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牌作为中华文明特有的文化符号，包涵着丰富的文化信息和美的张

力。本书以词牌为线索，引线穿珠，串起与之关联的人物故事、逸闻佳话、

名作佳构，通过对词之创作背景、心理的挖掘，力图呈现出唐、五代乃至

两宋文人的生存状态。

词兴于唐而盛于宋，是一种可以配乐歌唱的诗。在我国传统的文学样式中，词与汉赋、唐诗、元曲并称于世，是宋代文学的主要代表形式。词在起源、发展、创造过程中，由于文人、歌女的积极参与，产生了大量脍炙人口的名篇佳制，留下了许多趣味盎然的风流佳话，又有人据此加以整理，或述其故实，或臧否创作优劣得失，这就形成了隽永的笔记体散文——词话。《从菩萨蛮到沁园春》可以看作是这一形式的延续。与之不同的是，后者是具有现代批评意识的学术类文化随笔。

词牌作为中华文明特有的文化符号，包涵着丰富的文化信息和美的张力。本书以词牌为线索，引线穿珠，串起与之关联的人物故事、逸闻佳话、名作佳构，通过对词之创作背景、心理的挖掘，力图呈现出唐、五代乃至两宋文人的生存状态，这种尝试是有益的，该书对于我们考察公元十世纪前后身逢乱世的知识分子的心态不无参考意义。在重现这些生活场景、生存状态过程中，作者还探讨了当时社会的经济、思想状况如何影响了词的文学样式、审美风格、创作特点，并反过来进一步影响文人士大夫的价值取向，如《满江红》之于爱国情怀，《更漏子》之于思妇闺情，等等，作者在书中都作了详细的论述。

序

风流的岁月（代自序）

菩萨蛮

更漏子

杨柳枝

女冠子

忆江南

浪淘沙

清平乐

浣溪沙

江城子

采桑子

何满子

临江仙

虞美人

渔父

木兰花

忆秦娥

蝶恋花

念奴娇

满江红

水调歌头

沁园春

后记

天空中飘洒着稠密的细雨，绵软的风从杨柳梢头吹来，轻轻地拂拭着水村山郭的宁静明丽，牛背上的牧童短笛明亮而悠扬，飘荡在满眼凄迷的绿色中，孤独的乌篷船停泊在古老的枫桥下，倾听千年不变的钟声，望江楼上的美丽女子红袖飞舞，召唤着万千征帆中一颗颗漂?自的心——江南永远是中国文人一个温柔绮丽的梦。

白居易来了，带着北方的沉重，带着时代给他的创痛。

822年，五十岁的白居易上疏唐穆宗论河北用兵事，不听；有感于国政日非，朋党倾轧，战乱频起，民生益困，乃求外任，旋出任杭州刺史。白氏在任上短短的两年间，挖城中六井，以供百姓饮用；修筑湖堤，蓄水防旱，使濒湖千余顷良田无凶年之忧——“唯留一湖水，与汝救凶年”，白居易在任满离杭前所写的《别州民》，颇为自负地道出了自己这一政绩然而，白居易留给杭州最宝贵的财富，也许并不是几口水井，不是一段湖堤，不是救凶年的湖水，而是那些清新优美的诗篇，那些脍炙人口的诗句：

孤山寺北贾亭西，水面初平云脚低。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钱塘湖春行》)

湖上春来似画图，乱峰围绕水平铺。松排山面千重翠，月点波心一颗珠。碧毯线头抽早稻，青罗裙带展新蒲。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湖。(《春题湖上》)

白居易为杭州西湖写下了世上最美的诗，杭州西湖也因此成为天下最美的湖。

西湖的美是典型的江南之美，美丽的西湖是江南的象征符号。

江南绝美的景色以及远离政治中心的宁静，与北方的战乱纷扰形成了巨大的反差，白居易徜徉于江南的绿水青山之间，疲惫的身心得以稍稍歇息，种种失意与烦恼得以暂且忘却，因此，他才能够写下如此美丽的诗歌。

