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新民主革命史》全书四卷，共150多万字，可以说是第一部如此系统研究湖北新民主革命的历史巨著。这在地方史研究领域也是不多见的。而且该书的作者阵容强大，由李良明教授领衔，可以说集中了湖北的一流学者，写出了这具有历史厚重感的精品之作，该书具有结构合理，逻辑性强；新资料的运用，内容更加丰富；具有创新性等特色。

本书为该套书之解放战争时期卷。

《湖北新民主革命史》分中共创建与大革命时期卷、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卷、抗日战争时期卷和解放战争时期卷四卷，跨越了1919年—1949年三十年的历史。该书的编写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严格遵循历史发展的逻辑，坚持实事求是，尽量还原历史。在以叙述湖北新民主革命发展历史过程为主的同时，对涉及的有关人与事的已有研究成果，本书将根据新的史料重新审视，凡认为是正确的，将给予充分肯定；凡认为值得商榷的，则发表自己的见解。

本书为其中的解放战争时期卷。

第一章　抗日战争胜利后湖北省的政治

　一　新四军第五师接受日本军队投降受阻，国民党军队接受日本侵华第六方面军的投降

　二　国民党湖北省党政机关“还治”武昌，省市县参议会成立

　三　湖北地区对汉奸、日本战犯的处理

　四　进行抗战损失的调查

第二章　国民党在湖北的黑暗统治

　一　国民党大员接收湖北地区日伪物资，官僚资本急剧膨胀

　二　湘鄂赣清查团的“清查”闹剧

　三　省内社会经济的迅速恶化，王东原、郭忏贪污受贿的黑幕被揭露

第三章　中国共产党为争取中原地区的和平而奋斗

　一　国民党挑起中原战火，中共中央中原局和中原军区的成立

　二　军事三人小组调处中原内战，董必武慰问中原解放区

　三　宣化店谈判，《汉口协议》的签订

　四　社会各界的有力声援，“行总”、“联总”湖北分署的有效救济

第四章　气壮山河的中原突围

　一　国民党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中原突围战略方针的制定

　二　中原解放军胜利突围，转战鄂、豫、陕边

　三　《老河口临时协议》的签订，西安谈判的破裂

　四　豫鄂陕军区、鄂西北军区的建立，主力战略北移　

　五　中原突围的伟大意义

第五章　第二条战线在湖北境内的开辟

　一　党组织的建立与恢复，民主运动的初步兴起

　二　武汉人民反对美军暴行的斗争

　三　武汉大学“六一”惨案

　四　联勤总部被服厂“七”血案，工人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

　五　汉口景明大楼事件

　六　“复员建国”经济计划的流产

第六章　刘邓大军挺进中原湖北革命形势飞跃发展

　一　中共中央南进中原战略方针的制定，中原游击纵队转战大江南北

　二　千里跃进大别山，实施战略展开

　三　粉碎国民党军队对大别山的“清剿”

　四　鄂豫、江汉、桐柏解放区的建立

　五　开展土地制度改革运动

第七章　国民党“行宪”、“总体战”、币制改革的破产

　一　国民党“行宪”，国民大会代表选举丑闻

　二　国民党实行“总体战”，蒋桂矛盾加深

　三　经济危机严重，通货恶性膨胀

第八章　白崇禧“划江而治”的幻梦湖北人民迎接解放

　一　桂系的“划江而治”幻梦

　二　湖北和平运动

　三　中共武汉地下党的统战、策反工作

　四　“反搬迁、反破坏、保护城市”的斗争

第九章　解放军进入武汉新民主主义革命在湖北全境的胜利

　一　对武汉的战略包围

　二　张轸起义

　三　民主党派迎接武汉解放

　四　华中重镇——武汉的解放

　五　宜沙、鄂西战役新民主主义革命在湖北的胜利

第十章　结束语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日本侵略者占领武汉后，选派了一批台湾人到武汉进入政权的各个机关，特别是文化新闻机构，为其效忠。庄泗川是他们当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

