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对16位当代顶尖艺术家所作访谈的结集，展现了林怀民、蒋勳、朱德庸、贺友直、朱天文、何训田、库哈斯、山崎朋子、贾樟柯等在各自领域最前沿的艺术家对艺术的独到理解、隐秘的内心世界和丰富的人生历程。本书内容精彩纷呈，被评论认为 “完全有资格成为那些刚出道的文化记者的教科书”。

　　本书是对16位当代顶尖艺术家所作访谈的结集，展现了林怀民、蒋勳、朱德庸、贺友直、朱天文、何训田、库哈斯、山崎朋子、贾樟柯等在各自领域最前沿的艺术家对艺术的独到理解、隐秘的内心世界和丰富的人生历程。

序言：艺术家思想和观念的原声呈现

林怀民：舞蹈只是两个小时的开心而已

蒋勳：美不一定是一种知识

朱德庸：我其实是在浪费才华跟浪费生命之间来回矛盾

贺友直：我成为一个连环画家适得其所

佐藤忠男：小津的东京已经不在了

许鞍华：电影不是惟一的表达方式

贾樟柯：我的电影恰好背离了传统

郑钧：我出卖我的痛苦

何训田：所有的声音对我来说都是图案

温普林：我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佛教徒

黑川纪章：我不能把我做的妥协写在墙上

库哈斯：建筑是需要争议的

朱天文：命名的喜悦是最大的回馈

马原：我们每天活在西藏的传奇里面

叶兆言：等待马不停蹄的到达

山崎朋友：《朝阳门外的彩虹》

后记：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变得如此贪婪

面容黧黑，身形瘦削，黑发中夹杂着白发：握手有力，目光炯炯有神，语气却十分谦和。

率性，灵动，充满数不尽的奇思妙想。他的舞蹈，他的艺术，他的魅力，他所到之处，总是带来轰动。

他就是林怀民，云门舞集创始人，世界级编舞大师。

这个曾经面如满月的慵懒少年，放弃小说成为一名编舞者，是因为他找到了更适合自己释放和表达情感的方式，舞者是他思想的化身，也是他不羁人生的延伸。“我眷恋舞者的肉体，因为那是舞蹈的工具，这工具就像钟表一样。”

不止一次听台湾的朋友说起过林怀民的口才。在一次云门演出谢幕时，林怀民面对热情澎湃的观众，站在台上说不要感谢云门，要感谢我们的祖先。于是激起一片热烈的掌声。林怀民接着又说，要感谢我们的未来。掌声再起。林怀民这样一路感谢下去，掌声也不停地响了10多分钟。

2002年11月，上海大剧院，林怀民带来的是《竹梦》，照例是未演先热，一票难求。

竹林是不变的场景，变换的是充满古代诗意的梦幻，雾霭缭绕之中，吹箫的人端坐一角，白衣的舞者翩翩而来……

《竹梦》取材于竹林七贤的故事，林怀民说“每个人的故事都有趣，有一天他们汇合在了一起。但是我不准备说他们的故事，说了也说不好。出场的是六个穿白衣服的人，有时候是八个，绝不会是七个，七个你会对号入座。这里的确有一点狡猾，让你不会感到这是竹林七贤。”

《竹梦》中最精彩的部分还是林怀民在长满竹子的舞台上的创意，《竹梦》的结束部分名为“冬雪”，六位红衣女子，放置在地上的电扇吹起她们的头发，吹起她们的衣裙，雪花白天而降……多名舞者走上舞台手执扫帚扫雪，拆去竹子，舞台监督上前拍了拍依然在吹箫的男子，箫声中断。幕布升起，后台暴露在观众的面前。竹梦也告终结。

《竹梦》的演出反响非常好，但是在观众中还是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比如有的人就是来看热闹的。

观众比1993年第一次来上海演出《薪传》时要好很多了。那一次，观众席里有人死命地用镁光灯拍照，等他拍到第六下，我终于跳了起来，叫来舞台监督，把灯光全部打亮。我对观众们说，在演出的时候拍照，严重地影响了舞台效果，我们现在只好重新再来。如果你的身边有人再拍照，请你制止他。观众集体拍手。在接下去的演出中，拍照的情况再也没有出现。剧场的经理跑来问我，你一下子就解决了我们四十年没有解决的问题，你刚才说的是什么，能再说一遍吗?

