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曾幕研究的又一新作。该书采用纪传体体例，共胪列了曾幕145位主要幕僚的传记，其中正文部分详细评说了李鸿章、左宗棠、彭玉麟等8位著名幕僚的事功学术，附录部分则对其他人物予以扼要介绍。

曾国藩幕府，是19世纪中叶在与以洪秀全为代表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军相对抗的过程中产生和发展壮大的，因其人数众多、盛况空前、影响深远而有“神州第一幕府”之称。本书选取与曾国藩关系最为密切的8位著名幕僚：李鸿章、彭玉麟、郭嵩焘、芹宗棠、刘蓉、罗泽南、李元度、丁日昌，将其置于当时特定的、具体的历史情境中加以认识、“理解”，以评传形式分别展示他们在修身、齐家、从政、治军、学术方面深受曾国藩培育、砥砺的全过程。全书内容丰富，文字流畅，可读性强。书后所附“曾国藩的其他重要幕僚”，在介绍各自生平事功的同时，突出与幕主曾国藩的关系，具有相当高的资料价值。

前言／1

第一章 “薪尽火传”——曾国藩的事业传人李鸿章

 科举路上的奋进者／1

 “生于末世运偏消”／6

 两进曾国藩幕府／11

 发迹上海滩／16

 “愿为吾师毕未竟之业”／24

 适时应势而督直／29

 对曾国藩对外“主和”思想的实践和弘扬／34

 对曾国藩洋务“自强新政”的继承和发襄／39

第二章 “奇男子”——曾国藩的爱将彭玉麟

 不平凡的早年经历／45

 “墨经从戎”助曾国藩练湘军水师／50

 田家镇一战使湘军水师名闻天下／55

 “芒鞋徒步”七百里解曾国藩南昌之危／61

 “彭郎夺得小姑回”／66

 血战九湫洲定合围金陵之势／68

 与曾国藩合创《长江水师章程》／76

 功成身退以遂初衷／81

 “修身齐家”以曾国藩为法式／86

第三章 “孤独的先行者”——曾国藩的至交好友郭嵩焘

 早年的科途奋斗／97

 为镇压农民起义献计献策／102

 与僧格林沁从合作到翻脸／108

 从苏松粮道到两淮盐运使／117

 粤抚任上的是是非非／125

 坎坷不平的出使之行／132

 还郭嵩焘以历史的本来面目／145

第四章 “相期无负平生”——曾国藩的畏友左宗棠

 “寒素”家世与艰难的科考之途／149

 “力耕读书”十年功／154

 初次出山显奇才／160

 “湖南一日不可无宗棠”／164

 从襄办军务到独当一面／171

 “同心若金”与“攻错若石”／180

第五章 “笑谈都与圣贤邻”——曾国藩的学术至交刘蓉

 “少负奇才”／190

 “海内论义我最先”／193

 刘、曾两家喜结姻亲／199

 “赛诸葛”名扬巴蜀／202

 巡抚关中遗恨多／206

 “遂初园”内耕耘勤／213

第六章 “良师益友”——最受曾国藩敬重的湘军儒将罗泽南

 “读书明大义”／220

 力助曾国藩“出师东征”／226

 花园一战“塔、罗齐名”／229

 回援武汉勤远略／234

 联姻续友情／240

 “湘军之将多事罗山”(上)／241

 “湘军之将多事罗山”(下)／248

第七章 “患难相从”——曾国藩发誓“三不忘”的李元度

 “大器早成”／254

 “追随忧患日”／257

 “带勇非其所长”／267

 “发愤著书”立说／274

 “缔婚姻而申永好”／277

第八章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曾国藩称道不已的洋务实干家丁日昌

 入幕前的不凡经历／283

 苏松太道时期的特殊表现／286

 从两淮盐运使到江苏藩司／297

 以洋务实干家著称于世的方面大员／305

 在经营台湾过程中的所作所为／321

 有关丁日昌的是是非非／327

附录一 曾国藩的其他重要幕僚／334：

附录二 主要参考书目／398

后记／400

“生于末世运偏消”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由一个完整的以自然经济体系为特征的封建社会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西方列强凭借不平等条约中取得的特权，向中国大量倾销商品，掠夺中国财富，致使人民生活每况愈下，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中国在1840年战争失败后被迫付给英国的赔款，大量的非生产性的鸦片消费，鸦片贸易所引起的金银外流，外国竞争对本国生产的破坏，国家行政机关的腐化，这一切就造成了两个后果：旧税捐更重更难负担，此外又加上了新税捐。”加之，封建官僚地主趁火打劫，贪婪地兼并土地，致使人民负担越来越重；连年的水旱灾害，如雪上加霜，把劳苦大众逼到无以为生的境地。这样一来，封建统治者和人民群众的阶级矛盾，在西方列强政治、经济等势力入侵的刺激下，显得异常尖锐起来。全国各地自鸦片战争后10多年间相继发生大小不一的起义和暴动，终于1851年1月汇聚成为农民起义的高潮——太平天国运动。仅仅两年多时间，以洪秀全为首领的太平军势力如滚滚江流一泻千里，影响遍及大半个中国。被外患搅得心神不定的清朝统治集团，面对声势浩大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尽管纷纷调兵遣将，前挡后堵，终究无济于事。在这种情形下，不得不动员各地汉族地主豪绅，利用其在本乡本地的封建政治、经济和宗族势力，“结寨团练”，并任命了一大批在籍官吏为督办团练大臣。

