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古人活动的舞台，文化则是其中积淀而成的传统。以史为鉴，可知兴替。历史与文化是精神与思想的遗传基因，对现代人具有深刻的影响。在浩如烟海的典籍中找出其本源，揭示中国传统世界的内核，便是别裁。

本书作者用现代的理性思维去理解历史上一些典型的事例。对于人们耳熟却并不能详的一些历史故事，书中细致地加以拆分，一步一步进行分析，对于故事的出路或结果，提出多种可能性，然后通过排除法，得出历史自身呈现出来的结论，并分析出为什么只能是这个结果的道理。书中讲的道理，事关价值体系，都是大道理。但不是空洞地讲道理，而是建立在大量的细节描述基础上。尤其是通过对各种可能性的分析，把故事本身说得更加透彻，更让人记得住细节，印象深刻。

读史要使人明智，也要寻找借鉴，但读史、论史的第一步不应是明智，而应是溯源。只有清楚了历史文化的源头、脉络与发腱，才能知道川流不息的历史长河能够提供给我们什么借鉴，我们因此才能从中领悟到什么。

“权”：古老的博弈命题

不是谁都能选择背叛

权变的罪与罚

霸主的难题

德与法的盲区

堕落与自赎：士大夫沉浮史(上)

儒与侠的混合体

夭折的“独立精神”

堕落换来的发展

堕落与自赎：士大夫沉浮史(下)

深渊中的挣扎

重新选择生存的峰项

道德理想主义的重建

极端的年代：一页吃人的历史

秩序是罪恶的温床

豪门恩怨的权力场

零乱的“吃人”现场拼图

沙场外的决战

细节中的“大历史”

忠臣为何变成叛徒

自然寿命与天下兴亡

囚徒命运与“皇帝新装”

大案例：文化资源生成史

“三国”何以成为大案例

俗与雅：大案例的双重变奏

再造“国魂”

“大案例”不是哈哈镜

阅读他者：读史者之间的对话

影视是否需要史学

文本临摹：历史书写的误区

“借鉴史学”的罪与罚

在启蒙与媚俗之间游走

后记

不是谁都能选择背叛

博弈论有很多分类方法，按照博弈双方的关系，可以分为合作性博弈与非合作性博弈。在中国古代的政治中，非合作性博弈以压倒性优势占据了主要地位。为什么会这样？中国的传统文化不是经常强调“和”与“不争”吗，怎么到了实践阶段，却又剑拔弩张、你死我活了？

从利益的角度去看，如果“争”所获得的利益远远大于“和”，如何取舍就不言自明了；而如果“争”与“和”所获得的利益几乎相近。那么道德因素才会起到作用。

用道德来规范政治、规范政治家的策略选择，一直是古代思想家们的追求，但由于他们在实践层面缺少论证，因此理想是理想，现实是现实。在经典中，我们读到的是一片祥和、天下为公，而在史书中，我们看到的是尔虞我诈、翻云覆雨。

因而，我们在史书中经常看到的，是背叛、出卖和陷害。当然，这并不是说古人道德沦丧，而是在更有诱惑力的利益面前，他们无法坚守自己的道德理想。

背叛的实力

中国古代的政治博弈，基本可以用—个简单的故事来概括，这个故事里包含了博弈论最基本的道理：

两个朋友一起去深山里面游玩，结果遇到了一只熊，他们都十分害怕。其中的一个人弯下腰把鞋带系好，作好逃跑的准备，另一个人对他说：“你这样是没有用的，你不可能跑得比熊快。”那个准备跑的人回答说：“我不需要跑得比熊快，我只要跑得比你快就好了。”

