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著名汉学家汪德迈先生长期生活在汉文化诸域，并把毕生精力献给了对汉文化的研究上。本书便是其生活体验和学术心得的浓缩。他将日本、朝鲜、香港、台湾、新加坡、越南等国家和地区的经济与政治的发展放到历史和文化的整体背景上来考察，分析了上述汉文化区域各国和各地区在历史进程中的成败得失，并指出现代化并非只有西化一途可走。这对于我们目前在学习和借鉴西方文化的同时，如何充分开掘传统文化的潜力，从而建设现代中国的新文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部人类的历史，证明了一个事实：文化交流促进了人类文化的发展，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前进。在整个人类历史上，国家不论大小，民族存在不论久暂，都或多或少、或前或后对人类文化宝库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人类文化发展到今天这个程度，是全世界已经不存在的和现在仍然存在的民族和国家共同努力的结果，而文化交流则在其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本丛书给读者以有关东方文化的知识，帮助他们了解什么叫东方文化？中国文化在东方文化中占什么地位？东方文化当前的作用是什么？衡以西方文化，东方文化的发展前景如何？

引言 汉文化圈的昨天与今天

第一部 经济

第一章 独特的增长活力

第二章 相同的发展结构

第二部 政治

第三章 中日关系

第四章 朝鲜问题

第五章 中国的统一

第六章 中越危机

第三部 文化

第七章 汉字——共同的遗产

第八章 儒教社会的演化

结论 新汉文化圈的崛起

附录 本书所引报刊、文献

后记

这是理论，实际情况如何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强调下面这一点(黑格尔当不满于此)：中华帝国按照礼治主义的原则获得了充分的发展，并在发展过程中大大完善了自己。要对此作出判断，必须找到其他参照系统，仅仅依靠不适于中国的法制主义的范畴是不够的，十分明显，如以法制主义的标准来衡量中国，中国则从未发生过变化。我们可以选择一些具体的标准：如极权主义标准，理解为政权在所有领域中对个体的所有活动进行强制性干预，独裁标准(理解为政权随心所欲地强加给个体以各种专断决定的行为)。分析古代中华帝国是否极权独裁，实际意味着对中国专制主义的特点进行描述。

同极权主义比较，中国传统尊重礼仪同西方传统尊重法一样。尊重礼仪，是尊重个人在按照礼仪行事时的自发性而不干预其活动。在中国历史上，还存在一种与以不干预为特征的礼治主义相对立的做法，为早期的反礼治反儒家的一个思想流派法家所鼓吹。法家的论点称礼仪为愚蠢的行为(如果他们当时知道法的存在，也一定会将法看成是同样愚蠢的东西)，法家的理论属典型的“目的性逻辑”，他们认为，国家欲达到目的，唯一只有通过一种无所不在的万能的刑法对个人的一切活动进行处罚、限制，“法家”之名即源于此。法家体系在秦朝(公元前221-207年)得到推广，毫无疑问，因之而成为人类历史上最为发达的极权主义模式。这一体系很快被推翻而一直未再重建。实际上，历史上中国或其他汉文化国家所经历过的各种不同的政权形式总是按照不同比例的礼治与法治的结合，但同现代欧洲各国政权相比，其最终的统治方法显然是多一些不干预主义，少一些极权主义。中国刑法发达，唐律比欧洲中世纪的任何法典都完善得多。然而长期以来通行的中国官员政绩评价标准却是官员们越少诉诸刑罚，便越是政德昭彰。这种办法则从未在西方流行过。

