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洛卫夫人》是以“一天的时间来写尽一个女人的一生”的独特小说。在本部小说里，伍尔夫以其飘逸灵动的文笔为我们展示了一组组绝美而又绚烂的意象，以其轻盈又极具速度和象征的手法剖析了一位女性深邃如诗的内心世界。在小说渲染的氛围里，弥漫着较为强烈的自杀主义倾向，虽然最终伍尔夫并没有让达洛卫夫人以自杀谢幕，而是让另一个青年代替她完成了坠楼掷地、走向最终解脱的内心愿望。极具悲剧性的，在小说而外的伍尔夫，几乎也以同样的方式走入了她笔下的角色。

《达洛卫夫人》描写了一位议员夫人一天的活动过程。全书以主人公为核心，以她的生日晚宴为枢纽，突出地塑造了两个截然不同的典型：代表上流社会及习惯势力的“大医师”布雷德肖和平民出生的史密斯，同时对当时英国社会的上层阶级中形形式式的人物做了入木三分的刻画，让读者领略到典型意识流小说的各种特色，并以其“一天写尽一个女人的一生”的艺术功力，淋漓尽致地展现了这部作品的独特性，同时还告诉人们，意识流小说并非仅仅是艺术技巧的创新，它们也可以具有深刻的思想性和社会意义。

译本序

记住我的宴会，记住我的宴会，彼得·沃尔什走上大街，口中有节奏地自言自语，同大本钟报时的直截了当的声音保持协调。(一圈圈沉重的音波融入空中。)唔，这些宴会，克拉丽莎的宴会，他兀自寻思。为什么她要举行这些宴会呢？他想。不过，他并不怪她，也不责备迎面走来的身穿燕尾服、钮孔里插一朵康乃馨的所谓的人。世界上只有一个人能像他那样，沉湎在恋爱中。这幸运儿便是他自己。此刻他的身影映现在维多利亚街上一家汽车制造商店的厚玻璃橱窗上。整个印度都是他的后盾：平原，山脉，霍乱，比爱尔兰更为辽阔的土地，他，彼得·沃尔什——独自作出的抉择；在他的一生中，他破天荒第一次真正恋爱。克拉丽莎变得严厉了，他想，而且，他怀疑她还有点感情用事。他望着那些庞大的汽车，它们能够——行驶多少英里？需要多少加仑汽油？因为他对机械比较内行，在他居住的地区里，他还发明过一种犁，并且从英国定购过手推车，遗憾的是那些劳工不愿使用这些工具。克拉丽莎对这一切毫不知情。

“这是我的伊丽莎白！”她说这句话的语气——叫他听了很不舒服。为什么不简单地说“这是伊丽莎白”呢？不真诚。伊丽莎白也不喜欢她这样说。(那洪亮、沉重的钟声的余波仍然震荡着周围的空气，报告半点钟的钟声，时间尚早，刚十一点半。)因为他了解年轻人，喜欢年轻人。而在克拉丽莎身上，他总感到有那么一点儿冷酷。当她年轻时，她总有一种羞怯的心理，到了中年，这种心理变成了世俗观念，然后一事无成，一场空，他思索着，阴郁地望着那玻璃橱窗深处，心想，是否因为他在那一时刻去看她而惹她生气了？忽然，他只觉得羞愧难当，自己表现得像个傻瓜：哭泣，动了感情，把什么都告诉她，就跟往常一样，完全一样。

仿佛一片乌云遮住太阳，寂静笼罩伦敦，压抑人的心灵。一切努力停止了。时光拍击着桅杆。我们就此停顿，我们在此伫立。唯有僵硬的习俗的枯骨支撑着人体的骨架，里面却空空如也，彼得·沃尔什喃喃自语；他感到身体被掏空，内部什么也没有。克拉丽莎拒绝了我，他站着沉思，克拉丽莎拒绝了我。

