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成为一种理想，男人如花　走进男色时代，在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的笼罩下，被女权主义话语养大的“第一性”到底怎么了？

男人应该是怎样的男人？女人又该凭何称为女人？同性恋的流行，男权的隐匿进行了怎样的推波助澜？粉红著身的男色诞生，女权提供了怎样的胚胎环境？《第一性》，告诉你XY染色体流行变异的答案！

我知道自人类出现以来男女关系一直是文学和历史的核心主题。但我也知道，男人被剥夺了自己的话语，也在逐渐失去自己的思想。在父权社会，男人无所谓大写小写。可是后来，人们提出女性“价值”的明显优越性，如以柔克刚、与权威对话、以和平替代战争……大同社会要求男人表现出自己身上的“女性”特征，同其他人一样变成一个女人。女人不再是一个性别，而是一种理想。

正是为了弄清所发生的一切，发生在我们男人身上的事情，为了重新复活男性的思想和心理，为了再现消隐在女性经历之下的痕迹，我动手写了这部小书。

我知道人们不应该听从自己的不良本能，但我只是一个男人。

Ⅰ “大男人”，一个小词，使所有的男人变成了指定被告，把永恒的男性变为了一种侮辱。

Ⅱ 她们是谁？她们干脆地回答：女人。什么是女人？没人知道。尤其是今天的男人。

Ⅲ 现代男人是母鸡爸爸，可以下蛋、哺育，可以喂奶。男人也希望成为爱的倒霉，而不只是法律的使者。

Ⅳ 过去，男人为了抵抗对女人的恐惧，玩超人的游戏，现在，他们模仿女人。

Ⅴ 父权家庭——这个著名的家——成为抗拒资本主义的最后阵地，成为全球商品化的最后障碍。

Ⅰ “大男人”，一个小词，使所有的男人变成了指定被告，把永恒的男性变为了一种侮辱。

我知道。我知道没有纯粹的男人和女人，只有复数的女人和男人。我知道不存在普遍性，只存在完全不同的个人；有多少个人就有多少特殊性，地球上有数十亿人，也就有数十亿个故事。我知道男人身上有女人，女人身上有男人。我知道我的传统，我属于70年代的年轻人。我知道要做性感的人是可耻的，甚至是反动的、法西斯的，所以那时没有性，只有性别；它是模糊的、极其暖昧的。我知道我不是心理学家，也不是社会学家、哲学家，甚至不是《ELLE》或《嘉人》的女性记者。我知道我甚至不是女人。我知道我不是在用研究和调查来准备我的意识形态攻势。我知道自人类出现以来，男女关系一直是文学和历史的核心主题。

但我也知道，今天的男人与让·伽本(Jearl Gabin)歌中塑造的那个男人毫无关系。伽本离开我们不过30年，只是历史的一个瞬间，但这个瞬间足以完成人类学上的一次真正嬗变。一个男人不再由所有男人的特点构成，反而体现出所有女人的特征。从奥迪亚(Audiard)的采访来看，伽本在今天根本就不应该存在，而凡杜拉(Ventura)、贝尔蒙多(Belmondo)、德龙(Delon)以及布雷尔(Brel)的那些鄙视女人的歌曲也面临同样命运：不许说，甚至不许动，不许存在。男人被剥夺了自己的话语，也在逐渐失去自己的思想。

这是一台磨合好的机器，已经不容改变。首先，人们对它只讲大原则、讲全球、讲人性：世上不再有男女之别，只有平等的人——绝对的平等，超出平等，相同，无区别，可互换。这种混淆了自身价值与人性价值的话语是所有统治权力的话语，从罗马帝国到伟大国家，从殖民鼎盛时代到“美国生活之路”。在父权社会，男人无所谓大写小写。可是后来，人们提出女性“价值”的明显优越性，如以柔克刚、与权威对话、以和平替代战争、以倾听取代命令、以宽容对抗暴力、以预防抵御风险。所有的人，包括男人和女人，尤其是男人，都统一在圣杯(Graal)的这种新追求之中。大同社会要求男人表现自己身上的“女性”特征，男人怀着这种模糊、疑惑和不正常的意愿，竭其所能实现这一伟大抱负：同其他人一样变成一个女人，以期最终克服自己身上的世俗本能。女人不再是一种性别，而是一种理想。

