粱启超著就的《李鸿章传》一书，力图还读者一个真实的李鸿章，一段真实的历史。

《李鸿章传》有别于传统的人物传记“类皆记事，不下论赞”的模式，作者秉着“天下惟庸人无咎无誉”的独特历史视角和批判精神，“全仿西人传记之体，载述李鸿章一生行事，而加以论断”，又与同时代的欧美政治进行比较，既有英雄相惜，也有批评叹惋——“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意识创新，论述严谨，旁征博引，评判公允，可谓是人物传记中的经典之作，读来耳目一新，启人心智。

本书参照了中华书局1989年重出的《饮冰室合集》影印本。为方便读者阅读，编辑过程中，一律采为现今通行的新式标点，部分人名译法按当今译法做了括注；并选配了一些图片。

《李鸿章传》有别于传统的人物传记“类皆记事，不下论赞”的模式，作者秉着“天下惟庸人无咎无誉”的独特历史视角和批判精神，“全仿西人传记之体，载述李鸿章一生行事，而加以论断”，又与同时代的欧美政治进行比较，既有英雄相惜，也有批评叹惋——“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意识创新，论述严谨，旁征博引，评判公允，可谓是人物传记中的经典之作，读来耳目一新，启人心智。

序例

第一章 绪论

第二章 李鸿章之位置

第三章 李鸿章未达以前及其时中国之形势

第四章 兵家之李鸿章(上)

第五章 兵家之李鸿章(下)

第六章 洋务时代之李鸿章

第七章 中日战争时代之李鸿章

第八章 外交家之李鸿章(上)

第九章 外交家之李鸿章(下)

第十章 投闲时代之李鸿章

第十一章 李鸿章之末路

第十二章 结论

附录李鸿章年谱

后记

李鸿章，字渐甫，号少荃，安徽庐州府合肥县人。父名进文，母沈氏，有子四人，瀚章宫至两广总督，鹤章、昭庆，皆从军有功。鸿章其仲也。生于道光三年癸未(西历一千八百二十三年)正月五日，幼受学于寻常塾师，治帖括业，年二十五，成进士，入翰林实道光二十七年，丁未也。

李鸿章之初生也，值法国大革命之风潮已息，绝世英雄拿破仑，窜死于绝域之孤岛。西欧大陆之波澜，既已平复，列国不复自相侵掠，而惟务养精蓄锐，以肆志于东方。于是数千年一统垂裳之中国，遂日以多事，伊犁界约，与俄人违言于北，鸦片战役，与英人肇衅于南。当世界多事之秋．正举国需才之日。加以瓦特氏新发明汽机之理，艨艟轮舰，冲涛跋浪，万里缩地，天涯比邻，苏彝土河(即苏伊士河．)，开凿功成，东西相距骤近，西力东渐，奔腾澎湃，如狂飓，如怒潮，啮岸砰崖，黯日蚀月，遏之无可遏，抗之无可抗。盖自李鸿章有生以来，实为中国与世界始有关系之时代，亦为中国与世界交涉最艰之时代。

翻观国内之情实，则自乾隆以后，盛极而衰，民力凋敝，官吏骄横，海内日以多事。乾隆六十年，遂有湖南、贵州红苗之变，嘉庆元年，白莲教起，蔓延及于五省，前后九年，(嘉庆九年)耗军费二万万两，乃仅平之。同时海寇蔡牵等，窟穴安南，侵扰两广、闽、浙诸地，大遭蹂躏，至嘉庆十五年，仅获戡定。而天理教李文成、林清等旋起，震扰山东直隶，陕西亦有箱贼之警。道光间又有回部张格尔之乱，边境骚动，官军大举征伐，亘七年仅乃底定。盖当嘉、道之间，国力之疲弊，民心之蠢动已甚，而举朝醉生梦死之徒，犹复文恬武熙，太平歌舞，水深火热，无所告诉，有识者固稍忧之矣。

