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扬州，正处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加速期。扬州地区经济建设的进步，为扬州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日趋优越的条件。包括学术文化在内的各项文化事业的发展，对扬州社会的文明进步也起到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扬州是饮誉中外的历史文化名城。让扬州的古代文化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是时代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无论是从文化层面还是从经济层面看，扬州的传统文化都是建设新时代文化名城的重要资源。

本书为“扬州学派丛书”之一，内容涉及高邮王氏父子、汪中、宝应刘氏、凌廷堪、江藩、焦循、阮元、仪征刘氏等扬州学派人物，介绍评价其生平、主要学术成就等。

本书为“扬州学派丛书”之一，列入国家古籍“十一五”规划项目、江苏省“十一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项目。主要约请当代扬州学者黄继林、王章涛、赵阳等人联合编著，涉及高邮王氏父子、汪中、宝应刘氏、凌廷堪、江藩、焦循、阮元、仪征刘氏等扬州学派人物，介绍评价其生平、主要学术成就等，书后附《清代扬州学派人物年表》。

扬州学派丛书序

前言

高邮王氏父子评传

汪中评传

宝应刘氏评传

凌廷堪评传

江藩评传

焦循评传

阮元评传

仪征刘氏评传

清代扬州学派人物年表

清代乾隆、嘉庆两朝，是中国文化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过去旧史家称之为清代学术的黄金时代，在整个中国文化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是中国传统思想和近代思想结合的时期，起着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它既是中国封建文化总结的时期，集大成的时期，同时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向近代文化转变的时期。这个时期，人才林立，产生了不少杰出的大师和思想家，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基础性的研究和总结；从文字声韵、训诂校勘人手，也就是从“小学”入手，对传统文化典籍做了大规模的基础性整理，巨著矗立、成绩斐然，达到了前无古人的水平，给我们留下了极其宝贵的遗产。若不是乾嘉时期这一大批学者们的辛勤劳动，许多古书我们今天就读不到或读不通；乾嘉学者们的工作，从形式上来看是复古，但实际上是在向前探索，寻求新的道路。

在乾嘉时期的诸多学者中，扬州的学者，像阮元、焦循、汪中、王念孙和王引之父子等一大批人，继惠栋、戴震之后，他们用严谨、朴实的学风，集吴、皖两派之长，以文字为基点，从音韵人手研究学术，汇吴学之专、皖学之精而为通学，把清代乾嘉之学发展到了顶峰。这一批扬州学人被誉为“清代汉学的中坚”。高邮王氏父子和王念孙的同门好友、曾在扬州求读的段玉裁成就最大，取得了划时代意义的业绩。王力先生在《中国语言学史》里说：“王氏在训诂学上的贡献是巨大的。如果说段玉裁在文字学上坐第一把交椅的话，王念孙则在训诂学上坐第一把交椅。世称‘段王之学’，段王二氏是乾嘉学派的代表，他们的著作是中国语言学走上科学道路的里程碑。在他们的研究工作中，有许多好的东西是值得我们继承下来的。”

一、王氏父子的生平

王念孙，字怀祖，号石■。生于乾隆九年(1744)，卒于道光十二年(1832)，享年八十九岁。王引之是王念孙的长子，字伯申，号曼卿。生于乾隆三十一年(1766)，卒于道光十四年(1834)，享年六十九岁。王氏父子生于书香世家。王念孙的祖父王曾禄，一生以讲学授徒为业：父亲王安国，字书城，号春圃，是一位严谨方正的学者，精于三礼。王安国生于康熙三十三年(1694)，卒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享年六十四岁。王安国在雍正二年(1724)中进士后，拜见相国朱轼，相国对他说：“学人通籍后，惟留的本来面目为难。”朱相的话不仅对王安国教育很深，对王氏一门都产生了影响。此后王安国立身行事都以此为准则，为官清正廉洁，为人刚直不阿，历官翰林院编修、侍讲，广东学政，左佥都御史，都察院左都御史，直至兵部、礼部、吏部尚书，“由巡抚人为尚书，衣食器用，不改于旧”；中年丧偶，不续弦、不纳妾；饭后公余，不理杂事，潜心学习，深研经籍。王安国的品格又是王念孙父子学习的楷模，并成了世代相传的家风，成为支配他们一生专以治经为务，不染世事的脊梁。