1853年3月，刑部左侍郎安徽旌德人吕贤基奉命回籍担任团练大臣。临行之前，他奏准李鸿章一同回乡，协助办理团练事务。对此，年轻气盛的李鸿章没有半点犹豫，欣然应命离京。李鸿章此举的动机我们可以这样认识：当时阶级搏斗的急风暴雨，不时飘人他那办事衙门的高墙之内，撞入他那沉静安谧的书斋，震撼着他那悠闲自在的心灵。封建纲常伦理大乱至极的严酷现实，促使他本能地认识到清政府是地主阶级的唯一政治代表，同他本人和家庭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因此，他要维护清王朝，忠于封建君主，加入到与农民起义军为敌的行列中去。

然而，回到家乡以后的客观现实并非李鸿章想象中那么简单、那么顺当。当时的安徽是阶级搏斗十分激烈的地区之一：外有建都南京的太平天国势力的威胁，内有此伏彼起、连绵不断的以捻党为主体的群众反抗斗争。就封建地方统治集团而言，尽管在各地均出现了团练，但各派势力互不统属，内部矛盾十分突出。手中无权无势、无兵无饷，对军事一窍不通的李鸿章，对此局势一筹莫展，心中顿有“生于末世运偏消”的感觉。就这样，他怀着万般无奈的心境，进入署理安徽巡抚周天爵的幕府。这时，因安徽境内的捻军在太平天国势力的影响下显得非常活跃，周天爵便把“剿办”皖北捻军、设法阻止其与太平军联合之事作为重要任务来对待。在不足两个月的时间里，李鸿章参与了周天爵镇压捻军的两次大的战役。首先，兴兵进“剿”陆遐龄起义。陆遐龄系安徽定远荒陂桥旗杆村(今属长丰县沛河乡)人，是一个地主家庭出身的武秀才，因涉案株连被关押在安庆监狱。1853年2月，被攻占安庆的太平军解救出狱之后，他奉命返回家乡定远组织当地群众起兵响应，不久竖起“随天大王百战百胜”的旗帜，聚众万余，打击土豪劣绅，抗拒清军。又与夏金书农民起义军取得联系，“约期大举”，南北呼应，声势较为浩大。针对这种情况，李鸿章奉命率团练百余人前往夏村，采取突袭手段先将夏金书捕杀，并借机“增立东北乡团防”，以堵塞陆遐龄义军南下的通道。随后，李鸿章与弟弟李鹤章督率团练随同周天爵转战寿州东乡、定远荒陂村等处，将陆遐龄起义军尽数予以镇压。其次，兴兵进“剿”活跃于颍州、蒙城、毫州交界地区的陈学曾、纪黑壮起义。据《重修安徽通志》第102卷记载，捻军首领陈学曾、纪黑壮等聚众4000余人于颍州之王市集，官军多次进“剿”均未成功，最终被周天爵率翰林院编修李鸿章督同堵“剿”却获得胜利。值得指出的是，这两支捻军势力缺乏严密的组织体系和明确的政治目标，且未能与太平军紧密配合，表面看起来人多势众，实则战斗力不强，所以这两次战役李鸿章轻易取胜，受到清政府的嘉奖。

