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是人文荟萃之地，作为长三角的重要出海口，逐渐成为江南经济、文化的中心；近一百五十年来，上海成为中国移民最多的都市，凝聚着丰富的民俗文化遗产。本书将上海的民俗文化整理和挖掘出来，并给予充分的展示，有利于提高上海人对上海的认同，也有利于在国际交往中展现上海文化总体形象和文化品格。

民俗文化是与民众生活密切相关的衣食住行、人生礼仪、岁时节令、信仰习俗、社会风尚、休闲娱乐等民间风俗习惯的总和。上海民俗中新俗与旧俗、土俗与洋俗的并存，促进了多元民俗文化的互渗与交融，这里既有上海本地的民俗，也有异地的色彩的民俗，甚至还有异国情调的洋俗，上海民俗文化所呈现的是海纳百川、兼收并蓄、活力充沛、日新又新的「海派」精神与风格。

总序

前言

 壹 物质生活民俗

饮食民俗

服饰民俗

居住民俗

行乘民俗

 贰 劳动生产民俗

盐业生产民俗

民间捕鱼习俗

 叁 民间生产生活器具民俗

生产器具

生活器具

 肆 人生礼仪

民间出生习俗

民间婚嫁习俗

民间丧葬习俗

 伍 岁时节庆民俗

 陆 民间口头文学

民间歌谣

民间故事

民间传说

 柒 民间表演艺术

民间音乐

民间说唱

民间戏曲

民间舞蹈

 捌 民间传统工艺

 玖 民间信仰民俗

 拾 民间少儿游戏

总后记

饮食民俗

1．饮食概述

南汇民间有许多特色菜肴，例如黄鳝与羊肉。当地有句俗话：“小暑黄鳝赛人参，大暑羊肉胜补品。”以前南汇周浦共和园老饭店以炒鳝糊最负盛名，烧时用四末(姜末、蒜末、火腿末、胡椒末)作调料，重油水，口味与众不同。酒店制作的白切羊肉也是又酥又肥又香，无膻味。逢时令季节，白切羊肉的生意特别兴隆，堂吃、外卖均有。如堂吃可奉送羊血汤一碗，外卖则用荷叶包上，荷叶不沾油，又有一股清香可除羊膻气，另外还可奉送辅料甜面酱。另外如周浦丁家饭店的传统名菜“糟钵头”(以脏肠等为原料)，新场袁合和饭店的“水晶肉丸”，其烹调技术均出自于祖传，也颇负盛名。

南汇特产正宗“三黄鸡”(黄嘴、黄脚、黄皮)，历史悠久，远近闻名。吃法多种多样，如：白斩鸡、栗子鸡、咖喱鸡、葱油鸡、贵妃鸡、鸡丝羹、炒鸡片等，也可一鸡多吃，据说上海“小绍兴”鸡粥店中著名的白斩鸡其鸡坯大部分就是釆自南汇三黄鸡鸡种。

当地民间凡有婚丧之事都要举办酒席，酒席场面大小不同，菜肴质量也差别甚大。一般人家过去办婚事喜庆酒的菜肴为八炒、八菜、四荤盆、四点心、四插角(西瓜子、金石豆、水果之类)。八炒以羹为主，八菜俗称老八样，冷盆有单拼、双拼，点心有八宝饭、馄饨等。大户人家的酒席尤为丰富，多用鱼翅、蹄筋、干贝、海参等珍贵原料。当地民间以前办丧事，大都也要办酒席，席上多用蔬菜、豆制品、油面筋等净素食品，吊丧者称之为“吃豆腐饭”，也有称之为“吃白饭”。有钱人家到“五七”隔夜开始开荤。现在办丧事都以荤菜为主，素菜仅一二种而已，酒水也十分道地。