当然，在冠冕堂皇的政治制度大厦后面可以隐藏各种滥用权力的行为。正是从这个意义上需要分析这一不受任何政治机制控制的官僚政权的独裁特点。必须承认，中国功能主义具有官僚系统自我调节机制，中华帝国的行政管理水平，曾达到近代以前世界任何国家都不能与之匹敌的高度完善的境界。中国的科举制度便是行政管理史上的最重大的发明之一，即使中国古代的考试制度像其他制度一样渐渐蜕化了。近代西方正是从传统中国借用了这一制度。科举制之于行政权力正如民主制之于政治权力。在科举制之上又发展了多种自我控制机制，其中最著名的便是监察制度(御史台)的设立，其职能的执行经常是十分严格的。对于帝王权力本身也设有一种有效的称为封驳的制约制度。在帝国初期甚至更早，就规定对于较为重要的案件必须运用书面诉讼程序，这本身就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保证。然而，最后的调节权力属于帝王所有，虽有封驳制但却无控制。一些伟大的帝王，尤其是那些大王朝的开国皇帝对其权力运用自如，但若遇皇帝昏庸无能，则权力旁落，近臣得手。若是忠臣良将，仍可肩负重任谨慎行权；但若相反，尤其是权力被宦官太监窃取，国家权力即被滥用以致成灾。这里值得指出的是，中国官僚政体腐败的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即为官僚政治自身。总之，中国行政体制调节社会的职能优于所有欧洲近代以前的行政体制。当然中国历史上夷族统治时期，行政体制被用来为外族入侵势力服务的情况应另当别论。另外，像中国古代这样具有根深蒂固的群体主义结构的社会有足够的力量来与官僚政权抗衡。最无防御能力的社会阶层是农民阶层，他们备受地方村社富豪的剥削，同时又倚靠这些富豪的行政庇护。从礼治主义中之所以引不出国家的政治统治的概念也是因为群体主义社会具有充分的自己保护自己的能力。公元前4世纪的法家创始人商鞅从这一点出发，采取的强化国家的第一项措施便是解散群体主义的支柱——氏族。

以上是中国官僚制度所赖以建立的国家功能主义的基本特征。(P140-142)

一部人类的历史，证明了一个事实：文化交流促进了人类文化的发展，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前进。在整个人类历史上，国家不论大小，民族存在不论久暂，都或多或少、或前或后对人类文化宝库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人类文化发展到今天这个程度，是全世界已经不存在的和现在仍然存在的民族和国家共同努力的结果，而文化交流则在其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现时，我们不能否认，流行今天世界的文化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过去几百年中创造并发展起来的。社会主义文化已经产生，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它仍需吸收、借鉴资本主义文化中有益的部分，以发展和创造出一种更高形态的社会文化。

欧美一些比较有远见的历史学家，比如英国的汤因比，从研究全部人类历史中发现，一种文化或者文明都有一个发生、发展、演变、衰退的过程。他们把过去的人类文化或者文明，分成了许多独立的个体。有的个体，比如美洲的玛雅文化，今天已经荡若云烟，不再存在了。有的至今仍然存在，而且发展得如日中天。

一种文化或者文明，怎样才能继续发展，继续前进，继续洋溢着生气勃勃的活力呢？关键是除了内因以外，外因也起重要的作用，外因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文化交流。一种文化或者文明，如果在发展到一定的水平以后，就自我欣赏，自我感觉良好，故步自封，墨守成规，这表示，它已经失掉了生命的活力，注定要衰微或者消亡了。这是一个不可否定的基本历史事实。

此外，根据我们的观察，在五花八门、纷然杂呈的众多的文化或者文明中，显然有文化圈的存在。换句话说就是，在某一个比较广阔的地区内，某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或者文明，由于内部和外部的原因，影响了周围的一些国家和民族，发挥了比较大的作用，积之既久，就形成了这样的文化圈。古希腊和罗马文化、从希伯来起一直到伊斯兰时期的闪族文化、印度文化和中国文化都形成了各自的文化圈，在非常辽阔的地区内，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对圈内的国家产生了或大或小或强或弱的影响。这影响不是单方向的，圈内的国家间有着文化交流，圈与圈之间也有文化交流，总起来看，是一个互相学习、互相渗透的过程。

这样四大文化圈，又约略可以分为两大文化体系：一个是西方文化体系，指的是从希腊、罗马一直到今天的欧美文化；一个是闪族、印度和中国的东方文化体系。在人类几千年的历史上，这两大文化体系表现出来的情况仍然是互相学习，互相渗透，交光互影，独立发展。这当然也是一种文化交流，是在最大的宏观的基础上的文化交流，而且这两大文化体系的关系是，哪一个文化体系也不是自一开始就占据着或者永远占据着关键地位、主导地位、支配地位、垄断地位。

