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琴弓断了。几个爆裂的音符，伴着松香的气味，陆续坠落。柳波芙坐着不动，闭目凝神，仿佛等着那最后几个音符，一一随尘埃落定。十几秒后，她站起身，宣布下课。
柳波芙教授走出教室——她是位个头儿高挑、身材丰满的老姑娘。在东北，如果女孩子到了二十四五岁还嫁不出去，那就是老姑娘了。
走廊里摆放了些盆栽植物，长椅上搭着羊毛织毯。
教堂唱诗班，正在咏唱《基督的战士们，向前行》。门口的木牌上写着：毕业于俄国鄂木斯克市音乐学校的声乐教师伊丽莎白(丽萨)。
孩子们身着蓝袍，整齐划一。他们中大部分是侨民，也有少数中国学生。待唱到第一节的结束部分，柳波芙跟丽萨打了招呼，说要先走一步，去乐器店找乌斯宾斯基修理琴弓。
柳波芙一头棕色发灰的细密鬈发，长裙，外罩米色风衣，走起路来小皮靴踩得咔咔响。她穿过钢琴班、合唱指挥班和宽敞的大厅，出了洋楼。路上连个人影也没遇见。
院子里的网球场，几个人正在打网球。
他们都是奉天基督教青年会的积极参与者——东北保安司令部总司令的外交秘书主任王梦亭；东北大学教授、曾留学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林修人；从日本东京明治大学回来的王天民，还有一个小男孩，不知是谁家公子。
一条波索尔猎犬朝柳波芙跑来。
她朝这优雅的苏俄猎犬弯下腰，拍拍它——波索尔具有明显的高贵气质，主要是依靠视觉而非嗅觉捕猎的。喜爱过后，当柳波芙直起身来时，发现玻璃窗后有一双令人畏惧的眼睛在打量着她，是个男人。玻璃窗里的另一个男人，在整理书架上的书。
毫无疑问，柳波芙的行踪，已经处于奉天警宪的视线之中。只是她自己并没有察觉。因为每次踩着高跟鞋穿过操场时，总有男人回头看她。甚至有一次布尔拉科夫本人也对她表现出了兴趣，那是在开秘密会议的时候。
基督教青年会的围墙外面是一条宽敞的大马路，很整洁，用砾石铺成。路两旁点缀着达子香和山楂树，还有一小片一小片的白桦林。一路上走过去，不断回荡在柳波芙耳边的，是布尔拉科夫从容、愉悦的声音：行动时要慎之又慎。她感觉心里甜丝丝的。
为走捷径，经过一座步行桥。快走到桥尾时，听到有人在背后急追的声音。木板在脚下摇摇晃晃。柳波芙侧身一转，后背靠在栏杆上，心里有点害怕，但竭力不表现出来。等那人走到跟前，发现是乐队的长号手曾一天，才松了一口气。长号手曾一天并没有在她面前停下来，只是朝她点了下头。也是，在偌大的交响乐队里，很多人彼此仅面熟而已。 ．
下了桥，在犹太会堂街的拐角，柳波芙把大提琴盒子戳在地上，停了一会儿，转身看看是否有人跟着她。“我必须做神要我去做的事。”她在大提琴盒子上不停地划着十字。
深秋的落叶，重重叠叠，像织锦。
柳波芙沿着一条窄巷子往下走，巷子两旁是高大的绿篱。金色和墨绿混合着幽微的光，在她身上脸上晃漾着……穿过神学院、小市场和一片梨园，她始终没有逃脱跟踪者。
终于，柳波芙站在一幢花园洋房前。洋房远离公路，大门与住宅之间的石板小径，杂草恣意横生。门厅台阶上，落满了雨点一般的鸟粪。
周围一片沉寂，仿佛房子已被卖掉，空荡荡的，只有微风拂动着柏树树梢。窗户下有一个小花圃，里面长着开败了的玫瑰。旁边还有个信箱，信箱上方是布告栏，通知说三个音乐家和一位画家将于周末来与大家共度一个难忘的夜晚。 柳波荚站在那里等了几分钟，事实上，她不知道在等谁，等什么。她只是在观察周围的动静。毗邻的花园，蟋蟀在蓟草中不知疲倦地叫着，街道那边远远传来持续的犬吠……
她抬头看了眼天空。树上的叶子，已疏疏落落，在阳光和风里翻飞闪耀。她深吸一口气，从琴盒侧袋里掏出一份节目单，正准备塞进信箱，突然，有什么东西重重地砸在头上。
“啊!”几乎在她抱头尖叫着蹲在地上的同时，三支乌漆麻黑的枪口顶在头上。
柳波芙被捕了。P2-3
一九三○年九月，经建川美次的穿针引线，日本陆军的一些法西斯分子成立了军中秘密组织“樱会”，专门策划“国内改革”——夺权活动和“武力解决满蒙问题”，扬言为此不惜打一场世界大战。