白居易放着好好的京官中书舍人不当，来到江南当地方官，他的心情一定是万分无奈的。他面对的是一个混乱不堪的朝廷：皇帝是宦官手上的木偶甚至是砧上的鱼肉，牛僧孺与李德裕这两个家伙为着各自的利益与恩怨斗得死去活来，手握重兵的藩镇们在不断地制造着年复一年的战乱……他的心里一定是这样想的：既然无法改变现状，既然无力回天，躲总是可以的吧!如果要躲，江南应该是个不错的地方。

822年，距离“甘露之变”尚有十三年。835年，宰相李训等人与风翔节度使郑注密谋铲除专权的宦官仇士良，他们预先在左金吾卫的大厅设下伏兵，以后院石榴树上夜有甘露为名，诱使仇士良等前来观看，乘机加以诛杀；终因所伏甲兵暴露而失败，李训、郑注等被杀，同时株连被杀的有一千多人，史称“甘露之变”。

822年，距离朱温灭唐尚有八十五年。907年，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朱全忠(原名朱温，此名乃唐皇帝所赐。多么具有讽刺意味!可笑可悲复可叹!)终于将玩弄于股掌之上的黄口小儿唐哀帝李祝废掉，自立为帝，建立后梁，摇摇晃晃了几十年早已名存实亡的唐王朝至此轰然倒下，结束了它二百九十年辉煌与腐朽并存的历史。

不可一世的大唐王朝自安史之乱后，国势如江河日下，在整个中晚唐的一百多年间，内有宦官专权，外有藩镇跋扈，皇帝基本上成了聋子的耳朵——摆设，至于那些大臣们，别看他们整天在朝廷上吵吵嚷嚷的，按陈寅恪先生的说法，都只是些二流角色，真正把持朝政的主角是仇士良、鱼弘志一类的生理畸变者与心理变态者。

生在这样时代的知识分子真是太不幸了!时代的极端黑暗腐朽与知识分子的良知构成了矛盾冲突，毫无疑问，真正的知识分子注定都要成为黑暗时代的悲剧人物，或作为牺牲品被时代所吞噬，或作为“神州袖手人”(清末陈三立语)游离于时代之外，做一个吟弄风月、寄情山水的闲人与看客。  到江南去吧!江南好，江南美，江南少纷扰，江南可忘忧。

825年，白居易再一次到江南来，任职苏州刺史。此时牛党得势，李逢吉、牛僧孺皆为相，主持朝政。白氏与牛僧孺较友善，照理应该得到重用，在皇帝身边弄份好点儿的差事干干，然白氏并不愿意在京城为官，而一再要求外放，可见他对当时的政治失望至极。白氏在苏州任上干了一年多，因患眼疾日久，不能视事，遂免职；不久，与刘禹锡结伴归洛阳，结束了他的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江南之行。此后，除了短期在长安任官并居留之外，自829年起，白氏一直在洛阳居住，直至846年去世。

江南虽好，可白居易仍然选择了洛阳做他的归宿之地。从某种意义上说，洛阳也属于南方。远离北方的战乱，远离北方的政治，白居易在洛阳优哉游哉地度过了十八年闲暇的生活。他担任一个太子宾客分司东都的闲官，闲来无事，多以饮酒、会友、赋诗、作文打发日子，又醉心佛学，忘情山水，并多次编辑自己的诗文集，藏于各名山寺庙中。在洛阳期间，白居易其实是彻底放弃了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政治抱负，为自己的名山事业做最后的努力。

842年，七十岁的白居易为唐武宗所闻，欲以为相，然为李德裕所阻。白居易即于该年退休，四年后，以七十四岁的高龄辞世。

晚年的白居易回忆他的江南之行，写下三首著名的《忆江南》：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

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何日更重游?

