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是中国古代儒家的一部重要经典，是孔子弟子及后学者记述孔子言行的语录体著作。第部书大约最后编定于战国初期。因其战于众手，具体作者已难考定，但它是一部最集中地记载孔子思想的著作。

《论语》一书作为研究孔子思想的第一手材料，其重要性是不言自明的。但它并不是孔子亲手所写，而是在孔子去世以后，由他的学生们根据笔记和记忆加以整理、汇编而成。其中主要记载孔子的言语行事，也记载了孔子一些学生的言语行事。

《论语》一书作为研究孔子思想的第一手材料，其重要性是不言自明的。但它并不是孔子亲手所写，而是在孔子去世以后，由他的学生们根据笔记和记忆加以整理、汇编而成。其中主要记载孔子的言语行事，也记载了孔子一些学生的言语行事。班固《汉书·艺文志》概括说：“《语语》者，孔子应生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篡，故谓之《论语》。”按照班固的说法，《论语》的“论”是论篡之意，“语”是语言之意，“论语”即指把“接闻于夫子之语”“论篡”成书。关于《论语》命名的意义，后来还有些不同说法，今天看来还是班固的话比较帖切。

导读

第一篇 学而

第二篇 为政

第三篇 八佾

第四篇 里仁

第五篇 公治长

第六篇 雍也

第七篇 述而

第八篇 泰伯

第九篇 子罕

第十篇 乡党

第十一篇 先进

第十二篇 颜渊

第十三篇 子路

第十四篇 宪问

第十五篇 卫灵公

第十六篇 李氏

第十七篇 阳货

第十八篇 微子

第十九篇 子张

第二十篇 尧日

《论语》对后世的影响

【大意】

本篇为全书首篇，共十六章，以谈论学习和修养为主，也有少量论政的内容。开宗明义，表现了孔子既是教育家，又是思想家的双重身份。宋儒朱熹称此篇所记都是“务本”的内容，是“入道之门、积德之基、学者之先务”。

【原文】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子曰：“巧言令色①，鲜矣仁！”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子曰：“道干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子夏曰：“贤贤易色②；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③；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日未学，吾必谓之学矣。”

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④。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

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⑤

子禽问于子贡曰：“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求之与？抑与之与？”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

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

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⑥，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

有子曰：“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恭近于礼，远耻辱也。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

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

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注释】

①令：善，令色，讨人喜欢的脸色。②贤贤：尊重品德；易色：不重视容貌。③致：竭尽，尽忠。④主：以…为主。主忠信，即以忠信为处世标准。⑤终：父母的死亡；远：祭祀。慎终追远，谨慎地对待父母的死亡，追远代祖先。⑥由：遵守；之：指礼。小大由之：大小事均由礼来衡量。

【译文】

孔子说：“学了知识以后，按一定的时间去温习它，不也是很愉快的吗？有志同道合的人从远方来相会，不也是令人快乐的吗？别人不了解自己，自己也不怨恨，这不就是一位道德修养高尚的人吗？”

有子说：“为人孝顺父母、敬爱兄长，却喜欢冒犯长辈和上级，这种人是很少见的；不喜欢冒犯长辈和上级，却喜欢造反作乱，这种人是从来没有的。君子要专心致力于根本之事，根本确立了，道义就产生了。孝顺父母，敬爱兄长，这是‘仁’的根本啊！”

孔子说：“花言巧语，一副伪善面目的人，‘仁德’是不会多的。”

曾子说：“我每天多次地自我反省：替别人办事尽心竭力了吗？和朋友交往诚心相待了吗？老师传授给我的学业用心温习了吗？”

孔子说：“治理一个拥有一千辆兵车的国家，要严肃谨慎、认真负责地处理工作，诚实无欺；要节约财物开支，爱护部下官吏；役使百姓要在农闲期间进行。”

孔子说：“年轻人在父母跟前就要孝顺父母，离开了自己的家，出门就要敬爱兄长；要谨慎少言，言而有信，博爱民众，亲近有仁德的人。这样做了以后，若还有精力，就再去学习学问吧。”

子夏说：“对妻子，重品德，不重容貌；侍奉父母，能尽心尽力；服侍国君，能豁出性命；结交朋友，说话要诚实且讲信用。这种人，即便自己说没有学习过，我也一定说他已经学习过了。”