参加者，大都是裕仁亲信军官集团成员。他们很快就根据闲院宫载仁亲王的意图，拟制了三份侵略满蒙的纲领性文件：《解决满洲问题方策大纲》《对满蒙方针和策略》和《一九三一年度形势判断》。其纲领，归纳起来只有一句话：“也许在一九三一年度内不得不采取军事行动”，“采取军事行动时需要哪些兵力，与关东军协商后由参谋本部作战部提出计划。”
次年春天，到了要把进军日程定下来时，建川美次先后派遣了军事侦查员佐久间、森纠和长勇三个大尉，到“满洲”做了大量的实地调查，把必不可少的兵要地志做一番核实与校正。最后，为要安排好进军时亲日王公的策应活动，彻底弄清“满蒙心腹地带”的兴安地区情况，便又派出了中村震太郎大尉去做最后一次勘测，作为进军的前奏。
中村震太郎从陆军大学毕业后，曾在贝加尔地区充当军事间谍，后来一直在中国班任侦察员。签证上的假身份是“东京黎明学会会员”；旅行目的是“土壤农学调查”；目的地是“从洮南到齐齐哈尔”。就在这份签证的背后，印着中国地方政府的声明：“为防范土匪，禁止外国人到洮（南）索（伦）地区旅行。”
此时的中国东北：板垣征四郎受命主持召开关东军情报会议，研究下一步的对苏作战计划（课题表面定作《对苏作战结局之研究》，实是为了对北满地形进行实地军事探测），制定了《关东军占领满蒙计划》；畑英太郎邀请其弟、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畑俊六（后任日军第十四师团长，担任对北满抗日军队的“清剿”任务）少将到中国东北活动……
四月二十二日，辽宁日本宪兵队召开军事会议，部署调查中国方面军政情况；五月一日，日本驻辽宁独立守备步兵第二大队一部，在沈阳至昌图、沈阳至苏家屯、沈阳至抚顺区间进行演习；八日，日本退伍军人同浪人起事，并准备援助蒙古独立；十二日，日本守备队在浑河北岸演习，将手榴弹投落冯庸大学南门；二十三日，侵驻延边日本警察逮捕朝鲜垦民，并向华警挑衅；二十六日，日本从国内征新兵一千一百二十人由神户搭乘宇品丸轮船赴大连，编入南满沿线之驻屯守备队……
以上仅仅是一个月之内的不完全统计。
至此，日本帝国主义挑衅行为不断升级，在东北接二连三地挑起事端，蓄意制造发动侵略战争的借口。其中较大的事件有“万宝山事件”（日方大规模残杀旅朝华侨）和“中村（震太郎）事件”（日本一个特务失踪）。
就在即将爆发日本侵华战争的危急时刻，蒋介石所领导的国民政府，始终未把抵御日本侵略当作头等大事，相反，却正忙于指挥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三次“围剿”，同时还在忙于击破国民党内以汪精卫为首的反对派。
蒋介石从维护自己政权统治的角度出发，宣布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武力统一政策，并于八月十六日致电张学良：“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在东北如何挑衅，我方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民族国家于不顾。”这就是著名的“铣电”。
接下来，建川美次亲自出马，到处做题为《帝国国防与满蒙》的报告，日本朝野和民众团体一窝蜂般地总出动，争取天皇和政府各部门批准和支持侵华战争。
七月二十三日，“满洲青年联盟”发表了一份题为《满蒙三题》的宣传资料。其中有这样的字眼：“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正在崛起，日本一旦丧失了中国这个市场，就即将破产……”这个“青年联盟”还组织了大批律师回日本游说，批评币原喜重郎的“冷静外交”政策为“一个法学学生头脑的外交。”并挖苦关东军“是不是已经忘记了怎么拔军刀了！”