这个故事里面包含了“囚徒定律”的基本精神：背叛。

无论对方作出什么样的策略选择，背叛对方都能够让自己获得收益，那么必然要选择背叛这一道路。在这个“朋友和熊”的故事里面，那个准备逃跑的人面临的选择有以下几个：

第一种情况：不逃跑，被熊吃掉。

第二种情况：逃跑，比同伴跑得慢，被熊追上后吃掉。

第三种情况：逃跑，比同伴跑得快，熊吃掉同伴，自己得以生还。

当然，除了这几种现实中存在的可能性之外，还有其他一些根本不可能发生的情况，比如：不逃跑，也不抵抗，熊不吃他们；不逃跑，抵抗，二人合力打败了熊；逃跑，被熊追上，但熊不吃他，而是超越他之后去追前面跑得快的同伴……但是，这些是在现实中不可能发生的情况，只能用来锻炼一下思维，而对博弈论来说，研究的只是在具有现实可能性的情况下的策略选择。

在上述的这些可能性里面，如果选择逃跑，会有生还的机会，而他的朋友也有同样的几个选择。对于选择逃跑的人来说，只要他选择了逃跑，就会有生还的机会，而他的朋友选择不逃跑，生还的机会自然属于他。朋友选择逃跑，就需要一个附加的条件——他跑得比自己的朋友快，这样才会生还。所以，在这一博弈过程中，无论他的朋友作出什么选择，只要他自己拼命去跑，就会有机会生还，这是一个标准的“囚徒困境”模式。

虽然这只是一个故事，但是这种思考并且作出选择的模式则十分常见，并且不断出现。

这个故事里面就有一个摆脱“囚徒困境”的策略——淘汰最差者的原则。处于“囚徒困境”的时候，没有什么十全十美的好办法能让自己又从困境中逃脱，又能获得利益，只能尽量做到自己不受侵害，正所谓“两害相权取其轻”。

当然，如果“朋友和熊”的故事中，有一个人腿脚不便，那么无论他作出什么选择，最后的结果都是他被熊吃掉。这种基本素质的缺陷，是策略选择无法解决的问题，因此，选择背叛也要有基本的实力。  背叛者的尴尬

翻开《左传》，第一篇就为我们讲了“郑伯克段于鄢”的故事。

郑庄公的母亲武姜生了两个儿子，一个是庄公，另一个是他的弟弟共叔段。因为生庄公的时候不太顺利，因此武姜夫人一直不大喜欢郑庄公，而偏爱小儿子。在庄公的父亲郑武公在世的时候，武姜就想让段做继承人，但武公没有应允。

到了庄公即位之后，武姜想要为共叔段争取一个富庶而又能自立的封邑。经过双方的拉锯战，最终决定把京封给共叔段，因此，共叔段得了一个称号——“京城太叔”。

为了共叔段的封邑问题，庄公与大臣们还有一次秘密的会谈。祭仲劝庄公不要把共叔段封到京去，因为那样会造成国家的分裂或内乱。

庄公的回答很巧妙，他说，这是姜夫人想要的结果，他把自己撇清了。事实上，没有他的允许，他的母亲姜夫人又怎么能给共叔段争取到京这座封邑呢？但是祭仲并不明白其中深意，还忧心忡忡地提醒郑庄公，要小心共叔段在姜氏的支持下作乱。庄公大而化之地说了一句话：“多行不义必自毙，我们等着瞧吧。”

后来，共叔段果然密谋反叛，想要取代郑庄公的位置。郑庄公依然不紧不慢地等着，直到共叔段明火执仗地准备出兵攻打都城时才下令进行讨伐，并且一举击溃了共叔段的军队。

以往我们都是从郑庄公“引蛇出洞”、让共叔段的野心暴露出来再予以痛击这个过程去看历史，并且是站在郑庄公的角度去看这段历史，从而佩服郑庄公的过人才智与谋略。黄朴民教授对郑庄公的政治智慧归纳为三点：其一为遇事能忍，气度不凡；其二为从隐忍不发到及时出击；其三为善后能稳。这个评价十分全面，可以说，在“郑伯克段于鄢”的全过程中，郑庄公在行事为人方面确实体现了这三个过人之处。而问题是，郑庄公与共叔段之间的这场兄弟之争、权力之争，到底谁是第一责任人，谁是应该承担罪责的首犯？

以前有一个说法，说郑庄公与共叔段都不应该承担罪责，真正应该承担责任的，是他们生活的那个礼崩乐坏、天下失道的春秋时代。这个说法很宽容，但是毫无意义，原因就在于没有讲清楚为什么郑庄公和共叔段双方会选择这样的一种方式来解决他们之间的矛盾。

