本书是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中的一册，书中收录了2007年中国最佳的中篇小说作品十篇。包括《豆选事件》、《起舞》、《逝者的恩泽》、《比风来得早》、《苍声》、《天窗》等。

序：三个场景或十个故事

豆选事件

起舞

逝者的恩泽

比风来得早

苍声

天窗

老家

亲爱的深圳

赤脚走过桑那镇

逆水而行

灯，瓦数低狠了，昏黄着，像是骨粉不足的软壳蛋，悬在穿堂风里，悠悠地晃，晃得人心烦。灯底下，是一颗青皮锃亮的脑壳，垂着，喝闷酒。喝着，眼就直了，直勾勾地盯住了地下的影子。那影子淡淡的，扁扁的，在脚下蠕动着，像只乌龟。那乌龟的脑袋一伸一缩，还回过头来对他笑，猛然觉着那脑袋上竟然长着一张自己的脸，吓了他一跳。觉着，这乌龟快要钻进地下去了。地是新抹的水泥，全部用500号水泥，磨得发蓝、发亮，像水又不是水。是水就好了，是水就能钻进去了！他想。

屋里还有一股子新石灰的刺鼻的芬芳，灰墙还不是很干，干了就更白了。多好！他嗅着，鼻也酸了，眼也热了。屋子搞这么好做么事？多吃多少苦，少困多少觉，究竟图什么呢？他有点怀疑起来。从前他不怀疑的，做过多少梦，发过多少狠，都是关于做屋的。好像人来到这个世界，就是为了给自家做一间屋。讨个老婆住在自家的屋里，能挡风能避雨了，才叫做人做成功了，没有白来世上走一回。现在，他有一点点怀疑了，真的，他有一点点怀疑！

菊子进屋，屁股头一拱就把两扇门带上了，腰胯扭得跟那些明星一模一样。她手上端着两只大碗，热腾腾的，浑圆的胳膊在眼边前一闪，他忽然觉得喉结里咕噜一下，好像不敢看似的，头垂得更低了。

要死了，菜没上就喝啊？菊子喊起来，伸手就把酒杯夺了下来，手镯子在碗沿上碰得叮的一声响，然后手就落下来在围裙上揩。他看见这手已经叫石灰水烧肿了，蜕皮了，红红的不很好看。

不看他也晓得。从前他一天看一百遍也不嫌够，泡泡的嫩嫩的，小馒头一样，还有两个肉窝窝。现在，他真的很怕看。

吃啵，还想什么心思啊？菊子笑着说，我现在很心满意足了，屁心思也不想，就想困觉。他端起杯子，哼哼着想不出半句话来，于是眼皮子更不肯抬了。

又不晓哪根筋扯住了。菊子嘟囔一句，站起来。想想，又过去把窗帘拉上，站在他面前，两只粗糙的手捧起他的脸。这女人也学洋乎了，跟电视机子学的。

继仁子猛地犟开了，把酒倒下肚。恶厉厉地吼，又是鸡蛋？天天鸡屎臭闻不够啊？菊子一怔，不高兴了，将就点啵，老爷。我忙得磨不开身子，眦不见啊？继仁子把杯子一顿，走开了。大门摔得哐当一声。

来到老院鸡舍，还听见菊子在抽抽。夜间的饲料拌匀过了，骨粉也磨出来了。缸里水满了，地下粪扫过了，连扫帚丝子也洗干净了。哪块哪块地都不用他烦神了。还有什么事不快活哩？屋是新翻的，里旧外新。窗是大窗，四对开的。朱漆大门也是对开的。屋前檐角飞上去，像个公鸡头，翘上了天。洋乎，个个见了都把大拇指一翘，狗日的继仁子是晓得洋乎哦！

晓得。继仁子也是方家嘴子的后代，也跑过码头见过世面，没吃过猪肉，当真没见过猪跑吗？不但屋洋乎，摆设也要洋乎。沙发、电视机，墙角还站一台大电扇。乡里布置下来的，如今是新农村了，参观访问的也多了，要专业户们带头摆设呢。特别是，他如今是个代表，新补上的代表，事事就更不好将就了。

