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在全球各个角落部署军队，并运用资本和市场的力量迫使全球经济按照自己的医院进行整合。本书对美国的全球政策进行了全面剖析，刻画了美国过度扩张的帝国政策所面临的危机，被《洛杉矶时报书评》评为有助于“我们理解左右当今令人费解的新世界力量”的六部奇书之一。

此书对美国一意孤行的全球政策进行了全面的剖析，并在序言中对911事件进行了阐述。本书被《洛杉矶时报书评》评为有助于“我们理解左右当今令人费解的新世界的力量”的六部奇书之一。

“反弹”一词的用法始自美国中央情报局，意指美国政策所导致的各种意想不到的负面效果。作者在这本尖锐和引发争议的书中生动地刻画了美国过度扩张的帝国政策所面临的危险。这个帝国一直以来在全球各个角落部署军队，并且运用资本和市场的力量迫使全球经济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整合。从美国士兵在冲绳的强奸案，到美国在亚洲金融风暴中扮演的角色从早期对萨达姆·侯赛因的支持，到始于1979年的在阿富汗的行动，作者揭示了美国的错误政策如何为未来的灾难埋下了种子。

作者指出，美国仍然延续冷战思维，鲁莽地扩展了自己在过去四十年中做出的各种承诺。他在本书中提出的警告由于发生了911恐怖袭击而显得格外紧迫——现在是这个帝国在更多的灾难发生前及时收敛的时候了。

引言：“九·一一”

序

第一章 反弹

第二章 冲绳——亚洲最后的殖民地

第三章 暗中的帝国主义

第四章 韩国——冷战遗产

第五章 朝鲜——冷战终局

第六章 中国——革命之邦

第七章 中国外交政策、人权及贸易

第八章 日本和美国帝国的经济

第九章 融化

第十章 帝国的后果

注释

米洛万·吉拉斯曾经记述过斯大林1945年4月在克里姆林官与南斯拉夫的铁托元帅的一段对话，言简意赅地说明了现代帝国的概念。斯大林说：“这次战争与以往不同。谁占领了哪里就会在哪里推行自己的社会制度。军事力量而不是其他事情决定社会制度。”前苏联和美国同样在“二战”后推行自己的社会制度，只不过对于前者而言是在东欧，而后者是在东亚，特别是在日本和韩国。经过四十年的冷战，双方的“卫星国”都成为自己新帝国的核心，而在今天只有美国的帝国依然存在。本书的目的正在试图找出这个帝国的本质和预测它在将来可能发生的变化。

1917年苏联在欧洲和中亚建立了一个类似哈布斯堡王朝和奥斯曼帝国的多民族的、以武力征服为基础的帝国。但我所指的冷战时期的苏联帝国主要由七个“人民民主”国家构成：东德、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和阿尔巴尼亚，而美国与其相应的并非北约——而是美国在东亚的卫星国体系，包括日本、韩国、泰国、越南、老挝、柬埔寨、菲律宾和台湾地区。

随着美苏之间核竞赛的展开，两大帝国也分别在其内部就意识形态、经济互动、技术转让、互惠互利和军事援助等领域大大拓展了原有的合作。对于苏联而言，在50年代某一时期其领域扩展至东面的河内和西面的哈瓦那，有一段时期也包括中国。而对于美国而言，它的帝国则几乎延伸到了世界上所有其他地方。美国自认为这些地方对有利于自己的军事环境(五角大楼现在所谓的“稳定”)和经济环境(美国的经济学家们现在所谓的“全球化”)负有责任。

我认为美苏两国战后政策的相似程度远远超出了多数美国人愿意承认的程度。两国分别在东欧和东亚创立卫星国实际上出于相同的目的。苏联为了维持自己统一的帝国而武装干涉过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而美国出于同样的目的武装干涉过朝鲜和越南(前者干涉成功，死伤较少，而后者干涉失败，死伤l参重)。