王念孙出生时，祖父王曾禄已年逾七十，父亲王安国也已年过半百，祖父望孙心切，所以赐名念孙。王念孙三岁时母亲去世，于是就跟随父亲生活在京城，同时学习经史典籍。由此也奠定了他的幼学基础。而王念孙聪敏过人，在襁褓中就能识得二十多个字，四岁时能读《尚书》，而且是矢口成诵。父亲教他读书都是口授，往往只要念上几遍，他就能背得烂熟。七岁那年，王安国奉命外出办案。担心王念孙年纪小，留在京城没有人照料，就把他带在身边。案件查清后，一同去的官员起草奏章，怕其中援引经传的部分有误，就来询问。当时已经很晚，王念孙也已睡熟，但听到询问后竟然应声而诵，并且一字不差，同去的官员惊叹不已。他八岁能写文章，作史论，而且很有见地，被当时儒士贤达誉为神童。王念孙十岁时就读完了十三经，并旁及诸史。

乾隆二十一年(1756)。王念孙十三岁时，王安国以隆重的仪式聘请当时留寓京城的戴震为家庭教师，给王念孙讲授儒家经典。戴震，字东原，安徽休宁人，学识渊博，造诣高深，有“天下奇才之称”。戴震留寓北京时以自己的学问见识赢得了当时学界不少名家的赞颂，因而“名重京师”。有这样一位大学者当老师，使得王念孙学业有很大的长进，尤其在文字、声音、训诂方面日益精进。戴震的交游很广，纪晓岚、王鸣盛、王兰泉、朱筠等这些著名学者都是戴震的朋友，他们也成了王家的常客，这对王念孙也很有帮助。

乾隆二十二年(1757)正月初八日，王安国病故，年仅十四岁的王念孙扶柩归里。在高邮，王念孙又在同邑翰林院侍讲夏啸门的门下，专心读书求学，没有其他的任何爱好。年纪虽小，却很老成，写的文章文笔老练，理法精熟，甚至超过了老师。夏啸门十分器重他。曾在他的文章后面写道：“子当如孙仲谋，令人不胜叹羡。”后来王念孙应童子试、第二府院试都获得第一。府试的前几年，王念孙做过与这次府试考题相同的文章，考试结束后，夏啸门问他，你还能记得几年前写过的一篇文章吗?王念孙回答。记得。于是拿来纸笔，默写当时所写的文章，居然一字不差，连夏先生改动的地方也一一吻合。在场的人无不称奇，夏啸门经常与别人谈这件事，并以有这样一位学生而自豪。当时的主考官刘文清也十分欣赏王念孙的文章，经过扬州时还特地向两淮盐运使卢雅雨举荐了王念孙。卢雅雨是一位盐官，同时也是一位学者，他在扬州任职期间，为繁荣扬州的文化事业做过不少好事，得知王念孙的情况后，十分高兴，连声称道。

乾隆三十年(1765)，乾隆南巡，这一年王念孙二十二岁，以大臣儿子的身份迎驾，并献上颂册，乾隆赐他为举人。从此，王念孙更专心致志地求学。这一次迎驾，王念孙结识了李惇、贾田祖，在相处的日子里，成为好友。当时还有一批在学术上很有研究的学人，不过无法见面，王念孙就经常与他们书信往来，讨论学术。就这样与汪中、刘台拱、任大椿、程瑶田等也成为没有见过面的好朋友。第二年，王念孙来到北京，见到了江永的《古韵标准》，读了以后才知道顾炎武把古韵分为十部，但又觉得古韵分为十部不太贴切，还有很多罅漏。回到家乡以后，取出《诗经》，反复探讨，又认为江永所分的十三部仍然不太完善，于是研究古韵。

乾隆三十四年(1769)，王念孙又到了北京，经常向朱筠请教学术问题，谈论六书精义。王念孙又以高价买到一本毛刻北宋本《说文解字》，准备回家后研究文字学，写四本书，用来与顾炎武的《音学五书》相配。他把这种想法告诉了好友李文藻。乾隆三十七年(1772)，王念孙在北京与刘台拱相见。

乾隆三十七年(1772)，王念孙前往安徽，住在当时任安徽学政的朱筠家中。这次在安徽见到了过去只有书信往来的汪中，两人在一起共同研讨经义小学。在安徽，王念孙还为朱筠校定汲古阁本《说文解字》。乾隆三十八年(1773)的冬天，他随同朱筠回到北京，住在朱筠的寓所“椒花吟舫”。乾隆四十年(1775)中进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同年冬乞假归里，独居“湖滨精舍”，穷搜博采，研治群经。P1-4

在源远流长的中国学术史上，清代学术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云：“在我国，确能成为时代思潮者，则汉之经学，隋唐之佛学，宋及明之理学，清之考证学，四者而已。”有清二百六十八年，主流学术是以经学为核心的朴学。扬州学派，则是清代学术史上最重要的朴学流派之一。