1853年5月初，李鸿章从周天爵处调到新任巡抚李嘉端幕府协办团练。此时，以林凤祥、李开芳为首的太平天国北伐军已从扬州进入安徽境内，16日占领滁州，18日攻占临淮关，直逼凤阳城。28日，胡以晃部太平军西征部队又开进安徽省境。6月10日，北伐军和西征军分别占领亳州和安庆，致使李嘉端等部清军陷入了两路牵制、腹背受敌的危境。尽管北伐太平军势力按既定方针不久放弃亳州继续北伐入豫，而西征太平军却据安庆军事重镇作为大本营。在此后四个月的时间里，西征太平军采取南攻北守的战略方针，以求稳定南京东北门户局势，并为北伐太平军解除后顾之忧而深入华北腹地创造条件。为了阻止西征太平军北上夺取庐州，李嘉端急忙派遣张印渠和李鸿章分率团勇驻守集贤关、运漕镇、东关一带。李鸿章负责驻守的运漕镇和东关一带，既是巢湖、庐州等地的重要门户，又是漕粮的集散地。因此，西征太平军以一部全力攻占运漕镇，迫使李鸿章部不得不退防东关。然而，因西征太平军发动此役意在取得粮饷以接济安庆和南京，故未能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即转移他处，李鸿章不仅未遭全军覆灭，反而受到清政府六品顶戴的嘉奖。不久，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奉洪秀全之命到达安庆主持西征军战事，在皖北采取了改守为攻的战略，分兵进取集贤关、桐城等地。11月，太平军胡以晃、曾天养部攻占舒城等地，协办团练大臣吕贤基所属团勇被歼除殆尽，吕本人投水自杀。在这种情况下，李鸿章只得率所部团勇退守合肥冈子集。12月，太平军重兵合围庐州，新任安徽巡抚江忠源固守庐州待援。江忠源，字常孺，号岷樵，湘军中一员勇猛儒将，曾国藩的至交好友。曾国藩曾分别致书江忠源和李鸿章，希望他们彼此配合，相互救援，共挽狂澜。在给江忠源的书信中他明确指出：“李少泉编修，大有用之才，阁下若有征伐之事，可携之同往”；安徽境内“剿匪”，除了湘勇之外，还“有李少荃团练之勇，亦尚足资捍卫，想卓栽定以为然也”。在这里，曾国藩把稳定安徽局势作为重大进取之策看待，考虑到江忠源势单力薄，故希望江忠源能够把李鸿章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发挥其“有用之才”。与此同时，曾国藩写信给李鸿章，希望他为国家计，为自身计，在训练好团勇的同时，实心扶助江忠源经营安徽以成就大业。他首先指出，曾与江忠源论及绿营等官军积习已重，无法应付太平军攻势，“须尽募新勇，……扫除陈迹，特开生面，赤地新立，庶收寸效”。此时，江忠源“开府贵乡，知必以此意与足下熟计”。也就是说，希望李鸿章首先帮助江忠源将治军作为头等大事来对待。进而，曾国藩在表扬李鸿章练勇有法的基础上，“务望更加训练，束以戚氏之法”。表示来年湘军大部队开进皖境之后，拟与李鸿章部“合成一军，将士一气，万众一心，一洗向日营伍之陋习”。然而，由于江忠源抵达庐州两天后即被围困于孤城，李鸿章无法冲破太平军严密防线前往援救，稍后尽管李鸿章随各路援兵进扎庐州城外，但因将士不和，各军无法统一行动，更因西征太平军势力强盛，庐州终于1854年1月问被太平军攻占，江忠源被迫投水自尽，李鸿章也只好率勇北撤。数年之后，李鸿章仍对此事耿耿于怀，感到既负老师之托，又对江忠源未能尽力相助，遗憾不已。

庐州被太平军攻占之后，清政府改派福济继任安徽巡抚，谕令另一满族将领和春密切合作，力挽皖北危局。

由于李鸿章同福济系师生关系，所以他被召入福济幕府，所部团勇亦归其辖制。庐州地近南京，为敌对双方必争之地。因太平军倾全力予以固守，庐州城内军民密切配合，并得到援军在人力、物力方面的源源接济，多次主动出击，从而使得清军连连受挫，一时无法收复这一军事要地。在这关键时刻，李鸿章以幕僚身份出谋划策，建议改变强攻庐州的原有部署，先攻东南含山、巢县，再进西南舒城，以阻断太平军援军和粮饷通道。进而，李鸿章主动请缨，于1855年2月率兵向含山进发。由于曾国藩的湘军在两湖、江西等地全力反扑，牵制了太平军主力部队，李鸿章乘机夺占含山、巢县两城。随后，经过半年时间的充分准备，李鸿章部正式向庐州发起围攻。因驰援庐州的石达开太平军部奉命回援湖北，李鸿章等部兵勇于11月问将庐州从太平军手中夺回。通过这次战役，李鸿章博得了善于用兵的名声，并由福济奏准给予道员虚衔。夺占庐州后，巡抚福济从东南和西南兵分两路进犯太平军防区。李鸿章奉命参与东南巢县、和州、东关等地战役，但因太平军势力强盛，加之封建官场互相倾轧、妒忌之风盛行，使得李鸿章在福济幕府中忧郁不得志，心绪冷落到了极点，但他牢记其父李文安临终遗训，决心忍辱负重，与农民起义军对抗到底。