苏联帝国中的佼佼者是东德，而美国帝国中的佼佼者是日本。像柏林墙倒塌前的东德一样，日本大大得益于冷战而至今维持着一个舞弊盛行的经济。它的人民对于美国在日本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驻军和在此期间一直执政的灰色的一党制的政府日益感到厌恶。而东德沉闷的领导人乌布利希和昂纳克与日本自民党的领袖相比简直可以称得上是充满生机的。

正如东德的那两位总督对来自莫斯科的指示亦步亦趋，每个日本首相上台后的第一件事就是飞往华盛顿领取指示。日本的选民早就发现，只要日本与美国继续结盟，他们投谁的票其实也无法改变什么。很多普通日本人厌恶政治，他们只参加地方选举，并且有相当多的人把票投给了他们认为更加诚实和有能力的共产党以表示抗议。在日本，政治上的理想主义者大都成为了虚无主义者，在这一点上也与前东德相去不远。

苏联建立卫星国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它无力抗衡美国旨在重建西欧而推行的马歇尔计划(这当然是由于一个重要的事实：大部分苏联在“二战”中毁于战火而美国毫发未损)。苏联很快地意识到，在战后欧洲专制与民主两种制度的竞赛中自己占有劣势。既然靠选票无法在东欧让苏联的支持者上台，只好用粗暴的手段赶走竞争者。1948年捷克的二月政变和类似的进口斯大林主义的事件都被宣布为只是社会主义的一种模式。

苏联有必要防卫自己的西部边境，而在日本战败后东亚无人可以威胁到美国的安全，尤其是被战争折磨的中国更无此可能。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建立了自己的卫星国。美国政府认为这样做之所以必要是因为苏联侵略成性，而它一旦在任何一处得手都有可能引起最终威胁到资本主义心脏地带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美国在东亚建立卫星国的部分原因是中国发生了共产党革命，而这意味着美国与它的战时盟友中国联手建立东亚战后新秩序的计划已无法实现。虽然美国不愿意为了扶持战败的国民党领袖蒋介石而去与中国共产党庞大的军队作战，但它改变了占领日本的政策，放弃了使日本民主化的努力，转而致力于帮助日本快速恢复经济。昔日不共戴天的敌人日本取代了中国成为美国在东亚的主要盟友。虽然美国并没有试图推翻中国革命，但是杜鲁门总统在1950年命令第七舰队封锁台湾海峡，以及麦克阿瑟将军在朝鲜战争期间决定陈兵中国北部边境，则足以构成了中国至少延续了20年的对美国的敌意。

美国当然并没有就它的这些决策征求过战败的日本人民的意见。我们所依靠的是中情局资助的与前东德类似的一党制政府甚至某些战争罪犯，如1957年成为总理的岸信介就是东条英机战时内阁的军需部长。所有这些终于在1960年引发了一次战后最大规模的反美示威，抗议者包围了国会大厦，反对通过日美安全条约。示威造成的紧张局势迫使艾森豪威尔总统取消了预定的对日本的访问(后来福特总统成为第一个访问日本的在任美国总统)。自民党依靠多数强行通过条约并使美国军队得以留在日本，而公众从此再没有完全恢复对日本政治体制的信任。三十多年来日本自民党成功地阻止了任何政治对手的出现，并忠实地保证了日本作为一个卫星国的地位。同时，日本的管理落入了官僚集团手中，任何来自民间的建立一个自治政府的努力都最终化为泡影。90年代日本已成为全世界第二富有的国家，但它的政府却与前东德的政府有惊人的类似。

为了支持英国、法国和荷兰以防止欧洲其他地方“共产主义化”，美国放弃了在战时许诺的解放这些国家的殖民地的承诺，转而支持原宗主国对战前利益继续拥有。这意味着在东亚除了美国殖民地菲律宾以外，我们将继续站在历史上错误的一边(虽然我们在1946年7月4日正式允许菲律宾独立，但仍然继续在那里并保留了庞大的军事基地，直到1992年菲律宾人迫使我们撤出)。