从矛盾的双方而言，一方是郑庄公，另一方是他的弟弟共叔段，这是一场权力核心的内斗；而从他们的支持力量而言，郑庄公所代表的，是周代以来的嫡长子继承制传统，是礼法制度；共叔段所代表的，则是非长子对继承权的要求，正代表了春秋时代的精神，那就是“礼崩乐坏”，不按照周代的制度办事。从这一点来讲，共叔段可以被称为春秋年间向嫡长子继承制挑战的第一人——至少按照史书的记载，可以这么说。P3-7

我们为什么要读历史？

这是一个看上去不成其为问题的问题，同时也是很多人都试图回答但语焉不详的问题。“了解过去”、“对祖国的传统文化多些认识”、“学习古人的经验”和“从历史中寻找借鉴”之类的理由，似乎都言之成理，但都不够充分。

在历史课本上，曾经有这样一首“中国历史朝代歌”：

夏商与西周，东周分两段；

春秋和战国，一统秦两汉。

三分魏蜀吴，二晋前后延，

南北朝并立，隋唐五代传。

宋元明清后，王朝至此完。

这首歌谣朗朗上口，也确实比较适合学生背诵。似乎另有一首比较复杂的，笔者现在只记得其中的前两句：

夏商西周和东周，春秋战国乱悠悠。

这种“朝代歌”的形式，一直以来是历史教学的主要方式，和古代的启蒙教育有些共通之处。久而久之，我们只记得朝代名称和著名人物。但为何会有春秋五霸、战国七雄、三国鼎立、五代战乱，却总是没有一个合理的解释。教科书上所讲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与变化万端的中国历史对照起来，总显得过于抽象，难以在历史中找到对应之处。

因此，我们只满足于对历史故事和历史过程的了解，而这些了解，很多时候是来自于《上下五千年》。泱泱大国的历史认知水平，停留在青少年水平，这总是个问题。

早在一百多年以前，著名的思想家梁启超就曾经在《新史学》一文中对中国的传统史学进行过批判，他归纳出了传统史学的“四弊”、“二病”，其中最具启发性的，就是“能铺叙而不能别裁”。

所谓“铺叙”，就是对历史过程、历史故事的讲述，让人们在听故事中了解过去，但也仅此而已。而所谓“别裁”，就是在铺天盖地的历史资料中取其精华，用自己的思想、眼光和认识将其重新组织起来，这样写出的历史，有框架、有脉络，更有高度与深度。

如果从梁启超的角度来观察，在他发表《新史学》之后的这一百多年里，历史书籍还是以讲述过程、描绘细节为能事，而描述脉络、阐述思路的著作，却少得可怜。更有意思的一点是，那些动辄纵论几千年中国历史，对各个时代挥斥方道的作品，则几乎无一出自历史学专业人士之手，而大众只能接受这些来路不明的东西，以讹传讹的情况时有发生。

以“别裁”形式来讲述历史，目前已是专业的历史学工作者应该重视的工作了。因此，笔者不揣鄙陋，愿意抛砖引玉，对中国历史与文化中的若干核心问题进行评说。

就像那句被反复引用的名言所说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在读史的过程中，确立一个完整的历史坐标系，然后在上面找出当代的位置，自己的位置，其实是读史的最终目标。就学科内容而言，历史学研究的目标是求真与探究历史规律，但求真之后当然要求善、求美，探究规律之后自然也要思考规律对现实的作用，因此，本书力求在论述之间，为读者提供一个认识现实、认识自身的参照系，以期能够让读者体会到读史与阅世之间的互动。

很多人都曾问过我同一个问题：在大学里，历史系是教什么的？

在他们看来，从小学到高中，历史都是一门副科，而且所教的内容也大同小异，差别只在于详细或是简单。因此，他们不理解为什么在大学还要专门设立历史系，还要有一群历史系的教师和学生。

