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本介绍、宣传上海民俗文化的通俗读物。全书内容丰富，面向大众。书本力图博采众长，集学术性、文学性和纪实性于一体，但以纪实为主，兼顾史料的真实和文字的优美，并采用图文并茂的方法编辑而成。本书为海派文化丛书之一。

本书探讨了上海民俗的文化内涵，从新的视角评说上海民俗如何影响了上海人的日常生活和品性。

本书还对上海民俗文化如何适应时代的创造性转换，以及如何在新的国际环境和城市发展中找到自己应有的地位，提出了一些建设性设想。

本书不仅细说了上海民俗的来龙去脉，也从历史、社会学等角度评述了上海人的性格特征和处世理念。

本书史料丰富，附有不少1949年之前的珍贵图片。

总序　李伦新

第一章 绪论

　一、民俗文化学视野下的上海民俗

　二、移民社会的活力：上海民俗的根本特征

　　(1)襟江带海、沃壤广原的史地风貌

　　(2)悠远传统、苏松富邑的人文气患

　　(3)百年沧桑、中西文化的碰擅交汇

　　(4)兼收并蓄、趋新薯变的包容特征

第二章 移民特色独具的衣食住行

　一、“赶时髦”：求新趋时的服饰习俗

　二、“吃得开”：开放流畅的饮食风味

　三、“石库门”：中西合璧的居住习惯

　四、“快节奏”：城市交通的百年回眸

第三章 传承而又嬗变的人生礼仪

　一、“乘轿车”：杂糅新旧的婚姻习俗

　二、“小黄花”：走向文明的丧葬习俗

　三、“蜡烛包”：因袭传统的生养习俗

　四、“会做人”：门庭家风与社交礼仪

第四章 多元文化造就的上海民智

　一、“洋泾浜”：中西风尚的混合交汇

　二、“看老外”：崇洋不媚外为我所用

　三、“一招鲜”：各地商帮的聚合效应

　四、“门槛精”：精于算计的理财意识

第五章 商业交易铸就的处世观念

　一、“帮帮忙”：热情务实的社交习俗　

　二、“点子多”：精明活络的生活意识

　三、“要面子”：注重自我与人格独立

　四、“拎得清”：独具个性的男人女人

第六章 包容各方移民的岁时节俗

　一、“轧闹猛”：源远流长的传统节日

　二、“过洋节”：追逐新奇的西洋节日

　三、“赏花会”：争奇斗胜的花卉节俗

　四、“逛庙会”：芸芸众生的游乐场景

　五、“看小戏”：海上戏曲与节俗包容

第七章 五方杂处形成的城市空间

　一、“烟纸店”：守望相助的弄堂风情

　二、“老虎灶”：与水相关的茶楼混堂

　三、“酒吧间”：良莠并存的酒楼咖吧

　四、“逛公园”：动静有度的公园园林

　五、“小菜场”：菜场与其他公共场所

第八章 中西合璧交融的海上名物

　一、“自来火”：公共设施与市民生活

　二、“西洋镜”：西方器具的接受应用

　三、“月份牌”：西洋风物与本地特产

　四、“点石斋”：声馨远播的绘制名品

第九章 芸芸众生编织的世态百相

　一、“摆洋盘”：五方杂处的行业荟萃

　二、“二房东”：房产中介的经营传统

　三、“说切口”：光怪陆离的行话市语

　四、“摇啊摇”：上海早期的谣谚俚俗

第十章 流风余韵变革与都市民俗创新

　一、合作共享，培植气度神韵

　二、包容创新，凸显新锐力量

　三、灵动大气，互动产生活力

　四、资源保护，推进民俗研究

跋 郑家尧

后记

主要参考文献

一、“赶时髦”：求新趋时的服饰习俗

如果把上海的民俗文化表现形态比作一根由各种生活事象相互串连起来的链条，那么这根链条上最突出最敏感的环节就是服饰。我们对上海民俗的认识，也就从这里开始。

上引竹枝词的作者，现在的一般读者可能比较陌生了，研究戏剧史的学者都知道刘豁公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文坛一位相当有名的戏剧史专家和评论家。1925年，刘豁公出版过一册《上海竹枝词》，其中就描述了当时上海人的“时髦”风气。其实，对于生活在移民城市上海的市民来说，衣服不单单是具有简单实用价值的御寒遮体的衣饰，更和他的身份、地位联系在一起，于是，一般的小民百姓，即使身份卑微，他在人前的衣着打扮是不能令人觉得寒酸的。“赶时髦”，在上海有着根深蒂固的渊源。

