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部思想性作品集。《五四之魂》只是这部作品集中的其中一篇，该文章粗略勾描了五四精神的迁变。此外，书本还收录了另外十余篇短文。这些文章以其提问的深度、概括的精准以及包孕的思想动量而备受学界、思想界关注。

本书系林贤治先生最新一部思想性作品。

一切历史都是精神史。作者步入五四以降现代中国历史的深处，从历史的尘埃中勾勒出一个个鲜活的面容及一串串意味深长的精神事件，批判性审视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历史道路及其生存困境，并着力彰显出他们在困境中的言说方式及其选择的价值。作品以其提问的深度、概括的精准以及包孕的思想动量而备受学界、思想界关注。

自序

五四之魂

五四：没有学者的时代

也谈五四、鲁迅与胡适

自由报人邵飘萍

文化遗民陈寅恪

胡风“集团”案：二十世纪中国的政治事件和精神事件

存在的见证

左右说丁玲

巴金的道路

读顾准

两个顾准

再说两个顾准

只有董乐山一人而已

夜读遇罗克

两个顾准

《顾准文集》作为一部严肃的学术性著作，一时问竟成了畅销书，这实在算得上是近年来读书出版界的一个奇迹。当今时世，思想这东西尚未完全失去它的“期待值”，于此可获证明。

每读《顾准文集》，都为作者顽强的求索精神所感动。其中，题作《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的长篇笔记，疑云密布，火光四射，特别富于思想批判的力量。虽然，论中未脱唯心唯物一类思维模式的羁限，或者一样囿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这样特定的社会学视角；但是，思想的激情已经焚毁了预设的种种栅栏。在一个黑暗而沉默的年代，敢于让自己发出声音，这是极难得的。为此，国外有人称顾准为中国1950年代以来惟一的思想家。这大抵是合适的。虽然，换作思想者的称谓会更加恰切。

及至翻开《顾准日记》，却吃惊地发现，这里竟然存在另一个顾准——完全不同的顾准！

这个顾准，热烈讴歌“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对当时包括整党建党大批判等在内的所谓“斗批改”，加以充分的肯定。他这样描述共和国的艰难历程：“开国以来的二十二年间，历经除旧布新，涤荡污浊，吐故纳新，二条道路、二条路线的斗争进行得如此彻底，从此以后，将是精神变物质的时期……”他几次提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对“经过文化大革命洗礼”的中国社会进程充满信心：“文教战线上的问题早晚要提到议程上来，这时就会出现一次文艺复兴”；“一打三反运动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行见社会秩序将趋于十分整齐严肃，如此抓革命之后，生产跃进必将开创新纪元，一个新的时代将开始了”；“1975年前五年，将是史无前例的大跃进，则是十分可以肯定的……”像这样的判断句式，日记中随处可见。这个顾准，同样重视经济问题，与当时许多“一心干革命”的人们毕竟有所区别；但是，他心目中的经济，已经是以“大寨、大庆、勤俭建国，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为“中心内容”的经济，是“在‘革命加拼命’的干劲的推动下”，而不复是收作《文集》开篇中所探讨的具有市场竞争机制的经济了。

在一定意义上说，文化大革命运动也就是个人崇拜运动。这时，顾准已经失却了免疫力，相当严重地感染了流行的“猩红热”。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反复宣传的“最高指示”、“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毛主席革命路线”等，都有着特定的时代内涵，容纳的许多被称为“左”的成分，甚至可以视作它的代名词。对此，顾准不加分析，只是一味地赞颂。他曾经记下这样一个“触及灵魂”的细节：“看炉子，坐炉旁，考虑我应该从运动中吸收什么教益，一坐就是二三个小时。曾经想写一些重读主席哲学著作，清算自己反动哲学思想核心的笔记，因不成熟，迄未动手。”如果套用当时的封号，就算得上“学习毛著积极分子”了。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无产阶级革命派”即输出“革命”，自诩中国为“世界革命的中心”。顾准深受这种大国沙文主义的影响。他认为，世界正在进入“主要倾向是革命”的新时代，“在全世界面前宣告亚洲是世界中心，惟有中国才能担当起来，这就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历史地位的一个侧面”。他指望中国成为工业居主位的经济大国，以使经济实力和革命中心的地位相一致。于是，以数学方式推算我国的钢铁石油化肥以至产业工人人数是如何成倍地增长，臆想世界将如何“以中国为中心而活动”，不仅英国，而且美苏日本都将沦为瑞典，这些地区的开发，将不可避免地要由部分中国移民来进行……对于未来世界的格局，他作了一番颇具英雄主义色彩的描绘：“批赢美国，迫使美国承认败局……使我成为小国和大西洋诸发达国家革命人民仰望的中心，同时在这种全胜的鼓舞下加速经济发展，以便在十年十五年中超过日本，在再长一点时间内超过美苏，如此功业，彪炳千秋，在我国历史上秦皇汉武唐宗都不能望其项背……”用他的语言来说，确实很有一些“狂热的气概”。

