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上有天堂，下有钱庄”
清光绪十七年(1891)冬，年仅15岁的秦润卿前往上海。经时任上海协源钱庄督理的表叔林韶斋“既荐且保”，进入该庄学业，并拜该庄经理——余姚人沈文灿为师。从此秦润卿踏人当时正处于蓬勃发展中的上海钱庄业，并与之结伴半个多世纪。
钱庄为中国本土金融机构，晚清以来在上海乃至全国经济生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上海钱庄业历史悠久，在开埠前就已发展成为一个相当规模的独立行业。据上海钱业公所内园碑记载，白乾隆四十一年(1776)至嘉庆元年(1796)，历年承办该公所事务的钱庄名单，前后共有106家之多。上海开埠后，钱庄因适应了上海对外贸易迅速发展的需要而获得长足的发展。太平天国时，以刘丽川为首领的小刀会攻打上海城，钱庄纷纷从南市北移至租界内。同时，受战事影响，内地财富多由官绅、地主等带人上海租界，使上海钱业更形兴旺。1876年时，上海汇划钱庄已达105家，达到前所未有的兴盛时期。此后因金融风潮影响，上海钱庄家数曾数度下降，但都很快得到恢复重振，而且总体上呈上升趋势。1903年上海钱庄为82家，1905年恢复到102家，1908年更增至115家。1910年上海发生橡胶股票风潮，大批钱庄倒闭，到1912年上市钱庄只有28家。但随着民初中国民族工商业的持续发展，上海钱庄业也得到迅速恢复，1926年增至87家。同期，全市钱庄资本总额也从150万元增至1875.7万元。据统计，1913-1923年间，除自动收歇以外，上海钱庄无一家倒闭。其发展之旺盛可见一斑。
上海钱庄按规模可分为三类：一是汇划庄，即头等钱庄。这类钱庄资本雄厚，最有实力，经营者多为宁绍人士，所谓“汇划”，是指这类钱庄开出的票据可以相互往来及交换，票据收解可用公单到“汇划总会”相互抵轧。二是挑打庄，即二等钱庄。其资本较头等薄弱，所有单据须单独自行取赎，这种手续俗称“挑打”。三是零兑庄，即三等钱庄。这类小钱庄的营业范围，只是兑换钱币，不能以其票据介入金融市场。
除上述分类外，还有大同行与小同行及入园与未人园的多种分别。大同行指汇划庄，小同行指非汇划庄。当时在上海内园设有钱业总会，所有南市和闸北的钱庄都可人会。凡加入该总会为会员者，就是所谓“入园”，否则就是“未入园”。对于“未人园”钱庄，又以资本、营业范围等状况分为“元、亨、利、贞”四种。
上海的钱庄组织，除少数为独资经营外，大多数为合伙组织，股东少则2人，多则10人，其中以4-6人最为常见。钱庄股东都负无限责任，股东的家产是钱庄的实力后盾。钱庄经营权与所有权分离。经理拥有钱庄的经营权，并设协理或襄理一二人予以辅助。有时在经理之上设有督理，督理由股东委派，并无经营实权，而专门行使对经理的监察职责，并参与决策。
长期以来，钱庄一向被视同于保守、落后的代名词。事实上，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传统金融机关，由于钱庄熟悉各地商情与商业习惯，较好地满足各地经济活动的需求，因而在近代社会经济活动中游刃有余。即使近代银行业兴起后，大部分工商业者仍喜欢与钱庄交往，而少与银行打交道，致使钱庄长期与新式银行分庭抗礼，在中国经济生活中占有很大势力。20世纪20年代，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曾著文分析银行势力何以不如钱庄：“第一，信用。银行放款全须抵押品，而钱庄则注重信用，抵押品一层可以通融。中国商人，认为以抵押品借款妨碍体面，所以均愿与钱庄往来。第二，保人。银行放款，除抵押品外还须保人签字盖章，手续非常麻烦，钱庄则无此等手续。第三，方便。银行办事时间一定，假日不做生意。钱庄则不然，无论假日礼拜，自早到晚，并无休息。第四，数目。银行放款，数目较大，数目小者不甚欢迎。钱庄放款，数目随便，数百数千均可。第五，内容。银行对于商情市况，不如钱庄之明了，而钱庄为我国特有的出产，由来已久，对于商家，知之甚详，所以放款，不用抵押品，亦无何种危险。第六，历史。银行成立甚晚，所发钞票支票，均不得社会之信仰，故钞票在市面上，不能与庄票一律看待。第七，技术。分辨洋钱之真假，为钱庄特具本能，银行行员，难比得上；第八，出货。钱庄所发庄票，能在洋行出货，外人极信赖之。银行钞票无此本能。”