江南忆，其次忆吴宫：吴酒一杯春竹叶，吴娃双舞醉芙蓉。早晚复相逢。P37-41

2006年春节前，周伟励编审寄来了他的大著《从菩萨蛮到沁园春：公元十世纪前后中国文人的生存状态》打印稿，他在来信中说，这部书稿已基本完成，即将交出版社，希望我看过提些意见，写篇序。我虽然大半辈子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但唐宋词，是我从未深涉的领域，这篇序我真不知从何处下手。但仇仲谦、刘南平教授和我合著的《全汉赋校注》和《文白对照全汉赋》两书，十多年来，从选题策划到编辑出版，伟励始终主其事，出力甚多，我是心存感激的，他的大著要出版，他希望我与他分享这份喜悦，我又怎么能拒绝呢?

伟励从事编辑工作二十多年，现在是广东某出版社的副社长。与他相识于上个世纪最后的几年，那时《全汉赋校注》还处在确定选题阶段。1998年，北京大学百年校庆以后，我受香港城市大学的邀请，参与该校中国文化中心的创建工作，在香港住了七个月。香港回归了，中国人来往香港、内地之间方便多了，我就是在那时，从香港过来到广州，参加出版社《全汉赋校注》选题确定会议，第一次见到了伟励。无论是在会上的发言，或是在会下的交谈，伟励的话语总是那么简练明快，条理清晰，这反映了他思维的敏锐细致，也表现了他为人的热情与坦诚。正因为这样，拉近了我们的距离，使我有了一见如故的感觉。2002年，我退休后接受广西大学梧州分校的聘请，参与学校中文系本科专业的创建。而这以后，《全汉赋校注》也进入了审读校样的关键时刻。梧州与广东毗邻，北京、梧州之间的往来，广州是中转站，这为我们的联系提供了方便。这期间除了对《全汉赋校注》校样上出现的问题交换意见外，我还为伟励组织的一部古代文学的大型工具书写过序，为他策划的一套书稿推荐过审稿人，这使我进一步了解到伟励作为一名编辑的细心和出版人的胆识。每次见面，看到伟励总是那么精神抖擞，充满活力，可是几年过去后，我也发现他浓密的头发中有了不少白发，由此亦可见他为他从事的事业所付出的辛劳。“为他人作嫁衣裳”，是出版界用以说自己工作特点的话语，但作为作者和读者，我要说的是编辑、出版是为作者、读者搭建一座桥，只有这样才能使作者与读者实现思想、感情的沟通和交流。而当我读伟励《从菩萨蛮到沁园春》书稿的过程，“桥”、“沟通”这两个词又不时在我的脑海中出现，我的意思是伟励又在古人与今人之间搭建一座桥，使今人与古人实现思想感情的沟通。

伟励是从我现在工作的城市——梧州走出去的一位诗人、散文作家，他的诗歌、散文佳作，不时会出现在《广西文学》、《山东文学》、《羊城晚报》、《广西日报》等报刊上，我也部分地拜读过，而《从菩萨蛮到沁园春》是他以诗人的感受和散文的笔法写作的学术文章，初读之下，使我兴奋不已。他在来信中说：

我写的这部小书不以严密的考据为追求，而只以词牌为线索，串连起与此有关的故事、人物、名作，以散文的笔法，力图呈现唐五代至宋文人的生存状态与文化前景。

我以为伟励这一“夫子自道”准确地说出了他的《从菩萨蛮到沁园春》的特点，也是我读过书稿后的真切感受。伟励是懂得古人的，正因为如此，他在书中为今人再现了古人的真实生存状态：

晚唐五代无疑是一个血腥的年代，将乱世的血雨腥风转化为风流绮靡的是徜徉于“花间”流连于“尊前”的中国文人。

(温庭筠)用香艳绮靡的形式与格调取代了大气磅礴、气象万千的唐诗的辉煌……他的生存方式与晚唐风雨飘摇的景况形成了令人触目惊心的反差。也许是政治的黑暗与社会的颓败更容易使人产生及时行乐的作为，屡试不第的温庭筠终日与关人醇酒为伴，在风光旖旎的温柔乡中抚平功业未建、壮志难酬的创痛，销蚀放浪形骸的肉体与灵魂。