庄泗川是台湾省嘉义县人，1905年1月17日出生。本名泗川，学名弘洙，又名贵岩，曾用笔名泗筌，因“筌”在闽南话中与“川”同音。早年入嘉义公学就读，接受日本教育。16岁，背井离乡，到厦门考入集美学校中学部，因成绩名列前茅，被校方保送厦门大学深造。后到上海，投考上海大学。在那里他受到三民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思想一度激进。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庄参加游行。下半年，因形势紧张，辍学回到台湾。

庄泗川在大学二年级时，投稿《台湾民报》，开始笔墨生涯。曾担任《台湾民众时报》记者，因作业优秀，平步青云，一路升迁，先后担任《新民报》屏东支局长、台北中文版的主编、中文版总编辑等职。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本政府为了在思想上控制中国，在台湾抽调了一批文化人充当他们控制舆论、宣传殖民文化的走狗。庄泗川因中日文均佳，又有出色的业绩，故被日本军部看中。对此他是心知肚明的，他承认日本“军报道部是借用我有中国人的身份办报的，且以中文发刊，希望中国民众知道总编辑是自己人，诱导中国人采信刊载的内容，提高阅读率，彰显发刊绩效”。

1938年10月底，战争的余火还在汉口燃烧，庄泗川就衔命从上海赶来汉口，筹办《武汉报》，并于11月10日出版。该报的第一任社长是日本特务班大串大佐，庄泗川担任总编辑。《武汉报》是武汉地区影响最大，也是日军在汉口的第一份中文报纸。《武汉报》后来虽然名义上为汪伪政权宣传部管理，实际上被日本驻军的新闻媒体专门机构报道部紧紧控制着。庄泗川临危受命，卖力工作，获得军报道部的赏识，给予重任，先后还担任过《大楚报》(1939年3月6日创刊，伪武汉市府的机关刊物)、《两仪》月刊的发行人。两报一刊是武汉日伪时期的主流媒体，成为日军侵占华中地区的主要舆论工具。庄身兼多职，曾任日伪武汉记者协会负责人、中日文化协会武汉分会常务理事兼总干事、日伪武汉艺术委员会主任、伪新国民运动促进委员会委员、东亚联盟湖北分会秘书主任、武汉亲仁俱乐部管理委员、湖北清乡爱路委员会委员等职，成为武汉地区日伪文化新闻的掌门人，是日伪时期湖北地区大红大紫、呼风唤雨的人物。对侵略者的忠心，庄氏也不回避，他在回忆录里写道：“我在《武汉报》任职八年，这段期间没犯过任何错误，没受到日本主管指责，忆起当时的情景，连自己也难以置信。”正是由于他的卖力效忠，使“日本军方也相当尊重”他，“非常庆幸没有被日军征用到南洋”。

庄泗川在武汉活动的8年，是他一生中最“显赫”的时期，也是他最大的历史污点。但他在晚年作口述历史时，掩盖自己所犯的罪行，甚至用别人之口，把自己说成是“沦陷区的活菩萨”。他为自己辩护，称报纸的社论都是日本人写的，自己只是将其翻译成中文发表而已。他说的这些即便是事实，那么以他个人署名的文章又如何解释？他不仅负责编辑两报一刊，而且在上面还写了不少的文章。仅举二例：

例证之一，1941年8月5日《大楚报》，他发表了《为什么要提倡东亚文艺复兴》，竭力鼓吹中日同文同种，要用东方的王道与西方的霸道进行斗争，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的关键，就是揭橥东亚文艺复兴。

例证之二，1941年他在《两仪》月刊卷二第12期上发表《东亚执笔战士一致联合起来——协力于大东亚圣战》指出：“英美的文化是自由主义的副产品，功利主义，享乐主义等等的表现，已决不适于现代的需求，共产主义更是今日全世界的共同敌人。”“现在我们既站在复兴中华、保卫大东亚大纛下，这正是我们造成时代风气的指南，协力大东亚战争，驱逐英美，反共和平这正是今日东亚人应尽的天职，更是中国人谋求救国的唯一方法。

中国的文化人——执笔的战士们！今后我们应当把笔杆当作枪杆，把纸张当作杀敌炮弹，须知‘他人悬宝剑，我有笔如刀’，须知‘一纸文字，胜于十万毛瑟’。共同努力尽一个战斗员的天职，唤起了未死的国魂协力于大东亚的战争，不但是要扫除英美政治军事经济的侵略，还要扫尽一切文化的侵略，我们要认清楚复兴中华，保卫东亚的伟大事业，必须先要从东亚文化复兴运动做起！”