正是为了弄清所发生的一切，发生在我们男人身上的事情，为了重新复活男性的思想和心理，为了再现消隐在女性经历之下的痕迹，我动手写了这部小书。旨在为已经被女性化的年轻一代提供男性求生理论。这是一位考古学研究者而非论争者的挑战。我知道人们不应该听从自己的不良本能，但我只是一个男人。

我们迷路了。车子总是回到同一个岔口。太阳徐徐落下，外省的乡村呈现出夏末的魅力，而我们却无缘欣赏这些美景。我的司机面带苦笑。他非常年轻，是政治爱好者，他来接我参加“法国民主联盟”领导的晚餐会。午餐、晚宴，都是记者和政客每天必做的事情，既体现真诚友好，也是相互利用。“他们”把我交给了一个“年轻人”，他只好来接我。我们开始聊天，我是为了排遣无聊，他是为了避免尴尬。我们东拉西扯，聊政治，聊白鲁(Bayrou)，聊希拉克。他告诉我他读了我写的那本关于总统的书，很喜欢——我终于喜欢上这个小伙子了！我可以做他的父亲，尽管我的孩子们没有他大。我们的闲谈开始转入私人话题。我问他的学业，他的理想，他的女人们。他大叫起来：女人，六个月来，他只有一个女人，也是政治爱好者。他爱她，对她很忠诚。我表示怀疑，他信誓旦旦。对于男孩间的共谋，男人间的同盟，我并不看好，失去一个，可以再找回十个：“说真的，你这个年龄，你多大？22岁？23岁？”他举例反驳说：“我对过去的女友不忠诚，结果麻烦不断。不，不，我绝不能再做这种事了。”我嘲弄地笑起来。我向他描述了他这一代人的可笑，20岁能像60岁的人那样相濡以沫；我讥笑他这个年龄的男孩屈服于女孩的多愁善感。男孩，不该这样。男孩，就该拿得起，放得下。男孩，就该敢闯、敢上、敢征服、敢有性无爱，图快乐而不是为了生活。“没有攻不下的堡垒，只有没包围好的城堡”(这是钱拉·菲力浦在一部武侠片中的对白，我忘了片名。我小时候在法国广播电视局最喜欢看的一部影片)。男孩，要敢取、敢合，要玩世不恭，宁可多多益善，绝不从一而终，要学卡萨诺瓦(Casanova)，不要学克莱芙王妃(Clve) 。

他真的被我激怒了，反击说：“您这是大男子主义言论！”

我笑而不答。

我想到了“大男人”这个词的奇特命运，它是20世纪70年代女权主义者语言天赋的结晶。就是这么一个小词把男人，所有的男人变成了指定被告。这些女权主义者成功地抑制住男人，颠覆了“要当男人，不要做女人”这个古老的百年咒语，把永恒的男性变为了一种侮辱。一个词赢得了一场口水大战。不要轻视这些语言交锋。法国大革命前几年，“民族”这个词渐渐在法国人心中替代了“国王”这个词。人们更多地是为民族的荣誉而战，而不是为国王。但路易十六仍是法国国王。

我冷冷地对他说：“70年代，男人被称为大男人，但这样数落我们的都是女人，不是男同胞！你们接受了女孩的语言，把她们的行为变成了自己的行为。”

突然，他变得严肃起来，不看我，自言自语道：“不错，我们都是被单亲母亲抚养大的，她们是1968年的斗士和女权主义者。我们的思想跟她们的一样。我们的父亲从不在我们身边。”

他笑得透不过气来。我不再坚持，把一个老混蛋的轻率嘲弄吞进了肚子里。P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