茶食糕点是深受当地人们喜爱的休闲小吃，四季皆需，老少咸宜。过去南汇境内集镇上大的南货店中均设有茶点作坊，自行制作传统茶食。其中最有名气的要算周浦百年老字号三阳泰特产状元糕(又称饭市糕)、云片糕、猪油米花糖，这些点心质量上乘，远近皆知。新场百年老店徐福泰生产的传统品牌椒桃片、小酥糖也很有名气，尤其是椒桃片，曾经在上海第一食品公司柜台和龙华庙会上亮相。其他具有南汇特色的茶食品种也很多，如寸金糖、交切糖、豆荚糖、百合酥、桃酥、雪饼、鸡蛋糕、月饼(俗称“翻烧”)等。各类茶食或吃口软糯，或香甜松脆，不同品种风味迥异。根据当地老手艺者称，这些传统茶点早在数百年前就已形成，其制作十分讲究，选料掌握一定的质量，加料掌握一定的配比，烘焙掌握一定的火候，刀切掌握一定的厚薄，工艺要求很高。

茶食糕点也是当地民间的交际礼品。过去店家的包装和现在大不一样，一般是将制成的各式茶食用厚草纸包装成棱角分明、平整挺括的纸包，俗称“包扎头”，也有的是装入竹篾编制的篮头内，上面再安放一张标明店号的大红纸帖，这种质朴实惠的包装俗称为“簧篮头”。这些包装虽不像现在袋装、盒装、听装那样的精美华丽，但以往民间用于走亲戚、探病人、望舍姆(坐月子)等，却颇为流行。

本地的街摊现卖点心最为丰富多彩，集镇上有各种点心店与面店，通常供应馒头、方糕、烘糕、定胜糕、大饼油条、粢饭豆浆等。著名的点心如下沙三代传人周丽娟所制作的烧卖，皮薄汁多，味道鲜美，在周浦、惠南、新场、航头设有供应点十余处。旧时新场徐祥记的福禄饼、擂沙圆，袁合和的红羊面、太白园的铜鼓面(秃汤面)、县城南门的老鸭面等，也都颇有名气，富有乡土特色。另如沿街设摊的野鸡蛋糕、萝卜丝饼、韭菜饼，挑担叫卖的豆腐花、小馄饨、卜卜圆等等，都很有名。人们有的以口叫卖，有的敲着竹筒、竹板招徕生意。这些点心一般都是随做随卖，并能根据食客要求定制，故颇受顾客欢迎。过去新场有位王阿大自制自卖双酿麻圆子，经常把圆子放在盘里然后将其顶在头上，双脱手穿街过巷，出没于车站码头，清脆的叫卖声入耳动听，路人十分欣赏。此人数十年如一日，连头顶中心的头发都顶光了，在当地堪称一绝。

2．老八样

“老八样”是南汇民间的地方特色菜肴，称它“老”，主要是指传统厨艺老，流传年代早。据农村老厨师称，老八样最初来自民间婚庆喜事筵席。

以前南汇地区的酒店中除了冷盆、热炒、点心之外，还有八样大菜为压台戏(即老八样)，具体菜肴为：蹄肉、块鸡、肉圆、蛋卷、三鲜、咸肉片、肉皮汤、红烧鱼。上述八菜，根据各地习俗与厨师手艺、东家进料等情况稍有出入。譬如有的地方用蛋饺，有的则用三丝或茭菜肉丝，三鲜配料也有所不同(名为三鲜，其实不止三样)。

以前办酒席大多在春节期间，酒席大都设在自己宅堂中，届时将厨师茶担(供应茶水、碗盏、炊具等)请到家，场面大的邀请厨师三至四人，一般都是隔夜进场提前准备。先开油锅，走(汆)肉皮、蹄肉、爆鱼。油炸要恰到好处，白斩鸡也应隔夜烧好为明天扣鸡作准备。老八样打底以茭菜为主，在各道菜中，茭菜用处最大，可谓菜中的“百搭”。配菜的人员称“砧墩师傅”，主要掌握菜的搭配和刀功。烹饪的人员称“上灶师傅”，主要掌握调味和咸淡。