白纸黑字，在国家主权的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庄泗川站在侵略者的立场上，为其宣传殖民文化、侵略文化，是难掩其出卖国家的罪行的。同时“他人悬宝剑，我有笔如刀”，“一纸文字，胜于十万毛瑟”，也充分说明了他正是用笔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自己的祖国而效力，怎么是“未曾伤害任何人”呢？他为侵略者大造舆论，严重地伤害了自己的祖国，伤害了被奴役的广大同胞。容许对自己的罪行忏悔，但不容许歪曲历史事实！按照国民政府公布的《处理汉奸条例》第七、八、十条，他是武汉地区第一号文化汉奸。但抗战胜利后，他居然还四处活动，1945年9月2日，他出席台湾省旅汉筹备会的成立大会，并被推为筹备主任委员。一时舆论四起，湖北当局只好通缉他。他自动投案，被关押。1947年初国防部批准台湾籍国大代表董国书等18人提出的从轻处理台籍战俘的备忘录，要求军法、司法机关“审理台籍战事人犯时，应同情处境，勿与日本战犯同等处分，并勿强作中国国籍而判汉奸罪”。据此武汉当局将他释放。他回到台湾后，从事商业、宗教活动。2004年2月15日在台北去世，享年100岁。

在日伪时期担任《大楚报》社长的张榆芳(台湾籍)曾于1946年2月22日被湖北省高等法院宣判死刑，4月改判有期徒刑八年，后因与庄泗川同一原因返回台湾。

对于国民党地方当局如此“惩治”汉奸，社会各界反响强烈，武汉民众对政府当局不惩治邹平凡等大汉奸的行为十分不满，纷纷上书政府，要求严惩。1946年2月，武汉开始公开审讯四名汉奸，其中有三人是文化汉奸。《和平日报》“自由园地”专栏发表了署名文章，对此提出看法：“还有那些更多的政治汉奸以及特务汉奸，究竟下落怎样？还不得而知，我们非常企盼能快些听到下文。”所谓下文，却是不少被捕的汉奸获释或减刑。武汉民众目睹政府当局“惩治”汉奸的过场戏，十分失望和气愤，连国民党中宣部机关报《武汉日报》也不得不承认，“由中央到地方，接收的贪污，汉奸的包庇，把光复后应该光明的局面，搅得一团糟，真太伤了善良的小民的心！”

对于日本战犯，国民政府一开始就采取十分宽容的态度。8月15日，蒋介石在为日本投降发表的广播演讲中就提出了“以德报怨”的战后中国对日政策。

1945年11月6日，国民政府组成了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负责日本战犯的处理工作。同月武汉行辕审判战犯军事法庭成立，由汉口地方法院院长刘泽民兼任庭长，湖北高等法院检察长吴俊兼任法庭检察官，湖北高等法院庭长吴献琛、武汉行营军法官李吉清、孙湛兼审判官。至此湖北地区开始处理日本战犯问题，在湖北犯有战争罪的，由中国战犯法庭、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审判。

在武汉地区犯有战争罪的主要日本战犯有：

冈村宁次(1884—1966)，日本东京人。是“中国战区天字第一号战犯”，1938年任第11军司令官，是进行武汉会战日军的最高指挥官。1944年11月出任中国派遣军司令。对湖北人民、中国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但1949年1月竟被无罪释放。1966年9月6日病故。

园部和一郎(1883—1963)，日本熊本县人。1940年3月任第11军司令官，驻汉口。抗战胜利后，被列为重要战犯，后被释放。

……

P26-29

为什么要编写《湖北新民主革命史》？这是我们首先要向广大读者说明的。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湖北新民主革命史，在全国新民主革命史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董必武、邓小平、李先念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曾在湖北这块热土上工作过、战斗过，给湖北人民的革命斗争以极大的鼓舞。