然而，更为沉重的打击又一次等待着李鸿章。1856年4月至6月间，太平军分别摧毁了清军江南和江北大营，乘胜对安徽省境展开了全面的军事攻势。在各路清军纷纷溃败之际，李鸿章作孤注一掷之举，率兵主动反攻，结果大败而归。9月，太平天国发生内讧，元气大伤，被迫由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阶段。李鸿章在福济、和春部署的各路兵勇配合下，率部进占巢县、和州、东关等地，因功赏加按察使衔。1857年2月，太平军陈玉成、李秀成部协同作战，在安徽北部发动了防御中的攻势，连克桐城、舒城等地。李鸿章部团勇被击溃，在极度仓皇之中他带着家眷逃亡。1858年7月，安徽巡抚福济被免职；8月，太平军陈玉成部复占庐州，将李鸿章的祖宅“焚毁一空”。这次，李鸿章完全失去信心，只得带着母亲李氏和几个弟弟逃往江苏镇江，等待时机东山再起。

综观李鸿章在这五年多时间里，或是团练，或是做幕僚，或是亲临战场，总体说来是失多得少，败多胜少。之所以造成这样一种结局，有主客观方面的原因。从客观上讲，太平军、捻军在安徽的形势高涨，使得清军和团勇疲于奔命，无法主动应战，加之各任安徽巡抚和将帅懦弱无能，李鸿章以一介书生从戎，不仅得不到正常的扶持和提携，相反官场中互相倾轧、彼此拆台的风气浓厚，使得他处处受制。就主观而言，李鸿章手中无兵无权，加之缺乏军事知识和实战经验，“好猛战”、“浪战”，只能充当“号召练勇、劝借军饷”的角色。不过，应当指出的是，这五年多的军幕生涯，为李鸿章后来独当一面从政治军积累了经验，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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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幕府制度，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养士之风。在当时，一些王公贵族或豪富之家蓄养着大批有才学的食客。如“毛遂自荐”的主人公毛遂就是平原君的食客。到了汉代，军队将帅和文职官员大量罗致文人谋士以辅佐自己的事业，标志着中国幕府制度开始形成。宋代，由于封建中央集权的加强和科举取仕制的定型，幕府制度也就衰落下去了。明末清初，幕府制度一度复兴，但就其性质而言，指的是由地方政府主要官员从中下层士人中聘请有才能的人入府署担任参谋、秘书等行政助手的一种用人制度。受聘入幕的人称之为“幕宾”、“幕僚”、“幕友”、“馆宾”、“西客”或统称为“师爷”。幕僚的主要职责是协助幕主处理地方民政事务，而与军事很少发生关系。

自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幕府制度演变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出现了与以往不同的特点：其职能不再限于对地方民政事务的处置，而是逐渐扩展对军政、外交、科技以及思想文化一切事务的解决。从而，幕府实际上行使着地方政府的职能，幕僚所起的社会作用也越来越大。在这方面，曾国藩的幕府最具典型意义。

的确，曾国藩幕府不仅在近代中国是空前的，而且在整个中国历史上也是罕见的。据薛福成在《叙曾文正公幕府宾僚》一文中记载，著名幕僚达83人；但另据统计，曾幕人才实际上超过400人以上。在这一庞大的幕僚群体中，尽管各人在幕时间不尽一致，担任的实际工作多有变动，但大体可以分为这样几种类型：一是出谋划策者(包括来去自由，不常驻曾幕者)。二是带兵打仗者，三是负责秘书事务者，四是担任后勤供需工作者，五是办理吏治者，六是办理外交、军工等洋务事业者，七是办理文化教育等事务者。由此可见，曾国藩幕府中各色人才都有，堪称为当时中国人才精英汇聚之所。更值得注意的是，出自曾幕的许多幕僚在当时或后来成为各方重要人才。单就政界官员而言，在曾国藩1872年3月去世时，其幕僚官至三品者达22人，其中总督4人，巡抚7人，至于任职道府州县者则更多。曾国藩去世后，增加到总督以上者十余人，巡抚十余人，布政使、按察使、提督、总兵、参将、副将、知州、知府等不计其数。曾幕盛况之空前，影响之深远，作用之巨大，是毋庸置疑的。有人将其称之为“神州第一幕府”，并非虚言。

然而，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曾幕如此空前的盛况呢？这是我们必须回答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学界已有人进行过考察，提出了很有见地的看法。有人说，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爆发，引发地方督抚权力的膨胀，迫使清中央朝廷不得不将军权、财权和行政人事权下移，为曾幕盛况的形成提供了客观环境和条件。有人说，曾国藩的地位和权力超出他人，在士林中声誉和地位的特别，则是其幕府人才济济的主观原因。这些分析确有一定道理，但并未点明问题的关键所在。窃以为，形成曾幕空前兴盛的重要因素，还在于曾国藩本人对幕僚的知人善用，对幕僚的培植和造就。换言之，是曾国藩的独特而又有实效的人才理论和实践起了主导作用。否则，我们将无法解释处在同一时代环境条件下的诸多“中兴名臣”、封疆大吏，他们的幕府状况为何比曾幕稍逊一筹。