八大菜的蹄肉、蛋卷、块鸡、咸肉片等由厨师刀切后整齐地装入汤盅或大碗内，俗称“扣碗头”。扣碗中要数扣三丝(火腿丝、肉丝、冬笋丝或香菇丝)最难制作，细如柳丝全凭刀功。扣碗时分别将各丝排列覆于碗周，中间放一只完整香菇作为三丝顶盖，所有扣碗菜的空隙用预先煮熟的茭菜填满。扣蹄肉不需打底，但外形要保持整齐美观，扣好后全部装入笼格，置于灶上，入席前开始蒸煮。出菜时，厨师打开冒着热气的蒸笼，将大菜碗覆在扣菜上，此时全凭厨师娴熟手艺将碗快速翻转，使碗中的汤汁滴水不漏，此举非有一定基本功不可。八菜中的红烧鱼多数用鲫鱼为原料，按其大小每碗l一2条(称碗头鱼)。不用扣碗的其他大菜则由厨师当场烹调，出菜时热气腾腾。而红烧鱼则要提前烧好，最后上菜，以示“绰绰有余”、“吃剩有余”。

现在传统老八样在南汇民间仍然沿用，成为当地人们的美食。惠南、祝桥等地专门开设了老八样饭店，老式的台凳、老式的碗盏、老式的八菜，农家风味犹存。当地民间居家过节团聚款待亲友之时，也常用老八样作为主菜，虽不像酒店里那样烹调精湛，但亦能使人大快朵颐。

3．下沙烧卖

下沙烧卖其名由来已久，相传源于明代。时有皇朝派兵平倭，俚民为驻扎在鹤沙镇东首盐仓仓基的驻军特制宫廷佳点，犒赏三军，遂得“烧卖”之名。随后，每逢下沙三月廿八前后，春笋出土季节，庙会上便有“烧卖”应市。岁月流逝，几经兴衰。到了20世纪90年代，下沙烧卖的第四代传人，原下沙饭店经理周丽娟，瞄准了南汇举办桃花节的大好市场，隆重推出“下沙烧卖”抢摊邑城，设点供应“下沙烧卖”。桃花节也将下沙烧卖作为应市特色点心，“下沙烧卖”随之身价百倍，名声大振。

为了打出南汇桃花节美食佳点之品牌，“下沙烧卖”制作者从20世纪80年代初就开始研究现代人的饮食文化，从烧卖皮子、馅头作料，到上笼火蒸，再到制作工艺，都在传统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的改进：烧卖皮子，先由机械轧成，再用人工擀薄呈桃花形状；馅料配方，咸的采用春笋嫩料和精瘦猪肉辅以精油和成，甜的以炒制的大红袍赤豆细沙佐以陈皮橘香精制而成；成形的烧卖上笼旺火蒸十分钟，即可端出。满街香味飘逸，引来四乡宾客。吃过下沙烧卖的游客，无不为之赞叹：“竹笋烧卖满口汤，白糖细沙甜又香。中外游客齐青睐，年年三春想赏花。”P2-6

如果从考古学上的马家浜文化算起，上海迄今有六千年的历史；如果从唐朝天宝十年(751)置华亭县算起，上海有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如果从元朝至元二十八年(1291)置县算起，上海有七百多年的历史；如果从1843年开埠算起，上海也有一百六十多年的历史了。

在这绵延的历史中，由于“僻处海奥”，繁衍于上海这块土地上的先民们在创造卧渐丰裕的物质生活的过程中，孕育了富有个性的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明正德《松江府志》称：“诸州外县多朴质，附郭多繁华，吾松则反是，盖东北五乡故为海商驰骛之地，而其南纯事耕织，故所习不同如此。大率府城之俗，谨绳墨，畏清议，而其流也失之隘；上海之俗喜事功，尚意气，而其流也失之夸。”“东北五乡”，即上海县辖境。这就是说，至迟到明代正德年间在时人的心目中上海民俗文化已显示出自己独特的个性。