将就？他继仁子百事好将就，万事好将就，就这事，没法子将就嘛。

蜂子叮在心口上了，鼓胀胀地痛，咽不下，吐不出。一包烟揉烂了，摔得像炮弹。颈子勾起来了，把一颗光脑袋也掖在裤裆里了。

菊子好像洗了，梳了，光鲜多了。一个人坐床边上，眼神也散了。

他偷偷望着，心里猛然一酸。有多少回了，她都这样躲在山口路边一块大山石后头等着他。见他来了，就往起一跳：小他哎！他也假码十七地捂着胸口喊，妈妈哎骇死我了！然后她就哧哧地笑，笑到他脸红颈子粗。菊子是六岁那年牵着他瞎眼老娘的褂襟子进山的，老娘是看她可怜，也没想到牵回来是水灵灵的一枝花。人家都在背地里讲，继仁子娘眼睛瞎心不瞎，这丫头靠住是城里哪家偷养的私巴子，你看那眼媚的，你看那皮嫩的，噫唏！

那时他隔三差五就从矿上朝家赶，讲是讲想看看瞎眼老娘过得怎么样，其实是看哪个呢？难讲得很。菊子进山时六岁，转眼就十九了，十九岁的大姑娘就不能不让他有点想法。他也不晓得想的是什么，反正觉得怪对心思，听她叫一声小他哎，一天的云都散了，一身的汗都干了。小他哎，好听。老娘虽讲眼睛看不见，心里清清朗朗，临死把两个人的手一牵，他们就困到一个被窝里了。

菊子见他回来，讷讷地讲一声：困吧。说着顺手就把灯扯过了，便要出去。继仁子一把逮住她手颈子，慢慢拉过来，就着月光，他看见菊子眼皮子一跳一跳的，蚕豆大的泪珠珠，噗噜噗噜朝下滚。他嗷的一声把她搂紧了，脸埋进她奶子里嘤嘤地哭。哭够了，已在被窝里了。他摸着菊子滑溜溜的身子，一口气叹到底：算了，不想了，想多了脑子痛，白想。

跟你讲一声，我有了。菊子冷冷地说。

蜂子又蜇他一口。像把刀子在剔他的肉，一丝一丝地剔。有……了？

嗯哪。有了。

喘息粗重了，牙齿打架了，他冷。他腾地坐起来，又咚地倒下去，终于问：哪个的？

你的。菊子仍是冷冷地。

他冷笑。难讲，他想，难讲。

我晓得的。菊子说，这两个月我没吃药，也没去。

鬼，你这个鬼哎，他在心里喊。许多年了，你都不代老子生，害老子人前人后摊孬装孙子。这时候你倒有了！你要再生出个小眼睛子子来，你不是要老子死嘛？他恨死掉了。

菊子突然翻过身，伏在他胸上喊：真是你的，继仁子！好两个月我都没……没见那畜生了，真是你的，是我俩的。她捶他。

万一不是呢？他反冷静起来，这一刻。

万一……菊子呆住了。

万一不是，推又推不走，甩又甩不了，走到哪都晓得那是个杂种，他还跟在你后头要吃要喝要蒺藜狗子玩！他心想，老子不是活受吗？趁早给老子刮掉。想想，又说：刮掉！菊子张张嘴，哭不出，喊不出。她已明白他的坚决了。她抽搐起来，架子床也伤心地抖起来。