早在京城做官时，曾国藩就对人才问题给予了高度重视。他认为，人才多寡好坏，关系到国家兴替盛衰，“国家之强，以得人为强”；“君子愈让，小人愈妄”。他认为，人才兴旺可以转移社会风气，“治世之道，专以致贤养民为本”，而其风气正与否，则“推于一己之身与心”，从自己做起渐及他人，最终形成一种社会风尚。他认为，人才好坏兴衰是从政治军的重要基础。不仅人才与行政的关系非常密切，“用人、行政，两者自古皆相提并论”；而且，人才与治军的关系密不可分，“制胜之道，实在人而不在器”。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曾国藩在从政治军的实践中，逐渐摸索总结，形成了一套识人、育人和用人的方法，为幕府人才群体的兴盛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曾国藩的识人之道，主要包括这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看一个人的道德操守。他认为，在实际生活中要求德才兼备的全才是不容易的，但其德不得不讲。应当指出的是，曾国藩所强调的“德”，并非全指程朱理学家宣扬的封建纲常伦理，也不只是停留在“仁、义、礼、智、信”的空泛层面，而是注重虚实结合、体用互补，将道德操守与经世济民联系在一起。他反复提倡“忠义血性”，即是为了增强幕僚的政治素质。他强调“大抵观人之道，以朴实廉介为质。”其中所讲的“朴实廉介”，就是他常常说的“乡气”。因为，乡气重的人“遇事体察，身到、心到、眼到、口到”，具有“劳苦忍辱”的可贵品格。正是由于曾国藩对人的道德操守的严格要求，所以在其众多幕僚中，出现了不少既有德又有才的人才。譬如，罗泽南出身寒微，人生坎坷不平，却能以天下安危为己任，“不忧门庭多故，而忧所学不能拔俗而入圣；不耻生事之艰，而耻无术以济天下”，被曾国藩树为做人的榜样。

二是看一个人的才学能力。尽管曾氏强调人才的道德操守非常重要，但这并不意味着忽视一个入的才学能力；相反，他对各类人才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对于那些能够驾驭全局或者独当一面的人才，要求他们做到“勤、恕、廉、明”。他在批牍中指出：“勤以治事，恕以待人，廉以服众，明以应物。四字兼全，可为名将，可为好官。”对于军事人才，他对之要求更为详尽。堪当将帅者，须符合“知人善任”、“善觇敌情”、“临阵胆识”、“营务整齐”四个条件；堪当营官者，也必须具备“才堪治民”、“不怕死”、“不急名利”、“耐受辛苦”四种素质。应当指出的是，曾国藩虽对一个人的才能要求很高，但在实践中从不求全责备，凡有一技之长的，都乐于使用。而对那些无德又无才的人，则坚决摈弃不用。有关曾氏识别一个人的才学大小、德才多寡方面的例子较多。他认为，左宗棠虽恃才傲物，为盛德所累，但终究是个驾驭全局或能独当一面之才。从而，在左氏危难之际聘为幕僚，且很快让其独当一面。章寿麟虽救过曾国藩的命，但曾国藩深知其人才能平平，故始终未予重用。据方宗诚记述，曾经有个浙江人因上书受到曾国藩的好评，委任为营官，但不久发现此人既无德又无才，立即予以革退。

三是看一个人的相貌、语言、文字和志趣。曾国藩认为，一个人的气质可以通过观察其举止言行得出判断，然后才能针对性地予以任用。关于这个问题，有人将其神化到迷信的程度，乃至于有一个出版社在无足够证据的情况下重印了一部叫做《冰鉴》的相书，作者署名为曾国藩。对此，我曾在《文史杂志》发表过一篇题为《(冰鉴>的作者系曾国藩吗》的小文予以质疑。我的理由是，遍查《曾国藩全集》中的日记、批文及书信等文字，尽管不时有对某某人相貌、言行的眉批，但无一处提到《冰鉴》的写作，所以我的结论是：曾国藩可能阅读过《冰鉴》之类的相书，但不能断定此书作者就是曾国藩。当然，我们应当承认，曾国藩对一个人的相貌举止的了解而推断其人的学识才能、人品爱好的好坏、多寡，的确有其高明之处。如果将此视为曾国藩善于看相算命的一个依据，那就不符合实际了。实际上，曾国藩是对一个人的相貌、举止等结合起来加以认识的。况且，一个人一时的一言一行并不能代表其自身的整体素质，而是存在着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与特定的时代环境和条件紧密联系在一起。对此，曾国藩在方宗诚于1864年问及塔齐布、罗泽南、李续宜、彭玉麟、杨岳斌、鲍超等人何以能成就功名的原因时做了回答：我只不过在实践中能够看到这些人“忠勇勤朴”，才各有选择地予以重用罢了。有人说我能够先知先觉，这是不可信的。应当说，曾国藩在这里是实话实说。

