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为“文化中国：永恒的话题”丛书中的一种。陶渊明、李白和苏轼在许多方面历来被视作古代文人理想品格的代表，本书重点对三人的品格表现作介绍和评析，同时兼顾古代文人理想品格的总体表现，力图将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读者读过本书后，能对古代文人理想品格的构成、表现、成因、影响等获得一个大致的印象，并能引发一些思考。

《文化中国：永恒的话题丛书》以高文化品位为内涵，从文化的特定视角来重新解读(而非直接面对)某些重大的历史或文化主题，特意选择那些人们普遍感兴趣即茶余饭后可供谈资的历史事件或人物作为题材，以确凿的史料为根基，用新的视角或现代意识，采取富有文采、生动流畅的散文笔法和图文并茂的形式，对其进行历史阐释和文化反思，折射出某些文化精神。浓郁的文化观照和历史反思是该丛书的特色。该丛书强调“可操作性和持续发展的张力”，即灵活多样和巨大的包容性，作为一个长期的品牌选题，视具体情况，分为若干辑陆续推出，逐步完成对文化中国重大历史、文化主题的另样解读，形成一个大众精品系列群。该丛书已出版三辑19册。

本书为丛书的其中一册，讲述了从陶渊明到苏轼之间的古代文人理想品格。

引言／1

一 伤时忧国 济世爱民／16

“中夜四五叹，常为大国忧”／16

“涤荡振刷”，力图“卓然有所立”／22

力行“惠民之政”／28

“惟有悯农心尚在”／32

“至今欲食林甫肉”／35

二 志存高远 坚定不移／42

“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42

“誓欲斩鲸鲵，澄清洛阳水”／48

“鸟爱碧山远，鱼游沧海深”／55

三 守正不阿 特立不群／62

“赋性刚拙，议论不随”／62

“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66

“高操非所攀，谬得固穷节”／71

四 笑对人生 乐观旷达／78

“谈笑于死生之际”／78

“被褐欣自得，屡空常晏如”／83

“纵浪大化中，不喜也不惧”／89

五 任情适性 跌宕不羁／96

“天岂去此哉，任真无所先”／96

“野性犹同纵壑鱼”／10l

“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106

“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112

六 怡性田园 纵情山水／118

“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118

“一生好入名山游”／124

“我是识字耕田夫”／130

七 民胞物与 一派真情／138

黎民百姓的朋友／138

同道知音／144

伉俪、父子与兄弟／153

“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162

八 驰骋文苑 异峰突起／168

学兼百家，才该众艺／168

戛戛独造，自成大家／174

从平淡自然到自然天成／183

九 哲人风采 魅力永存／190

对人生哲理的体悟与探求／190

对物性事理的求索／197

对艺术辩证法的思考与阐释／202

十 儒道玄佛 博采兼收／209

“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209

“今见《庄子》，得吾心矣”／216

“归诚佛僧，求一洗之”／223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229

结语／236

主要参考书目／238

后记／241

三 守正不阿 特立不群

正与邪，尖锐对立，水火不容，如苏轼在《学士院试春秋定天下之邪正论》一文中所说：“邪正之不同也不啻若黑白。”“正”对一个人立身处世很重要，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长治久安、兴旺发达也很重要，如苏洵《用间》所说：“用心于正，一振而群纲举；用心于诈，百补而千穴败。”因此，正而不邪，守正不移，成为无数仁人志士所共同崇奉的理念、所共同遵守的原则。

真正做到守正不阿并不容易，须面对、经受和战胜各种各样的考验，甚至是非常严峻的考验。陶渊明、李白和苏轼是能守正不阿的人，他们从不因遭受了太多的艰辛、挫折、磨难、打击而放弃自己的政治主张、做人原则、人生追求和既定的人生道路，能超拔于流俗之上，清浊异路，是非分明，铁骨铮铮，特立不群，显示出可贵的品格和精神。

“赋性刚拙，议论不随”