民俗文化由长久的历史积淀而成，是与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衣食住行、礼仪、信仰、风尚、娱乐等民间风俗习惯的总和。它蕴藏于普通老百姓中间，与千百万人的日常生活浑然一体，并在社会变迁过程中表现为一种无意识的力量。所以，黄遵宪曾说：“风俗之端，始于至微，搏之而无物，察之而无形，听之而无声；然一二人倡之，千百人合之，人与人相接，人与人相续，又踵而行之，及其既成，虽其极陋其弊者，举国之人，习以为常；上智所不能察，大力所不能挽，严刑峻法所不能变。”又说：“礼也者，非从天降，非从地出，因人情而为之者也。人情者何？习惯也。川岳分区，风气间阻，此因其所习，彼因其所习，日增月益，各行其道。习惯既久，至于一成而不可易，而礼与俗皆出于其中。”这两段出自《日本国志·礼俗志》的话，非常鲜明地点出了民俗文化的两大基本特性，即公共性和稳定性。

所谓公共性，是指任何一种民俗事象都不是个体的，而是特定区域人群的“共有的习惯”，因此，它具有超越个体的普遍性；所谓稳定性，则是指一种民俗事象一旦形成，就不容易改变，因此，它又具有超越时间的恒久性。正因为民俗文化具有超越个体的公共性和超越时间的稳定性，所以，它常常在社会整合、族群凝聚和身份认同等方面都扮演着非同寻常的角色。

然而，民俗文化的公共性和稳定性是建立在特定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基础之上的，一旦这种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发生剧烈的变迁，民俗文化也会随之而发生相应的变化，不可能“一成而不可易”。清嘉庆《上海县志》称：“上海故为镇时，风帆浪舶之上下，交广之途所自出，为征商计，吏鼎甲华腴之区。镇升为县，人皆知教子乡书，江海湖乡，则倚鱼盐为业。工不出乡，商不越燕齐荆楚。男女耕织，内外有事。田家妇女，亦助农作，镇市男子，亦晓女工。嘉靖癸丑，岛夷内讧，闾阎凋瘵，习俗一变。市并轻佻，十五为群，家无担石，华衣鲜履，桀诘者舞智告讦，或故杀其亲，以人命相倾陷。听者不察，素封立破。士族以奢靡争雄长，燕穷水陆，宇尽雕楼，臧获多至千指，厮养舆服，至陵轹士类，弊也极矣。”这段话说的就是上海置镇以来随社会变迁而来的民情风俗的变化。

开埠以后，受中外贸易通商的推动，上海以惊人的速度朝着近代化国际性大都市迈进。在这个过程中，上海从城市规模到市政格局，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从社会结构到城市功能，从市民生态到市民心态，从生活方式到价值观念，无不发生了异乎往古的深刻变迁。伴随都市化的进程，以及城市社会经济的结构性转型，特别是1895年以后现代工业制造业的发展，上海的城市人口急剧增长，据统计，上海人口1852年为54.4万，191O年为108.7万，1920年为225.5万，1935年为370.2万，1949年为545.5万。在不足一百年的时间里，上海人口增长了近十倍。上海人口的这种超乎常规的惊人增长，充分显示出上海无所不包的巨大容量、吞吐吸纳的恢宏气概，以及前所未有的多样性，同时也造成了上海中外混杂、多元并存的社会情境：

上海真是一个万花筒。……只要是人，这里无不应有尽有，而且还要进一步，这里有的不仅是各种各色的人，同时还有这各种各色的人所构成的各式各样的区域、商店、总会、客栈、咖啡馆和他们的特殊的风俗习惯、日用百物。

(爱狄密勒：《上海——冒险家的乐园》)

上海一隅，洵可谓一粒米中藏世界。虹口如狄思威路、蓬路、吴淞路，尽日侨，如在日本；如北四川路、武昌路、崇明路、天潼路，尽粤人，如在广东；霞飞路西首，尽法人商肆，如在法国；小东门外洋行街，多闽人洋号，如在福建；南市内外咸瓜街，尽甬人商号，如在宁波。国内各市民、外国侨民类皆丛集于此，则谓上海为一小世界，亦无不可。