八月二十日，日本陆相南次郎召开师团长联席会议，磨刀霍霍，讨论如何贯彻建川美次炮制的《一九三一年度形势判断》；九月十四日，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给外相币原喜重郎发密电：关东军集结军队，携出物资弹药，有采取军事行动之势。十五日晚，在沈阳特务机关，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召集花谷正、今田新太郎、三谷清、川岛正、小野正雄、儿岛正范、名仓梁等共九人开会，拟定提前十天动手！选派河本末守（居然又姓河本）担当爆破铁路的重任。而此时的土肥原贤二，正在东京向军部报告“中村事件”的解决进度。
九月十六日，日本军部吁请国人觉醒，共赴国难，勿坐视中国侵夺大和军人百战所获权利。同日，建川美次连拍密电给板垣征四郎，示“万分紧急”。随后披挂上阵，到沈阳活动。由此，战争机器全部运转。
九月十七日，沈阳的日军“在乡军人”（退役军人组成）臂缠黑纱，手握关东军提前发给的枪械，于当晚在沈阳“日本站”附近的“忠魂碑”前举行大会，呼喊出了“为保障满蒙之既得利益而洒军人之血！”“以后死人之热血慰先灵之哀魂！”“打倒侵犯日本权益的张学良！”等口号。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晚，日本关东军制造了“柳条湖事件”，并乘机袭击东北军驻地大本营，一夜之间占领了沈阳。“九一八”事变爆发，一个令亿万炎黄子孙永远不能忘怀的日子到来了。从此，揭开了日军侵华战争的序幕。
一九二六年，秋良到北京旅游时，花门票大洋一元，参观了一次故宫。
当时，故宫还未正式开放，却有一部分特别珍贵的古物，先在文华殿和武英殿公开展览，名之曰“故物陈列馆”。
但是，那次展览，并没有古籍、书画，也没有一般的典章文物。
在武英殿陈列的是各种精制的钟；在文华殿陈列的，则全部是珠宝玉器——除了一大部分用珍珠、钻石、翡翠、各色宝石镶嵌而成的玩具、用具以外，各种玉器，都按大小、颜色，分别陈列在许许多多的玻璃橱窗内，可谓稀世珍品，琳琅满目。
其中，秋良印象最深的，当属翡翠玉白菜和东坡肉形石。
翡翠玉白菜，是由一块半白半绿的翠玉为原料，依照颜色顺势而为，绿色部分雕成菜叶，白色部分雕成菜帮，看上去栩栩如生，鲜活欲滴。精巧的是，白菜叶上面还停留着两只虫子，一只蝗虫，一只螽斯虫。
东坡肉形石，则是一块天然石头。底座是纯金的，色泽纹理天然形成，怎么看都像是一块连皮带肉、肥瘦相间的东坡肉。而“肉”的肥瘦层次分明，肌理清晰，毛孔宛然，没人会把它当成硬邦邦的石头。
为了满足读书人精神被洗练的舒快感，秋良还去了当时在全国藏书最多的北京图书馆和北大图书馆，见到不少珍本，善本乃至孤本。另外，还有一个“松坡图书馆”，设在西单以北的某一胡同内，是梁任公为了纪念他的学生蔡松坡而创办的，约有藏书十数万册，大多是较难得的珍本。
离开北京时，秋良购得了七大箱书。回到奉天，很长一段时间，都感到耳边总有梵音密咒伴随。
尤其是，当人渐失内心的平静时，终究还是有“万卷书”可供朝暾夕曛，获得些许通天彻地的力量。叔叔秋一元亦由此得知这位东京帝国大学高材生深在的精神苦闷，他引侄子的话，称这趟赴京之行是“疗愈之旅”。
翌年，秋良重温“疗愈之旅”，游览了颐和园。
那时，位于北京西郊十五公里处的颐和园关闭已久，只半公开售票，门票高达六毛。园里的长廊、石舫、佛香阁、宝云阁、大戏楼等到处都是彩绘凋零，油漆剥落，一片残败景象。唯仁寿门外南北九卿房所陈的铜龙、铜凤、铜鼎等，雕制极其精美。
或许，还会有什么。结果，一路缅怀着，出了大门。
这不能算是回忆，因为他根本没有见过父母。他是怀着敬仰的心情前来凭吊的。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继承并体现了祖父的思想衣钵，但是在秋氏家族中作为承上启下桥梁的，是叔叔秋一元。
交秋早凉，有些拉洋车的，背晒阳光坐着，一面看报，一面等生意。大概因为北大、师大进步学生长期办工人识字班的结果，北京劳动人民识字的，远比别的城市普遍。而较之文人骚客，他们才更能欣赏盛筵易散与月缺花残吧。