尽管曾国藩渴望能够得到德才兼备的全才，但他明确认识到“天下无现成之才，亦无生知之卓识，大抵皆由勉强磨炼而出耳”；在天下众生之中，“上智者不常，下愚者亦不常，扰扰万众，大率皆中材耳，导之东向东，导之西向西，习于善而善，习于恶而恶”。从而，他非常讲究培养人才的方法。这种方法概括说来，则体现在这几个方面：

一是转移风气，用以陶冶人才。而其转移风气的途径，在于家。庭、师友及士林群体。就家庭环境对人才成长的作用而言，“子弟之贤否，六分本于天生，四分由于家教。”为此，他以身作则，对子弟们不厌其烦地加以劝导教诲，留下厚厚两大册计120余万言的家训，不仅在家庭教育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且还影响到他众多的幕僚。在这方面，彭玉麟受其影响最为突出。据《清代四名人家书》记载说，彭氏一整套“齐家”理论与“修身”主旨紧密结合而付诸于实践，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曾氏家庭教育观对其影响至深。他不仅大段引用曾国藩的话语来教训子弟行正学好，而且将其落实到治家的具体行动之中。其弟分离20年后相见，染上吸食鸦片烟之习，彭氏限其戒绝再见；其子为独苗，花花公子习气颇重，调至军营后仍不思悔改，最终被斩首。所有这些，均是对曾国藩说的“治家贵严，严则出孝子”的认同。就师友对人才的指导帮助而言，曾国藩认为“古之君子其载道而荷道者，必有人焉帅而掖之，而后者有所阶而进。”他本人既是军政统帅，又是业师；幕僚既是工作人员，又是受业的生徒。他在给主持江南制造局的幕僚丁日昌的书信中指出：局中各员譬如弟子一般，阁下及藩师者譬如私塾老师，希望能对他们“勖之以学，教之以身，诫之以言，试之以文，考之以事，诱掖如父兄，董督如严师，数者缺一不可，乃不虚设此局”。就士林群体对人才的影响而言，曾氏认为“人才随士风为转移”。如他在就任直隶总督之后，为了使吏治得到厘正，特撰《劝学篇示直隶士子》一文，勉励学人士子为转移社会风气作贡献。他特别提醒人们，社会风气无常定之格，紧“随人事而变迁”。所以，先行者的表率作用非常重要。为了促成这种风气的迅速转变，他专折奏调钱鼎铭、陈鼐、游智开、吴汝纶、薛福成、方宗诚、李兴锐、赵烈文、金如澜、陈兰彬等幕僚到直隶，或“藉其廉勤爱士之风，与此间诸良吏互相砥砺”；或“以其劬劳之素，稍变此间逸惰之习”。事实上，无论是在两湖和江西，还是在江浙和安徽，他曾利用创设书院、刊刻先哲书籍等形式，为转移社会风气做过许多工作。通过这些工作，既造就了幕僚的才学，又使当地风气逐渐得到改变。

二是对人才施以殷勤教诲。曾国藩深感无现成人才可用，所以他对幕僚的教育培养非常重视。对于身边的幕僚，他通过谈心、定期考核等多种方式加以调教，对于不在身边的幕僚，则以写信、批牍或定期接见的方法，加以开导启迪，正如薛福成所言：“有师弟课督之风，有父兄期望之意”；每逢“将吏来谒，无不立时接见，殷勤训诲。或有难办之事，难言之隐，鲜不博访周知，代为筹划。别后则驰书告诫”。在曾幕中，因曾国藩殷勤教诲而成才的人很多，李鸿章则是一个明显的例子。针对李鸿章初入幕时傲慢习气颇重的情况，曾氏在耐心开导的同时予以严格要求。曾国藩长期养成了早起吃早饭的习惯，爱睡懒觉的李鸿章很不适应，加之恃才傲物，根本不把这种小事放在心上。为了治一治李鸿章的这一毛病，曾国藩每天吃早饭时总要等到李氏来后才开饭，连续多日李鸿章的毛病依然如故。在一次早餐中，曾氏对又是迟到的李鸿章说：“少荃，既入我幕，我有言相告，此处所尚，唯一‘诚’字而已”，说毕，拂袖而去。李鸿章万万没有想到，老师竟为这点小事而大动肝火。从此反省自己的言行，逐渐改正了以前的毛病，不仅懒惰之习没有了，而且在为人处世方面多了几分谦和，最终成为一位权倾一时的显赫人物。