继仁子翻过身去，就再也不想讲话。一轮圆月咬住了山尖，窥头窥脑的。那月，大且黄，还有点红，像哭肿的眼睛泡。P1-4

三个场景或十个故事——2007年中篇小说现场

对当下中国文学创作现状的不同评价，仍然没有成为过去。一方面是文学的一再不被信任，一方面是文学创作的风起云涌。各行其是或自以为是，已经是这个文学时代最大的特征。事实上，笼统地否定当下文学的人，恰恰是对文学不了解的人，但批评文学又是最安全的。与普遍的看法略有不同的是，我认为当下的文学是正常的文学，文学就应该是这个样子，因为理想的文学是不存在的。另一方面，当下的文学也是健康和正义的文学。可以说，新世纪以来，文学创作的多样化追求、对社会现实的介入热情，对当下生活反映所能达到的程度，不比任何一个领域逊色。我不知道批评文学的人期待什么样的文学，也不知道理想的文学是否存在。因此，对当下文学我深感乐观和鼓舞，特别是一年来的中篇小说创作。

一、城市的两个故事

对当下的城市生活，我们都有一个明显的悖论式感受：一方面，城市化进程空前加快，城市人口急遽膨胀；一方面，我们并没有整合出当下的城市文化经验，不知道究竟如何表达我们对当下城市生活的真切感受。因此，当“官场小说”退场之后，城市生活在文化表达中仅仅剩下了空洞的时尚符号。这时我们发现，与城市生活有关的，大概只存活了两个故事：一个是重新回望历史，在略有感伤或怀旧的情调中，寻找或建构城市曾有的风韵或气息，在想象中体验城市曾有的丰富和多情；一个是对城市新阶层——农民工悲情生活的再现，对城市现代性过程中“与魔共舞”的呈现和书写。这两个故事虽然都不能表达当下城市真正的文化经验，但它却在提供城市文学经验的同时，也从一个方面改变了城市文学的苍白。

迟子建的《起舞》，是一篇精致而充沛的小说。她奇巧的构思和张弛有致的情节，将上个世纪上半叶一直到改革开放时期哈尔滨的万种风情，展示得万花纷呈。她在讲述情感传奇的同时，也表达了她对普通人面对现实时的勇武和决绝。“老八杂”这个市井之地，在表面的世俗生活背后，也因其久远而埋藏无数鲜为人知的故事：一个女工在舞会上与“老毛子”意外受孕，生下的“二毛子”历尽人间羞辱，女工一生枯守至死不悔；丢丢敢为万人先，不仅嫁给“二毛子”，而且敢于为民众也为自己守护那个仅存的理想与生存的家园。《起舞》有刻骨铭心的爱情，也有齐耶夫可以理解的偷情，“情”是《起舞》的起点也是归宿。哈尔滨的“老八杂”就这样幻化为坦率的人格和达观的性格。跌宕的故事和多种文化的交融将《起舞》装扮成北国的俏丽佳人。

与迟子建的《起舞》大异其趣的，是深圳青年女作家吴君的《亲爱的深圳》。吴君曾因长篇《我们不是一个人类》受到文坛的广泛关注。许多名家纷纷撰文评论。一个新兴移民城市的拔地而起，曾给无数人带来那样多的激动或憧憬，它甚至成为蒸蒸日上日新月异北方的象征。但是，就在那些表象背后，吴君发现了生活的差异性和等级关系。作为一个新城市的“他者”，底层生活就那样醒目地跃然纸上。《亲爱的深圳》，对城市的打工生活的表达达到了新的深度。一对到深圳打工的青年夫妻——程小桂和李水库，既不能公开自己的夫妻关系，也不能有正当的夫妻生活。在亲爱的深圳——到处是灯红酒绿红尘滚滚的新兴都市，他们的夫妻关系和夫妻生活却被自己主动删除了。如果他们承认了这种关系，就意味着他们必须失去眼下的工作。都市规则或资本家的规则是资本高于一切，人性的正当需要并不在他们的规则之中。李水库千里寻妻滞留深圳，保洁员的妻子程小桂隐匿夫妻关系求人让李水库做了保安。于是，这对夫妻的合法“关系”就被都市的现代“关系”替代或覆盖了。在过去的底层写作中，我们更多看到的是物质生存的困难，是关于“活下去”的要求。在《亲爱的深圳》中，作家深入到了一个更为具体和细微的方面，是对人的基本生理要求被剥夺过程的书写。它不那么惨烈，但却更非人性。当然，事情远不这样简单，李水库在深圳生活了一段时间之后，他有机会接触了脱胎换骨、面目一新的女经理张曼丽。李水库接触张曼丽的过程和对她的欲望想象，从一个方面揭示了农民文化和心理的复杂性。这一揭示延续了《阿Q正传》《陈奂生上城》的传统，并赋予了当代性特征。吴君不是对“苦难”兴致盎然，不是在对苦难的观赏中或简单的同情中表达她的立场。而是在现代性的过程中，在农民一步跨越“现代”突如其来的转型中，发现了这一转变的悖论或不可能性。李水库和程小桂夫妇所付出的巨大代价，是一个意味深长的隐喻。但在这个隐喻中，吴君却发现了中国农民偶然遭遇或走向现代的艰难。民族的劣根性和农民文化及心理的顽固和强大，将使这一过程格外漫长。可以肯定的是，无论是李水库还是程小桂，尽管在城市里心灵已伤痕累累力不从心，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很难再回到贫困的家乡——这就是“现代”的魔力：它不适于所有的人，但所有的人一旦遭遇了“现代”，就不再有归期。这如同中国遭遇了现代性一样，尽管是与魔共舞，却不得不难解难分。也正因为如此，吴君的小说才格外值得我们重视。

