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研究新时期文学中死亡意识的论文较多一些。但是对于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的死亡问题，包括死亡意识的嬗变，死亡主题对文学的表现领域、审美风格的影响等等，总体的、系统的研究还没有，从而也就谈不上深入与否的问题。本书的研究想在这方面做一个初步的尝试。

由于在二十世纪文学里，自我意识的变化和死亡意识的变化息息相关，它已构成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所以本书准备从自我这一角度，考察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死亡意识的发展轨迹，以找到更深入、更本质地理解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某种视角。

本书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借助多门学科的知识，梳理了20世纪中国文学死亡主题的发展脉络，揭示了中华民族认同和直面死亡的心理过程，同时，又显示了死亡意识的变迁对文学死亡主题的内涵及形式所产生的影响。面对死亡，现代生命既有困境，也实现了某种超越。

自序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选题产生的原因、意义与研究方法

 第二节 相关研究概述

 第三节 若干概念的界定与辨析

第二章 死亡：自我的出场(上)

 第一节 个人时间的发现及其意义

 第二节 丘景尼等人的悲观道德观

 第三节 鲁迅等人的死亡实体观

 第四节五四时代的自杀观

第三章 死亡：自我的出场(下)

 第一节 五四诗歌：自我与直面

 第二节 五四小说：异己恐惧

 第三节 鲁迅：从直面到超越

 第四节 冯至：于瞬间寻觅永恒

第四章 自然主义死亡观

 第一节 社会现实条件和传统文化渊源

 第二节 沈从文：“自然数尽，从不悲泣”

 第三节 林语堂：说一声“这是一曲好戏”而走开

 第四节 废名：想象那个“不可言说的境地”

 第五节 与五四个性主义死亡观的比较

第五章 英雄主义时代的死亡

 第一节 一个英雄主义的时代

 第二节 现代英雄壮歌

 第三节 《深深的山谷》：死于英雄的阴影下

 第四节 英雄之死：人格完善的途径——论《红岩》并与《牛虻》比较

第六章 从求真到消解

 第一节 个性主义死亡意识的复苏与对生命真实的追问

 第二节 死亡之真——论史铁生创作的死亡主题

 第三节 死亡：分裂的喜剧——论余华小说的死亡主题

 第四节 拒绝死亡——论池莉等人的日常生活小说

第七章 传统死亡主题的现代内涵

 第一节 挽歌，为自我而唱

 第二节 现代时间乡愁

 第三节 死亡与仇恨

 第四节 死亡：情爱的回归线

第八章 死亡的现代演变

 第一节 对死亡本性的认识与认同

 第二节 死亡情感：从恐惧到沉醉

 第三节 死亡价值：两难命题

第九章 结语

 第一节 精神和艺术的嬗变

 第二节 文学与意识、文化的互动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第二节 丘景尼等人的悲观道德观

前面说过，关于生命的悲观感受，古已有之，只是形成一种稳定的悲观观念，则是近代以来的事。王国维对于生命虚无的看法，是这种观念认识的_个标志性阶段。他说：“人生一大梦”，又说：“草草阅生死。”我们知道王国维对待人生的态度是严谨的，他在这里所说的“草草”，不是指草率地为人，而是一指生命的短暂，在个人还沉醉于谋划人生时，其实他的生命早有不少的部分已经消逝，所以无论多么勤劳，多么善待时光的人，都会感到时间的脚步太仓促；二指生命的虚无，个人的一切创造、禀赋，没有一样不会被时光冲刷干净。王国维信仰的是叔本华的唯意志论学说。叔本华唯意志说重视意志，认为表象是靠不住的。而在他那里，意志又是群体的代名词，是不会消失的。个人是没有意志的，他只属于表象世界，表象世界有生有灭，终会消逝。叔本华生命学说使王国维看到了个人生命的短暂、荒诞、虚幻，培育了他的生命悲剧意识。不过，王国维没有直接从理论上对悲观道德进行阐释。而五四时期，在大量的宣传西方生命理论的众声喧哗中，有一个人冷静地、有意识地在理论上阐释悲观道德的内涵、价值，并用以分析当时青年的思想状况。他的科学的态度、人文的精神，尤其值得我们尊重。这个人就是丘景尼。丘景尼常用笔名景尼。我们能够找到的他的文章不是很多，基本上是关于生命的悲剧意识的。他的《无限性自由的经路》，指出人们常有的一种奠名的烦恼，这种烦恼就是生命的烦恼，即欲以有限生命去追求无限自由而不可得的烦恼。然后他提出了几种消除此烦恼的方案，如醉酒、恋爱等，而其中最彻底的一项就是死亡。他在另一篇文章《悲观道德的价值》中，明确而深刻地区分了悲和悲观这两个概念。他认为相对于悲观来说，悲有两个基本特征。第一，它往往由一定的刺激引起，比如一个人由于死了亲友而悲痛。在这一点上，他的反应和动物的本能反应没有什么区别。第二，这种反应是瞬间的或短时间的，往往时过情迁。而悲观就较为复杂了，文章说：“悲观就是把多数简单的‘悲’的感情固执在他的心头，经过了一定时间还不会消失。”也就是说，悲观是一个人对于世界、人生的整体观念，它有稳定性、复合性、整体性等特征。丘景尼还特别指出，如果说“悲”是一个点，那么“悲观”就是一条直线或一个圆，它“包有人的全生活(过去、现在、未来)”。