而这种“赶时髦”的时髦风尚自明朝始便初见端倪，明万历《上海县志》上有这样的记载：“市井轻佻，十五为群，家无担石，华衣鲜履。”上海人对待服饰的求新趋时的前卫观念是由多种因素共同作用而成的，首先是江浙一带纺织技术的发达，为服饰制造业的发展提供了绝好的平台。自从元代黄道婆改革纺织技术以后，历经元、明、清，古代上海地区成了全国最大的棉纺织中心。苏州河以南的松江府，“绫布二物，衣被天下”；“三梭布”，又称“三纱布”，产于松江，幅宽3尺余，质地细密，用于御制明代弘治以前皇帝所穿的贴身内衣；此外如“精线绫”、“药斑布”、“紫花布”、“兼丝布”、“斜纹布”、“棋花布”、“云布”、“红纱宫布”等，都以其精美无比而称绝于一时，为远近所争购。

如果说古代上海，只是在衣料生产和刺绣上领先一步，那么，进入近代社会，特别是开埠之后，从四面八方移民进入上海的居民，在衣着上愈加标新立异，追求时髦。这种风气的养成，首先是19世纪40年代的上海迅速国际化，这给上海城市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上海人在大规模的国际交往中成长，不仅逐渐形成了国际化的开阔视野，也陶冶了时尚的审美眼光。由于华洋杂处，五湖四海的人群集中在洋场，这里的人群就有一种国内其他任何城市都无法比拟的气质——“洋气”。开埠通商之后，上海人得以一睹西洋之风气，租界当局主张穿着自由，让上海人冲破了清朝以来“长袍马褂”的衣着禁令，可以说，这种气质从1843年上海开埠就逐渐开始形成了。

作为中国第一批对外通商口岸，上海较早地接触到西方文明，上海人也第一次感受到这种文明所带来的商业气息。西洋服装，西洋生活方式，让封闭的中国人耳目一新，也使他们对所有带“洋”字的东西产生了莫名的敬畏。那些在洋行里办事的中国年轻人首先剪掉了长辫，穿起了西装。不久，这种既方便又有“派头”的服装马上在上海的大街小巷中流行了起来。上海人穿着讲究排场，因为他们认为那是身份的象征。李伯元的《文明小史》第十六回中描写了一位整天西装革履的上海青年，他外表潇洒倜傥，颇有风度，而内里却是穷得叮当响的“洋装瘪三”。他对朋友说自己穿西服的原因只是为了不用像中装那样一年四季不停更换。虽是讽刺，却刻画出了普通上海百姓喜好时髦却又苦于经济拮据的矛盾心理。

西服在中国最早就是从上海流传开的。西装的输入和时兴，乃至在上海社会生活中逐渐流行，这条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旧王朝的翎顶补褂随着王朝的灭亡而结束了历史使命。朝服本身和百姓日常生活没有直接关系，因此，民间百姓起而响应新时代，主要表现在革除头上的发辫、摒弃旧的服饰等级制度上。那么建立什么样的新服装体制呢？当时，激进的青年学生，多为“洋帽洋衣洋式鞋”，甚至“器必洋式，食必西餐无论矣，其少有优裕者亦必备洋服数袭，以示维新”。趋改洋装之后，一时间各地洋货畅行，出现利权外溢的现象，也使不少封建遗老遗少痛心疾首。不过，中式服装与西式服装的矛盾与差异，仍成为影响新式服装出现的重要因素。