好比一个女主人准时来到客厅，却发现客人已光临而为自己辩解那样，圣·玛格雷特教堂的钟声在诉说：我没有来迟。没有来迟，她说，现在正是十一点半；然而，尽管她绝对正确，她的声音却不愿显出个性，因为那是女主人一本正经的口吻，对过去的某种忧伤，对现在的某种关注，使她把个性隐藏。钟声在说：十一点半了。圣·玛格雷特教堂的钟声悄悄地钻人内心深处，消逝在一圈圈音波之中，仿佛是什么有生命的东西，要向自己倾诉衷肠，驱散自己，带着一阵幸福的颤抖去憩息——正如克拉丽莎穿着一身洁白的衣裳，随着钟声走下楼来，彼得·沃尔什心想。那便是克拉丽莎本人，他满怀激情、十分清晰而又莫名其妙地想起了她，似乎这样的钟声多年以前就在室内回荡，他俩相对而坐，心心相印，共享那缱绻的良辰，又似采蜜归去的蜂儿，满载着千金一刻的柔情蜜意而离去。不过，是在哪一个房间？在什么时刻？当钟声敲响时，他又为何感到如此心花怒放？过了一会，当圣·玛格雷特教堂的钟声渐渐减弱，他想到她曾经患病，那钟声表示虚弱和痛苦。他想象，那是她的心脏病发作，最后一下钟声蓦地响亮有力，那是震撼生命的丧钟，克拉丽莎在她的会客室内应声就地倒下。不！不！他呐喊着，她没有死！我也不老，他呐喊着，迈开大步走上白厅街，似乎光明的未来展现在眼前，充满活力，永无休止。

他丝毫不老，不顽固，也不乏味。至于他们那些人嘛——达洛卫喽、惠特布雷德喽，以及他们那一伙人对他的风言风语，他毫不在意——一点也不(虽然他有时确实不得不考虑，理查德能否给他找份差使)。他昂首阔步，举目凝望，朝着坎布里奇公爵的塑像瞪眼。他曾被牛津开除——那是事实。他曾经是社会主义信徒，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个失败者——那也是事实。但是，他认为，文明的未来掌握在青年手中，就像三十年前他那样的青年，他们热爱抽象的原则，他们从伦敦订购书刊，一直寄到他们所在的喜马拉雅山峰之巅，他们研究科学，研究哲学。他认为未来就掌握在那样的青年手中。

背后传来一阵响声，犹如林中树叶的窸窣声，接着又有一阵沙沙声，一种有规律的得得声，赶上了他，打乱他的思路，使他不由地迈开整齐的步伐，走上白厅街。一群男孩身穿制服，手执枪支，凝视前方，大踏步行进着；他们的手臂僵直，脸部表情活像刻在塑像底座四周的铭文——颂扬尽职、感恩、忠贞不渝、热爱祖国。

彼得·沃尔什同他们保持步调一致，觉得这是很好的训练。然而，这些孩子看上去并不茁壮，大都很瘦弱，这些十来岁的男孩将来也许会站在放着一碗碗米饭、一块块肥皂的柜台后面。眼下他们却拿着从菲斯伯里街取来的花圈，准备献在空墓之前；他们神色庄重，与花圈相称，毫不掺杂声色犬马之乐或日常琐事之忧。他们已经宣誓。交通车辆尊重他们，货车都停下，让他们通过。