再看他们手中的报纸，均是《群强报》——据说日销五万份以上。它的特点是文字通俗易懂。军政大事，提纲挈领，还大抵是抄袭隔天晚报而加以通俗化了的。例如，“世纪婚礼将在沪上演，蒋宋联姻轰动中外”。
比较详细的是社会新闻和经济新闻。
社会新闻方面，诸如晚清名妓赛金花一生三次嫁作人妇，又三番沦入烟花，晚年贫困潦倒、接受过很多人接济的生活情况，详细报道了好几天。还有，哪家舞场的舞女舞姿大有可观，哪里庙会的开放盛况，以及目下北京乞丐的内幕规则，强讨恶诈、各占各巷之情形等，均记载甚详；而所谓的经济新闻，无非是粮价的涨落，蔬菜的上市情况，等等。
当然，最受欢迎的当属戏目预告。不仅有当天的，且有两三天以后的，占全部篇幅的一半以上。除开明戏院较经常由梅兰芳剧团演出外，其余如吉祥、华乐、中和等演出场所，经常由各戏班掉换演出，比如今天是程砚秋，明天是马连良，后天有可能就是荀慧生。
那一次，秋良还为叔叔秋一元购置了红结子瓜皮帽，纺绸长衫，羽纱马褂及一袭皮裘。叔叔身居日本东京，平生有幸做了大清的三年顺民，便终生深爱京戏京服，甚至请回的厨师都是给梅兰芳掌过勺的。有时还袍褂俨然地喊来朋友拉胡琴，放开嗓子唱京戏，哼哼《空城计》《四郎探母》《定军山》什么的，梦想着有朝一日能“衣锦还乡”。
一九二八年，秋良因故在北京作短暂停留，他游历了中南海。
此时，奉军退出北京，张作霖乘专列经皇姑屯被炸死。大元帅府垮台后，中南海曾一度辟为公园——即殿阁亭台，假山廊榭所组成的水岛景区。但不久，便被国民党的机关占用了。
以前，曾见到过《燕京八景》这样的专书，惜乎当时没有找来对看。金朝时，在中南海的北半部有太液池和大宁宫，“太液秋波”为形成于金朝的“燕京八景”之一。问了几个路人，几乎没有人知道，就是知道的也语焉不详。
袁世凯称帝时期，中南海曾改名“新华宫”，同时宝月楼拆外墙，更名为新华门。从此，新华门取代西苑门成了中南海的正门。
秋良怀着遗憾，出了中南海正门，兴致减了许多。逛旧书摊和古董铺，买些古书文具，又在东岳庙的戏台上，观赏了两出“文明戏”（话剧）——《印度亡国恨》和《安重根暗杀伊藤博文》。
颇费解的是，“文明戏”开演之前，毛巾的戏剧就开始了。旁边通道上的杂役，把浸湿的毛巾掷给中间通道上的侍者，侍者又把用过的毛巾抛了回去。因此，在整个演戏过程中，明亮的观众席里，充满了湿毛巾急急旋转的飞舞，实可谓台上余韵不尽，台下动魄惊魂。
接下来，等待日落。到了日落，皮影戏就可以上演了。
结果，走了两三个演皮影戏的地方，都没有“映戏”。戏院老板解释说，早前二百多个皮影戏班子，现只剩下了三个，均被美国的古董商人收买了去——他们除了伪造古董，藏好行将灭迹的优伶，连中国的影子也都买去了。
随日落而来的另一种营生，即是把青铜的烟具、佛像、鸭绒椅垫、丝质衣裳换成现钱的机会——当铺常常就在对角——差不多每一个街角上，都有一家没有窗户、呈半圆形建筑的当铺——却还是常常人满为患。
华灯初上，秋良找到前门外的一家英法式西餐馆。
虽说是西餐馆，因比较迁就中国人的习惯，所以不能说地道，但是质精量大，原料和手艺都非常讲究，门面也是十足中国味，黑光漆描金字的竖匾“撷英番菜馆”五个大字，堪与对面“内联升靴鞋店”的金字匾相媲美。
来这儿吃饭，是因为他所礼敬的鲁迅先生在《华盖集》（北新书局出版）中，曾记女师大校长杨荫榆在这里请客，策划抢占学校阴谋。而时下刚刚卸任北伐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前往日本避难的郭沫若，也在《创造十年》中提及此处。
“尺水兴波，寸山起雾。”基本上可以认为这是秋良性格中必须有的。此外，秋氏家族的别一种传统，如秋一元所言，“……这里特别指出的是文人，因为以文人身份为掩护的间谍不需要训练，仅凭着他们对国家的忠诚和对文化事业的热爱，就能敏锐而执着地进行战略情报之搜集。”
文人生活的展开，尽是不受社会习俗约束的出入自由。而叔叔秋一元的那番话，对于秋良来说，犹如千军万马的援兵。
