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过中国史的人一提到宋朝，就会想到北宋是被女真族的金国灭亡的，南宋是被成吉思汗的蒙古铁骑灭亡的。南北两宋都亡于少数民族之手。北宋是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它怎么可能是最繁荣、最发达、最先进、最开明的国家呢?

本书以小说的形式，告诉读者一个真实的宋神宗与王安石变法。

商鞅变法、熙宁变法和今天的改革开放都处在中国历史发展转折的最关键时期。商鞅变法持续七代，成功了，社会大步向前发展，遥遥领先世界一千多年。熙宁变法只经历一代，失败了，社会逆转直下，中国衰退了八个世纪。

历史上，两次改革的巨大反差，难道不应该总结其丰富的经验和惨痛的教训?

五千年中华文明史上有过若干次改革，对中国历史产生巨大影响的有三次：商鞅变法、熙宁变法和今天的改革开放，变法改革是推动历史向前发展的动力。历史警示我们，改革必须持续几代人，必须持续一个多世纪才能取得成效。正确认识历史，正确认识今天，为了中华民族重新崛起，满腔热忱地投入到这场伟大的改革运动中去，是我们这一代国人责无旁贷的事业。

前言

一、国丧简办

二、谨慎的皇子

三、寻求治国的方略和人才

四、初探西夏之策

五、王安石

六、改革与斗争(上)

七、韩绛兵败

八、王韶的胜利

九、改革与斗争(下)

十、平定南方

十一、失地七百里

十二、乌台诗案

十三、兵败西夏

十四、司马光推翻新法

参考书籍

一、国 丧 简 办

公元1067年，治平四年正月初八，北宋第五代皇帝宋英宗驾崩，他的儿子赵顼继位，后者后来被尊为宋神宗。

宋英宗去世的第四天，刚继位的神宗皇帝就亲笔给中书省的宰相们手诏指示：“国家多难，四年之中，连遭两次国丧，朝廷和社会都非常疲惫了，朕已命令群牧使王陶节减一切冗费。命令内侍省的太监都知取旨，裁减一切不必要的费用。”

宋神宗在给前往河南府督办丧事的群牧使王陶的手诏指示中说：“……朕深知先帝陵寝耗资巨大，现在国家府库空竭，百姓凋敝，全社会正处在急需扶危拯弱的时候。但是，国家四年之内，两次遇上大丧，朕内心极希望一切从简办理，又担心中央各级和地方州县不能遵奉朕的旨意。现在派你到河南府督办，凡事必须节省，有必须办理的，无法省免的，即时向朕奏报。” 

宋神宗又召集执政的宰相们当面指示说：“仁宗之丧，先帝有各种顾虑，不敢裁减，现在裁减不必要的冗费，没有什么嫌疑了。”

古代社会，办理丧事是检验后代对前辈的态度和立场的原则大事，中国封建时代从来都主张丧事大办。帝王驾崩了，那更是当时整个社会的头等大事。珠宝金银，绫罗绸缎，尽其所有。帝王陵寝，按照帝王礼仪规格、礼仪制度，不敢马虎半点。

“视死如生”是中国古代的一个重要信条。在封建社会里。一向把死去的帝王视为刚即位的新皇帝和整个国家的保护神。所以，对国丧的重视，对祖宗的虔诚，那是毋庸置疑的。

新皇帝宋神宗下令要求国丧简办，并派亲信大臣赶赴各地督促检查，这在以“忠孝”为治国纲领的封建社会是极少见的特大新闻。

刚即位四天的新皇帝对各级政府连续发出若干道内容相同的圣旨，而不被群臣议论反对，除了四年之内宋仁宗、宋英宗连续驾崩，两次国丧，国家财政无力承担之外，还有什么更深层次的原因?