与欧洲不同，冷战时在东南亚的冲突双方并非是民主和专制，而是殖民主义和民族独立运动。由于主要的欧洲大国不愿意放弃他们的殖民地而引发了在印度支那的抗法斗争，在马来亚的抗英斗争和在印度尼西亚的抗荷斗争，而在所有这些战争中美国都站在了殖民主义的一方。荷兰最终被逐出了印度尼西亚，而英国在经过长达十年的战争后默认了马来亚的独立，而后马来亚成为两个独立的国家：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法国在越南被打败后，美国又在那里打了一场令人难以置信的血腥和旷日持久的战争，而结果同样是被迫放弃。美国在菲律宾长期支持政府的反游击队作战，而那里的游击队运动恰恰认为独立后的菲律宾政府不过是美国的傀儡。我们直到越战失败后才开始意识到东亚和欧洲是不同的，而尼克松对中国打开大门是华盛顿第一次显示它开始对东亚的历史有了一丝了解。

美国面临的问题是各式民族主义的共产党填补了东亚殖民主义结束后的权力真空。为了使这一地区免受共产主义的控制，美国政府所反复使用的野蛮的手段与苏联为在东欧扩大自己的影响所使用的手段相类似。最明显的例子是美国1945年后在韩国扮演的角色，而这段历史在美国几乎完全被封闭了。

韩国在“二战”以后实际上一直被美军占领，而且是冷战初期最重要的一次武装冲突的发生地。美国和中国在那里打的一场战争使两国关系封冻了二十年。但是由于美国和苏联为了各自的利益而在1945年侵占了这个国家，半个世纪后，朝鲜仍然是地球上最后一个以“二战”敌对双方的军队停止进攻的战线而划分边界的地方。韩国在60年代发生的“经济奇迹”和1997年遭遇的突发金融危机都与它作为美国的卫星国的地位直接相关。

韩国是美国在“二战”后扶持第一个独裁政权的地方。除T"EI~总统李承晚以外，这个政府基本上由日本占领时期的韩奸所组成。由于朝鲜被苏联占领，美国首先要保证这个政权反共的坚定性而无暇顾及人民的反对。1960年韩国人民争取民主的运动使李承晚下台，而美国转而支持朴正熙将军，并在他之后又支持两名将军当政直到1993年。美国容忍了全斗焕将军在1979年发动的政变，并且秘密地支持他的一系列最后导致光州惨案的命令。在那次惨案中有上百也许上千韩国民众被杀死。为了保证韩国置于自己牢固的控制之下，80年代美国连续派出两任中情局高级官员，詹姆斯·李和唐纳德·格雷格出任驻韩国大使。美国从来未在其他地方如此公然地用自己最核心的情报机关的代表来代替外交官。

今天的韩国可能是东亚最接近于一个真正的议会民主式的国家，但这并不能归功于美国国务院、五角大楼和中情局。是韩国人民自己，特别是几所主要大学的学生在1987年通过示威和街头抗议最终给自己的国家带来了某种程度的民主。1993年通过民主选举的金泳三政府执政后，金总统有足够的安全感对两名还活着的独裁者进行审判。全斗焕和卢太愚被判犯有国家恐怖主义罪、煽动叛乱罪和腐败罪。美国媒体对这次审判只做了最低限度的报道，而美国政府则轻描淡写地将这次事情当成一个纯粹的韩国内部事务。

P16-21

美国在冷战结束后并没有裁军，而是不顾一切地继续维持自己全球帝国的地位。这本书试图清点长期以来由于我们采取的多种政策而引起的仇视和某些经济和政治上的恶果，特别是在亚洲地区，可能在21世纪显现出来。在开始深入之前，读者也许会想知道一些我个人的情况。了解我在书中的观点是如何形成的，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我在冷战结束十年后的今天将这些观点公之于众。