二、小镇风情和善与恶

城市的周边是城乡交界地带的小镇。中国的小镇因其千变万化而别具韵味。但也正因为处于城乡交界处，在中国城市不断膨胀和乡村萎缩得到更多注意的时候，小镇风情依旧，却只能在怀乡者的乡愁和旅游者“窥秘”时被光顾。因此，当代文学的小镇景观一直不如现代文学发达。值得注意的是，一旦文学坐落于小镇的时候，它焕发的光彩竟如此令人震动或震惊。

鲁敏作为70后作家，近年来的中、短篇小说有相当高的声誉和口碑。《逝者的恩泽》，是一篇构思缜密、想象奇崛、苦涩凄婉又情调浪漫的小说。无论它的趣味还是内在品格，在当下的中篇小说中都可谓是不可多得的上品。小说可以概括为“两个半男人和三个女人的故事”。那个不在场者但又无处不在的“逝者”，是一个重要的人物，一切都因他而起；小镇上一个风流倜傥、有文化有教养的男人，被两个年龄不同的女性所喜爱，但良缘难结；一个八岁的男孩，“闻香识女人”，只因患有严重的眼疾。女人一个是“逝者”陈寅冬的元配妻子红嫂，一个是他们的女儿青青，还有一个就是“逝者”的“二房”——新疆修路时的同居者古丽。这些人物独特关系的构成，就足以使《逝者的恩泽》成为一篇险象环生层峦叠嶂的作品。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通俗文学常见的元素，在鲁敏这里并没有演绎为爱恨情仇的通俗小说。恰恰相反，小说以完全合理、了无痕迹的方式表达了所有人的情与爱，表达了本应仇怨却超越了常规伦理的至善与大爱。红嫂对古丽的接纳，古丽对青青恋情的大度呵护与关爱，青青对小男孩达吾提的亲情，红嫂宁愿放弃自己乳腺疾病的治疗而坚持医治达吾提的眼疾；古丽原本知道陈寅冬给红嫂的汇款，但她从未提起等，使东坝这个虚构的小镇充满了人间的暖意和阳光。在普通生活里，那些原本是孽债或仇怨的事物，在鲁敏这里以至善和宽容做了新的想象和处理。普通人内心的高贵使腐朽化为神奇，我们就这样在欷獻不已感慨万端中经历了鲁敏的化险为夷绝处逢生。这种浪漫和凄婉的故事、这种理想主义的文学在当下的文学潮流中有如空谷足音，她受到普遍赞誉当之无愧。