联想到夏目漱石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我是猫》，“今夜开始吃夜酒”，猫醉酒后误入水缸中溺亡……秋良不知不觉，堕入一种虚幻的境地，以至于相信，叔叔秋一元身上的“中国乡愁”，作为在日本东京出生的台湾人——自己也开始有了。
确实，深为中华风物吸引，使气性上与中国人相投契，这样的认识理所当然。其根底，还是中国人，只是长期置身在外、力所不及而已。在这个问题的态度上，叔叔秋一元更为彻底。
“重视清人学问”，全然是中国自己的文化，明乎这一点，十分重要！晚清徐珂编的《清稗类钞》一书，对于西餐及进餐礼仪做了基本界定：‘国人食西式之饭，曰西餐’、‘食时，勿使食具相触做声，勿咀嚼有声，勿剔牙’……秋良正琢磨着这家西餐馆的店名如何保留了老话“番菜”二字时，法国红酒和中国小吃，也就到了嘴边。
小吃，便食，日本人称为鸟食。中国人一曰西餐为大餐，不知是否相对小吃而言的。说不清什么原因，在“遥远的”地方赏风弄月，静听鸦噪风吟，认真领略，体物交感，必有契心之处。秋良这种执拗的“独自旅行”，似乎瞬间就有了某种既悲壮、又细腻耽美的意味。
晚清秀才王桐龄，曾经写过一本书叫《日本视察记》。里面说日本人对中国人很了解，他们搞了《汉文大戏》和《支那省别全志》，把中国每个省都罗列出来，每种几十册，每一册几十万字；而有位周作人先生，三年前就说过：从中国的位置而言，对于了解日本是有特别的必要的。
“宁做太平犬，勿为乱世人。”谛视熟审，中国人忧生，日本人崇死，还是深彻而显然的。
时隔多年，许多人感激于叔叔秋一元的志节，感叹他最后的“牺牲”，如同他此生的其他时刻，尽是浓墨重彩，高雅动人。这一点，从其保存的馈赠字画中，略可见一斑。但是，在秋良看来，所有这些真诚隆重的言辞，都难以表达他复杂的情感于万一。就像那位“梦幻般歌颂十月革命”的作家博尔赫斯所说，“一切的荣誉，都是对生命的简化。”
正所谓这个世界，“真相”是如此之多，看到的人总是很少。秋良有理由认为，“唐心”“汉意”、“以身殉美”、“保持中国士大夫风范”，才是叔叔秋一元毕生的追求。
且不论其政见如何，士大夫我行我素的狂狷之气，总是有遗传的。据此，秋良一生保持书生本色。然而，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决定，却绝不只是一个“文人”的决定。
历久不息的追慕与怀想，也饱含了叔叔秋一元的殷殷长念。四十年光阴荏苒，秋良终得机会重游北京故宫，到处寻找翡翠玉白菜和东坡肉形石，但是，悄然而来，蹑足而去，再也没有寻到。
不欲人知之善，却不经意为人所知，乃是最大的喜悦。
回台湾祭祖之时，秋良已年逾八旬。垂暮之年，闻杜鹃啼，云收雨霁。意外地，他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发现了那批暌违数十载的稀世珍品，其中就包括翡翠玉白菜和东坡肉形石，已然成为镇馆之宝。
《惊枝匿影》以瞩世“悬案”的“田中奏折”作为枢机结构全书，据此展开了国际国内各种政治力量和人性因素的博弈，并集中塑造了秋良这一性格复杂的人物形象，使本书既超越了通常的历史书写，又迥异于一般的“小说家言”。如同《红尘芬芳》《心滴》一样，此小说亦显示了作者卓越的历史想象力、洞察力。姝娟在这部小说中并不依持单薄的文字虚构，而是着力将更多叙述置于历史本事及其真实逻辑的引力场，使这场波谲云诡的谍影暗战触目惊心。
姝娟创作的《惊枝匿影》以波谲云诡的谍影暗战巧妙地再述了历史上这个众说纷纭的《田中奏折》事件。
《惊枝匿影》以瞩世“悬案”的“田中奏折”作为枢机结构全书，据此展开了国际国内各种政治力量和人性因素的博弈，并集中塑造了秋良这一性格复杂的人物形象，使本书既超越了通常的历史书写，又迥异于一般的“小说家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