随着大批西方人的来沪和留学生的留洋归来，西服热在上海逐渐兴起。最初，外国商人在东百老汇路和南京路外滩一带开设西服店，随即上海的裁缝师傅学会了西服缝纫方法，开始制做西服，并因而产生一支以精于制做西服而闻名的“红帮”裁缝队伍。1896年，“和昌西服店”在北四川路(今四川北路)开张，这是中国人开办的第一家西服店，尔后，“亨利”、“荣昌”西服店也相继开张。由于这些西服店大多采用高档面料制做西服，且工价昂贵，一般职员望洋兴叹，但为了面子关系又不得不穿西装，于是产生了专供人们淘西装的旧衣服商店。虹口吴淞路是旧西服商店的发祥地，1914年，旧西服店就在那里出现，后来林森路(今淮海路)也相继兴起旧西服业，与此相对应则是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价格昂贵的新西服商店。

西服与上海有不解之缘，而第一套中山装也是诞生在上海。孙中山先生在辛亥革命后除了致力于共和制度的缔造，也关注着移风易俗，并且早就注意到服饰问题。据老同盟会员回忆，孙中山认为：“穿西服就得用外国的衣料，那样就要花我们本国的钱，使我们的黄金白银外流。”后来他就把一套日本陆军士官服装作为基样，做一套直翻领有袋盖的四贴袋服装，并要求袋盖做成倒山形笔架式，象征革命要依靠笔杆子(知识分子)，并以传统服式设计了五粒纽扣，以与五色国旗(代表汉、蒙、满、回、藏五族共和)的寓意相一致。中山装后来也成为一种时尚服装。至于中山装是从何而来，何人裁制，又存在着两种说法。正是由于中山装的简便、美观、实用，辛亥革命后和西服一起开始流行，以后的国民革命军的军服基本上也采用了中山服式样(和北洋军军服相区别)。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红军和以后的八路军、新四军、人民解放军的军服也都沿用了中山装的基本型制和式样。新中国成立后，由于革命领袖和革命干部大都穿着中山装，人民群众也以这种服装表达对新时代的欢迎，中山装在社会上广泛流行(在女士中则风行双排扣的“列宁装”)。因而，外国也称中山装为“毛式服装”。中山装、“毛式服装”，这两个名称就说明服装随着历史发展而变化，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反映了新时代的新的审美观。中山装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诞生迄今，一直是中国男子最通行和喜欢穿着的服式，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山装才在社会生活中逐渐式微，而留存于诸多的影视作品和舞台上。

过去，在上海和周边地区，一直流行一句俗语：“一千家当，八百身上。”说的是一些喜欢“翻行头”的上海女子，家里有多少家当，大抵就堆在身上了。这种“赶时髦”的风气，推动了上海时装的姹紫嫣红，时装业成为上海一个庞大的行业。据不完全统计，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的成衣铺大约有2000多家，裁缝有4万多人，约有20多万人靠服装业为生，差不多占了当时上海人口的十分之一。时装的走俏，对丰富服装款式，促进服装更新起过很大的推动作用。时装当然是指时髦、新颖的服装，其特点是翻新快，变动大，它的流行和传播与近现代的社会风尚及文化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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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所有的城市中，没有也不可能有两个城市是完全相同的，每个城市都有各自的特点和个性。上海，无论是城市的形成过程、发展道路，还是外观风貌、人文内蕴，抑或是民间风俗习惯等，都有鲜明的特点和个性，有些方面还颇具奇光异彩！

如果要我用一个字来形容上海这座城市，我以为唯独一个“海”字，别无选择。

上海是海。据研究表明，今上海市的大部分地区，尤其是市中心地区，在六千多年以前，尚是汪洋一片。随着时间的推移，长江的奔流不息，大海的潮涨潮落，渐渐淤积成了新的陆地，以打鱼为生的先民们开始来这一带活动。滩涂湿地渐长，围海遣地渐移，渔民顺势东进，于是出现了叫上海浦、下海浦的两个小渔村，由此迅速发展起来。到南宋咸淳三年(1267年)，在今小东门十六铺岸边形成集镇，称上海镇。后于1292年正式设置上海县，县署就在今老城厢内的旧校场路上。一个新兴的中国滨海城市就这样开始崛起。所以我认为，上海可以说是一座水城，上海是因水而生，因水而兴，水是上海的血脉，水是上海的精灵。直至今日，上海的地名、路名依旧多有滩、渡、浜、泾、汇、河、桥、塘、浦、湾……这都在向人们证明，是水造就了上海这座城市。