在《清史稿》和《清代朴学大师列传》中，扬州学派朴学家得以立传者有汪中、汪喜孙、王念孙、王引之、任大椿、江藩、阮元、焦循、朱彬、刘台拱、刘宝楠、刘恭冕、凌曙、刘文淇、刘毓崧、刘寿曾等三十余人。如果把该学派扬州籍先驱者和异地成员计算在内，则远不止此数。在清代学术诸流派中，群星璀璨臻于此境者，殊为罕见。

十八世纪扬州学派之兴盛，实非偶然。除了清代中叶全国政治相对稳定、经济发展较快、学术趋于繁荣这个大背景之外，与扬州区域经济、文化的特定条件亦密不可分。

在清代，扬州是全国最具有经济活力的区域之一。徐谦芳《扬州风土记略》说：“扬州地势平衍，民性纯善，四野之民业农，四郊之民业圃，沿江各洲之民业商，傍海之民业渔盐，自昔以富庶称者以此。”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勤劳、智慧的扬州人民创造了异常丰厚的物质财富。清代扬州的支柱产业。一是盐业，一是运输业。在乾隆年间，仅“淮盐正课”一项上缴国家的银两即达四百万两之多。所以，当时人曾经感叹：“两淮岁课当天下租庸之半，损益盈虚，动关国计。”(《两淮盐法志》)而运输业，据《钦定户部漕运全书》记载，自顺治年间开始，通过扬州转输的漕粮多达三百二十万石左右，约占全国漕运量的八成。盐运，在全国也占有举足轻重的份额。发达的区域经济，是扬州文化事业发展的保障。柳诒徵《江苏书院志初稿》记载：“两淮盐利甲天下，书院膏火资焉。故扬州之书院，与江宁省会相颉颃，其著名者有安定、梅花、广陵三书院。省内外人士咸得肄业。”当然，区域经济对文化事业的支撑，绝非只此一端。

扬州还具有悠久的文化传统，其学术渊源之深远为世所公认。西汉董仲舒曾任江都相，其思想在当时和后世产生重大影响，亦开创扬州一地之学风。隋唐扬州籍学者曹宪、李善研究《文选》，形成了名震京师、影响及于全国的“文选学”。南唐广陵人徐铉、徐锴兄弟校正《说文解字》，援引精博，小学家罕能及之，被学界称为“大小徐”。宋代海陵人胡瑗精通经学，开理学之先声。并以富有新意的“苏湖教法”显著地影响了全国的文化教育。安定书院之命名，寓有纪念和继承这位先贤的美意。

正是因为拥有这样的经济基础和文化传统。扬州学派才可能在清代跃然问世。

扬州学派在许多方面都有卓越成就。传统的经学研究，以清代为总结阶段。阮元主持编纂的《皇清经解》、《经籍籑诂》、《十三经注疏校勘记》，对于综理经学文献，推动朴学发展，起了重大作用。中华书局精选清人十三经注疏二十四种，其中扬州学派的著作有六种，占四分之一。这不妨作为评估扬州学派经学成就的一项指标。传统小学，以清代为高峰。戴震、段玉裁、高邮二王为其杰出代表。尤以高邮二王在诂释古代虚字等方面的成果与方法，影响深广，即便在现代也被学者奉为圭臬。诸子学在乾嘉以后走向复兴。汪中研究《墨子》、《老子》、《荀子》及贾谊《新书》，见识卓尔不群，开风气之先。扬州学派在文学、史学、地理学、数学、金石学等方面的实绩也斐然可观。王国维通观有清一代学术，尝谓清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晚清之学新。证之扬州朴学家之事实。这是不刊之言。

独特的学术环境和学术渊源，赋予扬州学派鲜明的学术特征，概而言之，就是张舜徽先生所说的“通”字。这种“通”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讲究训诂考据与义理的贯通。扬州学派学者把考据训诂视为治学的根柢、通经的桥梁，他们反对臆说，使用朴学的方法，对古书旧义作有条不紊的组织，实现文字训释的融会贯通，对经籍的诠释作出巨大贡献。二是坚持“道”与“艺”兼重。扬州学者求为“通儒”，其重大成就和突出长处，在于不仅致力于发明古经之本义，还大力发明和发扬早期儒家重视实用之学的传统。阮元轻看“世之习课条而无学术，守章句而无经世之具者”，推崇顾炎武以“经史”之学统“经济”之学。汪中之为学，视野开阔，经学、文学之外，兼擅史学、文献学、舆地学；焦循著《加减乘除释》等数学著作、《李翁医记》等医学著作、《北湖小志》等史地类著作、《花部农谭》等文艺类著作；阮元著《畴人传》，系统记载天文算法方面的科技人物和创造发明，都具有自觉的致用意识。三是重视“日新”，反对“据守”。为时代变化所感，扬州学派学者多具有注重发展变化的理念。焦循无论是阐明性理、讨论经学，还是教诫弟子，都经常强调事物之变化不居、前进不止。他不独对古人之说不轻信盲从。对当时学术界以考据、汉学、宋学相标榜的习气，也予以尖锐批评。