《论语·学而》载孔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意思是，花言巧语，装出一副讨人喜欢的面孔的人，是很少有仁德的。孔子又说：“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论语·公冶长》)意思是，花言巧语，装出一副谄媚的容貌，对人过分恭敬，这种人，左丘明认为可耻，我也认为可耻；内心对人隐藏着怨恨，外表却装出对人很友好，这种人，左丘明认为可耻，我也认为可耻。可见，孔子对巧言令色、心口不一、善于谄媚逢迎的人是深恶痛绝的，认为这样的人是不可能有多少仁德的，或者即认为这样的表现是与仁德背道而驰的。反之，孔子对于刚直的人则十分赞赏，曾赞美刚直不屈的卫国大夫子鱼说：“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论语·卫灵公》)认为史鱼(史鳝，字子鱼，亦称史鱼)在国家政治清明时能像箭一样直，在国家政治黑暗时也能像箭一样直。孔子认为：“当仁，不让于师。”(《卫灵公》)在面对着仁德时，要敢于坚持，就是自己的老师，也不同他谦让。不难看出，孔子把正直敢言看得非常重要，认为这是构成仁德的必备条件，是仁德的突出表现。古代的仁人志士，不少人正是以此要求、砥砺自己，从而表现出了可贵的品格。

陶渊明在《与子俨等疏》中说自己“性刚才拙，与物多忤”，李白疾恶如仇、桀傲不群，都是具有刚直的品性的。而在这方面表现得最为突出的是苏轼。苏轼对那些逢迎“希合”、“以求世用”(《乞郡札子》)的人极为厌恶，表明自己在政治斗争中的态度是“赋性刚拙，议论不随”(《乞罢学士除闲慢差遣札子》)，是“专务规谏”，“遇事有可尊主泽民者，便忘躯为之，祸福得丧，付与造物”(《与李公择书》)。苏轼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去做的。

王安石变法时，大权在握，苏轼在《杭州召还乞郡状》中说：“是时王安石新得政，变易法度，臣若少加附会，进用可必。”当时因“附会”王安石而得“进用”的人确也不少。但苏轼对某些在他看来仍行之有效的传统法制采取了维护的态度，反对不分青红皂白地一律加以废除、更改，而且认为“天下之所以不大治者，失在于任人，而非法制之罪也”(《策略三》)，因此他加入了反对派的行列，对新法进行了直言不讳的批评。王安石变法是得到宋神宗支持的，因此苏轼曾先后三次给神宗上书，每次都是洋洋洒洒、雄辩滔滔、秉笔直书、无所隐避。苏轼表示：“惟当披露腹心，捐弃肝脑，尽力所至，不知其它。”又说：“立条例司，遣青苗使，敛助役钱，行均输法，四海骚动，行路怨咨。自宰相以下，皆知其非而不敢争。”而苏轼却自称“愚蠢不识忌讳”，“上疏论之详”。在神宗正雷厉风行地推行新法的当时，苏轼所表现出来的政治勇气，是十分难得的。而且，不管苏轼对制置三司条例司、青苗法、均输法等新法举措的看法是否正确，态度是否偏激，其出发点绝对是为国为民，而无个人恩怨掺杂在其中。苏轼提醒皇帝改革一定要考虑到老百姓的利益，不可失掉人心，这种看法无疑是正确而深刻的。苏轼列举新法之弊：“青苗、助役之法行，则农不安，均输之令出，则商贾不行，而民始忧矣。”对那些对新法之弊视而不见的人提出了严厉批评：“愁怨之民，哭声振野。当时奉使还者，皆言民尽乐为。希合取容，自古如此。”这些，都是从“爱民”的角度提出问题、发表看法的。由于苏轼是逆潮流而动，态度又异常激烈，批评的矛头甚至直指神宗皇帝，他是做好了被罢官的思想准备的，也就是说，他是甘冒着被罢官的风险挺身而出、坦陈己见的。果然，他最终被罢黜，再后来又遭诬下狱，被贬黄州。

