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以韩非子“法、术、势”权力政治思想为主线，通过历史的、个案的和比较的研究方法，运用中西方理论分析工具，结合政治学的最新观点，穿透历史表象，缕析中国两千多年权力政治的内在规律、原理、方法与技巧，探讨中国王权社会的君王治国理乱之道与驭民修身之术，尤其就君王如何运用法治和吏治两套办法巩固和运用权力并最终实现富国强兵之目标进行深入分析，揭示了政治造成的“国家和社会双向锁死”局面是中国古代社会形成“超稳定”社会结构和陷入一乱一治历史周期循环的根本原因。

全书观点新颖、论证深刻、资料翔实、结构严谨、深入浅出，加之内容生动有趣、情文并茂，是一部深刻解析中国王权政治的经典力作，能够为企业家、政府官员和各行业领袖提供一定的管理借鉴，也能给当代政治学者研究中国传统社会政治思想提供一定的借鉴。

中国两千年来阳儒阴法权力政治的奥秘，韩非子“法、术、势”政治思想千年历史解读，国家与社会双向锁死的历史命题，揭示中国古代社会陷入兴亡周期循环的怪圈的答案，历代君王驭民修身之术培养领导者油彻事务本质的视野和眼光！

一部深刻解析中国王权政治的经典力作(序一)

直面“国家和社会双向锁死”的历史命题(序二)

洞察人性的领袖管理艺术(序三)

前言

第一部分 王权政治的缘起与本质之厘清

 绪论

 第一章 阳儒阴法的王权政治局面之形成

第一节 大秦帝国的崛起与覆亡

第二节 儒家的权力穿孔——从累累若丧家之犬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第三节 主客对话录之一：中国传统社会权力政治的本质

第二部分 王权政治的较术与很器之修炼

 第二章 王权政治的理论基石

第一节 永恒法则——有力者王

第二节 人性的逻辑起点——趋利避害

第三节 权力的实质——执“二柄”之势

第四节 法治国家的政治制度设计——君权与法权统一

第五节 运用权力的方法——因可势，求易道

第六节 主客对话录之二：韩非子的“抱法、处势、用术”思想

 第三章 王者的心术

第一节 韩非子的权力观——用防范牵制手段强化王权

第二节 紧紧攥住手中的权力——掌握“二柄”的要领

第三节 君子为何不敌小人——原因在于制度还是手段不当

第四节 君王驾驭臣子的艺术

第五节 君王明察的艺术

第六节 主客对话录之三：政治领袖如何防范身边的“小人”

 第四章 王者的大根器

第一节 王权的要害——五壅

第二节 王权的劫持——三劫

第三节 政治领袖的修炼——十过

第四节 主客对话录之四：怎样成为一名卓越的政治领袖

第三部分 王权政治的观念与弊端之嬗变

 第五章 王权政治的言论观

第一节 王权政治的言论底线

第二节 言论表达自由与人情世故的悖论

第三节 王权社会的言论控制思想

第四节 主客对话录之五：中国的从贤观念、言论风气、制度与流弊

 第六章 王权政治的法治观

第一节 法的起源、地位、本质和作用

第二节 法的基本原则

第三节 主客对话录之六：王权社会为何难以贯彻法治

 第七章 王权政治的社会与民众观

第一节 为愚妄的民众谋取根本利益

第二节 特殊的“社会分层理论”——五蠹

第三节 主客对话录之七：兴亡周期律和国强民弱局面之形成

第四部分 王权政治的结论与读史之感悟

 基本结论

 附录

孙大圣与如来佛斗法

《道德经三十六章》与《韩非子解老》的破译

论枭雄

论中华民族的核心精神

后记

提要：

◆人类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所有政治现象，背后都有不同思想意志的斗争和妥协。当失败者退出历史舞台时，纵然肉体已经消灭，但他的思想意志并不会随之死去，并能在一定的条件下复活——某些时候的复活甚至是必然的。不惟如此，这种思想意志还能指导新生代在新的政治斗争中取胜。