50年前当朝鲜战争即将开始的时候，我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系的一名毕业生。我当时对东亚问题一无所知，但像多数美国人一样，我认为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对于我们当时与所谓的“共产主义集团”的日益严重的抗衡是危险的和令人不安的。当时征兵制度正在实行，每一个年轻人都必须选择进入陆军还是海空军服役。陆军的兵役期最短，但是最危险、最艰苦，而且没有什么回报。海军或空军兵役期较长，但对体力的要求不那么严苛。

我选择加入了海军。或者说我理所当然地加入了海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我的父亲就在海军服役，在老的“圣·路易斯”号上当一名普通水兵远赴欧洲。“二战”期间的1943年夏天，他的那艘船在瓜岛的艾恩·萨巴岛湾被一颗日本的远程鱼雷击沉。他幸存了下来并且进人后备役，又在朝鲜战争开始的1950年被重新动员并被海军派往日本。我的两位伯父都曾经加入海军并在莱特湾作战。所以说，我们家族的男人在海军服兵役看来是天经地义的。

作为一名大学毕业生，我加入了奥克兰海军航空兵基地的后备役部队，作为一个三等航空机械师助手，我的战斗岗位在一架复仇者式鱼雷轰炸机的后舱。与父亲不同，我所在的后备役中队在整个朝鲜战争期间没有参战。我用了两个夏天接受训练，于1953年获得学士学位，并成为一名新的海军少尉。

接下来发生的事改变了我的生活，不过这种事在冷战年代也很典型。当我们领受任务加入了一支舰队的时候，我失望地发现自己被分配在一艘甚至连名字都没有的船上——U.S.S.LST-883。这艘船属于驻在日本的一支两栖作战部队。我就这样被扔到一支生锈的铁桶里，而不是地中海上一艘华美的航空母舰上。一位领导我的小军官毫不在乎地对我说：“约翰逊，你不知道你其实很走运。上了航母的那些人只能当个跑腿的，而你要上的这条船一共只有六个军官。你很快就会干大事，用不着费时间去给人家舔靴子。”事后证明，他说的完全对。

1953年夏末的一天夜里，我发现我所在的LST停泊在了前日本海军基地横须贺，那里当时已是美国第七舰队的司令部所在地。LST用于运输坦克在两栖作战中作海滩登陆，是一种以柴油为热力燃料的平底船。由于没有龙骨，这种船即使在抛锚时也会不停地晃动，所以晕船的人最好不要去碰它。我在883号上当了一名通信官，两年后离开时是一名作战指挥官。

我们参加了海军陆战队和陆军在朝鲜和日本的两栖登陆，并两次以最高时速10节穿过太平洋。但是船上的柴油引擎经常坏掉，所以883号会有相当长的时间在横须贺或是佐世保的基地维修。除了有几个周末在墨西哥的蒂华纳度过之外，这是我第一次长时间地离开美国。我对日本着了迷。我开始如饥似渴地学习她的历史和文学。1953年的圣诞节我在日本京都的古老寺院中度过。在战后贫穷的日本，这些寺院蓬草丛生地废弃在那里。我开始向一位前日本海军军官学习日语。他不相信一个外国人能学会日语，但很高兴能够从教课中得到我付的学费。

50年代战败后的日本与今日日本的差别之大，犹如大萧条时期的美国与今日的超级大国的美国。我们这些当年在日本的人无法想象二十年后她将成为东亚第一个经济奇迹。吸引我们的是它的艺术和哲学中一些对一个美国人而言完全鲜活和有力的方面。虽然美国的占领已在一年前结束，但我们仍然视一些事情为理所当然。比如“联合国军”就应该乘用有暖气的火车车厢，而日本一般民众只能在冰冷的、没有窗户的挂在列车后部的车厢中瑟瑟发抖。甚至横须贺的某些大亨开设了一些只供美国海军军官独享的高级妓院，在我看来也没有什么特别。

我坚信美国别无选择，必须在政治、军事、经济和意识形态领域中与共产党政权相抗衡。而且我认为冷战在东亚和在欧洲没有什么实质上的不同。诚然，法国、英国和德国对于放弃他们在亚洲的殖民地极不情愿显得有些可笑，但美国对欧洲帝国主义者的支持是全球反共事业的一部分，即使不幸有一些副作用也只能容忍。我坚信“日美安全条约”是一个重要的立法，能够保护日本不受亚洲其他地区事件的侵害，使日本赢得时间发展为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