在深圳演出的时候，满场大哥大。有人边看演出，边大声地接电话：我正在剧场啊，正在看云门舞集的演出啊。我也站起来制止了一次。观众去剧场多了自然就好了，剧场的文化不是因为有了一个美轮美奂的大剧院就全都有的。

我看见在彩排的时候，你一直在做笔记，只有过一次提示。我很好奇，你当时记的是什么?

排练就是调试。调试灯光，音响，舞者的头发，舞蹈动作快一拍、晚一拍等等，人的身体是一个有机体，不是框在那里的。微调总是有的，有时候是对自己编的东西不满意。有一次在德国演出，那里的音响惊人，我从没有听到过那样的音响，一样的音乐，到了那里每一个音都是透亮的。我让所有的舞者都坐在音乐厅里，当一次观众，让他们听音乐，去感应应该做到什么样。音响环境一旦不理想，就要调整。

演员有自律，但讲评是必须的，我会对舞者说，哪一段跳得不好，因为你在想，当你在想的时候，就不是在舞蹈，而是在思考，你脸上的表情就是动作带出来的表情。人的动作是本能的，很多熟悉的事情是不思不考去做的，最后舞蹈和观众的联系是呼应的。打开电视，看看“立法院”，看他们的肢体语言，你就知道那里每个人都在说谎。

舞蹈是随时蒸发的，即兴的，在不同的地方演是不一样的。我是一个很通俗的观众，我喜欢有变化。舞蹈表面上是艺术的，像盖房子一样，再浪漫的东西，也是一个拍子、一个拍子搭起来的金字塔。

在谢幕的时候，我才看到演员是高矮不齐的，在演出的时候。却一点也看不出来。P7-8

这本书完全有资格成为那些刚出道的文化记者的教科书。它将教会他们如何提问，如何从一大堆杂乱的印象中提炼出最传神的细节嵌在报道里边，如何将一个高深的、现代或者后现代的学者或艺术家的思想和观念神采飞扬地、通俗易懂地传递给普通读者，而且，我相信，它也会让那些书斋里的“专家型”读者感到大快朵颐．发出类似于“深得我心“的感叹。

王寅奠定他在诗歌界的江湖地位．差不多已经是二十年前的事了。现在他是《南方周末》的资深记者，采访过一大堆中外艺术界的顶级人物，此前他是上海电视台的编导，参与制作过多集纪录片《长征》和有关老上海的专题片。

王寅刚到《南方周末》，便以一篇霍金观察记令大家震惊。在一次别说专访，就连抛出一个问题都不可能的“采访”中，他刀锋般犀利的现场观察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采访台湾现代艺术家蒋勳的时候．王寅的提问显然是有备而来．蒋熏力也就很容易滔滔不绝。

王寅：有资料上说，你每年大概要作300次讲座，这个数字确切吗?……很多像今天这样公益性、普及性的讲座，我注意到下面有些学生在打嗑睡。看到这种情况，你觉得还有必要和他们这样聊吗?

蒋勳：美这个东西，她有时候就是刹那间显现一些东西给你，其实我不觉得美一定是一种知识。从你的讲座里面，他(她)会在只言片语里面得到一个什么启发，很难估量。……以前我们在故宫上课，没有窗户，在暗暗的房间里看幻灯片，其实也打瞌睡的，可是我常常觉得忽然惊醒的那一瞬间看到的东西会变成我后来限重要的东西。如果迷信地讲的话，你好像会在最重要的东西到了的时候醒来。

一个实际的提问，被访者的回答却带有一些神秘的形而上的色彩。这是意外的收获。一个记者在采访中，意外越多，惊喜也越多。

王寅又问：“我看到张晓风在一篇文章中说你过着神仙样的日子，我不知道她是不是指你比较脱俗?”