(胡祥翰编：《上海小志》卷十)

这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移民城市，据1885年至1935年的上海人口统计资料显示：上海公共租界非上海籍人口占上海总人口的80%以上；即使在上海“华界”，非上海籍人口一般亦占75%左右。1950年的上海人口，上海本地籍仅占15%，非本地籍人口占85%。就是说，移民构成了上海城市居民的主体。这些移民包括国内移民和国际移民，国内移民来自江苏、浙江、广东、安徽、山东、河北、福建、山西、云南、东三省等全国18个行省，其中以江浙移民人数最多；国际移民来自英、美、法、日、德、俄、印度、葡萄牙、意大利、奥地利、丹麦、瑞典、挪威、瑞士、比利时、荷兰、西班牙、希腊、波兰、捷克、罗马尼亚、越南等近四十个国家，最多时达15万人，其中1915年前以英国人最多，1915年后以日本人最多。不同的移民群体带来了各具特色的民俗文化，极大地丰富了上海民俗文化的内涵与外延，所以，才会有所谓“万花筒”、“小世界”之说。

与城市社会经济结构的改组、都市社会生活的确立，以及来自五湖四海的移民的汇聚相适应，在“欧风美雨”的洗礼之下，近代以来上海民俗文化发生了令人瞩目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洋俗”的东渐，受其影响，上海风俗日趋洋化，洋气弥漫；一是随着近代工商社会的形成和社会生活的变迁，上海本地风俗以及各地移民偕来的俗尚在上海都市的时空中发生了明显的嬗蜕，并逐渐形成与近代都市生活同步的都市习俗，从而为中国社会的现代变迁提供了一个先锋性的标本。“洋俗”的东渐，以及本地民俗的嬗蜕和各地移民带来的各式各样的民俗，使上海民俗文化呈现出洋俗与土俗混杂、新俗与旧俗并存的特征。这种特征不仅体现于服饰、饮食、婚丧的嬗变之中，而且体现于年节、娱乐和时尚的日常狂欢与流行之中。多元混杂和并存，促进了不同风格、不同形式的民俗文化的互渗与交融，使上海真正成为展示全国各地的民俗文化乃至世界民俗文化的博物馆。这里展出的，既有上海根深蒂固的本地民俗文化，也有许多具有浓厚异地色彩的民俗文化，还有充满浓郁异国情调的民俗文化，真正呈现出一种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海派”风格。

新中国成立以后，“科学的、民主的、大众的文化”成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目标和方向，这一追求迅速汇成了一股席卷全国的革故鼎新的潮流。正是在这种潮流的洗礼之下，上海民俗文化又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些与“科学的、民主的、大众的文化”不相符合的旧陋民俗事象，诸如帮会的习俗、迷信的习俗等等销声匿迹了，而另一些过于复杂繁缛的传统民俗得到了彻底的简化。与此同时，又涌现出一大批市民喜闻乐见、内容充实、文明健康的新型民俗。这样，又使得上海民俗文化呈现出活力充沛、日新又新的特点。

“国之形质，土地人民社会工艺物产也，其精神元气则政治宗教人心风俗也”(蒋观云：《海上观云集初编》)。作为上海这座东方大都市的“精神元气”，上海民俗文化五色斑斓、底蕴深厚。它是上海城市个性的表征，也是上海城市文化的根。根深才能叶茂。但是，当今全球化已成席卷之势，原本口耳相传和习得方式传承的民俗文化正在快速式微，甚至归于泯灭，已是不争的事实。在这种背景下，如何子到这个城市文化之根，又如何培植这个文化之根，已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异常艰巨的时代课题。

正是基于这种考虑，我们组织编纂了多卷本的《民俗上海》，原则上每个区县一卷，以图文并茂的方式向世界展示上海民俗文化的瑰丽画卷，并试图通过这一努力唤起全社会对上海民俗文化的关注。