1955年我从海军退役，考取了伯克利的研究生。我对于今后的职业生涯并不着急，却想把我在日本的经历作为基础来进一步学习，而美国军人法案正好使我的想法有可能实现。尽管我回到了伯克利研究现代日本，却被当时该校杰出的中国史专家约瑟夫·利文森所吸引。他对中国历史的理智分析可能超过当时任何其他的学者，引导着我们这些听讲者走进博大精深的中国文明之中。

从美国军人法案得到的钱很快用完了。我开始认真考虑中国研究，部分因为这个研究可以得到经费。当时一些著名研究机构，主要是政府的外交与情报的研究机构以及福特基金会，都通过相当慷慨的资助吸引研究生研究中国和中共。我没有把这些研究计划看成是为国家研究它的敌人，而把它当作一个难得的机会。我并没有意识到，作为一个研究亚洲的学生，我应该像在海军服役时一样成为国之利器。

我的指导老师是研究政治学的罗伯特·斯卡拉皮诺，他当时刚从田野谦一先生处得到关于日本战时亚洲研究会(Koain)的缩微资料，日本在战时主要是通过该机构掠夺中国。田野先生是该研究会的前官员，他在1944年将他的办公室档案移放家中，从而使这批资料在东京轰炸时免于战火。由于我可以读懂日语，斯卡拉皮诺请我为这些曾经是高度机密的文件编制索引。从这些尘封的文件中，我第一次知道1937年以后当时陆军深陷中国腹地时如何对中国农村地区实施“烧光、抢光、杀光”的暴行，并且如何引发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一场革命运动。深夜坐在学校图书馆中阅读日本军官们给东京的干巴巴的报告，当时弱小的中共如何组织起在日本的暴行中逃生的中国农民的故事变得发人深省和令人激动。我当时意识到自己批阅的故事仍然与战后亚洲紧密相关，因为那里仍在痛苦地经历着对外国占领军的反抗。

在50年代晚些时候我曾向列文森教授提起，在1937年到1945年期间所有近距离观察中国共产党的西方人士都一致认为该党在普通中国人中极受拥戴。列文森告诉我所有这些人都因为做了这样的报道而付出了代价。麦卡锡参议员和当时其他一些“猎共者”陆续地给他们戴上了左翼分子甚至叛国者的帽子。即使到了50年代末，埃德加‘斯诺、伊文斯·卡尔森、阿格涅斯·史沫特莱、尼姆’沃尔斯、乔治’泰勒等人的第一手证词仍然被认为是没有价值的，最多是使那些在意识形态上已有倾向的人相信：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土地制度的改革者。

在批阅了大量日本帝国陆军关于中国的文件之后，我认为自己可以提供一些源于一个绝对反共的机构——日本驻中国军最高司令部——对于中国共产党在1937年到1945年受到人民拥戴程度的秘密评估。列文森认为这是一篇博士论文的好题目，于是如此一篇论文在1962年出版了，题目是：《农民国家与共产党：1937—1945中国革命的兴起》。

这本书对现代中国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我在书中提出：正是日军的暴行，特别是在中国北方，驱使幸存的农民大众倒向中国共产党，因为只有这个组织给予他们希望和组织他们进行反抗。中国的例子最生动地表明了即将为20世纪的亚洲所深刻感受到的政治上的教训：当爱国主义的行动只有通过加入共产党才能实行的时候，共产主义运动才会成为一个群众性的运动。