在今天的世界上，正如我们上面已经谈到的那样，流行的是西方文化体系。我们东方国家——在这里，“东方”既有地理含义，也有政治含义，即所谓第三世界的国家，中国也包含在内，近几百年以来就是向西方学习，向西方寻求真理。到了今天，世界上西方以外的哪一个国家不向西方学习？哪一个国家没有受西方文化影响？专就中国而论，我们的衣、食、住、行，我们的文学艺术，甚至我们的风俗习惯和我们的思想意识，无不打上了西方的印记。这是一件极大的好事，不向西方学习，则无法发展我们的生产力，无法推动社会前进。这个学习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不但今天学习，明天仍然要学习，绝不能稍稍放松。

但是，在努力向西方学习的同时，我们的头脑也必须清醒，我们的眼光也必须放远。我们必须上下几千年，纵横数万里，以人类全部历史和整个地球为背景，来观察东西方文化的关系，这样才能看出两大文化体系相对消长、互相学习的关系。最近几百年来所表现出来的情况，只代表最近几百年的发展。前于此者，情况有所不同，后于此者，情况也将会有所不同。只有放眼观宇宙，我们才能真正客观地、实事求是地观察问题。我们才能真正客观地、实事求是地了解西方文化，了解东方文化，了解中国文化。我们才能在错综复杂令人眼花缭乱的情况下，准确地给西方文化以应有的地位，准确地给东方文化以应有的地位，准确地确定我们文化发展的战略部署，准确地预见我们学习西方文化的结果。

我们这一套《东方文化》丛书，顾名思义，就是想给读者以有关东方文化的知识，帮助他们了解什么叫东方文化？中国文化在东方文化中占什么地位？东方文化当前的作用是什么？衡以西方文化，东方文化的发展前景如何？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全国人民关心文化问题，是合乎规律的，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对我们在这里提出来的这几个问题，我们应该有自己的答案。近几年来，全国各地出版了大量的有关文化问题其中也包括东方文化的专著和论文，汗牛充栋，车载斗量，目迷五色，花团锦簇。我们想在这一面锦上再添上几朵鲜花，共庆升平。对目前注意东方文化很不够的情况，我们想加以矫正或者平衡。因为是丛书，作者很多，探讨的方面也很多，观点就可能有不一致的地方。我们认为，这是好事，而不是坏事。我们编委会对此概不干预。每个人的观点由作者自己负责。只要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文章达到一定高度的学术水平，材料又翔实可靠，我们就收入丛书中。我们希望真正能做到百家争鸣，而只有真正的百家争鸣才能促进学术的发展。这是我们的信念，也是我们的行动方针。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内容丰富又独具一格，不仅对我国社会发展影响极大，而且在东亚和南亚等国(地区)的历史进程中留下了深深的痕迹，令世人瞩目。

现在，古老的汉文化是否还能适应我们今天重振中华，实现现代化的需要？它究竟是一份珍贵的遗产，还是一副因袭的重担？我们面对着它，应该采取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呢？

法国著名汉学家汪德迈先生长期生活在汉文化诸域，并把毕生精力献给了对汉文化的研究上。《新汉文化圈》一书，便是其生活体验和学术心得的浓缩。在该书中，他将日本、朝鲜、香港、台湾、新加坡、越南等国家和地区的经济与政治的发展放到历史和文化的整体背景上来考察，分析了上述汉文化区域各国和各地区在历史进程中的成败得失，并指出现代化并非只有西化一途可走。这对于我们目前在学习和借鉴西方文化的同时，如何充分开掘传统文化的潜力，从而建设现代中国的新文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作为一部学术专著，自然是一家之言。为了保持其完整性，我们使译文和原著忠实地一致。

以人类全部历史和整个地球为背景，来观察东两方文化的关系，这样才能看出两大文化体系相对消长、互相学习的关系，才能真正客观地、实事求是地了解两方文化，了解东方文化，了解中国文化。

                 ——季羡林、周一良、庞朴

到了21世纪，中国经济的发展，使得中国人开始逐步恢复对于自己文化的信心，能够心平气和的探讨普世价值和中国人独特价值观之间的关系，并寻求其中的契合点。

中国文化的最高理想是“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这体现的是一种普遍和谐的思想。

                 ——汤一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