1926年11月25曰，会计学专家潘序伦在上海光华大学作的题为“上海金融机关”的演讲中也分析了为何“上海之金融市面十之七八皆为钱庄所操纵者”。他说：“钱庄中国起始较早，信用卓著，其所发之庄票，能得人人之信仰，不若银行为新进之事业，而支票之用途又非通人所能详悉也，且钱庄规模虽小，其团体组织，则甚坚固，除钱业公会而外，有汇划总会，以作同业中往来清账之用。”而新式银行长期以来业务以政府债券与借款为主。正如时人所言：“北京政府时期，大小银行几竟以政治借款之投机为务。”即使进入南京政府时期，这种格局也没有大的改变。当时华商银行持有政府债券的数量极为惊人。据统计，到1931年底，上海27家主要银行手中所持有的政府债券数额，合计约为3亿余元，占到政府当年底负债余额的40％。近代银行业杰出人物陈光甫在1928年的日记中也指出了银行业存在的诸多弊端。其中说道：“眼下一般人民对于银行业无好感，皆缘以前各大银行无辅助工商业之成绩。”可见，钱庄在诸多方面较之后来居上的银行有其独特的优势。P17-21
近代中国商界向有“山西票号、宁波钱庄”的说法。宁波商人在近代钱庄业中的地位与影响可见一斑。而担任上海钱业公会会长近20年的秦润卿则是公认的近代上海钱业第一人。秦氏出身贫寒，他从一个小学徒成长为享有盛誉的钱业领袖的传奇经历，颇为典型地反映了近代宁波帮的创业历程。特别是他一贯热心社会公益，对于家乡善举更是无役不从，是公认的“邑中善人”。从他身上体现出来的公德意识与社会责任感弥足珍贵，至今仍值得大力弘扬。缘此，笔者对这位近代宁波帮的杰出代表的关注由来已久。2003年，笔者以《中国传统商人近代化的历程——秦润卿》为题成功申报省社联课题。受此推动，开始多方搜集相关史料并进行撰写工作，到2005年底完成初稿。2006年初，本书被列入“浙商名人丛书”。
需要说明的是，本课题在研究过程中得到了秦氏家乡——宁波江北慈城镇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和帮助。慈城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名人辈出，近代以来又以“盛产”钱商与药商而著称，被誉为儒商的摇篮。近年来，慈城镇十分重视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开发，并将之提升为该镇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抉择，至今已取得明显成效。笔者为有机会参与这一有意义的工作而高兴。
本书初稿完成后，曾向各地秦氏后人征求意见。对此，他们高度重视，在认可本书的同时，还纷纷就具体细节与史实问题向笔者提出意见和建议。对此，笔者十分感动。笔者以为他们对先人历史的关注不仅是对先人的怀念与尊敬，更是一种处在当今日新月异的变化时代所十分需要的历史意识与人文关怀。尊重历史就是尊重我们自己，因为人类社会就是一条流淌不息的历史长河，我们与先人都不过是其中一个环节而已。在此笔者谨向他们表示深深的敬意。本书在编撰过程中借鉴了许多学界同人的成果，特别是复旦大学历史系吴景平先生为首的学术群体对近代上海金融史的研究成果引人注目，使笔者获益匪浅。同时，本书在资料搜集过程中还得到了邵方毅、钱文华、秦师娄、谢振声、陈明华等友人以及我的学生郑红波、潘波、何小平等人的关心和帮助。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余子道先生则在百忙之中撰写了一篇充满乡情又不乏历史理性的序言，从而使本书增色不少。在此一并致谢。
由于本书涉及的内容多为金融专业知识，笔者学识浅薄，难以深入其中堂奥，加之长期偏处宁波一隅，在史料搜集上也受到一定的限制。凡此种种，使本书在不少方面还存在着粗糙、偏颇乃至谬误之处，在此谨请学界同人指正和广大读者批评。
孙善根
2007年早春
定稿于2007年盛夏甬西六和嘉园
研究浙商，先得弄清楚何为商人。民国三年(1914)3月2日颁布的《商人通例》称：从事买卖业、制造加工业、供给电气、煤气或者自来水业、出版业、印刷业、银行业、钱庄业、信托业、保险业、运输业、旅馆业、服务业、牙行业、房地产业、建筑业等行业经营活动的从业人员，均称商人。该“通例”罗列的种种行业，仅仅是民国初年经济发展状况的反映，当然已不再适合当今的情形，但它采用的广义商人的概念我们仍可沿用。在今天，可以说，凡在国民经济各部门、各行业从事经营活动的人，都可称为商人。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今天所说的浙商，应该是浙江籍也包括外籍而长期在浙江从事经营活动的、具有一定经营规模的工商人士。