丘景尼认为，悲观的最终表现就是“死”，而死又是实现完善人格的重要途径，如苏格拉底、耶稣等人的死。所以“死”在此不是消极的表现，而是积极的举动。它体现了一种抵抗精神和牺牲精神，即牺牲自我生命以抵抗外界对理想的阻挡、侵害，这些理想包括对个人人格的追求，对社会未来的美好构图等等。丘景尼因此抬升了悲观的价值，认为它涵纳了一种革命性的抵抗和奋斗精神，它是人类求得新生路的希望，因为正是意识到社会的困境，才会竭力寻求突破，哪怕放弃自己的肉体生命。在谈到这一点时，丘景尼又提到了艺术与悲观的关系，认为艺术即是苦闷的象征，是它成就了中外文学史上的经典名篇。

丘景尼对于悲观道德的阐释，典型地体现了当时的社会思想和作家的文艺思想。中华民族是一个充满乐感的民族，他们从不去思考人生存在的根本欠缺，也就不担忧将要遭遇的悲剧境遇，所以一旦遭遇，他们则将其归结为命运。近代以来，这种状况开始改变，生命的悲剧意识逐渐萌芽，但很少有人像丘景尼这样从理论上进行详细、周到的分析。可以说，他的文章对当时人的思想观念肯定是一次冲击，具有启发的意义。具体地说来，它的意义在于以下四点。第一，它第一次从人生观的高度肯定了悲观的价值，而且将其与革命性的抵抗精神联系起来，强烈冲击着中国的乐感文化和中国人的宿命论思想，具有振聋发聩的先导作用。第二，它详细区分了“悲”与“悲观”的概念，说明了悲观是人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的必然属性，也是追求人格完美的源动力，从而在人性的高度肯定了悲观的合理性和积极价值。这一点与五四文学的主导精神极其相似。五四文学的死亡主题，不是自由的呼喊，就是人性的伸张。第三，丘景尼认为死亡是悲观的最后表现，是实现全部人格的途径，因此，死亡“决不是消极的懦怯的”，它是人生“最后的抵抗”，因而是“何等的‘悲壮’，何等的‘伟大’”。鲁迅笔下的死亡，就凸现出一种反抗的精神，它们是鲁迅“绝望的抗争”思想的突出表现。《药》中的夏瑜用死亡谱写他的社会理想；《孤独者》里的魏连殳则用死亡表达了人格上的不屈和追求；而《野草》中的不少篇什，如《死火》、《墓碣文》、《过客》等，都描写了作为升华生命价值的死亡：烈火在燃烧中实现价值；死尸在成尘时将会微笑；死亡被拉进《过客》，从而观照了整个人生。丘景尼认为，现代人之所以产生“悲观”情绪，而没有仅仅停留在“悲”的层次，是因为现代人对人生有了全体观照。第四，丘景尼认识到了悲观观念对于艺术的功能。他也借用了日本人厨川白村关于艺术是“苦闷的象征”的说法，如所周知，鲁迅等作家也特别推崇这一观点。这种现象至少说明了，这样一种文艺观在五四时期普遍被认同。在此顺带提及，通过第三点和第四点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鲁迅的一些重要的人生观念和艺术思想，既是他个人创作的魅力所在，又有着社会精神和社会心理方面的基础，并不是横空出世之物。即使不说丘景尼的悲观道德观对他有影响，至少可以说，丘景尼是他的一个重要注脚。由此也可以见出，丘景尼这种有意识地介绍、阐释人生悲观道德的工作，对于五四文学死亡主题等悲剧主题的形成和发展，有着重要的促进功能。(P27-29)