海洋是美丽而壮观的。约占地球表面总面积的70.8％是海洋水面，如果称地球为“水球”也不无道理。海洋是广阔而有边的，是深而可测的。“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海洋是生命的摇篮，是资源的宝库……任你怎样为之赞美都不会过分。

海在洋的边缘，临近大陆，便于和人类亲密接触。我国的万里海疆，美丽而且富饶，被誉为能量的源泉、天然的鱼仓、盐类的故乡，孕育着宇宙的精华，激荡着生命的活力……任你怎样为之歌唱都不会尽兴。

上海是海。是襟江连海的不息水流造就了上海，更是水滋养了上海，使这座城市孕育了以海纳百川、兼容并蓄为主要特征的海派文化。可以说，没有水就没有上海，就没有这座迅速崛起的滨海城市。没有海派文化的积极作用，也就没有上海的迅速崛起和繁荣发达。今后，上海的发展还要继续做好这篇水文章，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和特点！

上海是海。上海人来自五湖四海，是中国最大的移民城市，是典型的近代崛起的新兴城市，不同于在传统城市基础上长期自然形成的古老城市。1843年开埠以前，上海人口只有20多万，经过百年的发展，人口猛增到500多万。据1950年的统计，上海本地原住民只占上海总人口的15％，移民则高达85％。上海的移民，国内的大都来自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东，国际的虽来自近四十个国家，但主要来自英、法、美、日、德、俄，其数量最多时高达15万人。在一个多世纪中，上海大规模的国内移民潮有如下几次：

太平天国期间，从1855年到1865年，上海人口一下子净增了11万。

抗日战争时期，特别是孤岛期间，仅4年时间，上海人口净增了78万。

解放战争期间，3年左右，上海人口净增了208万，增势之猛，世界罕见。

改革开放以来，上海产生了新一波移民潮，人口增长势头也很猛，现在户籍人口已经超过1800万，此外，还有外来务工人员600万。每年春运高峰，车站码头人山人海、人流如潮，是上海一道独特的风景。

上海是海。上海的建筑素有万国博览会之美誉，现在是越来越名副其实了。有人说建筑是城市的象征，是城市文化的载体；也有人说建筑是凝固的音乐，是城市的表情。依我看，上海的城市建筑是海派文化的外在形象体现，无论是富有上海特色的石库门里弄房屋，还是按照欧美风格设计建造的各式各样的建筑，包括集中于南京路外滩的建筑群，和分布于各区的多姿多彩的别墅洋搂，诸如文艺复兴式、哥特式、巴洛克式、古典主义式……现已列入重点保护的优秀历史建筑就达；300多处，或者是后来建造的如原中苏友好大厦等，都在向人们无声地讲述着丰富而生动的历史人文故事，演奏着上海社会发展进步史上的一个个乐章。

上海是海。上海人讲话多有南腔北调，还有洋腔洋调。中国地域广阔，方言土语十分丰富。56个民族，都有本民族的语言。上海这个迅速崛起的移民城市，人口的多元化，自然带来了语言的多样化，中国各地方言和世界各国的语言大都能在上海听到。

上海是海。上海人的饮食，可谓多滋多味，菜系林立，风味各异，川帮、广帮、闽帮、徽帮、本帮……应有尽有；西菜、俄菜、日本菜、印度菜……数不胜数。

上海是海。上海的戏剧舞台百花争艳，京剧、昆剧、越剧、沪剧、淮剧、歌剧、舞剧……剧种之多，阵容之齐，在国内数一数二，在国际堪称少有。浙江嵊县土生土长的越剧在上海生根开花，走向全国；而上海土生土长的沪剧则别具一格地将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王尔德的《少奶奶的扇子》改编成功……

