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以人事交往和历史事件为单元而展开，以高宗武1940年“奉蒋介石之命赴美考察”开篇，以高宗武“病逝华盛顿家中”终篇，一共三十余篇，中间披露了高宗武在华盛顿隐居期间的主要活动、主要的人物交往，包括他在美国初期撰写《日本真相》的过程和出版时的一波三折，以及后来迫于生计在美国做股票生意的趣事。为方便读者了解真实的高宗武，本书也详述了高在赴美之前追随汪精卫参与对日“和谈”和脱离汪精卫的情况。通过大量珍贵的史料，该书如笋剥壳般地将“谜”一样的历史人物高宗武向真实还原，读来颇有让人豁然开朗之感。

高宗武为二十世纪上半叶中日关系的重要见证人。1940年他奉蒋介石之命赴美考察，从此在华盛顿隐居长达50余年。期间他虽然表面上不闻时事，实际上与国民党中枢及军政要员、社会名人如陈立夫、胡适、杜月笙等过从甚密。从本期开始连载的“隐居遗事”系《书屋》杂志独家发表的第一手材料，并附有大量照片和书信。

出版说明

忆高宗武伯伯——代序言（季蕉森）

奉蒋介石之命赴美“考察”

智取《日汪密约》逃离虎口之一幕

傅斯年的斥骂引出的一段故事

应胡适之请作《关于对日宣传事项》

感谢陈立夫的庇护

迟到的撤销通缉令

自述：蒋介石召我上庐山谈话之经过

答友人问：我为什么要脱离汪精卫？

答友人再问：1938年夏，密赴日本之前晋见蒋介石

开始撰写回忆录《日本真相》

回忆录出版的一波三折

胡适信中评说日本切腹和汪精卫之死

怀念恩人黄溯初先生

陶希圣致高宗武之亲笔密札

呈蒋介石的一份密报

请求回国工作接连致函陈布雷

杜月笙、董显光等致函高宗武劝阻其回国

胡适邮寄周佛海庭审剪报

自谋生路——做股票生意

杜月笙秘书透露陈布雷之死内幕

向张群举荐吴贻芳为驻美大使

敦请何应钦赴美参会

鼓励夫人沈惟瑜为胡适写传

“高家酒店”

批评龚德柏所著《汪兆铭降敌卖国密史》

胡适寄赠古诗表心意

设家宴款待犬养道子小姐

请求赴台函呈蒋介石

最后的哀悼——凭吊胡适陵园

凭吊杜月笙墓及会见万墨林

蒋介石在中山堂秘密接见

为两位美国学者口述历史

病逝华盛顿家中

后记

《日汪密约》(全称为《日支新关系调整纲要》及附件)是汪精卫当时手中的一份绝密文件，只有几个“和运”高干开会时才拿出来供大家讨论，完了由汪收回装进皮包，绝不外传。但是高宗武又是如何从汪的手中拿走这份密件，拍成胶片，逃离上海的呢？读有关一些史料，对此一节均含糊地一笔带过，比较具体描述此节的有两位，一位是香港的李馨畹先生，一位是陶希圣的公子陶恒生先生。李先生说：“高由东京回沪不久，恰巧这时《日汪密约》完成，正准备公布中，高就假研究该密约内容为名，托亲信取出，即刻拍照，然后携其秘密逃离孤岛，搭轮直抵香港。”(香港《春秋》杂志1961年第100期)

陶先生说得更具体了。他说：

1939年12月某日，高宗武说要借出文件带回家细读，周佛海不敢作主，请示汪精卫，汪答应了，因而给了高带回摄影的机会。至于摄影的工具和技术，相信是由杜月笙门人提供的了。