尹继佐

《民俗上海》经过两年多的努力，终于出书了。我如释重负，把心放下了。下面我简单交待一下成书的过程。

2004年7月底，我从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长岗位上退下来，当时给自己提了两个问题：一是作为一个生命个体继续存在的价值在哪里？二是今后的路怎么走下去？答案是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发挥余热，应当和还能做几件对社会有利有益的事。

正巧许明研究员和我商量成立氏办研究机构(NGO，非官方非营利的机构)，我欣然同意，又商量这一机构成立后；做什么事。我提出编一套上海民俗文化丛书。

为什么有这一“理念”。

我想，直接推动力是上海2010年要举办世博会；其次是考虑自己的条件和分析过去哪些事情没有做好，今天可以做得成的。

大家知道，上海是人文荟萃之地。松泽已发现6000年前的“上海人”化石；元代建制后800年以来，上海作为长三角的重要出海口，逐渐成为江南经济、文化的中心；近一百五十年来，上海成为中国移民最多的都市，凝聚着丰富的民俗文化遗产。然而相对于外地，上海的民俗学严重滞后。上海目前不仅没有一个民俗学刊物，而且已完成多年的上海市、区、县的民俗志至今未出版。问题在于上海文化界与学术界对丰富而有特色的上海民俗文化缺乏应有的重视。民俗文化的整理和挖掘并给予充分的展示，无疑将有利于提高上海人对上海的认同，也有利于在国际交往中展现上海文化总体形象和文化品格。我希望上海民俗文化丛书出版这一基础性建设工程的完成，成为世博会期间展示上海软实力的重要方面。

今天，民俗文化在国际交往中具有重要作用。如在2003年上海召开“亚洲银行会议”时，上海民间艺术家协会组织了五种上海本土的民俗表演项目，受到外宾的热烈欢迎。2003年，上海率团到加拿大申请世界园艺会，上海的民俗表演使当地的观众激动得站在椅子上欢呼。

近二十年来，“文化寻根热”遍及全球，对本土民族原创性文化的珍视，是民族自尊与创造力的一种表达方式。因此，在国际重大活动如奥运会、世博会中，举办国会千方百计展示本土的原创性文化，如汉城奥运会的开幕式以鲜明的韩民族文化给世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悉尼则以有悠久历史的土著文化成为其展示的主题。大阪世博会也是一个成功的典型，以其鲜明的大和民族的文化展示给世人。意味深长的是，大阪世博会别的没留下，唯有建在万博公园的大阪国立民族学博物馆不仅留下而且成为大阪城市的标志性建筑，更重要的是成为展示日本民族与世界各民族的民俗展示地、世界文化人类学(民俗学)的学术交流中心与博士生的培养基地。

成功经验证明，世博会在显示国家总体形象时，不仅是经济和科技领域的展示，而且更重要的是文化品格的显示。而民俗是民族最普遍也最有特色的文化形态。

于是，我们就下决心做这件大事情。而根据自身的条件，也许是可以做成的。

在2004年10月，我们召开专家组会议。参加者都是上海研究民俗学的知名学者。同时，组成编委会，人员是各区县宣传部长。因为绝大部分宣传部长我都认识，他们说，老部长想做这件对上海、对文化建设和发展都有利的好事，我们支持。

2004年第四季度，先后讨论了三次分别由蔡丰明、王宏刚和仲富兰三位专家提交的提纲。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与现在大体相同的框架结构。