元丰八年(1085)三月，神宗去世，年仅10岁的哲宗即位，宣仁皇后高氏垂帘听政，改用旧党司马光为相，苏轼也得“骤迁”，先复朝奉郎知登州，到任才五天，又以礼部郎中召还京师，再迁起居舍人。次年，即元佑元年(1086)，又迁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元佑二年，兼侍读。元佑三年，权知礼部贡举。一二年间，青云直上，堪称苏轼一生仕宦最为顺畅、得意的时期。但苏轼并没有就此安于现状。司马光上台后，欲尽废新法，许多人望风响应。苏轼与司马光私交甚厚，当初他也曾激烈地反对新法，按理他应是无条件地与司马光站在一起的。但情形恰恰相反。新法实行十余年来，对挽救赵宋王朝的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都起到了一定作用，苏轼这些年来在对新法的某些流弊进行批判的同时，也发现了新法的某些好处，如他认为唐中叶以来，“民不知兵，兵不知农，农出谷帛以养兵，兵出性命以卫农，天下便之。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今免役之法，实大类此”(《宋史·苏轼传》)，对免役法采取了肯定、维护的态度。因此，当他发现司马光“其意专欲变熙宁之法，不复较量利害，参用所长”时，便挺身而出“屡争之”，“因此得存留者甚多”(《辩试馆职策问札子》)。双方的争吵异常激烈，司马光十分固执，苏轼为与他争辩免役法的问题，气得回家痛骂：“司马牛！司马牛！”苏轼也因此而葬送了自己进身的机会，有的人甚至称苏轼为“王安石第二”，他们一再上疏诬陷攻击，苏轼难以在朝立足，最后再度被迫“补外”而去。

苏轼与司马光的这一场斗争，也完全是从国家利益出发的。实际上，苏轼对自己早年所持的对新法的态度也作了自我批评。苏轼对于新法的弃取是并无个人成见的。他在政治变革中完全走着自己的路，既不投靠旧党，也不依附新党。他赞同新法的某些内容，不是在附和新党；他反对新法的某些内容，也不是在附和旧党。无论是在王安石当权时还是在司马光当权时，他都没有采取随波逐流的态度。他在《与杨元素书》说：“昔之君子，惟荆(指王安石)是师；今之君子，惟温(指司马光)是随。所随不同，其为随一也。老弟与温，相知至深，始终无间，然多不随耳。”明确展示了自己即使是“相知至深”也“不随”的独立不阿的品格。

苏轼所表现出来的独立品格，与孔子所提倡的理想品格是一脉相承的。苏轼晚年从海南岛贬所北归后，曾写有《刚说》一文，认为“刚者必仁”，而“佞者必不仁”，并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来加以证明：凡将自己从灾难中解脱出来的，都是那些平常不讲情面、不易亲近、看起来让人感到害怕的刚直之人；凡是把自己推挤到危险境地的，都是那些平常讨人喜欢的、善于谄媚逢迎的人。接下来苏轼回忆了孙立节刚直不阿的两件事，赞扬了孙立节的刚直品格，以此“明刚者之必仁，以信(同“伸”，伸张、阐明之意)孔子说”。可见，苏轼是将刚直与否当做是否仁德来看待的。也可看出，苏轼在经历了长期颠沛流离、九死一生的贬谪生活之后，他仍保持着刚直的品格，仍把刚直看做是人生的一种理想品格。

苏轼认为，要保持刚直的品格，自身必须无所畏惧。他在《书(孟德传>后》一文中，用生动的故事说明了这个问题。苏轼不畏强者，遇事敢言，正体现了他的无所畏惧的精神。

P62-65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中国历史上对各族人民的生存和发展产生过深远影响，对世界文明做出了杰出贡献。尤其是它的内在精神已渗透到炎黄子孙的血脉中，其影响是弥久深远的；当代中国人——无论是谁，都无被不深深地打上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烙印。

历史的车轮行驶到今天，中国传统文化无疑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的宝贵资源。对于传统文化，我们的态度是，立足于当代中国，从我们的问题或我们的精神需要出发，以新的视野或现代意识，对中国文化中某些被反复咏叹的东西给以重新观照或解读。