近年来，温亚军的小说，特别是中篇小说曰趋成熟。他写的都是寻常日子百姓人家，都是普通的日常生活。但日常生活也有紧要处，也有生存或心理迈不过去的门槛。在《赤脚走过桑那镇》中，几个人物就都面对着必须要迈过的门槛：镇长必须完成县里捕杀所有狗的任务，不然就无法向县里交代；方大牙必须杀掉最后一只狗，尽管那是小学校长、无数官员姘头的哈巴狗。不然，镇长不仅不会兑现为他找媳妇，而且还拿不到捕杀狗的酬金；方小妮一定要嫁给补鞋的老头儿蒋连省，不然就还要在娘家寄人篱下。但故事的最后我们看到，恰恰是最无辜的孩子聂瓜瓜承担了所有的后果，他还是因为舅舅方大牙捕杀了校长的哈巴狗被开除了。小说中苦难气息漫长无边，赤脚走过桑那镇的孩子聂瓜瓜在眼前久久伫立。

就在这样压抑无望的气氛中，温亚军还能够从容地描写景物和雕刻人物。聂瓜瓜为了躲避孩子们的追打，只能谎称上学实际是逃学了。他来到河边熬时间时，看到的却是：

柳树下面是安静的河水，河水呈微黄色，有点像洗过脚的脏水。……不远处的几只鸟在水面上盘旋，微微荡起的涟漪，太阳温暖而均匀地落在河面、涟漪上，像一群鱼在跳跃，粼光闪闪。

现在的小说很少见到抒情和描写，抒情和描写往往被认为是和现代小说无关的，是幼稚或肤浅的。但事实不是这样。温亚军对人物的刻画也颇见功力：

外婆的杂货店受到冲击，几乎无人问津，靠墙的货架落满灰尘，上面堆满过期的方便面、火腿肠，还有各种油炸的膨化食品。过期的东西更卖不出去，外婆又舍不得给自家人吃，越积压越陈旧，偶尔从外面走进杂货店，能闻到那些积压货物散发出变质的味道。外婆闻习惯了那种味道，她像个古董商似的，整天守着那堆过期食品，天黑透也不关门，一只蝇迹斑斑的十五瓦灯泡，用昏暗的光线罩住外婆，她看上去更像个古董。外婆眼光呆滞地望着透到门外的昏暗灯光，偶尔看到一个人影匆匆走过，以为人家是去中心超市购物，她嘴里咕嘟咕嘟些什么，脸阴得像要下雨。聂瓜瓜一般不去杂货店，夜里更不敢去，昏暗的灯光下，又瘦又小的外婆没一点神采的眼光，使他想起童话里的老巫婆。

这种雕刻般的描绘，特别像戏剧演员所说的“心像”。在文字表达之前，作家的心里已经有了具象的存在。这样，描摹出来才得心应手入木三分。

三、乡村中国的现代性

现代性是一个用得过多过滥的概念。但是，在描述与乡村中国有关的文学的时候，我们不得不再次使用它。我们实在找不出更合适的概念，尽管这个概念也是语焉不详词不达意。除了乡村改革颂歌之外，与乡村中国相关的文学，大都被描述为“底层写作”。我在一篇文章中纠正了这个临时性概念，用“新人民性文学”来指涉这个文学现象。“新人民性文学”，是一个与人民性既有关系又不相同的概念。人民性的概念最早出现在19世纪20年代，俄国诗人、批评家维亚捷姆斯基在给屠格涅夫的信中就使用了这一概念，普希金也曾讨论过文学的人民性问题。但这一概念的确切内涵，是由别林斯基表达的。它既不同于民族性，也不同于“官方的人民性”。它的确切内涵是表达一个国家最低的、最基本的民众或阶层的利益、情感和要求，并且以理想主义或浪漫主义的方式彰显人民的高尚、伟大或诗意。应该说，来自于俄国的人民性概念，有鲜明的民粹主义思想倾向。此后，在列宁、毛泽东等无产阶级革命导师以及中国五四运动时期的文学家那里，对人民性的阐释，都与民粹主义思想有程度不同的关联。我这里所说的“新人民性”，是指文学不仅应该表达底层人民的生存状态，表达他们的思想、情感和愿望，同时也要真实地表达或反映底层人民存在的问题。在揭示底层生活真相的同时，也要展开理性的社会批判。维护社会的公平、公正和民主，是“新人民性文学”的最高正义。在实现社会批判的同时，也要无情地批判底层民众的“民族劣根性”和道德上的“底层的陷落”。因此，“新人民性文学”是一个与现代启蒙主义思潮有关的概念。