三是宏奖以育人才。曾国藩认识到，高明的人自尊心强，耻居人后，勉之以忠可以为忠，勉之以廉可以为廉。卑琐的人，本无大志，斤斤计较，管得太严则有所畏惧，管得太松则懒散堕落。从而，他将“宏奖人才诱人日进”视为人生的一乐事。这就是说，他很重视对人才的鼓励、表扬，以此培养其上进心、积极奋发的精神，很少对人一味加以苛责、批评，防止其人丧失信心而感到自卑无能。在曾幕400余人中，绝大多数都受到过曾国藩的荐奖，有的甚至一奖再奖，不数年间连升几级者大有人在。尤须指出的是，曾国藩宏奖举荐幕僚，不分远近亲疏、出身高低，只要有才能就一定加以奖荐。譬如著名幕僚彭玉麟、杨岳斌等人，原本出身低微，后来之所以成为“中兴名臣”，便与曾氏对他们的表扬、激励和荐举有着密切的关系。

四是对人才严格要求，有过必罚，不论亲疏。曾国藩在日记中说，“将帅之道，亦以法立令行整齐严肃为先。”从而，他对于那些违反营规或不能履行军令状的人，从不心慈手软，严格按照军法处置。幕僚李元度被参劾去职即是一个明显的例证。李元度很有才学，且救过曾国藩的命，但他身上存在着文人好大言的毛病。1860年10月，曾国藩命他率兵防守安徽徽州。在他临行前，曾国藩与其约法五章，其中第一条就是戒浮。但李元度把曾国藩的告诫不当做一回事，未作切实准备即轻易进兵，结果全军覆灭，本人则逗留他处不立即回营禀报一切。曾国藩于是撕开情面，甚至与李鸿章为此事闹得师徒反目也在所不惜，直至把李元度严参革职为止。应当指出的是，并非曾国藩不讲朋友情意，而是考虑到李元度人才难得，缺点错误不责其改正，既对李本人无益处，也对幕府人才的造就不利。事后证明，李元度能够理解曾国藩对他的一片良苦用心；曾李二人亲密关系如故，且结成亲家之好。

相对于识人、育人而言，曾国藩对于任用人才的方法更为讲究。其具体内容包括“取之欲其广”和“用之欲其慎”这两个方面。简言之，可以将其概括成“广收慎用”四个字。“广收”就是不拘身份，“官绅并重”，尊卑并用；不分区域，多方收罗，“江楚并用”；不分才能大小，虽一艺一技，罔不甄录。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平时很注重对人才的访察、荐举、督责，经常“料理官车，摘由备查”，“圈点京报”，以获得广泛的人才信息，然后择其“朴实廉介”者收罗之。从幕僚入幕的经过可见，曾国藩延揽人才的途径是多种多样的。有的是他过去在湘、在京时学友，如罗泽南、陈士杰、吴敏树、刘蓉、郭嵩焘等；有的是由朋友推荐而来的，如方宗诚、唐训方等；有的是因诗文受知于曾国藩，如张裕钊、何拭、黎庶昌、钱泰吉、李士菜等；有的因上书献计献策而招聘入幕，如李元度、薛福成、丁日昌、汪士铎、李鹤章、屈蟠等；有的由他人之幕转入，如左宗棠、郭昆焘、吴坤修、莫友芝、李鸿裔等；有的师事曾国藩，早年就被发现为人才，如李鸿章、邓辅纶、吴汝纶、洪汝奎等；有的则是在直接对话，从言谈举止中招聘而来，如容闳、向师棣、罗萱、汪宗沂等；有的因军政才识受知于曾国藩，如彭玉麟、杨岳斌等；更多的人则是在各地访闻而知有一技之长学识出众者，如李善兰、华蘅芳、徐寿、成蓉镜、倪文蔚、戴望、刘翰清、方骏谟等。尽管这些人在出身、功名、才能等方面不尽一致，但作为一个幕僚群体，则是包括了各种各样的人才，明显地反映出曾国藩广收人才的本意所在。从这些人的籍贯分布情况来看，除了湖南、江苏、浙江、安徽几个重点省区以外，还有江西、湖北、广东、贵州、广西、四川、福建、直隶等省区。这也反映出曾国藩广收人才的用意十分突出。相对于传统的重出身、门第和资历的封建用人政策而言，曾国藩的这一广收博纳的用人方法，不能不说是一个时代的进步。它为幕府人才的形成，为幕僚才华的施展，提供了有利的机会。

