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所记录的人们和他们的影像，绝大多数便是“广场背后”的普通人。

这也体现了30年中国变革的基本特征，那就是，这是一场“民众基于自由的创造”——这句话的发明者是国务院总理温家宝。

尽管任何一段历史都有它不可替代的独特性，可是，1978年—2008年的中国，却是最不可能重复的，在一个拥有近13亿人口的大国里，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日渐瓦解了，一群小人物把中国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试验场，它在众口睽睽之下，以不可逆转的姿态向商业社会转轨……

序言 我们的面孔，时代的面孔

第一部分 开放与激活（1978～1983）

 民心思变，邓公奋起开国门

 钱从何来，吸引外资遭寒流

 特区先行，南下深圳开窗口

 首钢改革，国企复活难破局

 乡土星火，意料之外显活力

第二部分 骚动与喧哗（1984～1992）

 企业元年，各路英豪齐登场

 到海南去，价格双轨出奇招

 物价闯关，冒险失利掀惊澜

 治理整顿，南巡春风再出发

第三部分 激进与梦想（1993～1997）

 铁腕治乱，清债分税救国企

 价格大战，民族品牌狂飙起

 五百强梦，激进主义成主流

 意外转折，国退民进新国策

第四部分 震荡与博弈（1998～2002）

 闯地雷阵，改革进入深水区

 庄家凶猛，股市怪胎成痼疾

 跨越彩虹，国企换血大重生

 风景独好，中国制造显威力

第五部分 责任与理性（2003～2008）

 SARS冲击，经济过热再调控

成长阵痛，外贸急增引摩擦

网络经济，青春飞扬新势力

大国崛起，奥运昭示强盛梦

十字路口，中国道路待探索

致谢

1978年冬，北京的每一个清晨都格外寒冷。新华社记者在当年的一篇新闻稿中这样写道：“灰白的太阳终于费力地钻出薄雾，把它那毫无热气的光线投射到这个巨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拥挤的楼房、狭窄的棋盘式街道和蠕动的密集人群中。”

然而就在这一年，整个中国都感受到了一种命运的召唤。

197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元年，也是邓小平主导中国命运的开始。此前的中国不堪回首，一场长达10年的文化浩劫几乎让国家走到了崩溃的边缘。在金融体系上，1978年前的中国基本上只有一家银行，没有保险公司及其他任何金融性企业，国营企业存款和财政存款之和为1089.9亿元，占银行存款总额的83.8％。国有固定资产投资主要来自财政拨款，银行贷款主要作为流动资金使用。从1958年到1978年20年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增长不到4元，农民则不到2.6元。为了避免在可能的战争中处于被动地位，工业企业并没有被放置在拥有经济地理优势的沿海地区，而是转战大后方。重要的工业企业都被设置在交通成本高昂的山区，并且不计经济合理性地分散在广泛的地区，从而丧失了规模优势，使得经济效率非常低下。国有企业暮气沉沉，轻工业发展严重滞后，人们购买粮食和日用品都需要凭票供应。

中国向何处去？一个巨大的命题拷问着每一个对前途感到迷茫的中国人。也正是在这一年，一个小个子巨人——邓小平——再次走上了历史的舞台，并在他掌控的时间内主导了中国整场变革的节奏。他有着惊人的坚忍、洞察一切的政治敏感性以及彻底的决断力。

在1978年3月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邓小平当选为政协主席。随后他主持召开“全国科学大会”，共有6000人参加了这次大会。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出人意料地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论断。虽然此次大会提出的“科学技术要在20世纪末赶上或超过世界水平”的目标迄今并未实现，但在当时确实让人们精神为之一振，所有的人都仿佛听到了时代火车转轨时的尖厉声响。

任何一场历史变革首先都是一场观念的变革。经过整整10年的“文化大革命”，中国的国家正常秩序遭到极大破坏，加上长期的闭关锁国政策，极“左”思维仍然统治着人们的头脑。5月1113，《光明13报》突然刊登了一篇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当13新华社转发了这篇文章，第二天《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作者称：“凡是有超越于实践并自奉为绝对的‘禁区’的地方，就没有科学，就没有真正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只有蒙昧主义、唯心主义、文化专制主义。”此文一出，舆论哗然。几天后，邓小平指出，文章是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并号召要“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一个大解放”。

这场关于真理检验标准的大讨论影响了中国改革的整个进程。它在思想基础上彻底摧毁了“两个凡是”的政治原则，从此倡导一种全新的实践主义理论。而在经济变革中，它则试图建立一种全新的思想基础和商业伦理。直到今天，我们仍能强烈感受到这一思想对中国改革的影响。

P3-5

我一直迷恋于视觉的力量。在某种意义上，历史就是一连串瞬间镜头的组合。很多年后，当人们追忆一个时代的时候，在脑海中浮现出来的首先是一个或若干个经典的镜头。

这是我出版这本图文书的初衷。在过去的四年里，我从商业演变的角度出发，致力于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研究和写作，已经发行的《激荡三十年》是这项工作的成果。本书的文字是该书的缩写版——我把70万字的文本压缩到了6万多字，而增加的则是超过250张的新闻图片。

从1978年到2008年的30年，是中国经济崛起的重要时期，它甚至被看成是全球经济在这一时间段内最令人注目的事件。今天，当我一翻看这些图片的时候，我仍然惊心于中国翻天覆地的巨变，它们带给我的冲击一点不逊于文字本身。我不禁一次次地暗问自己：“这真是同一个中国吗？”“这真的是我们创造的历史吗？”在小岗村农民按下血红手印的联产承包“契约书”上，我读得出改革在民间萌生时的不安与决然；透过天安门广场上大学生打出的“小平您好”横幅，我仿佛听到了历史呼唤的声音；在那张模糊的张瑞敏砸冰箱的老照片上——我和我的助理们实在找不到比这更清晰的版本了——我分明目睹了一代中国企业家骨骼生长的瞬间；还有，透过那些微笑、迷茫、狂欢的脸庞，我们不得不惊叹于变革的伟大力量。

我喜欢的日本纪实摄影家小川绅介曾经说，在重大历史事件爆发的时候，“那些生动的故事、人物，一定在广场的背后。”本书所记录的人们和他们的影像，绝大多数便是“广场背后”的普通人。这也体现了30年中国变革的基本特征，那就是，这是一场“民众基于自由的创造”——这句话的发明者是国务院总理温家宝。

德国思想家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中如先知般地宣称，“历史的必然性所安排好的任务，将要由个人来完成，或者非其所愿地完成。愿意的人，命运领着走，不愿意的人，命运拖着走。”中国的30年改革似乎正内含着这种历史的必然，它在很多时刻顽强地呈现，然后又会被各种偶然或必然事件所打断，但它一直存在，像一个不灭的幽灵。

今天，我们把这个幽灵，称为市场经济。

是为序。

吴晓波

2008年于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