海派文化姓海。

海派文化不等于全部上海文化，而是上海文化独特性的集中表现。

姓海的海派文化，是我们中华文化的一部分。中华文化是我们中华民族之魂。中华文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就像一棵根深叶茂、顶天立地的大树，巍然屹立，万古长青，这树的主干在北京，树根深扎国土，树枝则是伸向祖国各地各民族的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有一种说法耐人寻味：看中华文化五千年要到西安去；看中华文化两千年要到北京去，看近百年来中华文化发展要到上海去。当然，比喻总是蹩脚的。

姓海的海派文化，是伴随着上海这座典型的移民城市的崛起而形成和发展的，来自江苏、浙江、安徽、广东、福建……的移民带来了当地的民族民间文化，在上海相互影响，有的彼此融合，有的相互排斥，有的自然淘汰，经久磨合而逐渐形成新的文化形态。因此，海派文化是吸纳了国内各地民间文化精华，孵化生成具有鲜明上海地方特色和个性的独特文化。

姓海的海派文化，是受世界文化特别是受西方文化影响最多的中国地域文化。1843年上海开埠以后，西学东渐，海派崛起，云蒸霞蔚，日趋明显。随着西方物质文明的输入，如1865年10月18日在南京路点亮第一盏煤气灯，从此上海有了“不夜城”之名；1881年英商自来水公司成立，次年在虹口铺设水管，开始供水……东西方人与人、文化与文化整体接触，尤其是租界上“华洋杂处”、“文化混合”，虽然于我们是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但客观上却是引进西方文化早而且多，使上海成了“近代化最成功的地方，市民文化最强大的城市”，往往统领风气之先。

姓海的海派文化，是随着上海发展而发展的，是客观存在，有客观规律，我以为大体可分为这样几个时期：

萌芽时期：1843年上海开埠以前，中华传统文化特别是吴越文化，为海派文化提供了基础，开始孕育海派文化。

成长时期：1843—1949年期间，特别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八面来风”似的国内外移民，哺育了海派文化的成长。

转折时期：这又可以分为两段：1949—1965年间，建国以后，定都北京，商务印书馆等文化单位迁往北京，以郭沫若、茅盾、叶圣陶、夏衍、曹禺为代表的上海文坛骁将率队陆续迁居北京，上海在电影、文学、戏剧等诸多方面不再是中国的文化中心，这是很正常的转移。上海虽然不再是中国的文化中心了，但文化基础很好，依然作用不小，有些方面如电影、小说在全国的影响还是很大的。这也给海派文化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整个中国文化，包括海派文化，遭受了毁灭性的破坏，罄竹难书。

成熟时期：1976年，笼罩祖国天空的阴霾一举扫去，阳光重新普照大地，结束长达十年的浩劫，开始拨乱反正、改革开放新时期，在全中国范围对“文革”进行反思，进行平反冤假错案，逐步恢复正常的文化活动。上海以话剧《于无声处》和小说《伤痕》为起点，海派文化开始新的阶段。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引下，上海再次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中心，海派文化重新唤发青春，健康发展，在新的基础上正在走向成熟。

当前，海派文化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存在这样那样前进和发展过程中难以避免的问题和弱点，这是要引起重视并认真对待的。

姓海的海派文化，有哪些基本特点呢？我以为主要有：

一是开放性：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为我所用，化腐朽为神奇，创风气之先河。不闭关自守，不固步自封，不拒绝先进。

二是创新性：吸纳不等于照搬照抄，也不是重复和模仿人家，而是富有创新精神，洋溢着创造的活力。当年海派京剧的连台本戏、机关布景是创新，如今的《曹操与杨修》也是创新，金茂大厦则是在建筑文化方面的创新。

三是扬弃性：百川归海，难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尤其在被动开放时期，特别是在“孤岛时期”，租界内某些殖民文化的影响也不能忽视，需要加以清醒地辨别，区别对待，避免盲目和盲从。