“慎用”，按照曾国藩自己的解释，一是用其所长，尽其所能；二是量才录用。应当首先指出的是，他所说的“慎用”，主要是针对“广收”而言的。“慎用”与“广收”紧密联系，成为曾国藩用人方法的两个侧面。关于用其所长，尽其所长的问题，他以良药不适于病，梁丽之材用于室穴，牦牛捕鼠、良马守门作比喻，批评用人不当的错误，强调“器使而适宜”对于任用人才的重要性。他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尽力将其付诸实践。大量事实说明，曾国藩对于何处何人都能接纳，从不怠慢轻侮他人，无论是一技一艺或是出身低微的人，他都能虚心接纳，根据实际情况予以安置，发挥其所长。关于量才录用的问题，曾国藩认为即是应做到知人善用、因量器使。他在实践中感到，一个人如果使用得当，“当其时，当其事”，那么即使是一个平常的人也能起到“神奇之效”；相反，如果使用不当，那么就会导致人才浪费，即使十分优秀的人才也将“钮锫而终无成”。在多年的从政治军实践中，曾国藩始终坚持这一慎用人才的基本原则。即使是与他有生死之交或对他有救命之恩的入，也不是无原则、无标准地予以保举、提拔或重用；对于那些犯了错误、违反军令的人，不管是谁，也从不姑息迁就，而是秉公从处，该降级的降级，该查办的查办。当然，曾国藩明确认识到，有才能的人并非无缺点，人才是经过陶冶、磨炼而成的，那种“百长并集，一短难容”的人才是不多见的。所以，他用人不拘一格，处事不求全责备，而是根据一个人的才能高低、大小，适当地予以安排。正是在这个思想指导下，他根据幕府中不同人才的特长恰如其分地使用。他深知左宗棠、李鸿章等有统率全局之才，便向朝廷荐举其担任封疆大吏；他深知彭玉麟0杨岳斌等足智多谋，能够独当一面，就奏举其担任水军统领；他深知丁日昌、容闳等熟知洋情，就让他们处于中外交涉的前沿；他深知李瀚章、郭岜焘、李桓等有理财之能，就让他们担负筹集军饷之责；他深知赵烈文、张裕钊、吴汝纶、薛福成、黎庶昌等才思敏捷，就把他们长期留在幕中，既做秘书工作，又磨炼其学业；他深知李善兰、华蘅芳、徐寿、刘翰清等了解西洋“长技”，就让他们专事科技工作；他深知汪士铎、张文虎、莫友芝等为饱学之士，就聘请他们主持编书局或书院诸务，做文化教育方面的工作；他深知郭嵩焘、刘蓉等系经世之才，但不懂做官门道，就留在身边出谋划策，或在离幕后继续保持联系，听取有益建议；他深知王阎运等才学高迈，但无意做官，不惯约束，就听其来去自由，保持密切联系；他深知鲍超等有勇少谋，就让他们冲锋陷阵，很少让其参与决策；等等。可以说，曾国藩对于幕僚的任用，就像使用器具一样，真正做到了只要一个人有某种长处，就予以合适安排，极大限度地发挥其才能。要做到这一点，确非易事，但曾国藩做到了，并且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毋庸置疑，曾国藩幕府空前盛况的形成，是他独特人才思想在实践中发生作用的结果。本书将以几位著名曾氏幕僚生平事功为主线，重点叙述两者之间存在着的紧密关系。

自1982年参加整理《曾国藩全集》以来，我就对曾国藩这个复杂而又重要的历史人物产生了浓厚的研究兴趣，先后出版过《曾国藩与中国近代文化》、《曾国藩家族》等专著，发表过多篇有关专题研究曾国藩的文章。

鉴于《曾国藩及其幕府人物》、《曾国藩幕府研究》、《曾国藩和他的幕僚们》等书已先后问世，我对《曾国藩的幕僚们》一书的写作结构进行了精心的思考，尽力避免与上述各书雷同而突出自己的特色。全书正文计8章，专题叙述曾幕中8位著名幕僚学术事功等生平行谊，附录一则对其他重要幕僚每人作了一个小传。有一点很明确，我力求凸现一条主线，将幕僚与曾国藩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发掘，利用《曾国藩全集》中的可信资料来证实这种关系的客观存在，为读者深入思考曾国藩幕府盛况及其在近代中国具有深远影响的原因这个问题，提供必要的条件。我相信，细心的读者通读全书后自然会体察到我的一片良苦用心不会白费。进而，为了适应出版社的出书要求和顾及本人的学术旨趣，我在尽量做到少用注释的同时，对一些重要资料和他人观点的引用，则注明书名、卷次等。

在写作本书过程中，曾得到了池子华教授和张爱民先生的鼎力相助，还有卢学军、李永强、冯杰、唐兆梅、林建曾、龙建春、张卫波、刘兰肖、范铁权、彭小舟、武增锋、姚恒、周晓丽、张倩诸师友，或是在学术上、精神上予以指导鼓励，或是在资料的借阅利用方面提供了无私的帮助，或是在稿件的抄写过程中付出了诸多辛劳。在此，谨向他们致以诚挚的谢忱！

内人宋素琴在繁重的教学科研之余，承担起了全部家庭“后勤供需”工作，且在学术上给予了某些指导帮助。她对于促成此书的早日完稿，自然功不可没。为此，我也要向她道一声谢谢！

由于本人才疏学浅，尽管砣石乞求学，困知勉行不敢懈怠，但仍一知半解，书中错误之处在所难免，竭诚欢迎读者诸君批评指正。

成晓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