当他们在白厅街上行进时，彼得·沃尔什感到自己无法跟上他们的步伐。确实如此，他们继续稳步前进，越过了他，越过每个行人，似乎有一个统一的意志统帅着四肢，而那千变万化和毫不缄默的生活，已被安置在纪念碑和花圈组成的台阶之下，由于纪律的约束，生活变成一具瞪大眼睛的僵尸，人们不得不尊重它，尽管可能嘲笑它，却不得不尊重它，他想。他们就这样迈步向前，彼得·沃尔什思忖着，在台阶边停滞片刻，他们经过所有高耸的黑色雕像：纳尔逊、戈登、哈夫洛克等伟大战士的雄姿矗立在他们的上空，高瞻远瞩，仿佛他们也曾同样地克己，牺牲(彼得·沃尔什感到，他也作出了伟大的牺牲)，受到同样的诱惑的摧残，终于归结为顽石一般的呆视。然而，彼得自己根本不要这种目光，尽管他尊重别人的这种目光。他能尊重孩子们眼中的这种目光。孩子们继续向河滨大道行进，渐渐消失在他的视野之中；他想，他们尚未尝到人生烦恼的苦果——没有尝到我经历过的一切，他想；他穿过马路，站在戈登的雕像下，站在他童年时代的偶像戈登的雕像下；那将军交叉双臂，跷起一条腿，孤零零地伫立着——可怜的戈登，他兀自思量。(44-47)

多少年来，谈起意识流，不少人似乎认为，那纯粹是艺术技巧或创作手法的问题，这类小说没有多少思想性和社会意义。在西方，也有人持相仿的观点。例如，当代英国影响颇大的文学评论家里维斯教授批评弗吉尼亚·伍尔夫(1882-1941)的作品意义不大，价值不高，因为其小说未充分反映现实，尽管她是技巧卓越的艺术家，并说，以伍尔夫为核心的勃卢姆斯伯里集团，乃是一群孤芳自赏、蔑视传统与其他流派的文人雅士，心胸狭窄，视野不广。我国某些评论家也有类似的论调，譬如有人指责伍尔夫“对生活和现实的看法是片面的，她忽视了人的社会性，把人际关系和主观感受放在社会的真空中来观察和描写”。

对意识流作家及作品的另一重要观点，涉及传统与创新。相当流行的一种见解是：在当年(20世纪20-30年代)，意识流是崭新的、独创的文艺理论与创作方式，完全摆脱传统，反其道而行之。

以上所云，均有一定根据与道理，但又不尽然。因为，意识流小说并非一味注重技巧，而是同作家的人生观、作品的思想内容密切相关的；在某些篇章中具有相当强烈的社会性，以至尖锐的批判性；或许可以说，在这方面不亚于现实主义小说吧。弗吉尼亚·伍尔夫以及某些趣味相近的文人，并非纯粹的象牙塔里的精神贵族，而是在一定程度内，具有社会意识与民主倾向的知识分子，有时颇为激烈，甚至偏激哩。不过，归根结蒂，伍尔夫之辈是以资产阶级的个性主义、自由主义、人道主义和非理性主义来揭露与批判伪善的、扼杀性灵的资产阶级伦理、习俗、偏见和理性主义，貌似一针见血，其实浮光掠影而已。

总之，这位女作家同她针砭的对象，宛如一棵树上的花果枝叶，色泽或浓或淡，个儿或大或小，盘根错节，姿态横生，外观异趣而根子则一。

就社会意识和民主思想而言，弗吉尼亚·伍尔夫曾在一些论著中表达了自己的体验。譬如，在论文《斜塔》(The Leaning Tower)内，她以形象化的比喻描述：在一九一四年之前，现代英国杰出的作家大都出身于上层阶级(除了戴·赫·劳伦斯)，攻读于高等学府，可称“天之骄子”，踞于金塔之顶，不了解也不想接近大众。然而，一九一四年之后，这座宝塔逐渐倾斜了，作家们再也不能“闭塔自守”，而逐步认识到：金塔原来是建立在非正义的基础上，易言之，他们的家世、财富与教养，都来源于非正义的制度。即使像劳伦斯这个矿工的儿子，成名后也不会保持矿工的本色。