公元1067年，宋神宗即位时，北宋开国已经一百零七年了。一百年里，北宋的国家财政经济呈现上升期、鼎盛期、危机期三个阶段。宋神宗即位于危机期，国家财政已无余钱，国家库场已经告罄，国家经济年年赤字，宋神宗他做的是一个两手空空的皇帝。

宋太祖(960—975)、宋太宗(976—997)两代开国皇帝曾对宋朝的政治、经济、军事体制进行过卓有成效的改革，他们设立三司，总领盐铁、度支、户部三个经济部门。全国路、州、县三级财政物资都由中央三司统一调度，形成全国统一的财政经济管理机构和制度。皇帝和中央对全国的钱财粮有绝对的支配权，地方甚至没有独立的经济使用权。地方失去了对抗中央的经济基础，也就失去藩镇割据对抗中央的可能。南北两宋，三百多年的历史中，因此再也没有出现唐末五代那种地方割据、全国分裂的局面。

三司号称“计省”，长官称三司使，地位仅次于宰相，号称“计相”。三司使主财，总管全国财政经济。枢密院的长官称枢密使，主军。中书省的长官是宰相，主政，宰相不能过问财政和军事。三个部门各自独立，相互无权干预，有如美国现在的三权分立。三个部门的工作内容、涉及的机密，相互不能通报，不能相知，他们各自直接向皇帝汇报，直接听命于皇帝，宋代财政军三项大权高度集中在皇帝一人手中。这就是所谓的中央集权制。

宋代皇帝们亲自主管经济，亲自参加财政经济各项重要制度的制定，主持财政的重要会议，经常过问财政经济的盈亏虚实。三司每年要把全国的金银钱帛、军储粮草收入支出制定成一本册子呈交皇帝。后来，三司定期主持编定《会计录》，详细记录财经方面的重要数据，以便皇帝及时全面了解掌握全国财政运行情况，财权高度集中在皇帝手中。皇帝亲自主管经济，这是北宋以前各朝各代没有过的现象。  公元995年，北宋第二代皇帝宋太宗做了二十年皇上后，很有感触地说：“朕难道不知道潇洒清高，自娱自乐吗!为了救世养民，全国的钱粮玉帛这类琐碎小事，朕要一一用心掌握。朕若不用心于此，如何管理国家?像前代帝王，天下十分财赋，只有一分进入王室。唐德宗在梁州、洋州时，国家极其困难，大臣韩晃割据一方，囤积、储蓄大量钱粮，唐德宗派儿子李皋前往求助，韩晃很不情愿，勉强拨给一百万斛，才解德宗燃眉之急。当时唐代朝廷十分窘迫，无权支配一切的形势触目惊心。朕今日收拾天下遗利，赡养军国，救济贫困，若有豪强刁滑之民，想在朕这里得到毫发之惠，那是办不到的!”

宋太宗这段话说得很自豪，很自信，也很实在，他一语道破北宋成立三司的目的和用心——北宋皇帝必须亲自掌管财政大权，有了财权，皇帝才不会被架空，才能驾驭天下。

宋太祖讨平诸国后，将各国的金银财富集中到京城，储藏在另一府库，命名日封桩库，又叫左藏库。国家每年财赋的盈余也储藏于此。

宋太祖曾经对大臣们说：“石敬瑭将幽燕十六州割让给契丹，百姓长期陷入夷虏，朕是可忍孰不可忍?等到蓄满五百万贯，派人出使契丹，赎回山后诸郡。如果不答应，用这些钱招募战士，夺回幽燕。”

不久宋太祖晏驾，这个计划被搁置了。后来宋太宗将左藏库改称内藏库，国家每年继续储蓄一部分财赋，以备不时之需。没有皇帝允准，谁也不敢妄动。

太祖、太宗两位开国皇帝都注意发展生产，鼓励垦殖，减免部分苛捐杂税，生产逐步恢复发展，经济也逐步繁荣。到了开国四十多年时，宋太宗至道年间，天下各种财政收入一年达一千六百多万贯，是唐朝鼎盛时期的两倍，那时的宋朝比唐朝繁荣多了，国家富有多了。