在这个文学现象中，曹征路是一个有代表性的作家。他因《那儿》《霓虹》等作品蜚声文坛。但包括对曹征路在内的“底层写作”的提法已经有不同意见，反对者认为这一提法对作家立场要求过于明确。我的看法略有不同：没有立场的作家是不存在的。即便是纯粹形式探索的作家，也潜隐着作家没有言明的立场。但“底层写作”因其对象和主题表达的模糊，使这一临时性的概念歧义百出。因此，我将这一写作现象称为是“新人民性的文学”。《豆选事件》延续了曹征路一贯关注当下中国现实的写作立场，不同的是，他将视野从城市转移到了乡村。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是每个公民都在关心的最重大的公共事务，但是，乡村中国的民主化如何发展，需要怎样的路线图，却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在《豆选事件》中，方家嘴子的选举不仅密切地联系着权力和利益关系，同时也密切联系着普通民众方继仁、方继武、菊子等与村长方国栋家族势力的较量。现代文明在传统的乡村伦理面前不仅力不从心，而且，最后一定要付出沉重的代价。菊子从被迫的身体“献身”到最后的身体消亡，使小说呈现了类似《那儿》的凄美与惨烈。那个试图唤起民众，以集体的力量捍卫正义的方继武不能当选也是在意料之中的，他必须是这场选举另一个意义上的牺牲者。民众虽然悲愤不已但又无奈无助。曹征路对弱势群体的关怀和书写，对乡村中国全部复杂性的理解，是这个时代最具是非观和正义感的文学。

胡学文近年来异军突起。2006年他的《命案高悬》受到普遍好评。他对农村生活的熟悉和讲述故事的能力，使他的小说扎实又沉稳，情节的推进丝丝入扣，细节的描绘严密合理。《逆水而行》写了一个几经沉浮的村长霍品，在乡长决定让一个老板承包在黄村地界的鸡心湖千亩滩地的时候，他既要面对诡计多端又强硬霸道的乡长吴石，又要面对为了维护基本生存被迫抗争的哑女、黄毛等村民。霍品用农民的智慧应对吴石，又要举步维艰地哄骗村民。当然，霍品已经不是梁生宝、萧长春式的村干部了。事实上，他也是一个权力的既得利益者，他不仅因为“村长”的职务满足了男人的权力欲望，而且也因村长的职务满足男人的女性欲望。但是，在关乎村民基本生存的问题上，霍品显然良知未泯。他迟迟不在协议上签字，最后甚至自己导演了一出“苦肉计”，让人将自己装进麻袋丢到乡政府门前。意想不到的是，承包公司又改了主意，为了多个景点，湖边的地村民又可以耕种了。主意只是一句话，但对村长霍品来说却是天大的事情。现代性的不确定性在黄村发生了，但承担这一切的却一定是民众和霍品这个最基层的干部。它类似一场闹剧，但剧情中的非主角们却经历了一场难以言说的苦痛。但没有人向他们解释，更不要说承担责任了。胡学文对农村生活流程的熟悉和呈现，使《逆水而行》有了无限丰富的寓意和阐释的多种可能性。

与《豆选事件》有相似性的是荆永鸣的《老家》。它也与农村选举有关，也发生了人命关天的大事情。不同的是，故事是由生活在城里的人转述的。叔丈人、二姐夫都到城里向“我”借钱，借钱都是为了村里选举。“老兄弟”遇年落选之后，死于小煤矿被谎称为冻死的。于是叔丈人开始了漫长的上访。结果是可以想象的。值得注意的是，也只有是来自“老家”的“我”，才会在城市想起苦难的乡村，一个再热爱老家的人，面对盘根错节的乡村中国，也只有“乡愁”而无能为力。这些年来，荆永鸣因书写“外省人”而声名鹊起。《老家》的发表，表达了京城外省人的“大不易”之外，又乎添了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老家”的焦虑。