四是多元性：海派文化和其他事物一样，具有综合性，是复杂的体系，不应该要求纯之又纯，水清无鱼，那就不成其为海派文化了。雅与俗，洋与土，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相容并存，以致落后、低级、庸俗、黄色、反动文化，在以往那特定历史时期，也夹杂其间，怎么能用这些来对今天的海派文化说事呢？

五是商业性：海派文化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政治、经济、社会环境中，其适应市场的商业性都有不同的表现。上海人往往对国内外市场行情具有敏感性，适应市场变化的能力比较强，有些从事文化艺术工作的人士，也比较有经济头脑和市场意识。

我认为，海派文化的“派”，既不是派性的派，也不是拉帮结派的派，更不是其他什么派。千万不要“谈派色变”，也不必对“派”字讳莫如深，远而避之，切忌不要一提到“派”字，就联想到造反派、搞派性、讲派别！不，我们这里所说的海派文化，是反映上海文化风格的最重要流派。我国有京派文化、徽派文化、吴越文化……和海派文化一样，都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我们的京剧有麒派、尚派等等，越剧有袁(雪芬)派、傅(全香)派、戚(雅仙)派……都是戏剧艺术的流派，流派纷呈有何不好？

我认为，海派文化是客观存在，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海派文化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一直在发展变化之中，既不要一提到海派文化就沉醉于上世纪30年代怀旧情调中，也不要一说到海派文化马上就和当年的流氓、大亨、白相人划等号。应该看到，经历了漫长时期的风雨淘洗，特别是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上海发生了巨大变化，海派文化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崭新面貌。海派文化发展的至高境界，我想就是“海派无派”，正如石涛先生所说，“无法而法，乃为至法”。应该要为海派文化向至高境界发展而不断努力。

时代呼唤《海派文化丛书》。

《海派文化丛书》是历史的需要。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趋同化的当今世界，我们伟大祖国亿万人民正在为建设和谐社会、和谐世界而团结奋斗，中央要求上海搞好“四个中心”建设，发挥“四个率先”作用，还要继续搞好在浦东的综合改革试点，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作出应有贡献，特别是要主动热情地为争取办好中国2010年上海世界博览会而努力。世界人民的目光聚焦上海，为了全面了解上海、正确认识上海，都迫切需要为他们提供新的准确而完整的图书资料。国内各兄弟省市的同志也有这样的愿望，新老上海人同样都有这个要求。可以说，编辑出版一套系统介绍海派文化的丛书是当务之急。  《海派文化丛书》必须力求准确系统地介绍海派文化。海派文化曾经有过争议，如今也还是仁者见仁，有不同看法是正常的，也是好事。我们编纂者则要严肃而又严格地正确把握，既不要过于偏爱，也不要执意偏见。近年来，由于上海大学领导的重视和不少专家学者热情支持，已经举行了多次海派文化学术研讨会，汇编出版了五本论文选集，受到社会各方面的关心和欢迎，但这还远远不够。我们要以认真负责的态度，出版好这套丛书。

《海派文化丛书》的创作、编辑、出版工作一经动议，就得到作家、编辑和有关领导的热情支持，得到上海大学、上海市对外文化交流协会和文汇出版社等大力帮助。我相信，《海派文化丛书》的出版可以为中华文化宝库增添新的内容，为中华民族的振兴和上海的建设增强精神助推力，同时，也可为希望全面了解上海的中外人士，提供一套具有系统性、权威性、可读性而又图文并茂的图书。

我谨代表《海派文化丛书》的作者、编者、出版发行者，向所有给予帮助和支持的单位及个人表示衷心感谢！向读者和收藏者们致以诚挚的敬意！向读后对本丛书提出批评意见和建议的朋友鞠躬致敬！

是为序。

李伦新

2007年5月20日于乐耕堂

(本文作者为上海大学海派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近来十分流行“创意”二字，如美术创意、建筑创意、文学创意等等，因 其名目繁多而目不暇接，又因大多陌生而超然处之。但上海大学海派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李伦新同志提出编辑(《海派文化丛书))的创意使人精神一振，耳目一新，对我们从事文化工作的人来讲，正是思之无绪的良策，事之无措的善举。