浙江这块土地特具“商”的意识和灵性。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越国谋士计然就提出了“农末(商)俱利”的思想，被称为“陶朱公”的越国大夫范蠡在民间一直被尊为商人的始祖。秦汉以降，被视为“蛮夷”、“方外”之地的浙江一带，生产力发展较快，商品流通也日益频繁，浙江商贾外出经商之风日盛。到两晋南北朝时期，宁波商贾的足迹已北抵青、徐，南至交、广。唐宋时期，浙江经济空前发展，商贾云集，成为当时商品经济最发达地区之一，而商贾的足迹开始向海外扩展，到达朝鲜、日本、东南亚、阿拉伯等国家和地区。至明中叶，浙江成为中国资本主义最早萌芽的地区之一，手工业、纺织业、商业十分发达。晚明以后，浙江商人开始以地域为中心，以血缘宗族和地缘乡谊为纽带，在客居地建立同乡会馆、公所，形成商帮。浙东商帮的代表宁波帮、浙西商帮的代表龙游帮已跻身全国十大商帮之列。当然，在清中叶前，领袖中国商界的还是徽商和晋商。只是到了近代，得风气之先的浙江商人充分利用优越的地缘优势，采用西方先进的经营理念和技术，并积极创办实业，介入新式商业、近代矿业，以及银行、保险等新式金融业，迅速取代徽商和晋商的地位，逐步发展壮大，成为领袖中国商界的新一代商人群体。今天有人往往把浙商与徽商、晋商并称，此举容易混淆浙商的特质。浙商与徽商、晋商尽管时空有所交错，但总体上毕竟是彼落此起，而最大的不同在于其近代性的表征。在中国的近代化过程中，徽商和晋商仍然沿袭封建商业社会中的行为，逐渐被社会淘汰，而浙商却是与中国的近代化历程共生共荣，代表着先进的发展方向。
1978年后，改革开放大潮涌起。处于涌潮最前沿的浙江人又一次领风气之先，乘改革开放东风，弄民营经济大潮。20世纪80年代初，]O万温州人跑供销一度成为媒体关注的热点，至2006年，浙江已有600万经营户在外省和世界五大洲经商创业；浙商在省外设立的市场多达80多万家，注册资本达2000多亿元；浙商在省外、境外的投资总额达6400多亿元，成立的各种不同形式的商会、商业促进组织已有150余家。“无浙不成市”已为举国认同，新一代浙商已成为我国第一大商帮，浙江也成为国内最大的资本输出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潮中成长起来的浙商群体，成为浙江发展中十分活跃的生力军，在全国也称得上是最活跃的企业家群体。当然，还有一支奇兵不容我们忽视，那就是辗转于港澳台地区及东南亚、欧美等国的浙商。他们在当地继续从事工商业经营，为当地经济发展，尤其是东南亚和香港经济的腾飞作出了重要贡献。改革开放以后，这批浙商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积极投身祖国的现代化建设。一部浙江改革开放的发展史，很大程度上是一部浙商敢为人先、勇立潮头的创业史。在浙商身上所体现的创业精神和商业智慧，集中反映了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
《左传》有言：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再次立言。如果说古代浙江有两大传统，即精英文化传统与商业传统，那么，“言”和“功”正好与这两大传统紧紧对应。文化名人以执着和才华构筑出文化的大厦，这样的大厦在时常轮回的政治宫殿的坍塌中更显宏伟。而商界精英以智慧和手段打造财富的帝国，在繁荣经济的同时也推动社会的进步。立言，立功，两者不可或缺，皆为文明的发展作出贡献，两者都是浙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而浙商，更是浙江各项自然及人文因素与现代化结合的产物。浙江的地理、经济及人文特征为浙商打上了明显的印记，反过来，浙商也在重塑浙江的文化精神。可以说，浙商的经营思路和经营行为构建了浙商文化，而浙商文化又规范和约束着浙商的思想和活动。两者之间是一种良性互动的关系。在浙商文化形成的众多渊源中，源远流长的浙江文化传统，哺育了浙江人特别能适应市场经济的思想观念、行为习惯和生存技能，是浙商文化的精神之根。而新时代的浙商文化又以独特的面貌，发扬了浙江的优秀文化传统，成为浙江文化中的一朵瑰丽奇葩。
新世纪以来，在中共中央和中共浙江省委一系列关于重视社会科学研究的指示精神指引下，在浙江进一步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背景下，浙江省社科界统盘规划、整合资源，系统推进，积极实施浙江省文化研究工程，大力繁荣浙江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提升浙江的“软实力”。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率先启动了《浙江文化名人传记》百部丛书的工程。