葛水平的《比风来得早》，与她2004年以来的写作风格有了较大的变化。故事虽然还是发生在她熟悉的乡村，但主角却是一个来自乡村的“小公务员”。一个曾经热爱文学，但为了仕途不得不“戒掉”文学的县城小官员。衣锦还乡是乡村知识分子的梦想。衣锦不还乡如锦衣夜行。吴玉亭在还乡前有了晋升的希望，在他看来，还乡风光一下不可能影响前程。但是，就在他荣耀乡里的时候，他晋升的希望破灭了，他想象的情人，或者有可能成为妻子的人为他带来了这个消息。小说集中描绘了吴玉亭在县政府办公室、短暂还乡时的心理活动和变化。一个命运为仕途所左右的“小公务员”的形象跃然纸上。葛水平的智慧，是将这个虚荣又脆弱的人物仍然置放在乡间，在作家和被述对象都熟悉的环境中展开故事。这不仅使叙事从容无碍，而且也通过更深远的历史之光，照亮了吴玉亭自我期待的文化根源。乡里的民风民情、乡村伦理和价值观念，以不变的朴素培育了吴玉亭最初的仕途梦想。乡亲包括父亲关心的总是他当官的“级别”，总是逢迎着说他“该上去”了。但小说最后还是弥漫着彻骨的悲凉。

讲故事的方法，或者说小说的叙事方法，越来越被作家所重视。孙惠芬在2006年发表的《燕子东南飞》，就因叙事视角的有趣变化引起了批评界的注意。《天窗》在叙事方法上有了新变化和探索。鞠老二、小久子、大娘们儿，是小说的三个人物，三个人物三种不同的视角在观察对方，在判断同一事物。他们面对的是人性中最基本的，也是终极的事物。比如食物、性和死亡。不同的人物有不同的心理紧张和恐惧。鞠老二对食物的敏感和贪婪、小久子对性事的焦虑以及大娘们儿最后处理死尸时心理的细微变化，在小说中都让人有身临其境之感。作家对这些被贫困和愚昧所左右支配的底层人的叙述和揭示，显示了深厚的文学功力和探索的强烈愿望。

徐则臣是近年来涌现的文学新军，他旋风般的气势和作品的数量，都在证明着他坚实的创作实力和不可限量的文学未来。《苍声》是一部反映“文革”时期的小说。“苍声”是方言，是少年向青年转化或过渡的时期。但“我”在“苍声”时期却经历了一场非同寻常的事件。村支书吴天野因为妒忌小学校长在村里的威望，竟使出最卑劣的手段，污蔑他奸污了傻子养女韭菜。然后游街示众非法羁押；吴天野的儿子“大米”，要狗不成便既杀又偷；在他当街看了一次傻女的乳房后，又动了他那个年纪不该动的念头，诱奸了傻女。在道德理想统治一切的时代，乡村道德跌落到如此地步。这就是“我”苍声时期所经历的。那些血腥的人与事和灵与肉的折磨，就这样留在了我的成长期。《苍声》是一部成长小说。它以极端的方式呈现了特殊历史时期的社会生活，其锐利和锋芒，是同类题材的巅峰之作。

面对一年浩瀚无边的中篇小说创作，任何一种描述都捉襟见肘挂一漏万。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在文学遭遇没有尽期的抱怨、指责甚至不再信任的时候，我仍然认为文学是这个时代最动人的场景之一。在鲜有掌声的年代，作家们不懈的努力创作了云蒸霞蔚的中篇小说。文学的问题更是文学之外的问题，这些问题不仅文学家解决不了，谁又能够解决呢！

2007年11月15日于沈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