这本书的出版对我个人的学术生涯也有帮助，并使我避免了两个最不好的选择：找一份工作然后设法保住它。我毕业的大学雇用了我，为此我感到幸运并且努力工作。我为了做研究而经常去的地方只有日本和香港，但我还是想办法在1962年去了一趟西贡。当时美国政府对越南的政策是“与吴庭艳共存亡”。这使我感到震惊。根据我对游击战、革命和外国驻军的研究，我认为使我们陷入一场明显是越南的内战中是不明智的。。但当我们在60年代确实如此行事时，我非常清楚地意识到，毛泽东试图输出他的“人民战争”是因为他相信美国无法承受它在越南的失败。在这点上，我在当时也有“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感受。

事后证明我大错特错。我的问题在于对国际共运知道得太多但对美国政府和国防部了解得太少。那些年中我对校园反战者也不以为然，觉得他们是一帮不学无术却又自我陶醉的假正经。有一天外面的示威正在如火如荼，我去校园图书馆想看一看有什么关于越南、东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书可供学生们参考。我惊讶地发现所有有关的主要书籍都排列在书架上而无人问津。我当时确信，这些学生对共产主义毫无所知，也不想补课。他们支持越共只是出于反对政府政策的浪漫愿望。可是事后证明，他们对罗伯特·麦克那马拉、麦克乔治‘邦迪或是沃尔特·罗斯托夫们的了解比我多得多，他们抓住了某些我没能看到的美国扮演全球帝国角色的最本质的东西。现在回想起来，我宁愿自己当时站在他们一边。反战运动尽管是天真的和杂乱无章的，但它的立场是对的，而美国的政策是错的。

在香港进行为期一年的“中国观察”(当时的称谓)期间，我开始对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到来有所预感。我在[966年写了一篇长长的文章，论述中国人民解放军如何成为了政治工具。但在当时，我们这些研究中国问题的人无法想象“文化大革命”到底是什么样的，和它将造成怎样的灾难。所谓的“文化革命”越来越像斯大林30年代末进行的大清洗，直到毛在1976年去世。

“文化大革命”使中国与世隔绝。它甚至无法与苏联结盟来支持越共。当时中苏之间已接近战争的边缘，而在中国领导人周恩来总理为了使中国刚刚建立的核设施不受苏联先发制人的打击，转而与魔鬼谈判。尼克松总统和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亨利·基辛格抓住了机会，而中美关系的改善伴随着越战、水门事件一同展开。尼克松1972年访华使中国的针灸、长城、熊猫和其他一些小玩意儿重新引起了人们的兴趣。但它的真实情况却似乎被藏到地底下了。

像其他研究中国政治的外国学者一样，我当时忙于参加各种会议和撰写文章，试图弄清中国将向何处去。1967年我36岁时被任命为伯克利中国研究中心的主席。我在那里的五年中干的最主要的事大概就是请来了谢伟思(John Setvice)做我们的研究员。他是40年代美国国务院著名的国际问题专家，但他的外交官前程被麦克锡参议员的调查所断送了。基辛格首次访华后，周恩来告诉美国记者，谢伟思是中国唯一欢迎回来的三个美国人之一(另两人是费正清教授和欧文·拉铁摩尔)。消息传来，我们赶陕为他安排访问，我清楚地记得1971年7月某天当宣布尼克松接受了毛泽东的访华邀请时他给我打电话的情形。他说，虽然他非常讨厌尼克松，但也不得不为他说点好话，因为没有第二个美国总统有机会带来这样巨大的突破。

在美国60、70年代的校园里，无论谁对毛泽东和他的“小红书”提出怀疑都需要有些胆量。校园里到处都是被尼克松和基辛格释放的中国热所激动不已的毛主义者(不要忘记连纽约时报的詹姆斯·赖斯顿和哈里森·索尔兹伯里这样的人物都对他们自以为看到的中国有些飘飘然)。

但是我很清楚，中国的这次“革命”使之大为退步了，毁了所有诚实的中国人的生活。对外部观察者而言可能感到新鲜，但中国对于全球力量的平衡而言不再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了。另外一方面，日本却正在发生一些并未引起美国人注意的变化。1972年夏天，我回到了一个正在成为世界上最先进的工业国家的日本。与我在海军服役时相比，或与我们夫妇1961年住在东京郊区时相比，反差极为强烈。日本经济连续15年增长10％左右。日本生产的汽车价格低、省油、可靠、紧凑并且装有空调器，在美国和东亚市场上大受欢迎。它生产的照相机，家用电器和船舶以及很多其他产品，设计上体现了传统的日本房屋和陶器的简单和优雅。

