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发端于先秦，春秋战国是其源头。无论是封建时代一直居于主流意识形态、深入民族血脉的儒家，无论是思考宇宙人生、极具穿透力的诸子百家，还是代代相传、生生不息地哺育着高贵温润、优雅丰沛的民族性格和民族才情的诗书画，都早已同中华民族的生命融一体、可以说，没有传统文化，就没有今日的中华民族。

国学发端于春秋战国时期，产生了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既深且巨的学术派别，其主流被后世概括为“九流十家”。他们开创的思想文化，奠定了国学第一块厚重的基石。

经学、诗学、史学、蒙学、书学是国学的主干。经学，在汉代占据了主流文化的地位。诗学从《诗经》、《楚辞》，至唐诗、宋词、元曲，长盛不衰。史学自司马迁的《史记》问世，直到清代，仍是极昌盛的一个领域。蒙学自《史籀篇》始，到“三百千千”，为中国的文化教育，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书学则长久地陶冶着国人优雅高贵的文化性格。本书按经学、诗学、史学、子学、蒙学、书学分为六卷。作者采用分卷阐述的方式，纲目清晰，源流分明，一卷在手，则国学历历在目矣。

前言

经学

早期的经学

魏晋隋唐时期的经学

宋代经学

明代经学

清代经学

著名经学著作

当代人读经

诗学

诗经学

汉代诗经学的建立

宋以来的诗经学

楚辞学

唐诗学

宋词学

史学

中国史学的发端

西汉时期的史学

魏晋南北朝史学

唐宋元明清史学

史学的嬗变

子学

先秦子学

九流十家

汉代子学

清代子学

民国以来的子学

蒙学

蒙学的起源和发展

中华蒙学探究

书学

书学

心学的崛起

明代，程朱理学得到政府的大力提倡，仍然在学术思想界占据主导地，位。但明代中叶之后，出现了以王阳明为代表的“心学”一派。王阳明心学是程朱理学的反对派，王氏继承了南宋陆九渊的心学理论，并在新的条件下有所发展。

以王阳明为代表的明代儒家在个人道德修养方面给后人留下了丰厚的遗产。明代儒家重视人的精神生活，强调人的道德自觉，他们以先圣的人格为标尺，不断追求人的价值的自我实现，以求达到“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精神境界。

明代儒学有两个特点：一是程朱理学盛极而衰，二是王阳明心学异军突起，取代程朱理学而在学术界占据支配地位。

明代儒学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理学兴盛期，王学的勃兴期，王学的分裂期。

1368年，朱元璋推翻蒙古政权，建立了明朝。明朝实行科举制度，规定以八股取士。“专取《四书》及《易》、《诗》、《书》、《春秋》、《礼》五经命题试士。”而在儒家学说的选择上，明确规定以程朱理学为正宗。朱元璋多次下诏明示：“以宗朱子之书，令学者非五经孔孟之书不读，非濂洛关闽之学不讲……”由于最高统治者的提倡，致使程朱理学出现前所未有的盛况，成为明朝八股取士的唯一学术根据。明成祖朱棣更是明确宣示，要用程朱理学统一全国知识分子的思想。

程朱理学的官学化一方面提高了理学的地位，有助于统治者利用程朱理学进行政治统治；然而从另一方面看，这种官学化的过程，对于儒家思想的发展实际上是弊大于利。

在国家用行政手段强制干预下，程朱理学占据了明朝初年思想学术界的主导地位。学术发展史表明：一个社会如果只允许一种思想、一种学说存在，势必导致这种思想或学说的活力减弱和式微，即使这种思想或学说曾经是非常高妙的。明初统治者用行政手段推行程朱理学，言论定于一律，其结果是造成学术空气异常呆滞。学者们只会拾前人牙慧，除了不断重复朱熹的观点外，再也不能出新语。正如著名思想家黄宗羲所说，明代的学者只会“述朱”而已。

面对这种空泛、贫瘠的学问，学者曹端作《辩戾》一书首先发难。在书中，他对朱熹“理气说”提出异议，紧接着，薛碹打起“以复性为宗”的旗号，开创“河东之学”，将心性问题摆在儒学的重要地位。明初学者的这些努力，成为明代中叶“阳明心学”的发端。

明代中叶，王阳明“心学”兴起，开始在思想学术界占据主导地位。王守仁相继标出“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等心学观点，建立了系统的心学学派。“阳明心学”在明代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不仅成为学术主流，而且形成了一股巨大的政治力量。

1571年，王守仁死后，阳明心学内部发生裂变，形成了不同的派别。主要有四派：

一、“良知现成”派，以王畿为代表。该派主张“良知”靠“悟”，“良知”是“现成”的，就在眼前。

二、“良知日用”派，以王艮为代表。王艮认为：百姓日用即道，道在老百姓日常生活之中。

三、“良知归寂”派，以聂豹、罗洪先为代表。他们认为，只有静才能存得心，主张以静虚作为修养功夫。

四、“良知修正”派，以欧阳德、邹守益等人为代表。他们反对“良知现成”派，认为只有加强个人内心修养才能获得“良知。”

“阳明心学”发展到后期，愈发显示出“空疏无用”的一面。特别是何心隐、李贽等人，在跳出纲常名教羁绊的同时，也把阳明心学引向了变态。最终，由于虚无主义和清谈玄理的泛滥，使阳明心学走向了衰落。

心学的三大理论

“心即理”学说

王阳明在治学方面继承了宋代陆九渊的“心即理也”学说，也受到佛教禅宗的影响，在朱熹的理论体系中，“理”在人心之外，因而要“即物”而求，这就是“格物致知”。王阳明则相反，肯定“心即理”，认为“心外无理”。他说：

天地万物之声(色、味等)非声也，由吾心听，斯有声矣!

