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先生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其博大精深的学术思想、教育思想在近代中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其开明的领导风格开创了一代新的学风，其高尚的人格备受各界人士的景仰，令无数后人所缅怀。因此，蔡元培先生的生平、思想及其教育社会实践一直受到海内外学者的关注，学术研究层出不穷，成果也颇为可观。

本书主要记述了蔡元培先生的事功和思想，为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年学生提供高质量的精神食粮，具有十分积极的社会意义。

蔡元培(1868—1940)，浙江绍兴人。先生在近代中国高等教育领域建有典范意义的业绩。他早年秉承国学，应试科举，跻身翰林院；中年后则接受西学，留学德法。他可谓“亦学亦政”，既主持全国学政、改革最高学府，力倡美育，又投身反清革命，作为民国元老，参与施政进程。他一生中的辉煌是在北京大学校长任上的大作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囊括大典，海纳百川，教授治校，教育独立。自此，大学之为大学，有了样板。他自认“性近学术而不宜于政治”，在哲学、伦理学、美学、民族学等多学科均曾涉猎，留有著述，尤以《石头记索隐》而自成红学一派，显示泛滥百家的知识构成。本书记述了蔡元培先生的事功和思想。

第1章 引言：世人眼中的蔡元培

第2章 晚清：漫漫求学之路

 一、平和少年

 二、治学源流

 三、科场得意

 四、在翰林院

 五、从柏林到莱比锡

 六、泛滥百家与学有所归

第3章民国时期：“亦学亦政”，学界领袖

 一、首任教育总长

 二、“教育应立于政潮之外”

 三、涉足民初政争

 四、“同盟会第一流人物”

 五、元老参政

 六、国民党内的批评者

 七、晚年的教育试验

 八、中央研究院的基业

第4章人生辉煌：北京大学校长

 一、初到北大

 二、不拘一格揽人才

 三、净化风气 变更学制

 四、兼容并包

 五、学术自由

 六、新旧之争

 七、“五四”前后

 八、“教育独立议”

 九、“不合作”

 十、辞离之后

 十一、北大情结挥之不去

第5章 著述和思想

 一、《修身教科书》和《伦理学原理》

 二、《中国伦理学史》

 三、哲学发凡

 四、美学与美育

 五、《石头记索隐》

 六、与胡适的论辩

 七、暮年倾心民族学

 八、文献研究概况

 九、教育思想等评述

附

 年谱

 参考书目

第1章 引言：世人眼中的蔡元培

20世纪初期的二三十年间，举凡学界中人，几乎无人不知有位“蔡先生”。这位生于清代同光年间的浙东商家子弟，凭着博学强记和一手“怪八股”的功夫，数年间，奇迹般地由古城绍兴的布衣寒士而跻身北京的翰林文苑，一时间引来多少寒窗学子的艳羡和敬慕。然而曾几何时，他却轻抛功名，挂冠而去，回乡兴办新式教育，随即走上反清道路，演出一场“翰林革命”。继而，又在“不惑之年”远赴欧洲，在德国苦学四年，一展游学西洋的平生夙愿。民国肇始，他作为首任教育总长，厉行变革，奠定共和教育根基。几年后，他出掌北京大学，高擎“学术至上、兼容并包”的办学旗帜，将一个沉闷萎靡的官衙式学堂改造成为焕发勃勃生机的新式学府；由此开创的自由学风，促动了新文化的繁盛，进而激发起“五四”风潮的热情，知识界的一代新人即从中育成。及至晚年，他主持国立中央研究院，将“五四”以来喧腾于世的“科学”口号落实为研究实体，面对种种困难，殚精竭虑，不仅组织起一支汇集各类人才的科研力量，而且初步确立了我国独立开展科学研究的规模和体系。他在民国文化教育史上的卓著功业，得到中外知识界的广泛推崇和尊敬。

就清末民初的一代知识分子而言，蔡元培可谓极重道德修养，对自身，对公众，莫不如此。倾心求索孕育了近世文明的西方观念和文化，并没有使他丢弃早年诚笃信守的传统道德价值。通常看来似乎相悖的中西道德伦理，在他那儿却经由择善而从的筛选，得到浑然一体的自然融合。有人说，他在西洋思想上，把握到自由与理性，在中国文化上，把握着中庸与良心。或许正是因为受到来自两种文化精粹的作用，他一生砥砺私德，力求纤尘不染，同时倡行公民道德教育，致力国人内在素质的提高，追求的是一种“形而上”的理想境界。最能反映他这一特点的，莫过于数十年力倡不懈的美育。尽管时运不济，时人亦大多不以为意，但他初衷不改，我行我素。他的这种多少有些超然世外的理想追求，常令后人感佩不已。“人世楷模”这一赞誉，在他辞世之初，或可视为悼亡的颂词，然而时过境迁，人心非古，却依旧被后世认可，则可视为某种“大德传世”的标识。

蔡元培早年投身反清革命后，即与政治结下不解之缘。但本质上，他属“学界中人”。在他看来，社会的发展虽然不排除必要时偶尔“骤用兴奋剂”的激烈运动，甚至革命，但就其常态而言，应是渐进地改良，要靠教育和文化的恒久作用，这是振兴民族和国家的百年大计。因此，他的活动重心始终不曾偏离文化教育界，而政治上的地位适足用来保障其文教兴革活动的展开。这就使他虽置身宦海，却不失书生本色。作为一种个人追求，他对中西学术均有浓厚兴趣，曾先后整理编次中国伦理学史，疏证《红楼梦》而成一家之言，介绍西方近代哲学和美学成果，传播民族学知识并确定该学科的定义和名称……这些工作及其文字成果，倘用严格的学术眼光加以审视，或许算不上第一流的学术成就，但其中的相当一部分却带有学科开创的性质。人们普遍注意到他涉足学术领域的广博性，公认其为学界的“通人”。“他在学问上虽不是一个专家，却是一位通儒，通儒不是样样都懂，而是能通过事理，明辨是非，不固执，无偏见，胸襟豁达而又虚心的读书人。”论者的这一评述，颇为契合蔡元培的实际。正是这种“通人”的特性，使他能够在多元文化的时代里形成大气候。对此，梁漱溟发表过很精彩的议论：蔡先生“天性上具有多方面的爱好，极广博的兴趣”，“他的器局，他的识见，为人所不及……因其器局大，识见远，所以对于主张不同、才品不同的种种人物，都能兼容并包，右援左引，盛极一时。后来其一种风气的开出，一大潮流的酿成，亦正孕育在此了”。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林语堂谈及蔡先生时，十分肯定地认为，“论著作，北大很多教授比他多，论启发中国新文化的功劳，他比任何人大”。

蔡先生的人生辉煌无疑是担任北京大学校长的那段时间，他将欧洲的大学理念、办学模式成功运用于东方古国，通过北大的教育革新，为中国高等教育的未来发展确定了航标。而这些，在蔡先生那里，似乎是一种文化性情的自然伸展，并非如同后来想象中的“励精图治”。时代的风云际会，已经将他推上了中国“大学之魂”的高度，人们抚今追昔，愈加感受到“蔡元培精神”的长久生命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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