抑中国数千年历史，流血之历史也，其人才，杀人之人才也。历睹古今已往之迹，惟乱世乃有英雄，而平世则无英雄。事势如是。至道、咸末叶，而所谓英雄，乃始磨刀霍霍，以待日月之至矣。盖中国自开辟以来，无人民参与国政之例，民之为官吏所凌逼，憔悴虐政，无可告诉者，其所以抵抗之术，只有两途，小则罢市，大则作乱，此亦情实之无可如何者也。而又易姓受命，视为故常，败则为寇，成则为王。汉高、明太，起无赖，今日盗贼，明日神圣，惟强是崇，他靡所云，以此习俗，以此人心，故历代揭竿草泽之事，不绝于史简。其间承平百数十年者，不过经前次祸乱屠戮以后，人心厌乱，又户口顿少，谋生较易，或君相御下有术，以小恩小惠徼结民望，弥缝补苴，聊安一时而已。实则全国扰乱之种子，无时间绝，稍有罅隙，即复承起，故数干之史传，实以脓血充塞，以肝脑涂附，此无可为讳者也。本朝既龙兴关外，入主中华，以我国民自尊自大蔑视他族之心，自不能无所芥蒂，故自明亡之后，其遗民即有结为秘密党会，以图恢复者，二百余年不绝，蔓延于十八行省，所在皆是。前此虽屡有所煽动，而英主继踵，无所得逞，郁积既久，必有所发。及道、成以后，官吏之庸劣不足惮，既已显著，而秕政稠叠，国耻纷来，热诚者欲扫雾雾以立新猷，桀黠者欲乘利便以觊非分，此殆所谓势有必至，理有固然者耶。于是一世之雄洪秀全、杨秀清、李秀成等，因之而起；于是一世之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因之而起。

鸿章初以优贡客京师，以文学受知于曾国藩。因师事焉，日夕过从，讲求义理经世之学，毕生所养，实基于是。及入翰林，未三年，而金田之乱起，洪秀全以一匹夫揭竿西粤，仅二年余，遂乃蹂躏全国之半，东南名城，相继陷落，土崩瓦解，有岌岌不可终日之势。时鸿章在安徽原籍，赞巡抚福济及吕贤基事。时庐州已陷，敌兵分据近地，为犄角之势，福济欲复庐州，不能得志。鸿章乃建议先取含山、巢县以绝敌援，福济即授以兵，遂克二县。于是鸿章知兵之名始著，时咸丰四年十二月也。

当洪秀全之陷武昌也，曾国藩以礼部侍郎丁忧在籍，奉旨帮办团练．慨然以练劲旅靖大难为己任。于是湘军起。湘军者，淮军之母也。是时八旗绿营旧兵，皆窳惰废弛，怯懦阃冗，无所可用；其将校皆庸劣无能，暗弱失职。国藩深察大局，知非扫除而更张之，必不奏效。故延揽人才，统筹全局，坚忍刻苦，百折不挠，恢复之机，实始于是。

秀全既据金陵，骄汰渐生，内相残杀，腐败已甚。使当时官军得人，以实力捣之，大难之平，指顾间事耳。无如官军之骄汰腐败，更甚于敌。咸丰六年，向荣之金陵大营一溃；十年，和春、张国梁之金陵大营再溃。驯至江浙相继沦陷，敌氛更甚于初年。加以七年丁未以来，与英国开衅，当张国梁、和春阵亡之时，即英法联军入北京烧圆明园之日。天时人事，交侵涛逼，盖至是而祖宗十传之祚，不绝者如线矣。

曾国藩虽治兵十年，然所任者仅上游之事，固由国藩深算慎重，不求急效，取踏实地步节节进取之策；亦由朝廷委任不专，事权不一，未能尽行其志也。故以客军转战两湖、江皖等省，其间为地方大吏掣肘失机者，不一而足，是以功久无成。及金陵大营之再溃，朝廷知舍湘军外，无可倚重。十年四月，乃以国藩署两江总督，旋实授，并授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于是兵饷之权，始归于一，乃得与左、李诸贤，合力以图苏皖江浙，大局始有转机。

李鸿章之在福济幕也，福尝疏荐道员，郑魁士沮之，遂不得授。当时谣诼纷纭，谤谎屡起，鸿章几不能自立于乡里。后虽授福建延邵建遗缺道。而拥虚名，无官守。及咸丰八年，曾国藩移师建昌，鸿章来谒，遂留幕中。九年五月，国藩派调湘军之在抚州者，旧部四营，新募五营，使弟国荃统领之，赴景德镇助剿，而以鸿章同往参赞。江西肃清后，复随曾国藩大营两年有奇。十年，国藩督两江，议兴淮阳水师。请补鸿章江北司道，未行；复荐两淮运使，疏至，文宗北行，不之省。是时鸿章年三十八，怀才郁抑，抚髀磋跎者，既已半生，自以为数奇，不复言禄矣。呜呼，此天之所以厄李鸿章欤？抑天之所以厚李鸿章欤？彼其偃蹇颠沛十余年，所以练其气，老其才，以为他日担当大事之用。而随赞曾军数年中，又鸿章最得力之实验学校，而终身受其用者也。P19-23