◆鲁迅先生曾这样描述萧伯纳，萧伯纳让绅士淑女们上场，然后撕掉了他们的“假面具、阔衣装，终于拉住耳朵，指给大家道：‘看哪，这是蛆虫！’连磋商的工夫，掩饰的法子也不给人有一点”。韩非子对人性、对人类权力斗争的赤裸裸的揭露，也足以让人们看到另一幕更加真实的政治讽刺剧，要命的是，这幕戏剧即是人类真实发生的历史，每个人都要身不由己地扮演这幕戏剧中的角色，并为其中一幕历史负责。

政治的成功智慧与从政艺术，不应该只对雄心勃勃的政界人士有价值，其中包含的人类永恒的真理，足以令每个人受益。

——题记

一 定义

“王”，按东汉许慎《说文解字》的解释：“王，天下所归往也。”《康熙字典》引用《广韵》解释：“大也，君也，天下所法。”又引用《正韵》解释：“主也，天下归往谓之王。”合起来的意思是：王是人间的最高合法统治者，是万民服从的对象，王规定了人间一切事务的最高法则。

儒家则对“王”加入了自己的理解。《说文解字》记载：孔子说：“一贯三为王。”董仲舒解读孔子的话说：“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参通之者，王也。”也就是说：只有将天道、地道、人道贯通在一起的人，才能叫做王。按《周易·说卦》的解释：天道就是“阴与阳”，地道就是“刚与柔”，人道就是“仁与义”。王若要行人道，就必须仁义。于是，“王”被儒家一厢情愿地裱糊了一层道德的外壳。

儒家对“王”字的理解具有道德说教的意味，我们可不予理会。按当代有文字可考的历史文献可知，中国古代称王者，开始于夏、商、西周时期，并专指这三个朝代的最高统治者，诸侯国的国君按“公”、“侯”、“伯”等爵号称呼，不能称为“王”，否则是僭越。但这时候的“王”，政治上实行“分封制”和“宗法制”，不享有所有地方的治权，诸侯国各自为政，在各诸侯国内，各宗族的政治权力是世袭制，即“世卿世禄制”，诸侯也不过是较大的宗族，对其他宗族的管理也极为有限。总的来说，“王”的权力极为有限。

公元前403年，韩赵魏三家宗族分晋，“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论语·季氏》)的政治局面被打破，分封制开始衰落，七国诸侯开始陆续称“王”。公元前356年，商鞅在秦国开始第一次变法，秦国各宗族的势力走向没落。这时候的秦“王”(此时秦国国君爵号仍称“公”)，政治上实行“郡县制”和“官僚爵位制”，破除了宗法势力对王权的掣肘，实际是掌握了国家最高权力的人，集立法、司法、行政、军事、财政和地方治权等国家权力于一身，是为“君主集权制”。“王”真正成为名副其实的国家最高统治者，其政治权力可以决定国家领土内任何人的生死。

“权”按《康熙字典》引《玉篇》的解释，指“秤锤也”，俗称“秤砣”。例如《庄子·胠箧》篇说：“为之权衡以称之，则并与权衡而窃之。”后来，慎子把“权”比作权力，在《慎子·逸文》一书中说：“君臣之间，犹权衡也。权左轻则右重，右重则左轻。轻重迭相橛，天地之理也。”权力一词的来源，大概始于此。

所以，“王权”指“君王的权力”，但为了和夏、商、西周时期的“王权”相区别，在本书中，“王权”一词赋予了特定的内涵，即君主集权制下的君王的权力。《王权论》一书即是重点探讨在君主集权制度下，君王如何巩固和运用权力的政治问题。

为了说明这一问题，有必要对中国社会形态的划分作一明确的界定。目前学术界对中国社会形态的划分存在种种争论。比如，将中国夏、商、西周、东周春秋时期划分为奴隶制社会，从东周战国时期到清王朝结束划分为封建社会。我不赞成这样的分法，理由有二：

(1)中国究竟是否存在奴隶社会，目前还要打一个问号。

1981年，黄现璠出版了《中国历史没有奴隶社会》一书，被公认为20世纪中国学术界主张中华民族史“无奴隶社会”的第一部专著。此后，质疑者越来越多，如张广志、胡钟达、沈长云、晁福林等。我对中国历史的研究，也没有发现能够说明中国存在奴隶社会的足够证据。既然存疑，就不宜遽然用之。