对于一个“右派分子”来说，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带有双重的惩罚性质。1950年代末，顾准对此有过思想上的抵制；但是这时，他把此前的种种腹诽或异议，都看作“稀奇古怪的变化”而彻底抛弃了。他清楚表明，他是愈来愈明确地否定“劳动惩罚论”，把劳动改造同世界观的改造密切结合起来，这是他历十余年几次“下乡”所没有的。他写道，他的“最大收获是从此要夹紧尾巴做人。盖学习班所获结论为决心继续革命，此次批判会则是念念不忘自己是罪人与敌人，两者并不相反，其实相成。既然衷心认识这一点，此后自当切实做到，也必能切实做到也”。又说，“从此以后，我要以罪人和敌人的赎罪心情，继续革命下去。这一点觉悟十分重要，此后决心始终不悔”。正因为怀有这种认识与心情，所以能够在日记中津津乐道于“脱坯”一类活计之“贡献”，陶醉于改造的快乐之中；且以戴罪之身，幸获参加批判他者的大会而深为感奋，讨论时发言多次，称赞“专案审查和群众审查结合，会议开得极好”。在日记中，还不断有着关于他本人在劳动改造方面如何“精神焕发”、“连续奋战”、“愈战愈强”一类记载。

在文化大革命中，五七干校——作为知识分子劳动改造的集中地——一度被称为“新生事物”。顾准的评价，与当时的官方标准是一致的。他认为，五七干校一方面可以成为“农业现代化的推广中心”，另一方面，则是培养“集体主义的创业精神”的基地。他深信，五七干校最重大的目标还是“炼人”。这同“夹紧尾巴做人”的说法一样，意在努力改造，这是没有疑问的。

《顾准日记》中的这个顾准，其立论，显然不是独立思考的，而是奴隶主义的；虽谓日记为“私人话语”，实则是官方话语的复制。同为《日记》与《文集》的作者，彼此相去之远，简直不可思议。

《日记》共分三部分，依次为“商城日记”(1959.10一1960.1)、“息县日记”(1969.10—1971.9)、“北京日记”(1972.10—1974.10)。以上引述，均属“息县日记”。最早的“商城日记”，已包含许多富有锋芒的思想内容。在1950年代，除了张中晓，几乎没有人能够写出这样有识力的文字。“北京日记”虽然简略，却也勾勒了一个思想者晚期的紧张思考的轨迹。两头高，中间低，顾准思想的发展呈现出了一个“马鞍形”。到底是什么因素蒙蔽了这位敏锐的思想者？又是什么因素促使他“去蔽”的？缺乏一个良好的中介和过渡，那么前后两部分思想是如何衔接起来的呢？生命最后阶段的飞跃又如何成为可能？难道这就叫“否定之否定”？

整部《顾准文集》，基本内容是关于民主政治制度的探索；至于从史学方面对“史官文化”的批判，以及从哲学方面对一元主义、决定论的批判，都是辅助的。在有关民主的论述中，有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很少涉及个人权利和自由问题。日记中，他记读《天演论》，说书中反对“民主个人主义”而崇“舍己为群”，即“集体英雄主义”，便赞为“此义极精”，结论是：“阶级斗争不可废”。把两者连结起来便成了一条小径，通过它，或许可以走出“两个顾准”的迷宫的罢？

我们肯定顾准的思想贡献，并非要把他当成空地里的英雄去膜拜，而是让我们继续他的思考，超越他的思考。我们指摘其缺失，批判与《文集》相悖的另外的思想成分，也并非意在狮子身上寻虱子。努力恢复作为一个思想者的思想的完整性，不但对于评价历史人物是必要的，尤其重要的是，这种批判性的工作，将有助于我们对环绕思想者的文化生态环境的更深入的认识。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然产生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从顾准这个自称“‘倾心’西方文明的人”身上，我们可以汲取许多宝贵的思想；与此同时，也可以辨识和除掉一些传统的污浊。对知识分子来说，启蒙和批判是不是已成过去？是不是只是表现为一种道德姿态而已？这是一个问题。有学者认为，启蒙主义只是对传统社会的批判才富有“历史能动性”，而无力应付市场和现代化过程中的危机。事实上是不是如此呢？说到顾准，他是很看重知识分子的启蒙一批判意识的。他很赞赏杜威、罗素都强调过的话：“哲学的任务在于批判。”他认为，知识分子的批判，总是在促进社会的进步。西方资本主义所以还有生命力的原因，根据他的分析，也都因为“他们不限制，相反还在发展批判”。无论对于社会，还是对于任何集团和个人，都应当同样“用批判的眼光”来打量。世界上，没有什么可以获得免受批判的豁免权。