一、此书全仿西人传记之体，载述李鸿章一生行事，而加以论断，使后之读者，知其为人。

二、中国旧文体，凡记载一人事迹者，或以传，或以年谱，或以行状，类皆记事，不下论赞，其有之则附于篇末耳。然夹叙夹论，其例实创自太史公，《史记》：《伯夷列传》、《屈原列传》、《货殖列传》等篇皆是也。后人短于史识，不敢学之耳。著者不敏，窃附斯义。

三、四十年来，中国大事，几无一不与李鸿章有关系。故为李鸿章作传，不可不以作近世史之笔力行之。著者于时局稍有所见，不敢隐讳，意不在古人，在来者也。恨时日太促，行箧中无一书可供考证，其中记述谬误之处，知所不免。补而正之，愿以异目。

四、平吴之役，载湘军事迹颇多，似涉支蔓；但淮军与湘军，其关系极繁杂。不如此不足以见当时之形势，读者谅之。

五、《中东和约》、《中俄密约》、《义和团和约》，皆载其全文。因李鸿章事迹之原因结果，与此等公文关系者甚多，故不辞拖沓，尽录入之。

六、合肥之负谤于中国甚矣。著者与彼，于政治上为公敌，其私交亦泛泛不深，必非有心为之作冤词也。顾书中多为解免之言，颇有与俗论异同者，盖作史必当以公平之心行之。不然，何取乎祸梨枣也！英名相格林威尔尝呵某画工日“Paint me as I am”，言勿失吾真相也。吾著此书，自信不至为格林威尔所呵。合肥有知，必当微笑于地下曰：孺子知我。

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既望 著者自记

“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1901年11月，“中国近四十年第一流紧要人物”——李鸿章卒于北京，留下了一桩众说纷纭的历史公案。或激赞他兴办洋务，力保和局，或贬斥他为误国罪人……成败功过，是非对错，真可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逝者如斯，有感于此，两个月后，粱启超著就《李鸿章传》一书，辨析毫芒。澄清史实，力图还读者一个真实的李鸿章，一段真实的历史。

《李鸿章传》有别于传统的人物传记“类皆记事，不下论赞”的模式，作者秉着“天下惟庸人无咎无誉”的独特历史视角和批判精神，“全仿西人传记之体，载述李鸿章一生行事，而加以论断”，又与同时代的欧美政治进行比较，既有英雄相惜，也有批评叹惋——“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意识创新，论述严谨，旁征博引，评判公允，可谓是人物传记中的经典之作，读来耳目一新，启人心智。

本书参照了中华书局1989年重出的《饮冰室合集》影印本。为方便读者阅读，编辑过程中，一律采为现今通行的新式标点，部分人名译法按当今译法做了括注；并选配了一些图片。同时，为了让读者对李鸿章这一历史人物有一个更全面的了解，书后增加了李鸿章年谱。鉴于编辑水平有限，编辑过程中难免有不当舛误之处，万望读者指正。

编者

2009年1月

“以‘四十八点钟’写成的《南海康先生传》，无疑因采用新体，带给粱启超极大的兴奋，这才会有其后一气呵成的《李鸿章》。……李传则直接以事功为人物履历的分段标识，真正做到了经纬交织。如此写法，在中国传记史上实为空前之举。”(夏晓虹《梁启超：近代传记的新变》)

“自1901年撰写《李鸿章》开始，他就明确宣布要‘全仿西人传记之体’。……显而易见，这样的篇章结构，绝然不同于中国传统的史传与杂传，以及年谱、行状、墓志铭等体裁，而是开刨了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的先例。”(戴光中《梁启超与传记文学》)

“梁启超谈到《李鸿章》时说：‘此书全仿西人传记之体，……’所谓西人传记之体，就是通常所说的‘评传’。梁启超通过学习借鉴西方近代传记的经验形成的体例特点主要是：夹叙夹议．叙议结合，传中育评，评中育传，评传相间。……有助于丰富和扩展传记作品的基本要素以及相应的表现力。”(朱文华《梁启超的传记作品及其理论的文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