事实上，这种疑问和困惑，并不仅仅源于我们常说的“误解”与“隔阂”，而是源于功能上的考虑——在很多人看来，专门的历史教育是多余的。更多的情况下，对普通人而言，只要听过些评书，看过些演义小说，翻过一点儿《上下五千年》，就已经足够，就像摆地摊不需要去学高深的经济学理论一样。

其实，人们有这样的想法，也与专业历史学工作者很久以来不愿从事“科普”工作有一定的关系。

如果居里夫人只是醉心于自己的研究而不对外界公布成果，也许镭和钋只是科学家实验室里的奇珍，但不会成为大众视野中的科学奇葩；如果爱因斯坦只是满足于自己对自然世界的认识而不进行实际工作，也许“E=MC2”只会成为一个空洞的公式，而不会有威慑世界的核弹。历史学也是这样，学者们有很多过人的见解，但这些见解都被拦在学界的围墙之中，而不能为大众所知。

马克思说过，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以此来比喻专业历史学工作者的学术见解与大众影响，似乎也不过分。

于是，就有了这本《读史别裁》。

书中的话题，从时间跨度上来看，上起春秋，下至北宋，实际上只是中国历史的前一半。如果将中国历史视为一条奔流不息的长河，那么这前一半就是中国历史与文化孕育、发生、成形的时期。溯流而上，探其本源，能够让我们对历史与文化的脉络认识得更为清楚，而后半段的发展、流变，则是在成形之后的“变形记”。孙悟空纵然有七十二般变化，但变不了的总是那一条猴子的尾巴——这就是本原。

对于本原与特质，我向来有特殊的喜好，而对于变形与细节，则相对缺乏耐心。在当年报考大学时，我就将哲学系作为志愿的第一项，最后则被历史系录取。阴差阳错也好，机缘巧合也罢，哲学对于本原和特质的关注，一直在影响着我，也影响着我读史的视野。

从1996年踏入历史系的大门开始，我就对本书中所涉及的一些话题产生了兴趣，也陆陆续续写下了若干心得。当流水带走光阴的故事，往日的想法也多多少少有过修正，当细读最后的成稿时，看着手边昔日的手稿与不同时间里写就的电子文档，仿佛在与旧日的自己交谈。

与旧日的自己交谈，总有一种特殊的感觉：既会对年少时一些幼稚的想法汗颜，也会偶尔羡慕那时会有敏锐的眼光与独到的想象力，但更多的，是围绕着一个个书中的话题，重新理清自己的心路历程。当思路越来越清晰的时候，却总会有一种怅然若失的心情——毕竟再也不会有当时的心境了，自己也再不会如当年那样意气风发了，当然，更不会如当时一般年轻了。每每想到这些，心底总浮起庄子鼓盆而歌的场景，也许，人生就是如此。

本书中的部分内容曾经以单篇的形式在不同的地方发表过，但最后汇集成书、统一修订时，总感觉战战兢兢，也总是在问自己一个问题：这本书，真的能将中国的历史与文化的关键话题与基本问题一网打尽吗？

偶尔读到南怀瑾先生在《论语别裁》中的一段话，深得我心。他说。正因为此书只是他对《论语》的一家之言，而且只是对其中某些章节的阐发与解释，所以名之为“别裁”。因此，这本战战兢兢的小书，也借用此意，名为《读史别裁》。

在最后，要对一直鼓励和督促我完成此书的王军博士致以谢意。如果没有他，也许就不会有这样一本书的创意，更不会有机会让我重拾思路。本书的责任编辑老师对书稿进行了仔细的审读和订正，令我从中获益匪浅。家师刘后滨教授正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访问，也应笔者所邀慨然赠序，令本书增色不少，在此一并致谢。

当此书最后修订完稿的时候，正值酷暑时节，2008年的北京并无特别难熬的苦夏，雨水也格外多。对一个向来惧怕暑热的人来说，这样的夏天无疑是惬意的——也许，这注定是个有着特殊意义的大时代。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司马迂

必须在事物过去中找到它的根源，唯有了解事物的原因，才能更好地了解其实际状况。

——莱布尼茨

史学的主题就是人类本身及其行为，历史研究的最终目的显然在于增进人类的利益。

——马克·布洛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