五四时期，以董必武、陈潭秋、恽代英等为代表的湖北先进青年，认真学习、热情宣传马克思主义，创建了中共湖北早期党组织。出席中共“一大”的13名代表中，湖北籍的就有5名。大革命时期，武汉国民政府的建立，将国共首次合作推向顶峰，使武汉成为红色的首都。毛泽东在武昌主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刘少奇在汉口主办工人运动讲习所，使湖北的工农运动轰轰烈烈地蓬勃发展。在大革命的危急时刻，为挽救革命的失败，中国共产党在武汉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土地革命时期，党中央在汉口召开八七会议。会后，党开始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在全国各地发动武装起义，建立革命根据地，在全国最大的三块根据地中，湖北就有两块，诞生了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抗日战争初期，周恩来、董必武等共产党人以及国民党政要、各界领袖云集江城，武汉再度成为全国革命的中心，著名的武汉保卫战影响全国，引起了全世界热爱和平人民的关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陈少敏、李先念等开创的鄂豫边抗日根据地，成为中原抗战的中流砥柱。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挑起全面内战，始发湖北，李先念率中原解放军突围，气壮山河，打破了国民党军队的重点进攻。1947年夏，’刘邓、陈粟、陈谢三支大军挺进中原，成为人民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转折点，为夺取全国新民主革命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由上可见，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湖北地区的革命斗争30年间从未间断，革命红旗始终不倒。据不完全统计，为了中国新民主革命的胜利，在此期间湖北英勇牺牲的革命英烈达70多万，收入《湖北英烈传》1—6集县级以上的著名烈士就有299人，其中包括28位中共正副省委书记。与此同时，经过革命战争的洗礼，从湖北走出了久经考验的235名人民解放军将领和两位人民共和国主席。这在全国是不多见的。

湖北新民主革命史的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初。1961年，在中共湖北省委的指导下，湖北省革命史资料编写小组，深入鄂豫皖、湘鄂西苏区调查研究，编写出了《党在湖北地区革命斗争史资料》初稿。然而，由于党在指导思想上“左”倾错误的日益发展，这一工作被中断。“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中共党史教学研究领域成为重灾区，湖北新民主革命史的研究也遭到了严重破坏。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中共湖北省委的领导和中共湖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的具体指导下，湖北省广大中共党史工作者和教学科研人员，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拨乱反正，从编写大事记、研究中共党史专题和党史人物入手，对湖北新民主革命史展开了广泛的调查和全面深入的研究。经过20多年的艰苦工作，全省及各市(州)、县新民主革命时期的党史大事记、专题资料、组织史资料及人物资料的征编工作基本完成，出版了一批有影响的科研成果。主要有湖北省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湖北省民政厅编，何定华主编的《湖北英烈传》(1—6集)及中共湖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组织编写的《中共湖北地方简史丛书》等。尤其是在1999年为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湖北解放50周年，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共湖北省委党史研究室著的《中国共产党湖北历史》(1919.5—1949.10)。同年，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章开沅、张正明、罗福惠主编，田子渝、黄华文著的《湖北通史》(民国卷)。这两部全面反映湖北新民主革命史的著作，是湖北新民主革命史研究的最新成果。此外，湖北人民出版社还出版了中共武汉市委党史研究室著的《中国共产党武汉史》(1919—1949)等。

尽管如此，我们认为湖北新民主革命史仍有深入研究的必要。理由有三：

第一，从研究的全面性看。湖北新民主革命波澜壮阔，气势恢弘，内容全面而丰富，要将这一革命历史过程客观全面地展现出来，绝非是一两部专著所能容纳得了的。已出版的《中国共产党湖北历史》、《湖北通史》(民国卷)等著作，提纲挈领，尽管写得也很不错，但限于篇幅，许多重要内容反映不够全面，特别是关于经济、文化、教育与社会转型等方面的问题，有的蜻蜓点水，几笔带过；有的缺漏，根本未写。因此，这些书，作为一般读者了解湖北新民主革命史是可以的，但对于专门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和教学的人员以及爱好中国近现代史，想更多了解湖北新民主革命史的广大干部、群众来说就显得不足。因此，出版一套多卷本的《湖北新民主革命史》是十分必要的。