孔子说：“君子如果举止不庄重，就没有威严；即使读书，学到的也不会牢固。做人要以忠和信这两种道德为主。不要和不如自己的人交朋友。如果有了过错，就不要怕改正。”

曾子说：“慎重地对待父母的死亡，虔诚地追奠祭祀远代祖先，这样做，自然会使老百姓趋向忠厚朴实。”

子禽向子贡问道：“老师每到一个国家，必能了解那个国家的政事，是他自己求来的，还是别人主动告诉他的呢？”子贡说：“老师是靠温和、善良、恭谨、节俭和谦逊来了解政事的，他老人家获知政事的方法，大概与别人获知的方法不同吧？”

孔子说：“当一个人的父亲在世时，要观察他的志向；父亲死后，要考察他的行为；如果说他长年不改变父亲所坚持的好的道德准则，他就可以说做到孝了。”

有子说：“礼的运用，以遇事做到和谐、恰当最为可贵。以前圣明君王治理国家的方法，可贵之处就在于此；他们小事大事都以礼来衡量，都做得恰到好处。但是，如有行不通的时候，便为了求得恰当而一味地求取，不用一定的礼法制度来节制，也是不可行的。”

有子说：“所守的诺言符合义，许下的诺言就可以实现。态度的恭敬符合礼，就能避免耻辱。依靠关系亲密的人，就有可能靠得住了。”

孔子说：“君子，在饮食上不要过于饱足，居住上不讲究安逸，做事敏捷，说话谨慎，向有学问、有道德修养的人学习并匡正自己，这样就可以说是好学了。”

子贡说：“贫穷却不去谄媚、奉承，富有却不自大骄傲，怎么样？”孔子说：“可以啊，但是还比不上贫穷却乐于道德的自我完善，富有却又崇尚礼节的。”子贡说：“《诗经》上说：‘君子的自我修养就像对骨、象牙、玉石的加工一样，要不断切、磋、琢、磨。’就是这个意思吧？”孔子说：“子贡啊，现在可以和你讨论《诗经》了。告诉你过去的事就能知道未来的事，你已能举一反三了。”

孔子说：“不担心别人不了解自己，担心的是自己不了解别人。”P1-5

《论语》是中国古代儒家的一部重要经典，是孔子弟子及后学者记述孔子言行的语录体著作。这部书大约最后编定于战国初期。因其成于众手，具体作者已难考定，但它是一部最集中地记载孔子思想的著作。

孔子(公元前552或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春秋后期鲁国人，是儒家学派的创建者、中国古代最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

孔子原属殷商一族，先世是宋国的大臣，后迁于鲁。孔子出生时家境已经衰落，但他在早年还是接受了良好的贵族教育，对传统的礼、乐、射、御、书、数六艺十分熟悉。孔子天资聪颖，又极为谦虚好学，故而学识日进。到三十岁左右，已经以博学知名于世，开始招收门徒，传授《诗》、《书》、《礼》、《乐》等古代文化典籍。他一方面对以前的文化、思想资料进行系统总结，同时也结合春秋后期动荡不安的社会形势，对一系列伦理道德和社会政治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从而创建了儒家学派。

孔子早年曾在鲁国执政季氏手下担任管理仓储、牛羊的小官，都能恪尽职守。因鲁国内乱，一度旅居齐国。后仍回鲁国收徒讲学，门下弟子达三千之众。年过五十以后，一度被鲁国国君委以官职，做到司寇，主管鲁国的司法工作。他希望加强国君权威，削弱卿大夫权力，与当政的季氏等三家大夫产生矛盾，最终被迫弃官离开鲁国。这段做官的时间，大约不超出五年。此后，孔子为了推行自己的政治理想，奔走各国，先后到过卫、曹、宋、郑、陈、蔡、楚等诸侯国，并曾在卫国、陈国停留了较长时间。然而，他始终没有得到机会参与各国的政治活动，也没有找到贤明的君主来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一般只是被供养起来装点门面，还有很多时候备受冷遇和迫害。在这段时间里，孔子坚持不懈地进行治学和教育，与弟子们反复探讨人生、社会的重大问题，留下了不少著名的言论。在公元前四八四年，经过大约十四年的流浪生涯之后，孔子终于重返鲁国，将余生的精力倾注于文化、教育事业。他一边继续讲学，一边整理文化典籍，对《诗》、《书》、《礼》、《乐》、《易》、《春秋》六部古籍进行删订，编成最后的教材定本。晚年的孔子在鲁国受到较高规格的礼遇，但仍没有得到真正的重用。生活上也迭遭不幸，独子孔鲤和两个重要弟子颜渊、子路都先他．而去．公元前四七九年，孔子病逝于家中。鲁哀公专门写了悼词，弟子们为孔子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并守孝三年。