对于一个对“文化大革命”感到幻灭的中国问题专家而言，日本似乎成为了一个在一个国家内成功地实现了社会主义的独一无二的例子。一个国家官僚掌控着经济，注重社会目标但避免错配资源，不依靠物质刺激，僵化得有如苏联和中国的日本是如何创造奇迹的呢？虽然日本的贸易出超惹怒了美国政府，但大部分美国人对这个问题没有兴趣。美国人甚至对日本人为支撑高速经济发展而创立的新的组织结构也没有感到好奇。这种结构使得对于贸易失衡采取的措施不至过急和草率。我们仍将日本看成是战后努力向它的保护国看齐的“小兄弟”。即使真的有人猜测日本也许是在试验一种新的资本主义模式，这种猜测当时也会被认为是荒谬的。而如果说日本人正在制造业和一些其他重要领域超过我们，那就只能意味着他们在欺骗。

美国人认为日本和自己一样，是一个建立在自由经济基础上的民主国家。爱德温·O·赖肖尔是美国一位著名的日本问题专家，在60年代日本“收入翻倍计划”时代任驻日大使，而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却根本没有涉及经济问题。美国人的这种短视居然一直持续到90年代末，彼时对日本的视而不见突然变成一种蔑视，而原因竞恰恰是因为日本实行了一种另类的资本主义。

1972年夏天，我的另一位导师，杰出的政治学教授升味准之辅督促我注意当时发生的经济奇迹。他说像我这样的美国研究人员倾向于关注日本的左翼政治和抗议活动，很少有人真正关注它的统治精英。当时只有少量关于在1952年日本重新独立以后一直掌权的日本自民党的英语的研究报告，而关于这架官僚机器如何像国防部支持和引导美国军事一工业一大学研究机构的组合那样支持和引导经济的研究则完全是一片空白。

我们特别谈到了日本的通产省(MITI)，当时在日本公认的经济奇迹的设计师。正如当年列文森教授指导我从日本入侵中国来发现中共壮大的原因一样，升味教授对指导我通过从通产省人手研究他自己国家“成功的社会主义”。我在接下来的十来年中致力于此，写了一部通产省的历史。我当时觉得这次研究可能会使某些不熟悉日语的公共政策专家和少数日本学专家感到兴趣，却没有想到它会在不经意问引导我自己第一次看清楚了自己从来不加批评地支持的帝国的真相。

我已经说明了是谁给了我最主要的学术上的指导。为了构思和写这本书，我还必须感谢以下诸位。他们给我意见，指出我的错误并鼓励我。

日本政策研究所在过去6年中的月刊和各位成员的发言也对我大有帮助。我的代理人桑德拉·戴克斯坦一手促成了我写作本书。大都会书局的汤姆·恩格尔哈特是你能够想象的最棒的编辑和读者。他在细节上挑战和完善我的想法和写作；出版人萨拉‘贝尔斯泰尔对本书毫无疲倦的责任心鼓舞了我；希拉·K·约翰逊一直和我一起努力了解这个我们所居住的世界。

1999年7月

加利福尼亚，加地夫

“大胆的挑战……有益和及时的警告。”

——理查德·伯恩斯坦，《纽约时报》

“令人震惊……从未有人如此激烈和尖锐地揭露出美国在帝国扩张中的短初，傲慢，腐败和无能。《反弹》为美国敲响了警钟。”

——《拥抱失败》一书作者，普里策奖得主约翰·W·道尔

“《反弹》思考深入并直言不讳地分析了美国在冷战时期和冷战结束后的全球行动，以及我们将要为之付出的代价。”

——帕特列克·史密斯，《国家》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