此创意特色有三：

一是纵横驰骋，自成体系。该丛书将由海派书画、海派戏剧、海派建筑、海派文学、海派电影等方面近三十本书组成，基本囊括了能反映海派文化的各个领域，其中6本书将在2007年8月的上海书展上面世。此后每年出版7至8本，争取在2010年出齐，向世博会献礼。

二是叙述简洁，形式新颖。上海，不管你是否喜欢，它在近两百年内迅速发展成为一个国际大都市，并在中国占有重要地位的事实是无可置疑的。因此，上海是一个世人瞩目的、值得研究的、又众说纷纭的一个课题。论述上海、反映上海的书籍纷繁浩瀚，它们各有见解，各具特色，拥有各自的读者。有的是学术性的，史料详实，论证严密，但曲高和寡；有的是文学性的，情节曲折，故事生动，但内中难免搀杂作者个人的情感，而有失公允；有的是纪实性的，历史掌故和人间悲欢离合尽收其中，但珠玑散落，难于荟萃。丛书力图博采众长，“合三为一”，以纪实为主，兼顾史料的真实和文字的优美，并采用图文并茂的编辑方法，使之成为一套新颖的研究上海，介绍上海的书籍。

三是内容丰富，面向大众。丛书对海派文化的各个领域，诸如：戏剧、书画、建筑、文学、风俗等，既有宏观的研究与阐述，又有具体的描绘与剖析，向读者展示了一幅绚丽多彩的海派文化起源、发展、形成、深化的历史长卷，令人信服地得出这样的结论：海派文化造就了被誉为“东方巴黎”和“东方明珠”的上海，形成了“海纳百川”、“精明求实”、“宽容趋新”等上海人的社会人格。丛书既是研究上海的学术著作，又是介绍上海的通俗读物，具有书柜藏书和案头工具书的双重功能。

上海市对外文化交流协会是进行中外文化交流的专门机构，以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汲取世界先进文化为己任。协会成立20年正是上海改革开放取得辉煌成就的20年。协会乘势而为，解放思想，开拓进取，积极拓展外联渠道，构筑中外交流的平台，广泛开展国际间的社会科学、金融经济、科学技术、文化艺术交流，增进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和理解，成为上海的一个有影响的中外文化交流的窗口。我们在获悉丛书的编辑思想和出版计划时，就感到双方是心心相印的，所以决定对丛书出版给予经济上的支持。我们认为此举是对建设上海文化事业的支持，是对弘扬民族文化的支持，也是对自身工作的支持。

因为工作的缘故，经常有外国朋友赠送一些介绍他们的国家或城市的书籍。这些书籍装帧精美，内容言简意赅，形式图文并茂。由此联想，在丛书中选择若干本或若干章节翻译，汇编成书，那也是一种十分可取的介绍上海和宣传上海的内容和形式，特别对于将在2010年举办世博会的上海来说尤为如此。  本丛书的出版已引起有关单位的重视和关注。文汇出版社已将本丛书列为2007年出版计划中的重点书，并配备了业务能力强的文字和美术编辑；外宣部门认为这套丛书是很好的外宣资料，是世博会的一个很好的配套工程；有的图书馆反映查阅上海资料的读者日渐趋盛，这套丛书的出版适逢其时，将为读者提供更多的方便。

还必须强调的是丛书的编辑和出版也得到了作者的大力支持。去年年底，编委会召开部分作者参加的笔会，其中不乏畅销书的作家，编委会对他们提出了创作要求和交稿时限。尽管要求高、时间紧，但是作者均积极配合，投入创作，为第一批丛书在2007年8月的书展上与读者见面创造了条件。为此，有的延误了申报高级职称的机会，有的推迟了其他的创作计划，有的不厌其烦数易其稿。

天时、地利、人和似乎都护佑着丛书的面世。丛书是时代的产物，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郑家尧

2007年7月

(本文作者为上海市对外文化交流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