蒋勳的回答很精彩：“台北是个很混乱的城市，脏、乱，几平没有人觉得自己居住的环境好。我是住在淡水河的河口，当初我那个房子买得便宜得不得了，70万台币。12扇窗往外推就看见河口，我有时跟人家讲说也不输西湖的景。别人已经觉得像神仙了，你怎么可以过这样的日子?可是，有次，我看到唐伯虎50岁给自己写的诗，他说：“醉舞狂歌五十年，花中行乐日问眠。漫老海内传名字，谁信腰、司没酒钱?”大家都会觉得他过得像神仙，可是他前面已经讲得很清楚，他没有权，也没有财富，但是他可以过得像神仙。我想张晓风讲的神仙本质上就是自由。他常常羡慕我可以到处乱走，听说日本的米园大雪，我就带着川端康城的《雪国》去住上两天。”

我们身边不大看得到这种为了米园的大雪带上川端康成的《雪国》专程飞一趟日本的浪漫怪人的，我们的媒体上宣扬得更多的倒是一些所谓成功人士为了招摇天下而实行的苦肉计式的折腾，和小资们的标榜另类实际已经很例牌的生活道具——法国闷片，村上春树的小说，布拉格的城市景观，诸如此类。但是我们仔细读完蒋勤的这篇专访，便可以知道．在我们是行头和饰品的东西，在他那儿大概已经修行得天然去雕饰．成为他生活中像空气一样自然的东西。即便造作，也造作得底气十足。

那些挑剔的被访者往往只对那些了解他的记者开口。碰到傻瓜记者的时候，他宁可把嘴巴闭上。某报曾经发过张某大明星接受记者采访的照片，照片上大明星的目光随着身子转向另 边，完全背对记者。这个记者对如此不堪的待遇当然会感到怄气，但他也不妨想想，他的采访提纲里到底是些什么问题，他有没有做过充分的准备，他是不是动了脑筋，他是不是除了报纸杂志，不读任何别的东西。

中国有句说滥了的古话，“酒逢知己干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这句话用在采访上，倒是极其贴切的。提起被访者的兴致，是记者的一大学问，这就是为什么有的采访刚刚开始就已经结束，有的采访原定半个小时，聊了两个小时、三个小时，还意犹未尽。

林怀民的采访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王寅的提问都是从他的观察中生发出来的。“我看见在彩排的时候，你一直在做笔记，只有过一次提示。我很好奇，你当时记的是什么?”“在谢幕的时候．我才看到演员是高矮不齐的，在演出的时候。却一点也看不出来。”“我注意到《竹梦》里个别片断舞蹈和音乐编织得不是很紧密，比如第二段的双人舞和三人舞。”“从风扇搬上舞台，就开始有了谐谑的成分，直到最后的穿帮。”“台上的竹子是真的吗?”“《竹梦》用的是爱沙尼亚作曲家佩尔特的音乐。”

有了前边的愉快的铺垫，当王寅问出最后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云门的下一个作品是什么?“时，林怀民的回答是一大段话(任何一个记者都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但林怀民很可能只是报一个剧目给他)

两年前在印度，恒河岸边，我看见乳白色的烟从焚尸场升起，丧家的男子从头到脚裹着白的棉衣，胡子刮得非常干净，我想到我重病的父亲……于是有了《烟》。

……在台湾没有春天的感觉。这太像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中的场景：家族长老死去的时候，板栗树上的落花像雪片一样，狗被窒息死了。

后来在布拉格找音乐，我找了很久。音乐用的是许尼特克，我喜欢他的音乐喜欢得不得了，他是我严重的初恋。他的音乐很难弄，非常现代，又十分浪漫。他是犹太人，有德国血统，生长在俄罗斯。你看。多么复杂。布拉格路上的石板像有灵魂一样，安静得不得了。从旅馆的窗户可以看见卡夫卡墓地，绿色的树，绿色的苔藓，绿，全是绿色的，绿到让你昏倒。你可以想像那里冬天绿成什么样子。我回不到恒河了。