多么简洁明快、生动形象!相信这样的文字会调动读者的想象，带领读者进入古人的时代，感受那个时代的氛围，也只有这样，今人才能感受那个时代的作品。伟励也是懂得今人的，他知道现代读者阅读唐宋词时，一定想知道文本之外的故事，作为词牌何以称之为“菩萨蛮”、“念奴娇”、“蝶恋花”?而《忆江南》、《忆秦娥》、《杨柳枝》词作的背后，作者又有什么样的经历?……我不一一举例了，相信读者在阅读《从菩萨蛮到沁园春》过程中会得到解答，在更深入的层面上与古人作沟通，相信它的出版会得到读者的喜爱。

时下流行的一句广告语，叫做“沟通无限”，说的是当今为网络时代，人们在千里、万里之外，彼此也可以知道对方的存在，互致信息，而且一些网络已经为人们准备了图文并茂的系列“产品”供使用，方便极了。当你在大年初一，打开手机或计算机，看到有那么多的“信件”向你问候，你会兴奋不已。可是当几十封“信件”上语句完全相同，你会不会产生上当受骗的感觉呢?真正的沟通，需要的是真情，这正是我在伟励的工作中，在他的著作中读到的。我愿以此作为对自己的鞭策、激励。谨此为序。

费振刚

2006年五一国际劳动节于广西梧州西分桃花岛畔

这本小书断断续续写了好些年。之所以写此书完全是因为一次偶然。

很多年前，一位做书的朋友邀我为他注《花间集》。尽管编过多年古籍，但我一向对注释古籍不感兴趣，认为那是死功夫，只要花时间钻进去，谁都可以做这活，不像搞创作那样需要才华，富于创造性与挑战性。那时我一门心思想的都是创作，从未想过要注释古籍。但当编辑的如我辈都有一些普遍性的毛病：一是眼高手低，一个个心比天高，其实动手能力较低；二是不会抓时间，总以为要搞创作得有完整的大块的时间，于是听任点滴零碎的时间从手边流走……当时我正陷于这些毛病所造成的困惑与苦恼中。历年来虽然也零零星星写了一些散文、诗歌和学术文章，但都不成规模；想搞大的创作，但又没有具体的目标与计划。我知道这样下去自己将一事无成，我必须找些事情来做，必须让自己动起来才行。出于这样的心理，我接受了朋友的邀请，开始了《花间集》的注释。

我沉下心去注《花间集》，故纸堆里一坐就是大半年，眼看就要完稿了。但此时的出版形势发生了变化，古籍类图书已不太好销，朋友告诉我稿件不能用了。我自己就是搞出版的，当然知道市场状况。朋友说不能用，我也无可奈何：当时还不兴签合同。然此稿已完成大半，就此搁下有点不甘心，于是我鼓起余勇，打算将稿件完成了再说。但世事往往是福无双至，祸不单行。也许是儿子在我的电脑上玩游戏时带进了病毒，也许是我在操作中不慎碰触了错误的指令，我敲在电脑上的十多万字的稿子消失于天壤间!当时我刚用电脑，还不太习惯随时存盘，结果只有部分内容因存在3．5时软盘而得以保存下来，大概只占全稿的三分之一。这一意外事件对我打击甚大，从此我便彻底搁置这一项目，再也没有勇气与耐心搞下去了。

搁置此项目后，一个新的设想却渐渐浮上脑际。当我在故纸堆中翻阅那些泛黄的唐、五代词资料时，时常会被资料中所蕴含的魅力与信息所吸引，不由产生利用这些资料写些有趣的文字的念头。但此时浮上我脑际的设想已经不是写几篇文章，而是要写一本书，一本反映晚唐、五代时期中国文人生存状态的书。对了，就以词牌为线索，串连起有关的故事、人物、名篇等，展现那个“城头变幻大王旗”的铁血乱世中国文人的风流与荒谬，描摹那段“花间”、“樽前”的香艳岁月文人与歌妓共同上演的绮靡而凄美的历史。词牌是一种中国独有的文化符号，它蕴含着奇特的魅力与丰富的文化信息，“菩萨蛮”、“更漏子”、“浣溪沙”、“念奴娇”……这一个个奇妙的汉字组合，构成了极具想像空间与艺术韵味的意象，能够使人产生无穷的遐思与审美的愉悦。我做事喜欢标新立异，从词牌的角度切人，展现一个特殊年代文人特殊的生存状态和生活状况，或许是一个新颖别致的做法；我在创作上多写散文与诗歌，以散文或诗的笔法来叙写这类带有一定学术成分和历史积淀的文章，又或许是一个能新人耳目的尝试……思路逐渐清晰起来，我为自己脑海里想像的种种所鼓舞，于是，便动手写了起来。这一写就是五六年!