自清末以来，学术界对扬州学派的研究未曾中断。有学者统计，自1900年至1993年，已刊的扬州学派研究论著多达四百余篇(部)。最近十年，扬州学派研究愈加活跃。海内外都有高校和研究机构立项研究扬州学派，海峡两岸多次开展学术交流，举办专题学术研讨会。扬州市和扬州大学的专家学者还发起成立了扬州学派研究会。我们认为，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深入研究扬州学派的积极意义愈加彰显。其一，研究扬州学派求真务实、通经致用的学术思想、治学方法，及其在促进中国学术风气转变过程中的积极作用，有助于正确认识扬州学派应有的学术地位，完整把握中国学术发展的历史进程。其二，扬州学派学术成果众多，但是利用远远不够，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少文献藏之深闺，世所罕见，深入发掘、研究扬州学派文献，无疑有益于促进学术事业的繁荣。其三，扬州学派学风优良，笃志博学，躬行实践，求同存异，不事张扬，展开对扬州学派的深入研究和普及宣传，有助于矫正今日学坛浮躁之气，对学人为学，乃至对政要为官和普通百姓为人，不无启迪。其四，海内外学界对扬州学派研究具有很高的热情，集中各方面的智慧，共同做好扬州学派研究这篇大文章，有助于促进学术交流，扩大城市影响，提升城市形象。

目前，扬州学派文献整理与出版工作虽已取得可观的成绩，已经刊行的扬州学派代表性论著有数十种，这是开展研究的良好基础。但是依然存在诸多不足：扬州学派不少文献绝版已久，稿本、抄本未经刊行者尚多。已经出版的文献，以收人大型丛书影印出版者居多，学者购藏、利用均有不便。经过整理的文献，还存在校点不密等缺陷。总之，扬州学派文献的整理与出版，离系统、完善的目标，犹属任重道远。这种状况，势必制约扬州学派研究的推进，对于扩大扬州学派学术的传播尤为不利。

有鉴于此，我们筹划整理、出版《扬州学派丛书》。本丛书包含清代扬州学术名家的文集、扬州学派代表人物评传和扬州学派研究论著三大部分。其中，学术名家文集初步拟订书目如下：王懋蛇集、朱泽沄集、陈厚耀集、新编汪中集、王念孙集、王引之集、任大椿集、刘台拱集、江藩集、阮元集、焦循集、凌廷堪集、黄承吉集、凌曙集、陈奂集、刘文淇集、刘宝楠集、汪喜孙集、陈立集、柳兴恩集、朱彬集、刘恭冕集、成蓉镜集、刘毓崧集、刘寿曾集、刘师培集。在上述各家中，王懋豌、朱泽沄等人不是“隆汉贬宋”规范意义上的朴学家，但是，他们作为扬州学者，在学行与学风方面都是本地后学之楷模，因此不拘汉宋而收录其文集。凌廷堪、陈奂、陈立、柳兴恩虽非扬州籍学者，与扬州学派诸大师却存在学统相承的关系，因此不拘籍贯而收录其文集。其人物评传亦拟同此。研究论著则以新成果为主。这样确定书目，其利弊得失如何，欢迎学界同道讨论、赐教。为节用人力、物力，对上述各家文集，已有辑录较为完备、校点较为精当的文本问世的，暂以存目方式处理。

应邀参加《扬州学派丛书》整理、编著工作的群体，主要由扬州大学和扬州市的专业人员组成。其中有德高望重、学养深厚的老一辈专家，也有基础扎实、勤奋好学的中青年学者。系统地搜集、整理扬州学派文献，并与海内外同道协力推进扬州学派研究，这是大家共同的心愿。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的过程，也就是创造灿烂的当代文化的过程。我们深信，在整理研究扬州学派文献的实践中，认真总结、吸取前人的成功经验，充分发掘、利用前人的研究成果，必将有力地促进当代扬州学者群体发展壮大和学术事业欣欣向荣。

历史正在向前发展。今天的扬州，正处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加速期。扬州地区经济建设的进步，为扬州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日趋优越的条件。包括学术文化在内的各项文化事业的发展，对扬州社会的文明进步也起到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扬州是饮誉中外的历史文化名城。让扬州的古代文化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是时代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无论是从文化层面还是从经济层面看，扬州的传统文化都是建设新时代文化名城的重要资源。因此，整理扬州学派文献，研究扬州学派，钻研的虽是古书，从事的却是面向现实和未来的全新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