第二，从研究的史料看。近年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学术研究也日趋繁荣，各种史料不断被开放、引进和发掘。例如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和各省市档案馆陆续开放了相关档案资料，出版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各省市也出版了本地的历史文件汇编。俄罗斯从1993年起，解密了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的史料。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全部引进并译出，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的形式陆续出版。我国台湾地区中国国民党党史馆、“国史馆”馆藏的三十年前的档案也被全部解密。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将上述档案资料中涉及武汉国民政府的部分编辑成《武汉国民政府史料》(田子渝主编)出版。我们在查阅新中国成立前出版的报纸杂志时，也发现了不少湖北新民主革命时期的史料。这些新出版和新发现的史料，为研究湖北新民主革命史提供了丰富的宝贵资源。

囿于历史的原因，《中国共产党湖北历史》、《湖北通史》(民国卷)在史料的征引方面必然存在很大的局限性。特别是俄罗斯和我国台湾地区的档案资料，可以说基本上没有用上。史料是历史研究的根本依据。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充分的史料，要想深入研究是不可能的。由此可见，这些新的史料，为我们宏观把握和审视湖北新民主革命史，重新编写一套新的多卷本的《湖北新民主革命史》提供了可靠的便利条件。

第三，我们几位同仁对湖北这块热土怀有深厚的感情，长期从事湖北地方史研究，取得了一批研究成果，各自都有相当的学术积累，共同的研究兴趣和爱好使我们走到了一起，并深切地感到了一种历史的责任感：如果我们这代人不抓住我国发展的大好机遇，把湖北新民主革命史写出来，就愧对党对我们的培养，愧对湖北的父老乡亲。而且我们也都是五六十岁的人了，时不我待，更有一种紧迫感。所以尽管市场经济的潮流有着迷人的诱惑，学术急躁以及各种不利于学术研究的环境还客观存在，但我们义无反顾，选定了这个课题，决心认真做下去，真正为湖北做点扎实的工作，为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共党史学科建设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这也是我们决定深入研究湖北新民主革命史的一个重要原因。

编写《湖北新民主革命史》，我们严格遵循以下原则：

第一，坚持科学的原则，即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严格遵循历史发展的逻辑，坚持实事求是，尽量还原历史。(1)各卷所述内容，都必须尽量以第一手历史资料为依据，依据不充分的不录。(2)研究历史，超越历史，对研究所涉及的人与事，秉笔直书，客观评价，“不虚美，不隐恶”。

第二，坚持湖北特色的原则。湖北新民主革命史，是中国新民主革命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的发展与全国各地具有很多的共性，这当然是应该注重的。但中国是个大国，各省省情不同，作为湖北新民主革命史，主要是依据湖北省情展现湖北新民主革命演变的历史过程及其发展规律，从而尽力发掘和体现湖北新民主革命的特色。

第三，坚持研究的原则。本书在以叙述湖北新民主革命发展历史过程为主的同时，对涉及的有关人与事的已有研究成果，我们将根据新的史料重新审视，凡认为是正确的，将给予充分肯定；凡认为值得商榷的，则发表自己的见解。对有关新的问题，也将直抒己见，旨在加强本书的科学性、学术性。

本书分中共创建与大革命时期卷、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卷、抗日战争时期卷和解放战争时期卷四卷，跨越了1919年—1949年三十年的历史。为反映本书的完整性和学术性，我们在总的体例和框架结构基本统一的情况下，又给予各卷作者相当的自由度，让各位作者充分展现自己的学术积累和创新能力，因此有的内容写得比较充实，有的内容写得比较简明是在所难免的。我们提倡和鼓励作者坚持“双百”方针，努力阐述自己的学术观点，但必须坚持以史为据，论从史出。因为求实是史学研究之本，惟有求实，才能创新。否则，所谓的创新，只能是流于大话、空话，甚至假话。毛泽东早在延安整风时期就曾指出，史学研究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

史学创新主要表现在史料发掘和学术观点创新两个方面。通过发掘新史料，运用新史料，得出新结论。读者可以看到，本书在新史料的引用方面的确随处可见，应该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亮点。至于学术观点创新，我们着重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了探索：一是不人云亦云，论著中要有前人没说过的话，是新话；二是对前人讲过的话进行分析，或进一步补充、完善前人所言，或扬弃前人所言，在此基础上得出新的见解、新的观点，应该说本书各卷的作者在这方面都尽力了。