后来还是普鲁斯特《追忆逝水年华》中的一句话让我找到了一块跳板，“有时，会忽然想起某个春天所听到的一个名字……”。

大树落下细细的白色的花，没有叶子的树想起它的春天。我用的是真的玫瑰花瓣，晒干了，是淡黄色的，在灯光下，是白的，很漂亮。现在，云门的门外就晒满了待用的玫瑰花瓣。

舞台上有一棵要几人才能环抱的大树，树上有20多片树叶。树下有一个小水池，一个小女孩死在里面，不穿衣服。水池里放的是真的水，是烧好的水，我们反复测试温度，要维持三分钟，不能太热，也不能还没有演完就冷了。你看，从出发点到终点，其实是不相干的。

如果是一家娱乐小报的记者去采访林怀民，用一大堆傻瓜问题令他瞠目结舌，他就绝对不会说出这么一段特别紧贴他的“身段”的话来：他不会说到印度与恒河，不会说到马尔克斯和《百年孤独》，不会说到许尼特克，不会说到布拉格的石板路和卡夫卡的墓地。不会说到普鲁斯特和《追忆逝水年华》，不会说到舞台上那棵有20多片叶子的树，更不会说那句几乎没头没脑的话：“你看，从出发到终点，其实是不相干的。“不能紧贴身段．便不能活画出他的本相。

当然，王寅完成最漂亮的采访的一大前提便是，他自己也得有盎然的兴致。被访者越精彩，越合他的胃口，他的兴致越高，他甚至可以一次，两次，三次地和他们深谈，话题从核心弥散开去．直到一些“群众喜闻乐见”的细节也成群结队地涌现出来。

人们已习惯于对诗人的文字存有某种迷信．但仅仅有漂亮的文字很难保证一个人可以成为好的记者。王寅早在大学时代就已经将他的文字锤炼得很漂亮，但他的采访最有价值的部分，倒并不在于他的文体．而是他从被访者那里挖掘出的思想的金子、经验的白银。我相信，一个舞蹈工作者会从林怀民的专访中领会到很多深意．一个建筑师会从库尔哈斯和黑川纪章的专访中获得很多启发，一个热爱日本电影的读者会对那篇佐藤忠男的专访着迷，而我们普通读者，除了获得很多教益之外，还可以领略到一篇新闻报道可以好看到什么程度。

前不久，我在一本书中看到一个法国人所做的对于塞尚的虚拟的采访，当我知道这篇对话是虚拟的以后．便把它放下了。我当然更愿意听塞尚的亲口说话，而不是一个自认为了解塞尚的人所做的“过度阐释”。王寅这本书的最大价值，便是对于当代众多艺术家的思想和观念的原声呈现。  

(本文作者《南方人物周刊》副主编)

即使很多年以后，我都不会忘记2003年深秋在东京御茶水客栈的那个夜晚。已经过了午夜时分，我的同事杨子、风端还在MSN上和我热烈地讨论第二天采访佐藤忠男的提问设计。对佐藤忠男的采访是东京之行重要的环节，要了解小津安二郎的生平创作绕不开这位日本最著名的电影评论家。杨子和风端在网上不断地支招，我把他们设计的采访提问整理之后，抄录在笔记本上。为了加快速度，风端干脆直接将电话打进房间面授机宜，直到把一张IP卡打完，此时已经是凌晨三点。

第二天上午的采访异乎寻常地顺利，预定的两个小时采访，提问与回答来来往往刻不停。采访结束的那一刻，我如释重负：毫无疑问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采访。应邀担任翻译的刘亦华老师却面色苍白，几平无力从座位上站起来，在密不透风的问与答中，她是最吃重的。后来在东京的朋友告诉我，佐藤对那次采访赞赏有加，令日本朋友吃惊不小，因为在他们眼中，佐藤一贯以严厉苛刻著称。