伍尔夫特别同情一般妇女与穷人，在各种场合及著作中为他们呼吁，成为现代西方女权主义的先驱者。她强调，应该维护这两种人的权利，提高其社会地位。例如，在名著《自己的房间》(A Room of One's Own，1929)中，她主张，每个有志于文艺的妇女都应有自己的书斋，不受干扰地进行创作。在这本小册子的开端，她先描写有一次参观“牛桥”的感受。据说，由于她是女人，就被禁止在堂堂学府里男研究员们用的一块草坪上走动。此外，在不列颠博物院等图书馆内，男子撰述的关于女性的书汗牛充栋，而妇女所写的关于男性的书却绝无仅有，岂非不公平之至？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伍尔夫在文章及演讲中表示恳切的希望：战后能建立没有阶级的社会，其中所有的人，不论男女或穷富，都有享受教育和文化的权利。此外，她还在书信内企望消除有产者同无产者的隔阂，让工人成为作家，从而使生活变得丰富多彩，文艺更多样化。在当时的英国社会条件下，这些理想近乎“乌托邦”，但毕竟表达了这位女作家的民主倾向。

正由于伍尔夫有这种思想，她在作品里对英国资本主义社会的阴暗面与顽固势力加以讽刺、暴露及批判；同时，对于被欺凌、被压抑的“小人物”寄予深切的同情和怜悯。就以《达洛卫夫人》为例，伍尔夫曾在日记中明确地阐述这部小说的主题思想和社会意义：“在这本书里，我要表达的观念多极了，可谓文思泉涌。我要描述生与死、理智与疯狂，我要批判当今的社会制度，揭示其动态，而且是最本质的动态……”作者在小说中精心塑造了两个针锋相对的典型：一个是代表上流社会与习惯势力的“大医师”威廉·布雷德肖爵士；另一个是平民出身的赛普蒂默斯·沃伦·史密斯，他由于在欧战中服役，深受刺激，加上愤世嫉俗而精神失常，终于自戕。作者以锐利的笔锋强烈地谴责前者，而怀着由衷的同情描述后者的苦难。她把批判的锋芒凝聚在那名医身上，指明他及其象征的保守势力，乃是窒杀赛普蒂默斯这类牺牲者的个性，迫使他走上绝路的刽子手。

布雷德肖大夫有一个得意的口头禅，常用来告诫病人：必须有“平稳感”，即处世要四平八稳、循规蹈矩，切忌与众不同、异想天开，而要为了社会的福祉，始终稳健。对此，作者鞭辟人里地讥讽：“威廉爵士崇拜平稳，因而不仅使自己飞黄腾达，并且使英国欣欣向荣；他及其同道禁闭疯子，严禁其生育，惩罚其绝望的行径，使不适宜生存的人不能传播他们的观点，直到他们遵从他那‘平稳感’的教诲……”总之，要每个人都顺从资产阶级社会的习俗、制度和秩序，决不可离经叛道，事实上，要众人都成为毫无性灵的傀儡。在这种氛围里，赛普蒂默斯被逼得发疯，但不肯屈从，不愿随波逐流，宁可自尽来维护个性与独立的精神。

关于这一要点，小说里有一节饶有意味的描绘：当情节的关键(达洛卫夫人举行的晚宴)达到高潮时，贵宾们正在觥筹交错、尽情欢乐之际，突然由布雷德肖夫妇传来赛普蒂默斯跳楼自杀的消息。达洛卫夫人心有灵犀，立即想象，那青年的灵与肉都是被那名医扼杀的：“如果那年轻人曾去威廉爵士诊所求医，而爵士凭他的权力，用他一贯的方式迫使病人就范，那青年很可能会说：活不下去了。”实际上，他是以死来抗议压制与迫害，保持自由的心灵和人的本色。达洛卫夫人对死者深表同情，并在内心涌起息息相通的共鸣。然而，她毕竟是位贵妇人，世俗的桎梏牢不可破，她不可能也不愿同习惯势力决裂，相反，却有根深蒂固的虚荣心和迎合上流社会的本能；于是只得采取折衷的办法，在热闹的宴会中，悄悄地躲人斗室，以消极方式卫护纯净而孤独的性灵，实质上反映了女主人公矛盾的性格。