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概念是“仁”。“仁”的最简单表述就是“爱人”，即对人尊重和有同情心。孔子认为：一个人如想达到“仁”的标准，就必须“克己复礼”，通过对自己的克制和约束以提高道德水平，从而符合礼的要求。他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就是说：自己要在社会上取得自立，在事业上顺畅通达，也要帮助别人做到这样。孔子的学生概括他的为人处世之道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其中体现出一种关怀互助和平等相待的人文主义精神。总的来说，孔子将“仁”看作道德的最高准则，也是道德的总体，孔子还提到很多其他道德名目：如忠、孝、义、信、廉、俭等等。但在他看来，这些名目属于局部性的东西，能做到某项或几项，值得肯定，但还不能算是达到“仁”。“仁”的概念在《论语》中出现百次以上，它是理解孔子思想的关键所在。

孔子把以“仁”为核心的伦理道德思想贯彻到政治领域，提出“仁政”的学说。他希望统治者“节用以爱人，使民以时”，反对对人民过分剥削、压榨，而提出富民、惠民的主张。他又希望统治者“为政以德”，反对一味使用严刑峻法，而要先用严格的道德标准要求自己、以身作则，通过道德感化搞好政治。春秋后期，礼崩乐坏，社会处于大变革的时代。孔子对当时的社会变动感到不满，希望恢复西周时的礼乐政治。但同时他也敢承认：社会政治制度应当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有所损益，进行局部的修正或改良。

在天道观上，孔子不否认天命鬼神的存在，但又对其持怀疑态度，主张“敬鬼神而远之”。相对于天命而言，孔子更加注重人事、强调人的主观努力，把探讨和解决人世间的实际问题放在优先地位。从总体上说，孔子是尊重理性、否定迷信的，这一特点对数千年以来中国人的思想和精神产生了重大影响。

与从政事业相比较，孔子一生在教育领域取得的成就要大得多。春秋以前，学在官府，文化知识被贵族垄断。孔子首创私人讲学，面向社会广泛招收学生，通过传授文化知识来培养从政人才，对随后的历史产生了巨大影响。据说孔子有弟子三千，其中精通六艺者七十二入。这批人在孔子死后继续游历各诸侯国，推动了各国政治体制由贵族制向官潦制的过渡，同时，他们从不同侧面发挥孔子思想、传播古典文献，为战国时百家争鸣局面的形成创造了条件。孔子通过四五十年的教学实践，一方面教出许多优秀的学生、桃李满天下，男一方面也总结出了许多重要的教育经验。在教育对象方面，孔子主张“有教无类”，指出入的本性是可以教育的。在教学方法方面，他提出“因材施教”，重视启发式教育，注意培养学生的学习自觉性和独立思考能力。对于知识的来源，求知的态度和手段，孔子都做过许多精辟的论述。

《论语》一书作为研究孔子思想的第一手材料，其重要性是不言自明的。但它并不是孔子亲手所写，而是在孔子去世以后，由他的学生们根据笔记和记忆加以整理、汇编而成。其中主要记载孔子的言语行事，也记载了孔子一些学生的言语行事。班固《汉书．艺文志》概括说：“《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按照班固的说法，《论语》的“论”是论纂之意，“语”是语言之意，“论语”即指把“接闻于夫子之语”“论纂”成书。关于《论语》命名的意义，后来还有些不同说法，今天看来还是班固的话比较贴切。