同样的事情还发生在2002年的无锡金鸡百花奖上。在采访香港导演许鞍华和尔东升之前有限的准备时间里，远在北京和广州的同事夏辰、杨子、风端用最快的速度提供背景资料，设计采访提问。当我出发去采访的时候，已经底气十足。还有什么比身处这样温暖的集体之中更幸运的呢。

收在本书中的文字都是为我所服务的报纸所作的访问。由于篇幅的缘故，见报的只是一小部分。重新再读这些篇章，采访时的情景历历在目。采访是采访者与被采访者的互动，采访者要做的不仅仅是倾听，还有提问和身体语言的呼应。我会尽我所能，作好采访准备，但不是所有的问题都能够和可以预设的。如果在采访中的提问和预先准备的提问完全一致，很难想象那会是一次成功的采访。好的采访是庖丁解牛，空气中充满了愉快的分子，好的提问是船夫手中轻点礁石的竹竿，让在激流中的小舟更平稳地顺流而下。

每一次采访都是一次不可预知的遭遇，都是一次奇异的旅行，会进入无法预料的地带，比如蒋勤谈到年轻时狂热地追随大陆文化，比如朱天文谈到她回到故乡的感受，比如贺友直谈到“文革”往事时泪流满面……也唯有如此充满变化的采访才会令人充满期待。每每在采访完毕，我走到街上，兴奋和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不亚于看了一场好电影。这就是采访的乐趣所在。

采访的乐趣使得采访的时间越来越长，从一两个小时到半天，到连续数日。第二次采访蒋熏力的时候，我曾经要求了一整天的采访时间。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变得如此贪婪，希望被采访者倾其所有。在对艺术创作本身的关注之外，我同样关心的是艺术家们的人生观、生活方式和人生故事，因为我自己也有太多的困惑和迷惘，希望获得求证和解答。我会向不同的采访对象问同样的问题，即使得不到答案，他们的人生经历也是很好的参照。被采访对象会教给我书本上不可能给予的教益。

由于诗人翟永明的建议，才有了整理以前的文字，并完成这本访谈录的念头。感谢赵仲明、成寅，刘亦华、周鑫、季丽霞为采访提供了精彩的现场翻译：黄陆璐，沈晓瑾、吴新生、黄琼诺、蒋春柳、李晓婷、王小乔、蒋思懿、任艳丽协助整理采访录音，对最终完稿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本书的书名《艺术不是惟一的方式》来自许鞍华导演在采访中的一句话“电影不是惟一的方式”，取其引申和扩展之意作为本书的书名，这也是我做这些采访的出发点——艺术不是惟一的方式，艺术是生命状态的反射和映照。为此要向这些非凡的艺术家和他们充满睿智的思想致以深深的敬意。

2007年3月10日

记得王寅曾说，为什么只做诗人?他很愿意自己是个第一流的记者。我觉得这态度不但很“酷”，而且很有现实感，说明他清楚知道文学和今天社会之间关系的复杂性。可惜很多作家、艺术家、诗人不能有他这样的态度，迷信什么纯诗，纯画，纯音乐，非要作纯粹的诗人和作家。

——李陀(批评家)

我同意杨子的一句话：“这本书完全有资格成为那些刚出道的文化记者的教科书。”但同时我又觉得王寅的本事不是教科书可以传授的。

我接受过他的采访，他问话不多，平和、善意中却藏着挑衅。他总是用像孩子一样诚恳和有兴致的眼睛看着你，这让受访者感到必须用时间认真地对这个人说一点自己的事情。这不是一种技术，也许与“生理场”有关。这一点没有办法，有些人有，有些人没有。

——徐冰(艺术家)

这本书完全有资格成为那些刚出道的文化记者的教科书。它将教会他们如何提问，如何从一大堆杂乱的印象中提炼出最传神的细节嵌在报道里边，如何将一个高深的、现代或者后现代的学者或艺术家的思想和观念神采飞扬地、通俗易懂地传递给普通读者，而且，我相信。它也会让那些书斋里的“专家型”读者感到大块朵颐，发出类似于“深得我心”的感叹。

——杨子(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