当年选择这个课题，是“少年不知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年轻的生命中有一点困惑、一点烦恼、一点思考，全将其倾注于选题之中。但我是叶公好龙，随着思考的深入、年龄的增长，竞越来越感觉到这一选题的艰难。我不是一个怯懦的人，从小经历了身体与家世的两重灾难，求学的道路也曲曲折折，我从来没有退缩过，动摇过。但死亡让我恐惧(不是害怕，害怕死亡，指的是害怕死亡事件；而恐惧死亡，指的是恐惧死亡的必然性)。我常常将自己与一些同龄的优秀人物相比，时光流逝，功业未就的恐惧感将我袭击得一塌糊涂。面对这样一个选题，我无法做到用完全理性的眼光、学术的方法处理对象，常常是经历了心灵的煎熬之后，才能冷静地进行写作。这种情感也渗透到我的生活安排当中来了。无论身处何方，一旦熟悉起来，我就会因为在人际交往上耽误了太多的时间而感到不安，或是感到生命一成不变而时间却在悄然流逝的恐慌。于是，我总是渴望迁徙到新的地方。这也许是将对时间的恐惧转移为对空间的恐惧了。

应该说这么多年从事这个课题，实在是费了心思的。二十世纪中国新文学也与死亡观念的现代转化有一种深刻的关联。但由于本人在学养、性情修养上与此选题之间仍有不小的距离，使本书显得幼稚、杂乱，似乎谈到了许多问题，又似乎蜻蜓点水，没有深入。作者有时想当作家，情绪飞扬；有时又想扮演哲学家的角色，笔端凝重。但两者都不成功，请读者原谅。好在今天出版物众多，也许可以淹灭它，让作者可以稍稍顾全颜面。但我仍然期待着自己会变得思想成熟，意志坚强，或者有人比我更成熟、更坚强，而又对这一课题感兴趣，能够更好地完成它。

肖百容

2007年5月于桂林

好几年来，我都被这个课题困扰得焦虑不安，又引诱得兴奋莫名。最后的结果到底怎样，只有读者有权评价。但是这个过程让我珍惜。博克说：“一个人只要深入到事物表面以下去探索，哪怕他自己也许看得不对，却为旁人扫清了道路，甚至能使他的错误也终于为真理的事业服务。”我常常以他的话自我安慰，也以此自我鼓励。

选择这样一个课题，也许是有因缘的吧。大概是八九岁时的一个黄昏，我在荒野里边放牛边看连环画，忽然画面下的字看不清了，抬头才意识到天色已黑。深远而迷茫的山野，就我一人，远离了人群。也不知怎么回事，我猛地产生一个可怕的联想：人死之后大概也就这个样子吧：独自一人，一个伙伴都没有，静悄悄、黑乎乎的。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意识到死，那样一种心灵震撼至今都记忆犹新。从那以后，我经常在车水马龙的大街上，在欢歌笑语的宴会中，不合时宜地思考生与死的问题。我也喜欢看文学作品中关于生命和死亡的描写。凑巧的是，博士入学面试时，黄修己先生给我提的一个问题，也是关于死亡的。他的问题是这样的：既然在你的硕士论文里谈到了林语堂小说的死亡意象，那你有没有关注过其他作家作品的死亡描述。如果关注过，请举些例子看看。这些都促成了我现在的选题。

如今漫长的写作过程即将完成，无论成绩如何，总是免不了一番回首。负笈中大三年，自我感觉最大的收获，就是爱上了专业研究。这种对专业的热爱，是福是祸，用世俗的眼光来看，都未可知。但既然是爱，就没有理由。而激发我这种热情的人，则首推我的博士导师黄修己先生。师从先生问学三年，感觉他待人虽很平易、很宽容，学术上却十分严谨。我们平时开玩笑说，黄老师对待学生，在生活上是溺爱，在学术上是苛求。清华大学的解志熙教授说，黄先生科学务实的学术态度，其价值将经受时间的考验，日益明显。他的严谨让我们受益匪浅。而在讨论这个课题时，黄先生所表现出来的开明让我惊讶，也给了我的写作极大的自由。先生的道德、学问和文章，都让我景仰不已，不知能否得其一二。

本书的写作还得到了我的博士后合作导师，南京大学丁帆先生的悉心指导。他的无私和宽厚让我感动。丁先生讨论问题时表现出来的人文激情，常常能刺激我疲惫的学术神经，使我觉得如沐春风。我的硕士导师，湖南师大的罗成琰教授，以及凌宇、颜雄、徐麟、谭桂林等老师，为我的成长付出了辛勤的劳动。武汉大学的陆耀东教授和清华大学的解志熙教授，对我课题的完成也提供了各方面的帮助。此外，本书的出版，得到了我的母校中山大学中文系的全力资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肖百容

谨记于2005年5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