现代派诗人、著名文学史家闻一多先生宣称：“一般人爱说唐诗，我却要说‘诗唐’——懂得诗的唐朝，才能欣赏唐朝的诗。”如果善于理解这种逆向思维的丰厚内涵，并由此引申开去的话，那么，我们则想说：中国文化虽早已成为国人耳熟能详的话题，但假如只满足于平面式的浅尝辄止，就很容易指木为林或见林失木，最终反倒是空泛无得并且莫知归依了。所以，我们现在才尝试着变换习惯性的认知方式，移果就因、因反作正，从文化的特定视角来重新解读而非直接面对某些重大的历史或文化主题，特意选择那些人们普遍感兴趣即茶余饭后可供谈资的历史事件或人物作为题材——这是一些世世代代都在反复谈论的话题。问题在于，今天应先用一种什么样的眼光和口吻重新谈论它。我们力求以扎实确凿的史料为根基，采取富有文采、生动流畅的散文笔法，对其进行多元观照与文化透视，反映重大历史、文化主题，并给予历史阐释和文化反思，折射出某些文化精神。缘此而往，就有可能寻找到另一扇尚未被开启的门扉，那里面当有着不尽胜境、无限风光等待着我们去发现、辨理……所以，本丛书强调知识性，但不是一般性的知识读本；强调学术根基，但不是纯粹的学术专著；强调可读性，但不是违背史实的任意杜撰；强调个人新见，但不是只顾新异的凿空立论和华而不实的游戏笔墨。浓郁的文化观照反思和深刻的历史反思，是本丛书的特色和宗旨。

本丛书中的每一种，都精心选择国内在各自领域有造诣的专家学者撰写，注重深人浅出、雅俗共赏的叙述方式，采用图文并茂的表现形式，选择相关的、经典的图片，采用彩色插页和黑白附图(编者按：本丛书采用了少数今人作品，因无法与原作者取得联系，恳请当事人见书后尽快与我们联系，以便寄奉样书、稿酬。)的方式，从而更具有鉴赏价值和收藏价值。本丛书面向中等文化以上的广大读者群，使其在轻松、趣味盎然的阅读中，得到启迪和收获，以提高综合文化素质和鉴赏品位。

本丛书强调“可操作性和持续发展的张力”，即灵活性和巨大的包容性，作为一个长期的品牌选题，视具体情况，分为若干辑陆续推出，逐步完成对文化中国重大历史、文化主题的另样解读。

本丛书第一辑推出9种，如依类相从取近者归纳的话，大略可以划分为三种范型：

一种是选择若干个体性人物为观照中心，从他们所处的世纪历史大屏幕上，用宏烛幽，凸现其活动轨迹，就异同得失里，以现代人清醒的理性观念，揭示其生成的“合理性”，给出社会一文化意义上的评析。如《专制变奏曲：从吕后到慈禧》，自以男性为中心的封建社会里的几个铁腕女人切入，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与错综纷杂的人际关系的描述里，显现了专制集权政治在女性独尊时期的特殊形态。如《宿命错位：隋炀帝、李后主与宋徽宗放谈》，评述三个颇具争议却不失典型价值的亡国之君，进而阐释因为专制独裁体制所决定其悲剧命运的深层根源。

又一种是截取某一特定历史时段的大环境，借助某些重要事件作为审察契机和联结链条，剖析、描述相关王朝兴废盛衰的演变过程，在冷静缜密的理性眼光里，也渗透了唏嘘慨叹的深沉感性色彩。如《玄思风流：清谈名流与魏晋兴亡》，评论从传统儒生里生成的清谈名士的新的思维方式和人生态度，那种特具的双重性和不断嬗变，以充实丰富自己思想的与时共进的精神。如《天宝十四载：盛世终结与李杨情变》，特别选择了这个年份作为叙论原点，将中国历史上最著名、最特殊的爱情故事，放在唐代广阔的人文、社会背景上予以重新解构再现。如《秦淮旧梦：南明盛衰录》，述说名士名妓的悲欢离合中融入了一个朝代的兴亡史，而繁华事散，亲历当年遽变惨祸的故老孑遗终于作出认真的反思。如《落日辉煌：雍正王朝与康乾盛世》，强调仅得13年治绩的雍正帝，于康、乾之间承前启后，却独具不可或缺的重要转捩作用；并且分别，以中国历史进程和世界近代的迅猛发展为参照系，多角度审视康乾盛世中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风气、学术、文艺等。