当然，这五六年中我同时也做了很多其他的事情。我所供职的出版社通过的十三科新课标教材，这里面也流淌着我的汗水和辛劳。那几年我几乎是在不断地加班中度过的，教材的立项与送审差不多成了我工作与生活的全部内容，没有节假日，不分上下班，就这样没日没夜地玩命干，才把这些教材拿下来；我还在断断续续地写散文、写诗，所发表的散文与诗有不少是从这本小书的文字中生发出来的……我之所以说这些，只是想说明，我所写下的这些文字，大都是在别人休闲玩乐的时候、看电视的时候、睡觉的时候挤出来的。

本书原来只打算写晚唐、五代出现的词牌，严格地说也就是《花间集》中出现的词牌，因为按我原来的计划，展现的只是晚唐、五代的那一段历史。但写到后来，发现有不少为现代人所熟悉的很著名的词牌是人宋以后才出现的，如“念奴娇”、“满江红”、“水调歌头”、“沁园春”，等等，如果不写这些词牌，则会产生很大的遗憾——一本写词牌的书岂能缺失如此重要的内容；而且词是宋代主要的文学形式，说到词，又岂能不涉及宋代!于是，我调整了写作计划，增写了以上四个为历代词人所习用的著名词牌。

本书的“代自序”，是我在注释《花间集》的过程中所思所悟的结果，原打算用作《花间集》注本的序言。在此文中，我利用《花间集》的作品及其相关资料，对晚唐五代文人的生存状态进行了一次大略的梳理与扫描。现在用作本书的自序，应该说还是切题的，所缺者，乃宋代文人的具体状况。但自晚唐五代至北宋，文人士大夫在生活方式上有颇多的相似之处，正所谓“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影风”(晏几道《鹧鸪天》)——歌舞与风月仍然是这一绵延百年的风流岁月一以贯之的主题。明乎此，这篇写给《花间集》的文字，就可以径用作本书的序言，而不用笔者再多饶舌了。

留存至今的词牌究竟有多少恐怕很难说得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王奕清等编的《词谱》，所收已有八百二十六调、二千零六体，但仍有遗漏。本书所写仅二十一调，在词牌的汪洋中只能算是沧海一粟。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我取这“一瓢”的考虑是：影响大的、著名的；有故事的、传奇性强的；可以追根溯源、有文化深度的；有名人名作的；早期的、能体现词草创时期风貌的。限于篇幅，不少同样具有上述条件的词牌没有进入本书。本书的写作或可看作是一次“投石问路”，如果这种形式能够得到读者的认可，受到市场的欢迎，将考虑写作续篇，将那些符合以上条件的词牌都收进来。我诚惶诚恐地等待着读者与市场的检验和裁决。

我所写的这些文字，既不像学术文章，也不像传统意义上的散文，有点非驴非马的异类。但这却是我刻意追求的。我同样诚惶诚恐地期望着广大读者的批评指正。

感谢费振刚教授为本书撰写序言，先生的嘉许之词，我当看作是对我的鞭策与鼓励。

感谢大象出版社总编辑耿相新兄，没有耿兄的帮助，这东西只是一堆躺在抽屉里的废纸；感谢责任编辑王兆阳兄，他的热情，他的负责，他的专业素质，都令我感动与钦佩。

周伟励

2006年初夏于羊城随意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