(2)中国从秦朝到清朝，已经结束了分封制，不存在“封建制”。

马克思用作研究对象的西欧封建制度，是指王权集中以前王国内的领主各自为政的状态，类似于中国夏、商、周朝的“分封制”。“封建制”在中国也称“分封制”，即古汉语“封建”的原始含义，中国史书中的“封建”一词即指“分封制”。据《史记》卷三《殷本纪第三》的记载，周朝时，周王“封殷后为诸侯，属周”，把国土划分给诸侯，分别由获得封地的诸侯所有，诸侯拥有所封土地的治权，只需向周王室尽一些义务即可，相当于中世纪欧洲诸王国与罗马教廷的关系，即现代意义上的联邦的基础。地主和自耕农经济也并非封建庄园经济。由于目前学界对此争论很大，我的观点是：既然存疑，就不宜遽然用之。

既然对“奴隶制社会”、“封建社会”名词弃而不用，又要对不同社会形态作一概括性的称谓，我按照国家主权归谁来行使的权力划分标准，提出了“宗法社会”、“王权社会”与“民权社会”之称谓。

所谓宗法社会，指夏、商、周时期，国家权力由大大小小的宗族掌握。比如，周王是周朝之“大宗”(宗法社会以嫡系长房为“大宗”，余子为“小宗”)，由嫡长子继承王位；其余庶子和庶兄弟大多分封为诸侯，对天子是“小宗”，在其本国则是“大宗”，诸侯也由嫡长子继位；其余庶子和庶兄弟大多被分封为卿或大夫，对诸侯是“小宗”，在本家则为“大宗”，其职位也由嫡长子继承；从卿、大夫到士，其“大宗”、“小宗”的关系与上同。如此层层分封，大宗率小宗，小宗率群弟。大宗、小宗的宗法关系，同时也是政治隶属关系。对于异姓有功的贵族，则通过联姻，成为甥舅，分封为诸侯，也纳入宗法关系。于是，在全体贵族内部，举国上下形成了以周王为核心，由血缘亲疏不同的众诸侯国竞相拱卫；各诸侯国以诸侯为核心，由血缘亲疏不同的卿、大夫和士竞相拱卫的等级森严的权力体系。宗法制直接导致了分封制，分封制使国内分割成大大小小的诸侯国，诸侯国又产生了众多卿大夫的采邑，采邑又被分成无数大小的禄田。各宗族在自己的土地上拥有治权，周王对分封给宗族的土地没有治权，他只不过是各宗族的“共主”，各宗族对周王尽一些义务，如进贡等。

所谓王权社会，指自秦朝开始至清朝终结的历史阶段。国家权力由君王一人掌握，实行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即国家自上而下地授予权力，建立各级政府，每一级官员都对自己的上级政府负责，全体官员最终向君王负责，君王拥有国家最高的行政、立法、司法、财政、军事等权力。除了君王实行嫡长子继承制外，各级官员均按照一定的程序产生，没有世袭政治权力。尽管历代王朝都有不同程度的“分封制”残余，将皇室子孙封王、开国功臣封侯，享有一定的政治特权，并能世袭爵禄，但只是权力体系的一种补充形式，不具有代表性。

所谓民权社会，指1912年开始到1949年结束的中华民国历史。君主专制政体被推翻，共和政体建立。共和政体建立的指导思想是：公民在政治领域里享有民主权利，人民拥有超越立法者和政府的最高主权。但这仅限于理论，在政治实践中，这段历史的政治实际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军阀割据政治和欧美日列强瓜分中国的半殖民地政治。中央政府的立法、司法、行政机构并没有按照共和政体的政治理念产生，由不同军阀派系轮番操纵的中央政府实质实行僭主统治，即用武力夺取政权建立个人独裁统治。而孙中山囿于中国社会结构没有发生根本改变的现实，提出缔造民主共和国需要经过军政、训政、宪政三时期，这一系列的主张，恰恰成为中国通向极权主义的歧路。但是，由于其共和政体是以民权理念指导下的产物，故暂且将这一段历史称为“民权社会”，以便政治学者就这一时期的政治理论与政治实践之间的脱节与联系做较为深入的研究。