再一种是就某一历史时代的文学家群体为研究基点，结合其创作业绩，就相关的个人情怀气质、生活趣味，与周围总体环境、时代潮流、民风习俗等比照对析，以了解那蕴隐于其人其作背后的更深层的主流艺术精神、美学理想和人生价值取向。如《侠心剑胆：唐代诗人的文化精神与人生意趣》，揭示作为时代精神的、被唐代诗人充分张扬出来的人性自觉意识、人格自尊观念和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高举的理想主义旗帜，才是唐诗乃至唐文化之魂，是以后的任何封建王朝所永远不能企及也不可再造的。如《浅酌低唱：宋代词人的文化精神与人生意趣》，指出时代环境决定了宋代士大夫文人的精神双重性和人格分裂，词作为他们感情宣泄的中介，也相应决定了其独特的言情、娱乐功能及传播方式。如《粉墨功名：元代曲家的文化精神与人生意趣》，处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第一个由异族主宰、种族等级森严的大一统帝国里，元代曲家的思想心态十分矛盾复杂，人生价值取向和生活方式也很独特，所以，元曲(杂剧和散曲)从内容到形式、从风格到情趣都与传统的文学迥异。

本丛书的目的是面向社会广大读书界，自然希望得到更多读者朋友的关注。倘蒙您们指出不足谬误之处，相共切商磋酌，那便是表示了一份浓浓的友情，而我们的欢迎和感谢之情是不言自明的。

2008年初仲春之月于济南玉函山房

让我来谈古代文人的理想品格这样一个大题目，确实绝非易事。一方面，古代历史上下数千年，文人何只千万，情况纷纭复杂，把握起来，谈何容易；另一方面，品格问题涉及到众多学科领域，涉及到社会思潮、社会环境及文人生活的众多方面，把握起来，自也极为困难。但考虑到文人的理想品格显示了古代精神文明建设的高水平，是中华民族精神文化遗产中最为闪光的部分之一，对我们构建当代文人的理想品格仍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选题本身很有价值，因此也就不避举鼎绝膑的危险，勉力地承担了这一任务。

陶渊明、李白和苏轼在许多方面历来被视作古代文人理想品格的代表，因此本书重点对三人的品格表现作介绍和评析，同时兼顾古代文人理想品格的总体表现，力图将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如前所说，由于选题本身地负海涵，包容巨大，因此本书总体说来只能算是粗陈梗概、浅尝辄止。如果读者读过本书后，能对古代文人理想品格的构成、表现、成因、影响等获得一个大致的印象，并能引发一些思考，就算是达到了目的。

本书为“文化中国：永恒的话题”丛书中的一种。丛书主编之一乔力先生是我的老朋友，自1987年在四川成都召开的中国古代文学学术研讨会上认识以来，我们已经数度合作，这次能够再度携手，实属荣幸。孔子说：“朋友切切倨但。”曾参说：“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这在我们身上都有体现。济南出版社副社长、副总编丁少伦先生，责任编辑王菁女士、赵志坚先生为出版本书劳心费神，多所匡正，谨此致谢！在写作过程中，王笏、刘昕、刘云青、张川为我提供了多方面的帮助，也特予胪列，以志不忘。

本书完成之日，正值春光复来之时。一天上午，正坐在电脑前校对书稿，忽有久违了的熟悉而稚嫩的鸟叫声在耳畔响起，原来是一只燕子就站在我身边的窗台上，顿时感到莫名的新鲜和惊喜。正是：

新莺隐叶啭，新燕向窗飞。

——(南朝梁)萧绎《春日》

而当时的感觉，则如唐人令狐楚《游春词》所写：

高楼晓见一花开，便觉春光四面来。在春光来到之时完成一件有意义的事情，自会给人带来春风拂面、春风得意的感觉。但愿这种感觉能常伴人生。但愿绚烂春光能永驻人间。

张亚新

2008年3月初于北京黄寺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