由语录体的编纂特点所决定，《论语》的体例并不严格。一般说一条就是一章，集章成篇。全书共二十篇，约五百章，每篇各章并无严密联系，只是大致以类相从，由首章首句中取两字作为整篇标题。全书共约一万一千字，平均每章字数在二十四个左右，最短的章节不到十字，最长的也不过三百多字。通观全书，其论述方式并不完整、系统，感想随事而发，显得比较零星、散乱。然而另一方面，《论语》也显示出了语录体著作的独特魅力，语言含蓄隽永，叙事简洁生动．往往能体现出一些长篇论述难以表达的思想深度，折射出一些长篇论述难以反映的人物个性和环境情趣。同时，《论语》灵活的编纂形式，事实上使该书的表现内容大为增加，多方位、多视角地体现出了孔子的思想、性格、才能、趣味、生活环境和时代背景，有利于读者全面、准确地了解孔子及其思想。无论从思想价值还是从艺术魅力来评价，《论语》都是一部不可不读的作品。

关于《论语》的编著年代，史料中没有明文记载，我们只能通过研究原文加以推断。今本《论语》篇幅不多，却有不少章节互相重复，有些字句完全相同，有些增减一两字，有些详略有差而意思一致。对此只能做出一个结论：孔子的言论在当时各弟子皆有记载，后来才汇集成书，故有重复出现。也就是说：《论语》并不是由某一个人编著的。再进一步分析，还可以看出：《论语》中有些篇章是孔子弟子所写，有些篇章则出自于他再传弟子之手，其中包括曾参、子张、子夏、闵子骞的学生。自唐朝柳宗元以来，很多人都认为将《论语》最后加工成书的是曾参的学生，其说大体可从。因为曾参是孔子最年轻的学生，而《论语》中时间最晚的材料，就是曾参临死时对鲁国大夫孟敬子说的一段话。另外《论语》中提到曾参皆尊为“子”，有关曾参的记事也比孔子其他弟子的多。从曾参和孟敬子的生活年代来推断，《论语》的最后成书时间大约是在战国初期、公元前四o o年左右。  《论语》流传到汉朝，有三种不同版本。《鲁论语》是鲁人所传，共二十篇，我们今天所见《论语》的篇目即由此而定。《齐论语》为齐人所传，共二十二篇，比《鲁论语》多出《问王》、《知道》两篇。《古论语》是汉武帝末年在曲阜孔子故居墙壁中发现的、，共二十一篇，篇目基本与《鲁论语》相同，只将《鲁论语》最后一篇《尧日》中“子张问”以下一段单独分篇。这三种版本除篇数不同外，在章次、文字、解说上都有出入。西汉后期大臣张禹先学《鲁论语》、又学《齐论语》，对两个版本择善而从，篇目以《鲁论语》为主，编成一个修订本。张禹曾为汉成帝师傅，后封安昌侯，官位尊显，所以他的修订本很快流行于世，时称“张侯论”。到东汉末年，著名学者郑玄又在“张侯论”基础上，参考《齐话语》、《古论语》，为《论语》作注，从而保存了汉代《论语》版本异同的一些资料。郑玄注今已散佚，甘肃敦煌和新增均曾出土唐代手抄的残本。三国人何晏汇集汉魏各家注解，作《论语集解》。是现在所见最早的完整注本。

汉代以下，学者对论语进行注解、研究的著作不断增多。据今人杨伯峻估计，古往今来有关论语的研究著作，可能多达三千种。其中有代表性的著作除何晏《论语集解》外，还有南朝梁皇侃《论语义疏》，汇集了魏晋时期儒者的新解说。此书在唐以后亡佚，清代乾隆年间才由日本重新传回并行世。北宋邢诗在何晏《论语集解》基础上作《疏》，为清代编纂《十三经注疏》时所采用。南宋朱熹作《论语集注》，其治学方法与汉唐诸儒不同，轻名物训诂而重义理分析，为宋儒治《论语》的集大成著作，影响元、明数百年。清代考据学兴起，刘宝楠《论语正义》集中反映了清人对《论语》的校勘研究成果，学术价值较高，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上海世界书局编印《诸子集成》所收。近人程树德《论语集解》、杨树达《论语疏证》，继续用考证方法研究《论语》，材料搜讨甚勤，皆有重要参考价值。钱穆《论语新解》、杨伯峻《论语译注》则较早对《论语》的通俗化进行尝试，注释简明扼要，附有白话文翻译和内容评述，做到了雅俗共赏，这为一般读者阅读《论语》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