P3-6

我的好朋友——英国皇家学会会员、著名科学学和物理学家、伦敦大学教授马凯博士曾说过一句名言：“政治是关于权力和谁行使权力的学问。”从语义学上讲，中国古代有关“政治”的含义，与西方古希腊的“政治”含义原是迥然不同的，但在近当代，特别是自孙中山先生把“政治”定义为“政就是众人之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之事，就是政治”以来，“政治”在中国便开始了融入世界的国际化和全球化的伟大历程。

唐太宗说：“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他作为中国历史上盛唐的开国帝王，其所谓“兴替”，指得就是王朝权力的获得、丧失、转换和易位。换句话说，古今中外，政治表现的社会现象是一样的，从来就是围绕国家权力展开的，表现为人们夺取、维护、建设、执行、制约国家权力的全部活动。所谓政治，本质上就成了获得、保持、行使国家权力的各种活动的总称。

在我国，翻开卷帙浩繁的历史典籍，政治很大程度上只是描述为一种帝王和大臣们赢得政权、维护统治、治理国家的活动史。而李剑宏耗费多年心血写成的《王权论》一书，穿透历史表象，讲述了中国古代帝王如何以精巧的办法严密地管理国家与人民，却最终不可避免地走向衰亡的道理，揭示了王权政治巩固和运用权力的内在政治规律与矛盾。真正的学问，尽管在讲述历史，却自有其不可泯灭的“古今之通义”。

读《王权论》之前，我们要深思一个重大的问题：为什么中国古代两千多年的政治，一定逃脱不了韩非子主张的政治?要知道，在战国时期，中国正在大分裂，但政治束缚不了自由流动的思想。为什么百家争鸣之中，唯独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思想，皇帝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拿来当作统治手段的法宝?法家思想究竟有什么秘密武器，让君主集权政治统治中国两千多年之久?如果我们当代的学者、专家、知识分子只是在道德上盲目痛斥，把中国古人走过的几千年政治道路都用“专制黑暗、野蛮落后”等词语抹煞掉，却没有一个人认认真真地、深入地读一读法家的思想，就不能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

当下有些学者对西方文明和历史如数家珍，甚至认为中世纪的黑暗也是西方文明兴盛之前的“必要的恶”，却对自己古老祖国的文明和历史弃之如敝履，这种躲在象牙塔里面附庸风雅和追赶时髦的“学者病”着实害人不浅。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都有自己的特点，生搬硬套别人的经验会让我们犯削足适履的毛病。黄仁宇先生在《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一书中曾说：“一走兽有别于一飞禽，其间关系着两方的组织与结构，不能仅以‘没有翅膀’作为一切之解释”。我们需要正视自己的传统文化和政治心理，今日之中国乃是过去之中国的演进，任何人和任何力量都无法割断历史，斩断传统。你想割断历史，历史的反作用力更大;你想斩断传统，传统的反弹力量更甚。我们认清了自己的历史与传统，才能最少阻力地找到民族的安身立命之根和涅槃强盛之路。

《王权论》试图从“理性的权力”和“权力的理性”的视角出发，帮助人们认清历史与传统。作者的研究兴趣是以政治社会学角度研究中国君主集权政治长期存在的政治现象。换言之，透过社会结构和社会运动来研究王权政治体系的存在条件，解开了君主集权政治何以在中国存在两千多年的难题。作者以结构的、宏观的、历史的、比较的和定性的研究方式，着重研究了王权政治系统与社会环境的相互关系，探讨了王权政治体系在社会结构中的存在条件、王权政治的社会根源、社会运动和政治变革、王权政治对社会的作用，以及社会势力怎样形成政治权威、政治权威又怎样凝聚和改变社会中的利益组合和势力关系等重大问题。

作者认为：中国的地缘状态是产生君主专制的直接原因，中国古代的社会结构是产生君主专制的内在动力。在此立论基础上，作者把君主集权政治的统治逻辑、原理、原则和办法还原到当时特定的历史和社会条件下，从思想观念、经济形态、文化心理等多个角度、层面，探讨了王权政治与中国社会之间的关系。