李、陶二位说的这段话不知道有什么根据？他们的说法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高要把密件“借回家”，一个说“托亲信取出”，一个说向周佛海提出，而“周佛海不敢作主”。这些都是经不起推敲的，因为倘若能借到法租界的家中，还有何绝密可言？再说，高宗武当时已被日汪所疑忌，怎能如此轻易地就把一份绝密文件交给高宗武派来的“亲信”拿走？而且谨言慎行的高宗武也绝不会提出“借回家”的要求，他不会干这种傻事！

高(宗武)陶(希圣)反正，潜赴香港发表《日汪密约》，举世震憾，日本当局也为之大吃一惊！他们是如何从日本宪兵及汪伪特工总部盘踞的上海滩逃脱出来的？又是如何从汪精卫眼皮底下获取这份绝密文件的？陶先生曾有文记述，但说的只是他自己逃离的经过，而获取密件事则无一点记录，盖此事乃高宗武一人所为也。我看到有些书胡编乱造，如龚德柏所著《汪兆铭降敌卖国密史》第九章即说：“《汪日密约》签字后，即被高宗武、陶希圣盗去……而陶希圣则携密件赴重庆。”此皆向壁虚构之言。遗憾的是，高宗武在世时始终守口如瓶，不言一声，故而将此事悬为一谜。

旧年初春，笔者有幸得以看见宗武所遗部分文电手札，从中发现几页有关此案的文字，皆高宗武亲笔手书，尘封六十余年，仍不失为最新史料，因缀此文，以补官书之不足，且用以纠正已发表史料之错误。

且说1939年11月5日，上海愚园路汪精卫公馆会议室内，正在召开最高干部会。所谓高干者，即称之为“和运首义分子”的汪精卫、陈璧君、周佛海、陈公博、高宗武、陶希圣、梅思平等七人。作为最高决策机构，会议研讨的主题是日本在上海的“梅机关”头目影佐祯昭提交的《日支新关系调整纲要》及附件，即后来通称的《日汪密约》。这条约上怎么写的呢？对于抗日战争史中这件往事，有些国人特别是青年朋友茫无所知，我今摘其大要如下：

关于调整日支新关系之原则：

日支满三国在建设东亚新秩序理想之下，相互善邻而结合，以东亚和平之枢轴为共同之目标，其基础之事项，列记如左：

(一)以互惠为基调，设定日支满三国一般的提携，尤其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等原则。