当时我们讨论就明确：

丛书是上海各区、县第一套民俗文化专集。它不仅是外地游客了解上海各区、县民俗的导游书，让他们从中体会到当地人的生活智慧与文化创造力，而且，应该成为区、县今天与明天的文化产业、旅游产业发展的基础性参考书。丛书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民俗志和地方志，虽然整体框架仍要反映各区、县的全貌，但重点在特色，要突出当地的特色民俗，要选择有历史文化底蕴的民俗事项，特色部分要详细、有质感；对民俗事项有透彻理解作用的历史渊源要有简明的追索。丛书的行文与民俗志有区别，面向大众，力争行文流畅，文字优美，每一事项力争配有代表性照片，包括一部分珍贵的老照片，努力做到图文并茂。丛书的基础性资料要依靠当地人，当地人写当地事，自然会有一种历史责任心，也容易写得比较深入。各卷主编要有驾驭全局的能力，抓进度抓质量。要重视调查，内容之一是对一些将要消亡但有重要文化价值的民俗事项，如金山的渔村民俗，它将会引起国际学术界与海外游客的关注，这方面的资料搜集将填补上海民俗研究的空白。调查、写作过程中要有长远眼光，对某些有丰富内容的民俗专项，如南汇的锣鼓书，松江的顾绣，嘉定的竹刻、草编，金山的农民画、黑陶等，因本丛书篇幅限制不能展开的，应及时积累资料，可以考虑下一步从上海市的角度出版专集。丛书要有新意，要强调科学性，完成的稿子要与当地人一起核准，要使这套民俗文化丛书经得起历史推敲。经过讨论，大体上框定每一卷是十万字加一百幅照片的篇幅。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各区县在经费上给予了支持，真是十分感谢。2004年几个区县的第一批资金到位了，使工作顺利开展。那年年底，在一璀同志、仲伟同志找我时，我汇报了这件大事，他们表示赞同和支持。接着我又向各区委县委书记写了一封信，专门作了汇报。我在信中说：这是我多年来的心愿，在我有生之年能发挥余热，完成这件事情，为上海作点贡献，算是圆了一个心愿。希望得到您的大力支持!这里还要感谢郝铁川同志，我也向他汇报了这一不算浩大、也是不小的“文化工程”。得到了他的支持，并拨款作为专项资助。

2005年夏天，在浦东，由当时田赛男部长(现任副区长)做东，再一次召开联席协调会，部署全面启动。

丛书由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是2005年的夏天定下来的。当时我和陈军(他是资深出版人)一起同陈鸣华聊了一次。陈鸣华是一位年轻有为、有创新理念、又有实际操作能力的总编辑。过去知道他，但不熟悉。他很有思想，关键是不随波逐流。看了一点该杜出过的书，决定请他们出版社做。他配备了很强的编辑队伍，李国强、沈以澄、黄慧鸣、吴志刚等等。特别是李国强先生，他是出版社的编审、资深编辑，策划丛书的整体出版运作，办事认真细致，负责尽心。陈军在出版方面帮了我不少忙，还有杨晓玲、陈骅也参与了组织协调工作，沈缨为这套书的出版工作做了大量细微的联络工作，在此也一并感谢。

说实在的一年多来，我去出版杜不会少于十次。从内容到版式，从封面到装帧，都详细讨论。最后要说的是，这套书的总书名也是在上海文化出版社总编室里讨论形成的。我见到他们出版有一套丛书叫《乡俗中国》，受此启发，我说我们这套书的总书名就叫《民俗上海》，在这一总书名的统摄下，各区县分卷出版。

总之，没有方方面面的支持和协作是绝对完成不了这一大工程的。两年多来甘苦很多，感受颇深。有时候真是厚着脸皮和各路神仙商量事情，为社会做好串，真不容易。社会关系，本来就是在社会角色的转换中不断变化着。你认为，你做的事最重要；在人家那里不过是小事一桩。所以，你想做，就要有各种思想准备，不要怨天尤人，只能反思你的最初的选择对还是不对!是啊，在生活中，本来就无法回避种种痛苦和矛盾，但只要有了明确目标，那半劳也是有意义的，也会是幸福的。

书稿接近完成之际，又得到了令人欣慰的消息：《民俗上海》系列由上海文化出版社分别报送《“十一五”期间上海重点图书出版规划》和《“十一五”期间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均获通过。看来我们还是在努力为自己的思考交出答卷，至少做了比较扎实的基础性积累工作，至于进一步深度开发，留给别人去做吧!

再一次谢谢帮助我、支持我的所有朋友，愿他们身体健康，事业有成。

尹继佐

Z006年10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