北宋开国的前四十年，财政经济处于上升期。

宋真宗(998一1022)是北宋第三代皇帝，在位二十五年。他的统治分前后两期。前期，他延续前两代帝王的政策，社会比较安定，生产进一步地恢复和发展，又是南北两宋三百多年中战争最少的时期，经济呈现繁荣景象，北宋经济达到鼎盛期。后期，契丹发动侵略战争，签订“澶渊之盟”后，他昏庸地使国家经济下滑至危机期。

北宋开国初期，全国人口只有三百零九万户，到1004年，宋真宗与契丹签订“澶渊之盟”前，开国近五十年短短的时期，全国人口增至八百六十七万户，增加两倍多。这时国家每年总收入达两千六百五十多万贯，比宋太宗时多了一千多万贯。那时候的宋朝经济达到了鼎盛阶段。

公元1004年，契丹发动侵略战争，北宋军民奋力反抗，国家和军队并没有受到太大的挫折，完全可以利用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打败契丹，但宋真宗不敢面对强敌，怯弱地、匆忙地、不计后果地与契丹签订了辱国丧权的“澶渊之盟”，答应每年向契丹赔款十万两银，二十万匹绢结束战争。为了遮羞，他换了种说法，叫“输送岁币”。

与太祖、太宗二帝相比，宋真宗属于昏庸无能暗弱之辈，他没有充分利用前两代创造的有利条件把开国以来良好的发展势头延续下去。

与契丹签约议和后，本来应该利用这屈辱换来的和平时期，卧薪尝胆，革除弊政，整顿内务，发展生产，重整旗鼓，打败强敌。宋真宗却与他的近臣制造“天书屡降”的荒唐迷信，试图转移全国因签订卖国条约而愤怒的视线。

“澶渊之盟”后的第四年，正月、四月、六月，宋真宗三次大肆庆祝“天书”降临，同年十月又到泰山行封禅礼。

五岳之中，泰山最为尊贵，因为它位于东方，古人认为它有生长哺育之意，是生命之神。古代帝王到泰山之巅祭天叫“封”，在泰山之南的梁父山祭地为“禅”。封禅是封建社会最高最隆重的大典。  宋真宗挖空心思，声称道教的天尊赵玄朗是宋朝皇家祖先，宋真宗大肆宣扬天尊几次向他“显灵”，赵玄朗被尊为宋朝的“圣祖”。

P13-17

公元960年北宋建立。公元1127年灭亡，北宋经历了一百六十八年。

一个半世纪里，北宋的政治、经济、文化达到中国封建史上的巅峰阶段，成为当时世界上最繁荣、最发达、最先进、最开明的封建国家。

读过中国史的人一提到宋朝，就会想到北宋是被女真族的金国灭亡的，南宋是被成吉思汗的蒙古铁骑灭亡的。南北两宋都亡于少数民族之手。北宋是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它怎么可能是最繁荣、最发达、最先进、最开明的国家呢?

“积贫积弱”是个什么概念?

“积贫”是指政府财政收支极不平衡，入不敷出，寅食卯粮。捉襟见肘。

政府财政是从整个社会经济中抽取的赋税，它只是社会经济中的一部分。“积贫”不是指北宋全国的经济状况，而是特指政府财政收支不平衡现象。

宋仁宗时，国家每年财政总收入达六千多万贯，是唐朝最繁荣时的七倍。当时，一贯钱可以买三百多斤大米。但是，宋仁宗每年财政总收入的六分之五用来养兵，政府所有的开支只能使用六分之一，政府的日子过得十分窘迫，国家财政年年出现赤字，所以，政府“积贫”。