(二)华北及蒙疆在国防上并经济上设定日支强度之结合地带。在蒙疆地方，则除前项之外，因防共之关系，特别设定军事上及政治上之特殊地位。

(三)在扬子江下游地域，设定经济上日支强度结合地带。

(四)在华南沿海特定之岛屿，设定特殊地位。

(五)关于右列诸项之具体事项，以附件二所载要项为准据。

附件二 日支新关系调整要项

第一，关于善邻友好原则之事项

日支满三国为相互尊重本然之特质，浑然相提携，以确保东亚之和平。而举善邻友好之实起见，应全般的讲求互助运环及友好促进之手段。

(一)中国承认满洲帝国，日本及满洲尊重中国之领土及主权，日支满三国修复新国交。

(二)日支满三国撤废一切政治、外交、教育、宣传、交易等足以破坏相互好谊之措置及原因，且将来亦禁绝之。

(三)日支满三国实行相互提携为基调之外交，对于第三国之关系不采取违反此基调之一切措置。

(四)日支满三国协力于文化之融合创造及发展。

(五)日本派遣所要之顾问于新中央政府，以协力于新建设，特别在强度结合地带及其他特定地域内之所要机关，配置顾问职员。

(六)随日支满善邻关系之具体实现，日本逐渐考虑租界及治外法权等之交还。

第二，关于共同防卫原则之事项

日支满三国协同防共，并协力于共通治安安宁之维持。

(一)日支满三国各在其领域内，芟除共产份子及组织，并提携协力于防共之情报宣传等有关事项。

(二)日支共同防共之实行。为达此目的，日本将所有之军队，驻屯于华北及蒙疆之要地。

(三)另行缔结日支防共军事同盟。

(四)第二项以外之军队，视全部及局部之情势如何，当尽量促进撤退。但现驻华北及长江下游之军队，当继续驻屯至治安确立时为止。

(五)为共同维持治安起见，承认日本舰船部队将在长江沿岸之特定地点及华南特定岛屿驻屯停泊。P11-14

1959年我从台湾来美留学，学成就业后，于1971年间替父亲(讳崇仁，1906—2003)与母亲(1906—1978)办妥来美移民的手续。1972年初夏，接双亲来我家(在Rockville，Maryland)住，那时我已成家，是两个女儿的爸爸。有一天，父亲对我说：“我当年在温州模范高小读书时，有一位很要好的同学，他的姓名是高敏，我的学名是杰，他是我们同乡温州乐清人，我俩同岁数，都住校，共膳宿有五个学期，彼此均系校内的高材生。他的国文成绩特别优异，我两人那时的情谊相当好。自从离开学校以后，各奔前程，五十多年来一直没有机会跟他再见过面。”接着又说：“我知道有一位名人高宗武先生，也是乐清人，在我国对日抗战初期，他就来了美国，不晓得我的同学高敏与这位高宗武是不是同一个人？如果是的话，不知他是否住在华盛顿附近？你能不能替我去‘驻美大使馆’查问一下？”

同周的星期六上午，我去“驻美大使馆”为父亲查问这件事。它位于2311 Massachusetts Ave.，N.W.，Washington，DC，现在是海地共和国的驻美大使馆。那时候(1972)“大使馆”的接待员(Receptionist)是吴锦心女士。她是《中央日报》名记者汪有序先生的夫人，亦是我们温州老乡。汪夫人知道我的来意之后，对我说：“我不但认得高宗武先生夫妇，而且还很熟，他们就住在华府，我可以把他的电话号码给你，请令尊直接去电话问，看看高敏是不是就是高宗武。”于是，当晚我替父亲先拨高府的电话，接通后，知道对方是高宗武先生，我就立即让父亲把电话接过去与对方讲话；父亲开头就说：“喂，我是从前温州模范高小的季杰，请问高先生是不是就是高敏？”我虽听不到对方讲话的声音，但从父亲当时讲话那一刻喜悦的表情，可以判断出“高宗武就是高敏，同一个人”。就这样，我替父亲找到了他失去联系半个多世纪的一位高小老同学，我为此亦很兴奋。然后，不久由我陪同父亲于约定的日期与时间，前往高府(3001 Veazey Terrace，N.W.Apt.711，Washington，DC)拜访。高伯伯与高伯母那天俩人亲自在大厅门口等候，迎接我父亲。高伯母姓沈，名惟瑜，江苏嘉定人。现在回想起来，已经是卅四年以前的事了，不过还得要感谢汪夫人当年的帮忙。

……

1994年9月24日，高伯伯病逝于美国马里兰州，伯玲与我均参加他的追思会。父亲为此从加州给我来信说：“处此乱世，得享寿八十九，乃福寿全归了。”约十年后(2004年3月26日)，高伯母亦仙逝于马州，享寿九十二。俩老均安葬于Parklawn Memorial Park墓园，位于Rockville，Maryland。高伯伯与我相识有二十二年，我与高伯母相处更久，达三十二年。现在痛失这一对令我敬爱的长者，实有不胜哀痛。