《传习录》记录了他和友人的一段对话：

(阳明)先生游南镇，一友指岩申花树问曰：“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是心亦何相关?”先生曰：“你未看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

天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仰它高?地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俯它深?

从这段对话中可以看出，王阳明认为自然物的存在形式，无论其色彩、形态都是由人的主观意识决定的。 “知行合一”学说 知行问题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古老问题。程朱一派的知行学说强调“先知后行”。他们认为，人只有先有“知”，即认知“天理”，才能用此理论去践履。王阳明与此相反，他主张“知行合一”。他认为，知则必行，不行不足以谓之知；真知则必行，不行终非真知。他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由此可见，王阳明认为“知”和“行”的合一才是目的。

“致良知”学说  “良知’’二字来源于《孟子》。孟子说：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学而知者，其良知也。

孟子认为人的道德观念是天赋的。王阳明对此进行了发挥，并引进《大学》中的“致知在格物”，“格物而后知至”概念，提出了“致良知”的主张。他说：“吾平生讲学，只是‘致良知’三字”，并说这是“圣门正法眼藏”。

王阳明所说的“致良知”之“致”，是“达到”、“表现出”的意思。一个人，如果能把自己的良知充分表现出来，就达到了“知”。

那么，究竟什么是“良知”呢?王阳明认为，良知就是天理。王阳明对孟子的“良知”作了本体方面的发挥，认为良知是是非之心，好恶之心；良知人人都有，“人人皆可为圣人”。它先验地存在于人的心中，是“心之本体”，人们无需向外寻求道德行为的来源。

“阳明心学”在明代中、后期曾经风靡一时，在中国思想界占据主导地位达百年之久。他的学说不但影响了中国近代历史进程，而且传至日本、韩国，对这些国家的思想界产生了重要影响。P21-25

国学原称国故学、旧学，指中国传统的学术文化。国学之名起于清末，与当时欧美西方文化所传人的“西学”相对，中国本有的学术称为“中学”。及至刘师培撰《国学发微》，国学一词方始成为国人对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学术的通称。这一称谓的出现，是中国传统文化面对世界文化时从自在到自为的质性的飞跃，是文化的自觉或文化的觉醒。同时，也是对本源文化的深刻体认和对祖源文化的顶礼。

国学发端于先秦，春秋战国是其源头。无论是封建时代一直居于主流意识形态、深人民族血脉的儒家，无论是思考宇宙人生、极具穿透力的诸子百家，还是代代相传、生生不息地哺育着高贵温润、优雅丰沛的民族[生格和民族才情的诗书画，都早已同中华民族的生命浑融一体。可以说，没有传统文化，就没有今日的中华民族。

传统国学采用“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经”包括了影响中国人思想和行为方式达两千年之久的儒家文化，“史”囊括了往古来今的所有史学著作，“子”部则将先秦各派思想家及其后继诸子的学术一网打尽，“集”部则为所有传世文学艺术的渊薮。

本书按经学、诗学、史学、子学、蒙学、书学分为六卷。经学即儒家学说，从孔子开创儒学以来，儒学大师代不乏人，儒学典籍浩如烟海。本卷厘清了始于先秦的经学的历史，有重点地介绍了历代儒学大师及他们的思想精华和经典著作。诗学卷主要阐述了中国诗学发生、发展及其演变过程，重点在诗学的两大源头《诗经》与《楚辞》，兼及唐诗、宋词、元曲。史学卷着重介绍了中国历史的三大体，即纪传体、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对史学巨擘，也有选择地作了介绍。子学卷重点放在春秋战国时期，因为那是历史上百家争鸣、学派纷呈的黄金时代。直到今天，我们仍不能不惊讶于他们思想的精深和透辟，仍不能不为他们的无可抵抗的魅力所吸引，本卷介绍了顶天立地的巨人和他们穿越时空的思想。在某种意义上说，蒙学更具体、更真切地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蒙学卷通过对蒙学的历史及文献的介绍分析，凸现了蒙学的文化价值及深远的文化影响；而书学是古代的文人士大夫必备的人文素养，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文化人格高雅与低俗的分野。在这一卷，我们对书法的起源及发展历史作了深入浅出的介绍。

国学的提出已逾百年，但其史却渺茫难寻；本书意在为国学爱好者梳理出一条阅读国学典籍的脉络，一卷在手，则国学可了然于胸矣。

张恩富序于重庆巴蜀中学东山坡无心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