“积弱”是指北宋王朝的军事力量、军事政策，对外，不能抵御入侵：对内。不能拱卫国家政权。

“积弱”是北宋王朝为了预防军人篡政，预防政权更迭，长期采用“重文抑武“政策，过分压制削弱军人权力，自己束缚自己手脚造成的。

“积弱”并不是指宋代人不敢反抗外来侵略，也不标志宋代人懦弱无能。“脏唐臭汉宋鼻涕”，只能形容统治者，不能泛指人民群众这一整体。

“积贫积弱”是对北宋王朝经济、军事政策造成后果的高度概括。不能把“积贫积弱”作为对北宋整个社会的评价或象征，那是一种误解。

北宋科技、文化、思想高度发达，高度繁荣。

中国古代四大发明，有三大发明诞生在北宋(指南针、火药、活字印刷术)，北宋的科技水平走在当时世界的最前列。

唐宋八大家，六家在北宋，宋代散文脍炙人口。宋词是中国文学史的骄傲。以《资治通鉴》为代表的史学名著，标志着宋代史学的高度发达。

宋代理学融会贯通中国历史上各种思想成就，推动中国思想理论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成为中国思想史的里程碑。

北宋科举制度发展到成熟完善阶段，它为北宋培养造就了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苏轼、苏辙、曾巩、司马光、程颓、程颐、沈括等等一大批人才。他们成绩斐然，他们在各方面都创造出光辉的业绩，成为耀眼的亮点。北宋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人才最突出，人才最集中的高峰期。

北宋经济高度繁荣，高度发展。是中国封建经济史上的最高峰，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最发达的国家。

北宋开凿很多运河，把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连成一个东西南北中的大水网。每天有七八千艘官府的漕船往返穿梭在各条水道上，民间的船只更是无数。仅粮食一年就要运六百至八百万担到京城开封，其他的物资远远超过这个数。唐朝最繁荣时，一年才有二百六十万担粮食运抵京城。

漕运使东西南北各地的物资大交流，大流通。漕运有力地促进北宋商品经济的发展。北宋漕运的发达超过前朝后代，达到中国古代之最。

公元1085年以前，京城开封人口已达一百多万，成都九十三万，全国几十万到一百多万的城市有几十座，《清明上河图》真实地再现了北宋都城汴京的繁荣昌盛。同时期，欧洲的威尼斯、巴黎、伦敦城只有几千人，三百多年后的十四世纪，英国伦敦才有四万人，算是欧洲最大的城市了。北宋城市增多，市民阶层大量出现，十一世纪，先进、发达、繁荣的北宋是欧洲无法相比的。  宋神宗时，一年铸造七百多万贯新钱，社会上还是发生钱荒，经济繁荣的四川出现了“交子”——世界上最早的纸币。钱荒和交子的出现，从另一个侧面表现了北宋商品经济的繁荣。

宋神宗命令成立国家军器监，它在开封京城有十几个大作坊，有八千七百多工匠集中在一起劳动，集中在一起生活，他们靠工资和配给的粮食养家糊口。他们有专业技术。他们是专业工匠，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兵工厂。生产型号统一、数量巨大、世界第一流的武器装备。

宋神宗命令军器监把如何选材，如何制作，如何衡量质量标准，编辑成一部一百一十卷《军器法式》的工具书。它是当时世界上用科学技术指导生产的最先进和最集中的大作坊、大工场，这在当时世界其他地方还没有见到过。北宋其他城市像这样的大作坊、大工场还有很多。北宋手工业快速发展，不但人数众多，门类齐全，技术含量也非常高。

北宋的瓷器闻名于世，很多大作坊成为历史名窑。指南针的再发明和宋代的开放政策。使宋代海运业非常发达。西北新疆、甘肃的丝绸之路被西夏契丹截断，海上丝绸之路在北宋高速发展，大批丝绸瓷器运往海外。宋代与东南亚、西亚物资文化交流繁荣、兴旺。

北宋印刷术的普及，活字印刷的发明，有力地推动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唐代科举考试每科最多只录取五十名左右，北宋每科录取五六百人，甚至八九百人，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代。“孤村到晓犹灯火，知有人家夜读书”，读书风气遍及城乡。

由于北宋长期执行“重文”政策，“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社会心态形成，整个社会重视文化教育的思想蔚然成风，整个社会的文化素养大大提升，不但远远超过周边国家，也远远高于元明清三代。