历史研究是无止境的，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教授指出：“历史是已经打上句号的过去，但史学则是永无尽期的远航。”真正的历史学家是从来不会自满的，因为他们的航行永远没有尽头。随着改革开放的继续深入，国际间的学术交流将更加广泛，更多的新史料必然会出现，史学工作者的观念和研究方法也将随之不断地更新和完善。因此，湖北新民主革命史的研究，不会停留在现有的水平上，它今后必将会有新的突破和发展。这也正是我们所期盼的。

在本书付梓的时候，我们的心情难以平静，要向所有关心和支持我们工作的湖北省政府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学者、出版社的朋友以及自己的亲人表示感谢！

以上所述，聊以为序。

李良明、田子渝、曾成贵

2007年3月10日

于武昌桂子山

1981年，武汉师范学院(湖北大学前身)政治系党史教研室承担了湖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组织编纂《湖北省志·大事记》解放战争时期党史的编写任务。1983年我们参加了湖北省党史资料专题征集研究工作，承担“宣化店谈判和签订《罗山协议》、《应山协议》、《汉口协议》”、“中原突围和新区的开辟情况”、“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等专题的研究工作。在老主任胡邦宁的带领下，张广立、唐运福、成寿昆、骆美铃、李兴福、刘维泰等老师和我开始到省市档案馆搜集资料。1986年，武汉师范学院成立“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史研究室”，我担任该室的主任，这个职务也是我在武汉师范学院担任过的唯一的“官衔”。我们完成了第一个专题，在将研究成果交给湖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办公室后不久，该室也就名存实亡了。

但研究的步伐并没有停止，以个人研究的形式延续了下来，时间过得真快，1991年是中国共产党诞辰70周年，为了向这个伟大的纪念日献礼，我和张广立老师撰写了《湖北解放战争史》，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全书共九章，20余万字。我负责序言和第一、二、三、四、六章，张广立老师负责第五、七、八、九章。非常可惜，由于各种原因未能刊行，“书死腹中”。

我对湖北地方历史情有独钟，多年来特别注意搜集这方面的史料。20多年来，我的足迹跑遍了全国主要的大城市，从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穷搜广罗。特别是2002年我作为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访问学者，到中国国民党党史馆、“国史馆”等单位搜集到了许多珍贵的史料，更加开阔了我的眼界，进而将触角伸到日本、美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地区等有关的史料保存单位。

史料是研究历史的起点和基础，数千万字的原始史料仅为个人所有，实在是很可惜的事情，我希望能够将它们整理出来服务于社会。我的想法获得了武汉地方志办公室的支持，于是就有了出版“武汉近代史料丛书”的计划，从2004年开始，陆续出版了《武汉国民政府史料》(120万字)、《武汉抗战史料》(150万字)。明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60华诞的大喜日子，也是湖北解放60周年。为了迎接这个值得后人永远纪念的日子，我们又编纂完成了《武汉解放战争史料》(150万字)，正在印刷中。

正是有这样厚重的资料积累，我才写出了这本书。我要感谢20多年来给予支持的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以及北京、上海、重庆、天津、广东、云南、湖南、河南等省市档案馆、图书馆，感谢湖北省档案馆、湖北省博物馆、武汉市图书馆、武汉市档案馆、湖北大学图书馆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国史馆”、国民党党史馆，感谢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特别要感谢武汉图书馆徐明庭、杜红英，湖北大学图书馆张蓉、丁美华，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陈永发院士、罗久蓉研究员，“国史馆”卓遵宏研究员，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周利伟编辑。

历史著作与其他创作一样，也是一门遗憾的艺术。写作、出版都受到时代、条件的限制，本书有关的史料还有相当一部分已经公开但无法获悉，如苏联与中共的资料，解放战争时期的还有待翻译；蒋介石的日记已经在美国公布，可惜我还无法利用；中原突围、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武汉解放战役等，中共的资料已经掌握了很多，但对手是如何指挥，其中电文、军事报告的档案还有待挖掘。这些无疑影响了我的写作。

现在这个“丑小鸭”已出世，欢迎广大读者斧正。

田子渝

2008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