最值得关注的是，作者提出的“国家与社会双向锁死”的历史命题，可谓是《王权论》这本书中最璀璨夺目的思想奇葩。《王权论》开篇第一章，即以秦王朝兴亡为历史考察对象，得出三个结论：一、划时代意义的商鞅变法先于中国社会形态变革而被历史形势迫成;二、秦王朝的灭亡是不受约束的王权造成的，儒、法等先秦百家提供的政治解决方案都无法解决这一政治问题;三、秦王朝的灭亡虽然揭示了中国历代王朝灭亡的最本质的政治原因，但中国两千多年的政治却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秦政”体制。在这样的历史和社会条件下，政治和知识合流，形成阳儒阴法的意识形态，君王的统治手法越来越精巧。

于是，强力而精密的政治给社会发展划出了一条不可逾越的界限，社会的发展一旦超越这个界限，政治就出来干预。中国政治不仅决定了经济的发展，还决定了社会的结构与运动。正如作者在第七章所说：“当政治试图严密控制社会的时候，实际上是国家锁死了社会;静止僵化的社会反过来又锁死了国家，即社会结构又制约了政治的作为。在‘国家-社会’双向锁死的情况下，中国社会就会保持在农业文明的状态中，只有量的累积，而没有质的突变。”这一论点深刻揭示了中国两千多年“超稳定”社会结构的存在和中国历史始终处于一乱一治却没有政治和社会文明突破的答案。

在我看来，作者在第七章创造性地提出三个观点：

一、中国古代社会的独特结构决定了王权政治体系的客观存在。

二、当王权政治体系试图禁锢社会结构不发生变异以维系自身存在的时候，它必须使政治和社会之间形成封闭的、自组织性的、坚固的联合体。也就是说，它必须对维系这个政治体系的同盟者予以利益共享，从而实现政治共治。我们可以透过第七章深刻地窥见到王权政治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

三、一旦社会发展裹足不前，政治变革就会失去内在动力，社会文明就无法产生质的飞跃。

这些观点是非常值得重视的研究课题。即便在当今世界，政治和社会的关系仍是各国政治家十分头疼的问题。如何让政治和社会之间产生良性的互动，实现政治稳定、社会和谐，又能促进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王权论》给了很有特色的启示和思路。

除此之外，本书还具有可读性的特点。作者在提出概念时由浅入深，在学术结构上层层相扣，在援引史料时前后照应，在表述观点时中西结合。因为由浅入深地提出概念，读者阅读时丝毫不感到费力;因为层层相扣地组织结构，读者对作者的思想表达有清晰地理解;因为史料前后照应，读者不会对这些史料感觉突兀而陌生;因为观点中西结合，使读者在比较中有了更深入的思考。这体现了作者独具匠心的写作手法、深厚扎实的理论根基和炉火纯青的文字驾驭功底，使《王权论》一书同时具备了学术思想研究价值和可读性价值。

我们常说，人民是创造历史的动力。但古往今来，在历史和现实生活中驾驭这个动力的是各级各类“第一把手”。为了全人类的福祉，科学地遴选、管理和监控“第一把手”，将是新世纪乃至新千年中世界人民最艰巨也是最伟大的目标。因此，李剑宏先生《王权论》的出版是件好事，《资治通鉴》说：“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对我们当代人而言，汲取历史的教训，才能为现代政治文明建设提供好的借鉴。

《王权论》原稿共八十余万字，为突出重点，我把讲述政治技巧且与“王权”命题关联不紧密的部分抽取出来，掺以中西方人性论哲学，将另外写成《韬略论》一书，作为《王权论》的姊妹篇。在做出这样大量的删削工作之后，虽然全书结构更加紧凑，但仍感许多地方意犹未尽，还有一些问题可以展开谈，可是时间已经不允许了，只好以庄子的“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告慰。若能穷一生心血来研究学问，也是人生一大快事。

韩非子在中国历代学者中间多有诟病。《韩非子》一书自汉至宋，凡正史中艺文、经籍志皆称《韩子》。称《韩非子》始自南宋目录学家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或唐以后人们习惯称韩愈为“韩子”，为不致混淆，后世遂称韩非之书为《韩非子》。这恐怕是中国唯一一个被后世人修改了尊称的思想家吧。人们没有将孔子改为孔丘子，而把韩子改为韩非子，看得出对他的轻视。但在知识阶层之外，历代君王皆修习韩非之术，这是一个奇怪的现象，值得人们思索。本书引用《韩非子》的文字，以清朝王先慎的《韩非子集解》为准，个别脱落错文从当代学者的校注。王先慎的《韩非子集解》是以清嘉从二十三年(1818年)吴鼐影宋乾道黄八郎刻本为底本，汇集诸本而成。