北宋的茶叶年产高达三千多万斤。四川一省年产就有两千多万斤。宋代饮茶习俗成为风气，大量的茶叶运往全国各地，运往西北交换马匹。陕西解池的盐。销往全国各地，其利润成为国家重要的财政税收之一。

宋代坑冶业非常发达。北宋年产铁十四万吨。七百多年后，俄国、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初期也远没达到这个数。公元1800年，英国年产二十五万吨，二十五万吨的年产量，使英国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北宋远远走在欧洲各国前面，

北宋市民阶层人数大量增加，手工业大工场、大作坊大量出现，商品经济高速发展。北宋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最发达、最繁荣的国家。

赵氏家法：“誓不杀士大夫。”北宋文人言论自由，思想活跃。在宽松开明的政治气候下。素养很高的宋代文人敢议论，敢发表自己的见解。他们“敢为天下先”，他们”以天下为己任”，他们”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们的爱国激情、严于律己的自律精神、善良高尚的淑世精神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代。

宋代宽松开明的政治与明清相比，特别是与“康乾盛世”那残酷、野蛮、血腥的文字狱，那一次次的浩劫相比，封建文人非常向往宋朝。非常怀念宋朝。他们对宽厚仁慈的“仁宗时代”赞不绝口，北宋是封建文人的黄金时代，

就是这样一个高度繁荣、高度发达、高度文明的国家，在契丹、西夏武力淫威下，每年赔款一百万银子、丝绸、茶叶，屈辱地接受不平等条约。

社会经济繁荣，科技文化先进发达。与“积贫积弱”并不矛盾，“积贫积弱”是指赵宋王朝在长期传统政策下。政权自身摇摇欲坠，随时有倾覆的危险。它和社会经济繁荣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所指的范畴也完全不同。不应该混淆。

宋神宗是北宋第六代皇帝，他十九岁继位时，北宋开国一百零七年了。国内。长期“积贫积弱”，风雨飘摇。岌岌可危：国外，契丹西夏两个强敌虎视眈眈，咄咄逼人。内外交困，形势逼人。   国家财政只能在全国耕地十分之三的面积上抽取赋税，十分之七的耕地面积被大地主、大官僚、大贵族占有，他们长期享受免役免税特权，政府在他们占有的^地上，一文钱也得不到。国家“积贫”到无法支撑的地步，他们却富得流油。国家与他们的矛盾日益突出。日益尖锐。他们已经威胁到国家的生死存亡。何去何从，北宋的最高统治者必须作出抉择。

宋神宗不是皇家嫡系子孙。父子两为了继承皇位，付出了一代人的代价。宋神宗非常珍视这个来之不易的皇权，即位后积极寻求人才，积极寻求治国方略。为了拯救国家，为了赵宋王朝能够中兴，他强烈地要求改革变法，他积极主动地寻找到王安石。

王安石大宋神宗二十七岁，有近三十年的从政经验。有高尚的个人情操、渊博的学识，是当时极孚人望的社会名流。王安石长期观察。长期实践。分析研究。觉察意识到宋朝社会的病根。君臣两人认识一致。志向一致。他们顺应广大中下层士大夫的要求，共同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自上而下的变法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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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变法、熙宁变法和今天的改革开放都处在中国历史发展转折的最关键时期。商鞅变法持续七代，成功了，社会大步向前发展，遥遥领先世界一千多年。熙宁变法只经历一代，失败了，社会逆转直下，中国衰退了八个世纪。

历史上，两次改革的巨大反差，难道不应该总结其丰富的经验和惨痛的教训?

五千年中华文明史上有过若干次改革，对中国历史产生巨大影响的有三次：商鞅变法、熙宁变法和今天的改革开放，变法改革是推动历史向前发展的动力。历史警示我们，改革必须持续几代人，必须持续一个多世纪才能取得成效。正确认识历史，正确认识今天，为了中华民族重新崛起，满腔热忱地投入到这场伟大的改革运动中去，是我们这一代国人责无旁贷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