……

综上所述，弗吉尼亚·伍尔夫不愧为富于独创性的小说家，悟性灵敏而有真知灼见的文学批评家。诚然，她的创作和评论并非无瑕可击，而有美中不足之处。除了上文提到的颓废情绪所起的消极作用，总的看来，由于家庭、身世与社会环境等因素，伍尔夫的视野较窄，格局较小，深度有余而广度不足，颇有力度而气度欠恢宏，重视主观意识和深层心理的探索，而对客观现实及社会生活的描绘尚嫌肤浅些。所以，其创作成果可称为文艺百花园里的奇葩，还算不上文学发展史上的高峰。

伍尔夫的评论也是瑕瑜并陈，某些观点显得偏颇。她在《贝奈特先生和布朗太太》等论著内批评阿诺德·贝奈特、赫·乔·威尔斯与高尔斯华绥的作品“不完整”，他们只观察与描绘人及事物的外貌，如癌的症状、印花布图案、车厢的装饰之类，而“不观察生活”，“不观察人性”。实际上，那些老作家很讲究结构，其作品大都是完整的有机体。他们不仅刻划似乎琐碎的细节，并且相当敏锐地观察生活，洞悉人性，刻意再现世态，并描述细致的心理和强烈的感情。譬如在贝奈特的代表作《老妇常谈》中，结尾时女主人公同穷愁潦倒而奄奄一息的丈夫诀别的场景，震撼心灵，催人泪下。在高尔斯华绥的名著《福尔赛世家》第一卷《有产者》内，女主人公伊琳同丈夫索姆斯及情人波西奈之间的“三角”纠葛，引起了激烈的感情冲突和内心矛盾；对这一关健隋节，作者描绘得扣人心弦，塑造的三个人物也个性分明。至于威尔斯，则在创作中熔历史、哲学和社会学于一炉，想象力丰富，视野广阔，洞察西方社会危机而憧憬理想的大同世界，并以生动的艺术形象来表现，如《隐身人》、《盲人乡》等。

伍尔夫不但批判老一辈作家，也批评同代的创新的作家。她曾在《现代小说》等论著内，赞扬乔伊斯的创作“光彩夺目”，却又说其作品的内容以至文笔相当“猥琐”；她赞赏托·斯·艾略特的诗富有“魅人的美感”，但流于“晦涩”。其实，乔伊斯是存心以“卑琐”的笔调描写卑琐的、精神麻痹的现代人。”况且，他的作品乍看似乎怪诞而支离破碎，实则具有史诗般的气魄与精致的内涵，如《尤利西斯》和《芬尼根守灵夜》。至于艾略特的某些诗篇，确有晦涩之弊；然而并非一概如此，主要是广泛引用典故或奇特的意象，来触发联想，引起思考，探讨和描摹现代人迷惘与失落之感，并通过精微的形象思维，反映了“荒原”似的现代西方社会。总之，从主流来看，伍尔夫对两位“新星””的批评未免主观或片面。

尽管如此，就整体而言，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创作和评论是瑕不掩瑜的。因而莫洛亚在评传里赞美伍尔夫“在艺术技巧上的探索使她成为当代法国新小说的开拓者”；“她是继承英国散文传统的巨匠，又是开创新文体的奠基者”。

这位女作家备受病魔的摧残而笔耕不辍，数十年如一日，终于获得了丰硕的果实。她不仅在欧美文坛上赢得显著的一席，并且其影响与日俱增。犹如约翰·邓恩(1572-1631)和济慈，她受到当今西方学者与评论家愈来愈高的评价，或被“重新发现”。同时，英美高等院校文学专业的师生对伍尔夫的兴趣愈来愈浓(据说超过对戴·赫·劳伦斯的热衷)，从而对其创作和论著的研究也日益深化。至于我们的态度，当然不可一味赞赏，也不宜一笔抹杀，而要实事求是地剖析和鉴别，撷取养料而扬弃糟粕。

为了介绍这位特立独行的作家，我们不揣谫陋，逐译她的力作《达洛卫夫人》，以供借鉴和评议，并祈读者匡正。

孙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