需要说明的是，本书约有十分之一的内容，为方便学者交流讨论，自2001年起即在互联网上传播，以致部分内容被人在纸质媒体使用。我必须申明：《王权论》一书的所有内容，除引用(均注明出处)外，全部为本人从1998年开始积累的近二百万字读书心得笔记中提炼整理而成，定稿前本人又对文稿进行了多次校对，对怀疑是引用的文字做了细致的查证工作，应不存在著作权问题。

在本书即将出版之际，谨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人文科学图书事业部的宋月华主任致以特别感谢，宋女士为此书的顺利出版倾注了大量心血，其认真负责的敬业精神尤其令我感动。古籍文献编辑室魏小薇主任与我反复讨论此书的出版策划工作。责任编辑孙以年先生为此书进行审校，印证有关引文和史实，极为严谨细致，令我深受教益。知名书法家张沧兄，欣然为我题写书名，淡泊名利的他自幼开始精研书法，以自题诗“浮生虽苦短，精魄可传承”自勉，数十年如一日练笔不辍，他的艺术造诣早已是一字千金了，却为我毫不悭吝笔墨，写出四种不同字体让出版社酌用。香港文化艺术交流协会名誉会长、香港美术家联合会名誉主席周天黎女士知我在国内将出版专著，作国画《霞光》裱赠与我以示勉励。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金太军院长、原民进北京市委蒋国华秘书长、中青国能集团董事长杨劲伟兄在百忙之余仔细审读本书并从各自的学术、政治、管理角度为本书赐序，中国社科院拉丁美洲研究所郑秉文所长、文化部中国文化研究所刘军宁研究员、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胡星斗对此书提出很多中肯的意见或提供了尽其所能的帮助，在此一并致谢。此外，我还要感谢家人和妻子对我无微不至的生活照顾，爱妻为我承担了部分资料的整理工作和外出借书工作，这些年来，她一直是我的第一个读者和批评者，若没有家人和妻子的鼓励、照料和分担工作，我连面壁枯坐书房两个月都不可能做到。我还要感谢国家图书馆和北京大学图书馆，让我这个游走于学术的边缘人能有办法长期借阅到极为珍贵难见的经典书籍。最后，我还要感谢一些没有署名的领导、师长，没有他们的指点和关注，我不会有在国内出书的想法和可能。应该说，如果这本书有什么讹误和问题，责任全部在我；如果这本书能够得到读者的认可，功劳应该全部归功于他们。

因个人能力、学识有限，未免有挂一漏万之处，恳请方家读者予以批评指正，以俟再版时予以修订。

绝大多数的读者，看完一本书后不会有什么反应，他们习惯遗忘，只有少数人会有“得之矣”的欣喜。最终，《王权论》只会影响和改变一两个人的想法和做法，对作者而言，心愿足矣。欢迎您给我来信，希望和您成为朋友。

电子邮件：lijianhong@jhpl.net

剑虹评论网：http://www.comment-CB.net

李剑宏

2009年3月26日凌晨记于北京善水书斋

2009年6月18日凌晨修旬

作者用生动活泼的笔法为读者呈献了原汁原味的儒、法、道、墨的基本政治思想，并融入现代政治学观点予以分析。本书充满了智慧精警之语，阅读时，你可能需要一支笔，随时准备圈点，甚至击节而叹。

——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 金太军

作者的研究兴趣是以政治社会学角度研究中国君主集权政治长期存在的政治现象。换言之，透过社会结构和社会运动来研究王权改治体系的存在条件，解开了君主集权政治何以在中国存在两千多年的难题。

——原民进北京市委秘书长 蒋国华

《王权论》这本书在论述政治和国学的道理时，也为我们提炼出了一整套颇具实用价值的领导管理思维方法。这对于从事领导和管理工作的读者而言，是莫大的福音。我建议读者买三本，一本送给师长亲友，一本自己珍藏，一本用来圈点，至少要读三遍，深深领悟其中的道理。

——中青国能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杨劲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