继而，又在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的指导下，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与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携手合作，共同启动“浙商系列研究”。该系列研究包括“浙江名商传记丛书”和“浙商文化研究丛书”两大部分。“浙江名商传记丛书”主要选取浙江籍著名商人，包括浙籍在港、澳、台以及海外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重要经营者，兼及外籍而长期在浙江从事经营活动的重要商人；人选商人的主要经营活动，内地一般限于]949年前，不包括改革开放后兴起的新浙商，台、港、澳地区和海外浙商则不受此限；人选名商资料丰富者，单人成册；资料不足者，按行业或地域，数人合为一册。计划先出版30部。“浙商文化研究丛书”主要研究浙商的政治参与政治文明建设、浙商的经营文化、浙商商业伦理和商事习俗、浙商对文化教育事业的贡献、浙商家族文化、浙商与社会慈善公益事业等，旨在通过研究，加深对浙商的理性认识，丰富浙商文化内涵。浙商创造并不断创新浙商文化，浙商文化反过头又塑造浙商品格，铬铸浙商精神。两套丛书也正可互为补充，相得益彰。
今天来研究浙商和浙商文化，恰逢其时：浙商卓有成效的实践活动，不仅为浙商和浙商文化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而且还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重大研究课题；在浙江省建设文化大省的精神指导下，主管部门积极关怀，社会各界热情襄助，给“浙商系列研究”项目提供了有力的保障；经过多年的积累，浙江文化研究已具有良好的基础和优势，涌现出一大批各领域的专家学者，为此研究项目提供了强大的智力支持。同时，丛书编委会也充分估计到浙商研究的困难：其一，传统文化和“左”倾思想对商界的轻蔑和压抑。中国封建社会延续几千年，“重农抑末”曾是长期“国策”，“首士末商”的观念根深蒂固。这些思想观念虽经近代欧风美雨冲击逐渐有所改变，但其影响甚至至今都没有完全消除。新中国成立后，虽一度鼓励私人工商业的发展，但后来“左”的指导思想愈演愈烈，以致人们谈“资”色变，商人成了研究的禁区，只允口诛笔伐，不许求是探究。其二，商人的成绩部分地靠商业秘密生成，条件不允许他们即时公布成功经商的真实状况，而时过境迁，无数真相永远无法打捞留存。又因为商人永远用业绩而不是用文字说话，所以在记录上自然远逊于文化界名士。其三，商业档案比起政治、文化的记载来，因其属于私家，更易沦失。但为了展示和继承浙江优秀传统，加深对浙江商业文化之认识，激励当代商界树立远大志向，成就更大事业，编委会知难而进，愿团结省内及国内有识之士，一起将这项大有意义的工作做好！
本丛书研究之目的，非在发思古之幽情，而在以占鉴今，为当世之用。对浙商的研究，不仅仅是历史的追索，更具有特殊的现实意义。浙商在当代中国的影响力是显而易见的，对于当代经济和社会格局的形成有着巨大的贡献和深远的影响。把浙商研究透了，不仅能够更加凸显出浙江特有的精神，也可以更准确地把握当代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乃至整个社会的走向，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是为序。
2007年9月26日
近代中国商界向有“山西票号，宁波钱庄”的说法，而近代上海则是宁波钱庄的最大活动舞台。秦润卿以其在近代上海钱庄业的地位及其一生为上海钱业发展所作的贡献，堪称上海钱业第一人。本书对秦润卿从小学徒到一代钱业巨子的创业历程及其从事的社会事业进行了详尽的阐述，指出秦润卿不仅实现了从传统商人到现代企业家的转型，而且实现了从企业家到慈善家的过渡，其所作所为对于正在大步走向市场经济的当代中国人来说是富有启示意义的。
本书是浙江省社联启动的浙商名人研究丛书的首部著作。该书全面系统地展示了秦润卿从钱业学徒成长为一代钱业巨子的人生历程及其从事的社会事业。书中指出，秦润卿不仅实现了从传统商人到现代企业家的转型，而且实现了从企业家到慈善家的过渡，对于正在大步走向市场经济的当代中国人来说仍富有启示意义。
《钱业巨子秦润卿传》是一本富有特色、很有价值的历史传记作品，将激励当代企业家投身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和谐社会建设的事业中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