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教育孩子，颜之推气就不打一处来。他曾眼睁睁看着梁朝亡了国。那个时代，真是太烂了。读书人根本不值几个钱，师道尊严早就死了。梁朝红火那些年，江南的名门望族说了算，偌大一座官场，全让“贵游子弟”给包了。无官无职的王公贵族叫做“贵游”，他们的孩子，绝大多数是声色犬马的公子哥儿。饶是酒囊饭袋，朝廷有了“肥缺儿”还得紧着人家。当时流传一句谚语：“登车不跌倒，可当著作郎。身体没毛病，就是大秘书。”那些家庭有背景的孩子，个个儿打扮得妖里妖气，油头粉面。一出门，前呼后拥，坐着非常华丽的车马。回家来，吃尽穿绝，玩得都是奇珍异宝。朝堂上，一手遮天，就他们这个“裙带圈”做主；其他人，学得再好，干得再棒，也没你什么事儿。
教育毁了，年轻人的教养也就完了。一个没教养的社会，只能出产“人渣”。梁朝那群牛哄哄的公子哥儿，中看不中用。过太平日子，当然舒坦了；一赶上动乱，立刻变成了可怜虫。剥了那身虎皮，他们什么也没有了，惶恐地面对战乱，个个儿成了大傻瓜。一点儿能耐也没有。吃饭都成问题，再起战争，他们只能“转死沟壑”——尸体都让狗叼走了。
奚落完一阵子，颜之推得出一个结论：“积财千万，不如薄伎在身。”“有学艺者，触地而安。”祖宗留下了多少钱，没用；得靠自己的本事才能维持。香港富豪李嘉诚曾对人说：如果儿子有本事，留给他很多钱干什么？(言外之意，儿子可以自力更生)假如儿子没能力，留给他很多钱又能怎么样？(明摆着，是送钱给孩子败家嘛)《颜氏家训》把学问和技艺当作“铁饭碗”，所谓“学艺”和“薄伎”，不过是安身立命的手段。有这点本事，就能养活自己，不至于像梁朝世家子弟那样“转死沟壑”。
颜之推几次沦为阶下囚，很熟悉亡国奴的悲惨生活。他惊讶地发现：有些老百姓，虽然满脑袋高梁花子，没喝过几天墨水，但是，粗通《论语》，略知《孝经》。凭这点儿学识，就能当个教书先生——捞着饭碗了。有些高门子弟，忽然败家了，居然提不起毛笔，写不成文章，这群废物，全都给人种地养马去了。这就是读书的力量，现代人也承认：知识改变命运。
《颜氏家训》进一步解释“学艺”和“薄伎”这两种谋生手段，说：“伎之易学而可贵者，无过读书也。世人不问贤愚智，皆欲识人之多，见事之广；而不肯读书，是犹求饱而懒营馔，欲暖而惰裁衣也。”这段话点明了主旨：天下三百六十行，只有一个行当“既好吃、又好看”，那就是——读书。除此之外，想长本事，或者出人头地？都是痴心妄想，缘木求鱼。颜之推说得非常肯定，没留任何回旋的余地。
读书，首先是一种谋生手段，其次应该成为生活方式。《颜氏家训》极力诱导子孙，接受这种生存哲学。颜之推倔强地宣称：“不得以有学之贫贱，比于无学之富贵也。”他觉得，只要有学问，穷点儿，不丢人；倘若胸无点墨，满世界炫耀金银财宝，就很招人瞧不起。这很像潦倒书生们聊以自慰的话：“你可以嘲笑一个国王的富有，但是，不能嘲笑一位诗人的贫穷。”——这很令人费解。莫非“诗人的贫穷”比“卖豆腐脑儿的贫穷”更体面？作诗败家，和做生意赔钱一样晦气。穷，就是没混出来，有啥可吹的！
当然，颜之推先生绝不可能主张“越穷越有理”。他指着街头巷尾那些活靶子们说：不读书，没学问，将来能干什么？要么，披一身死沉的铠甲，当兵去吧。要么，蹲在冷板凳上，“咋笔为吏”。什么叫“咋笔小吏”呢？咋，就是“啃”、“咬”的意思，《北齐书·徐之才传》里说，“小吏好嚼笔”，那些跑腿听喝的“毛毛官儿”，既没本事，也没头脑，天天趴在桌子上，叼着笔头儿瞎琢磨——这些人怎么会有出息！
颜之推掰着手指，逐个列举：一不学“贵游子弟”；二不做“咋笔小吏”；三不当“面墙之徒”。面墙，泛指读书不入门，摊开书本，就愁眉苦脸，犹如对着一面空墙。应该学问扎实，做个“明白人”。颜之推希望：“若能常保数百卷书，干载终不为小人也。”只有保持终生苦学的姿态，才不致“为无赖所欺”。纵然肚里有点儿墨水，也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读书，得干一辈子，永远没头儿！《颜氏家训》立马抬出一种反面典型：
“见人读数十卷书，便自高大，凌忽长者，轻慢同列。人疾之如仇敌，恶之如鸱枭。如此以学自损，不如无学也。”严格说来，这种“小丑儿”压根儿就算不上读书人，刚认俩字，眼里就没人了，而且四处招摇，妄称“大师”。他们走到哪里，臭到哪里，纯粹被自己祸害了。与其这么糟践自己，当初还冒充“文化人”干吗呀？
讲完这些事儿之后，颜之推才慢慢地打开自己那本智慧之书。
实在无法统计，人类究竟出版过多少书，只能用“汗牛充栋”、“浩如烟海”这类“虚词儿”来描述。或问，传世之作，到底有多少值得一读？这些愣头愣脑的问题，似乎没有答案。
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讲过一段趣事：年轻时，他曾怀着极为崇敬的心情，拜会学界前辈夏曾佑。此公是浙江杭州人，光绪十六年(1890年)中进士，历任礼部主事、泗州知州、充两江总督文案。民国以后，在教育部任职，还做过北平图书馆馆长。他对经学、佛学颇有研究，所著《中国历史教科书》更是声明显赫，连胡适都“深佩夏先生之功力、见地”。陈寅恪小他27岁，刚见面，这位老前辈就语惊四座，他说：“你能读外国书，很好。我只能读中国书，都读完了，没得读了。”陈寅恪暗笑夏曾佑，是不是老糊涂了。等自己老年，才觉得那话有些道理：中国古书，不过那么几十种，的确能够读完。P32-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