对顾准当亦如此。我们固然不必粉饰偶像，对于思想者，我想更不必“为贤者讳”。阅读他，思考他，批判地接受他，——这才是对于死者的最好的纪念。

P250-255

数年前，曾经读到一位西方学者的一段近于史论的文字，说他极其怀念十九世纪，因为在他看来，所有伟大的、有创造的、有魅力的人物都出在那个已然逝去的时期。话说得很绝对，颇有“终结”的意味。人们很可能拒绝接受这样的结论，但是，其中表现出来的极端的感慨的心情，我想是可以理解的。像五四，距今将达一个世纪，便依然引起我的追怀。

认识五四，对我来说最早始于一种文学想象。中学时代，阅读了相当一批五四文学作品。鲁迅、郭沫若、郁达夫、田汉、曹禺、冰心、冯至，都是我所熟悉的。在这个文学世界里，明显地存在着两种倾向、两种色彩：一是个人主义的，梦想的，叛逆的，奋斗的；二是人道主义的，爱的，同情的，救助的，二者构成为一代人的独特而迷人的精神气质，英雄主义中夹带着某种先行的孤独与无援的感伤。伍尔夫说道：“1910年左右，人类的性格改变了。”这段话，用于描述当时从传统士人中蜕变而来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更为合适。是他们以松散而一致的思想行动，改变了一个老大帝国的几千年的沉闷气氛，使之有了一股蓬勃上升的朝气。

整个文化大革命是一片精神荒漠。文学期刊停顿，书架洗劫一空，惟余一种红皮书，雄赳赳地进入每个书店、机关、工厂、学校和家庭。随后，鲁迅著作的单行本相继发行。鲁迅存在的合法性，在当时是一个颇具讽刺喜剧意味的现象。作为一代启蒙思想者的代表，五四精神的实质的体现者，正是鲁迅自由的、人性的、异议的文字，使我在那个充满嚣声的时日里得以延续梦寻的道路。

至于全面接触中国近现代史，主要是五四史料，则在计划写作《人问鲁迅》的时候。这时，五四，第一次以一个立体的历史性形象重现在我的面前，它那光芒四射的批判精神与奔涌不已的创造活力，使我深受震撼。然而，最令人震惊的是，作为一个思想文化运动，它并不如意大利文艺复兴或法国启蒙运动那样具有广延性，而是飙风一般突然兴起，旋即归于平复。五四的旗帜是“德先生”和“赛先生”，就是说，中心价值是自由、民主、人权、科学，只要回顾一下它们在近百年来的命运轨迹，就可以知道，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是何等的艰难曲折，坎坷不平。值得注意的是，许多挑战就直接来自知识界。

一切历史都是精神史。而一个民族的精神史，在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它的命运史。我们说俄罗斯精神、德意志精神、法国精神或美国精神，其实都可以通过精神现象的分析，破解这些国家民族的历史命运的密码。关于中华民族精神，我们往往袭用新老国粹派鼓吹的“东方文明”的论调进行定义，而弃置了五四精神的新内容。如何阐释五四？如何看待五四作为一个变异的精神实体的独特性？如何承受五四的精神遗产？其实，这并非是一个带有学究气味的历史学问题，而是直抵现实核心的问题，首先是知识分子问题。不仅仅因为五四是知识分子运动，而且，这也是由知识分子角色本身，即工作的性质所决定的。知识分子是民族的头脑，是变革的先觉者，先天地具有问题意识的人，是精神的创造者，价值体系的阐释者和批判者。“一个民主的民族极其需要清晰的思维，”英国的一位逻辑学家强调指出，“除非我们知道什么是我们正在思考的问题，否则就不是在思考。”我认同这个说法，要弄清楚五四这个现代化的源头部分，正是一个亟待民主改革的民族所要求于知识分子的。

如果说1980年代末，中国知识界在纪念五四时所做的讨论，还比较切合历史的实际的话，那么，场景置换为1990年代，结论就整个地颠覆过来了。与此相关的是，法国大革命在中国知识界所遭逢的命运也大致相同。这种前后态度的变化不是偶然的。此后的情形，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一方面消弭知识分子意识，一方面制造知识分子神话。五四，包括其中的人物，比如鲁迅与胡适，在这里便都成了特别的符码，被倒转的手势，推向一个预设的秩序主义的意义场域之中。  几年前，曾写过一篇《五四之魂》，对五四精神的迁变作过一个粗略的勾描，自觉框架还算合理。某日与朋友谈及知识界，于是起了重印的心思。承蒙广西师大出版社郑纳新先生慨允，便将该文从大象版《自制的海图》中抽出，加上此前发表的《胡风“集团”案》，以及十余篇短文，编成这个集子。

书名取巧用了首篇的题目，副题作“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意在表明全书的一个较为一致的思路，实际上，这些年来我也确曾注意及此。所谓“史”，明显是夸大了的说法，只是借以显示精神演变的一条线索而已。

历史始终使我心存敬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