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文丛”汇聚了裘山山、赵德发、刘恪、薛舒、易清华、于怀岸、王棵、荆永鸣等30多位全国中青年作家的中短篇小说集，以整体面貌、集团亮相的豪华阵容，集中反映了中国文坛的力量。

童年记忆、儿童视角、淮河文化是这组小说的关联词。在《开口说话》作者曹多勇所提供的“生活”片段里，我们读出了一颗平常心。

《开口说话》是一组关乎作者童年故事的短篇小说集。

童年记忆、儿童视角、淮河文化是这组小说的关联词。在作者所提供的“生活”片段里，我们读出了一颗平常心。过往的历史在他的笔下已不再那么宏大，也不再那么严肃，最为关键的是，它竟然不再那么险恶。黑暗与寒冷退出了作者的历史观照视域，他让自己首先回到原初的直观历史体验上来。在这里，历史变成了真实的生活。人不是被随意表达的符号，而是活跃于其中的一个个鲜活生命。

《开口说话》由曹多勇所著。

人羊

淹没在时代里的父亲

一锨砍死你

幸福花儿开

开口说话

老熟秋

一颗飞翔的子弹

好好地吃一顿

年馍

恶游戏

西瓜嗝西瓜尿

话段子

大字

水姻缘

月亮头

人羊

这户姓麴的人家来大河湾村，是在一年的夏天。他家原本是船民，长年在淮河里打鱼为生，鱼少了，船破了，再难维持生计，干脆弃船上岸，做个种庄稼的农民。这家人不算多，一个男人，一个女人，两个孩子。船上人的长相有特点，凭借我们孩子的一副眼光也能辨别出。男人精瘦干小，头脸手脚黑不溜秋的。人们常常说，这人长得黑，黑得三把抓不出一道白印子，指的就是这么一种人。常年接触水，水锈顺着脚趾、手指慢慢洇染全身，如胎记一般，上了岸，没个三年五载的休想消退去。女人也黑，还长着一个大屁股，一双大脚丫，走起路来像鸭子似的往地上一拍一拍的，大屁股也像鸭子似的往左摆一下，往右摆一下。两个孩子是挨着生的，大的个头不算高，小的个头也不瓤。有趣的是两个孩子各背着一只大葫芦。葫芦漆着大红漆，猛眼看上去，像是背着鼓。船上的孩子都得背这样的一只大葫芦。葫芦浮力大，孩子掉河里不下沉。这两只大葫芦护着这两个孩子的命，一背就背好多年。现在，两个孩子上岸了，大葫芦还背着，这成了船上孩子的一种标记。

公社干部领着这样的一户人家来大河湾，与大队干部指手画脚一阵子，就把这户人家安插进村庄的紧西头。我们这儿的人家紧依淮河，房屋盖在庄台上。庄台属于拦河堤坝的一部分，却要比堤坝高、堤坝宽。村庄的紧西头是村庄的末尾梢，再往西就剩窄窄的一道拦河堤坝了。这户姓麴的人家就暂时把一间茅草屋盖在那么。

村里的大人与村里的孩子不一样，他们注意的不是这户人家男人长得黑、女人走路像老母鸭，还有两个孩子身后各背着一个圆鼓鼓的大葫芦。他们嘴上念叨的是这户人家的姓。姓什么？姓麴。大河湾没有这种姓，方圆村庄也没听说过有这种姓。麴，读着拗口，写纸上，生产队会计认不得，村学校老师也把头摇得像抽风。村里人生意见，说天底下有那么多的姓，他们家偏偏捡挑一个谁也不认得的姓，这不存心跟我们作对吗？

麴，这个姓，他们自家人念“去”（qu）。“去”与“滚”同意，又与“屈”同音。村里人说，有什么好“屈”的，别的村庄能收留他们家？村里人又说，干脆姓“滚”算了，在大河湾觉得委屈，叫他们家滚得远远的。

大河湾就他们一家单门独姓的人家，又初来乍到，肯定要受不少屈，遭不少欺。这么一种境况，这户人家早想到了。住是住进了大河湾，可要想融进大河湾，成为真正的大河湾人家，少说也得个三年五载的呀。

这户姓麴人家的大人隐忍着。

这户姓麴人家的孩子也隐忍着。

农谚说，头伏萝卜，二伏白菜。那时候，土地归生产队集体管理。每户人家只有一点菜园地，叫自留地。这户姓麴人家来大河湾落户正赶上伏天里。生产队分给他们家两分地。这家男人赶一趟集，买回一把挖地的铁锨，买回一把整地的钉耙，买回一包萝卜籽，又买回一包白菜籽，就准备种白菜、萝卜了。他们家人吃过萝卜、白菜，却从没种过萝卜、白菜。一家人新奇得不得了，大人孩子一齐围拥进这两分自留地里，种萝卜，种白菜。这户姓麴人家把这两分自留地平均分为二分，一分地种萝卜，一分地种白菜。地挖好了，地整好了，一家人却不知怎么把萝卜籽、白菜籽种下地。