高伯母过世后，孙子高昕与他夫人梅影整理高伯伯两老全部的遗物时，发现高伯伯遗留下来有大量珍贵的历史资料，它包括有1940年至1994年的全部日记，还有他生前与当年许多政坛要人，如张群、陈立夫、陈布雷、何应钦、胡适、陶希圣以及杜月笙等人的书信来往与照片；除此之外，有高伯伯自己的中文回忆录(《日本真相》)约十五万字与英文版的回忆录(Into the Tiger's Den)。最近，高昕曾在给我的电子邮件中说：“爷爷著书，不仅得到当时驻美大使魏道明的鼓励，而且也向蒋介石先生呈报。陈布雷曾致电爷爷，电文如下：‘魏大使伯聪兄译转宗武兄，沃电悉，近兄已呈委座，大著请兄放心出版无须考虑，此亦吾人报国之一道也。弟陈布雷叩。’同时张群、杜月笙都有信给爷爷，谓‘尊著如已出版，尚希惠赠一二部，以资快睹’。由此可见，爷爷著书一事不是秘密，至少在当时驻美使馆内部知者颇广。”同时，在电话中，高昕向我表示：“我们目前正在加紧整理爷爷的历史资料，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公诸于世。”

我闻悉，为此不胜雀跃。现在有了当事人高伯伯的第一手完整资料，当年他所肩负中日外交的那段密史，展示于世是指日可待了！

高伯伯去世已逾十二年，他生前慈祥的音容，永远萦绕在我的脑海中；他的为人与那“提得起，放得下”的从政风格，令我敬佩。我祈祝高伯伯与高伯母安息！

我在整理注释高宗武手稿《日本真相》之余，又加写了这本小册子——《高宗武隐居华盛顿遗事》。

《日本真相》手稿十分潦草，而且是繁体字竖写，又有多处窜改涂抹，所以拿给操作电脑的青年人输人编排，半个月过去了，结果只输入了六百多字。十五万字的手稿，按此速度，再过一年也是无望，古人云：“九十光阴能有几？金龟解尽留无计。”时间紧迫，我只好拿回来自己一页一页地誉抄了。如此，便影响了我计划撰写《高宗武隐居华盛顿遗事》的进度，整个夏天我都埋头在这堆手稿中，以至于《高宗武隐居华盛顿遗事》的一些篇章就来不及撰写，诸如：“欧洲旅游纪实”、“再登日本岛”、“思乡之情”等等，只好留待来日再作补记。

我要感谢高昕的岳父侯鸿飞先生，是他奔波于北京、纽约之间，把高宗武先生遗留下的文字及照片资料带回来，又邮寄给我。不仅如此，他还亲自执笔写了胡适与高宗武的部分文字。他原打算约我一起写三部分：一、胡适与高宗武；二、杜月笙与高宗武；三、隐居遗事。但他实在太忙了，他是古生物科学家，除了讲学、考察之外，还担任着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主办的Episodes杂志的主编，更是忙得不可开交，不得已而把这两本书的写作事(另一本即高宗武遗著《日本真相》的整理注释)移交我一人承担了。接手后，我考虑再三，就把这三部分揉合在一起，主题放在“隐居华盛顿遗事”上。

我为什么要定这个主题呢？

原来高宗武到美国隐居以后，退出政治舞台，无影无息了，他本来就是一个神秘人物，于是谣言蜂起，什么在美国成了千万富翁了，什么受日本政府的邀聘去当幕后顾问了，什么返归大陆家乡了……许多怪诞不经之谈在社会上流传。其实这都是一些捕风捉影的猜测，但也说明人们在关注着高宗武的行踪。这正是我追述高先生“隐居华盛顿遗事”的初衷，套一句史学界的术语：以正视听。

勿庸讳言，高宗武是个复杂的历史人物，他与朋友们的言论以及来往通信也多带有特定时代的印记，在那个时代的环境下，这是无足怪异的。为了表达真情事实，我均按原件录出，留下它们的本来面貌，希望读者在阅读时加以分析与鉴别。

为了这两本书的出版事，《书屋》杂志主编聂乐和先生及执行主编胡长明博士冒着酷暑高温，先后驾临寒舍，研讨稿件，先连载于《书屋》杂志，今又为之印行成书，他们的敬业精神，殊可钦佩！

限于作者的水平，本书的错误与不妥之处一定不少，恳切地希望读者诸君批评指正。

夏侯叙五

2007年8月于望淮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