女人说男人，你去邻居家请个人来种。

男人摇摇头，不愿去。

女人说，你去邻居家地里看一看，别人家怎么种萝卜、白菜，我们家就怎么种白菜、萝卜。

男人又摇摇头，还是不愿去。

这男人说，我不信萝卜籽种地里能长出白芋？白菜籽种地里能长出花生？

最终这男人随便地、马虎地、不合章法地把白菜籽、萝卜籽种进地里去。

菜园地种上菜，女人找来两捆麻秸，挨排排插出一道篱笆，拦鸡拦猪拦羊。这家女人带着两个孩子前前后后忙活了一整天，总算把两分自留地围拦住。不想这家男人看见了，却叫自家女人、孩子把篱笆拆下来。女人说，四周的菜地都围着篱笆，就我们家不围，鸡猪羊进来了，还能长出一棵菜？男人说，我们家的菜地不怕鸡猪羊，就怕村里人想进进不来。女人糊涂了，不知男人说的什么理。男人说，大人进不来就算了，孩子想进进不来，戳烂胳膊腿，就不好说话了。

女人说，怎么个不好说话呢？我巴不得戳烂肚子，肠子流出来呢。

男人叹口气，说居家过日子还是少一事比多一事好。

女人明晓男人的一颗心，领着自家的两个孩子把围好的篱笆拆下来。

几天过后，两分菜地里的菜籽发芽了。这时候，萝卜不像萝卜，白菜也不像白菜，只有一星一点的绿。风吹过来，颤抖一下。风吹过去，颤抖一下。纤纤弱弱的，怎么看都不像萝卜、白菜的秧苗子。

又过个十天八天的，两分菜地里的萝卜、白菜长出萝卜、白菜的模样了。萝卜的叶子毛茸茸的，白菜的叶子光溜溜的，见风见雨比赛似的往上长，满地洇染开绿，一篷一篷的，似一层流动的绿色云。

再过个十天八天的，两分菜地里的萝卜长有手指那么粗；白菜也一棵一棵把叶片往大里长，乌油油的。

这一天，这户姓麴人家的菜地进了村里的孩子，偷走一片萝卜，留下一片坑，还有散乱满地的萝卜缨。一个个萝卜坑新鲜着，一把把萝卜缨新鲜着，显然偷过没有好大一会儿。这家女人站在菜地里，一张脸气得通红，嘴冲着庄台骂，说谁家孩子祸害萝卜，吃肚子里烂心烂肝烂肠子。

村里人从近旁走过来，走过去，没人搭理这家女人的话茬子。

P1－3

童年的热闹

我的童年生长在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它的名字叫“文革”。“文革”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凭借童年的记忆，怕是很难说得清楚。一件说不明白的事情，又深刻地影响了我，影响了我们这一代人，影响了我们这个民族。

记忆中的村子很热闹，三天两头开批斗会。敲锣打鼓，红旗招展，口号喧天，把几个人捆绑着拉过去，先是开批斗会，而后是游街。开批斗会一般选择一处固定的场地。某个生产队的麦场，某块空出来的庄稼地——这样的地方是小场面。大场面一般设在大队部的院子里，或学校的院子里——关键场次的批斗会放在这么两处地方。其余的就分散在生产队的麦场上，或者一块不起眼的田间地头。批斗会开完后，接着是游街，一个生产队一个生产队去游街。在农村，不管哪个年代，种地是根本。参加开批斗会的村里人很少，参加游街的村里人更少。批斗来批斗去，被批斗的总是很少的一部分坏分子，参加批斗的总是很少一部分革命分子。围观的大多数是村里的孩子。村里的孩子喜欢热闹，喜欢批斗会，更喜欢游街。一个生产队一个生产队，跟着看热闹，这是一个能持久的热闹，这是一个很大的热闹。开批斗会，有一个固定的场地，村里的孩子想热闹也热闹不到哪里去。游街就不一样了。村大路旁边是庄稼地，春夏秋冬，除去冬天地里的麦苗不能吃，其他三个季节，庄稼地里长着好多能吃的东西。春天地里长麦子、长油菜，麦子拔节的秸秆能吃，油菜开出的花朵能吃；夏天地里长瓜果能吃，长秫秫秸秆能吃，长玉米秸秆能吃；秋天地里能吃的东西就更多了，白芋、花生、萝卜、芝麻、黄豆等。那是一个热闹的年代，也是一个食不果腹的年代。这么说吧，村里的里的孩子饿急了，连地里的土坷垃都能啃一口。批斗、游街把坏分子聚集在一块，也把村里的孩子聚集在一块。坏分子聚集在一块就老实了，村里的孩子聚集在一块反倒更具破坏性。村里的孩子跟着游街的队伍走到哪个生产队，哪个生产队的庄稼地就要遭殃了。这么多村里的孩子一齐围拥庄稼地里，有点防不胜防，还有点法不责众。相对庄稼地来说，村里的孩子就是一群蝗虫。村孩子经过的地方，庄稼叶上的绿色都暗淡许多。

记得有一次，我们一群蝗虫吃饱了肚子，觉得再也没有跟随游街的必要了，就回家玩我们自己的。玩什么呢？学着大人的样子，把一个村里的孩子捆绑上，也开批斗会，也游街。谁当坏分子呢，推举来，推举去，没人愿意当。眼见这个模仿大人的游戏玩不起来了。没办法，一个最厉害的村里的孩子自愿当了坏分子。这个主意是他想出来的，他不当谁当？我们拿出一根绳子，一下套在他的脖子上。绳子拴的是一个活扣子，两边的孩子拽着两个绳头，一齐往两边使劲地拉扯。绳子中间的孩子先还能张嘴骂我们，责怪我们勒得太紧，说松一点，松一点，你们想勒死我呀！绳子两端的孩子不松手，越扯绳子越紧。绳子中间的孩子脸色青了，眼睛圆了，身子软了。

2007年3月26日淮南

2010年12月24日平安夜修改于北京语言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