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旨在提示韩国华侨的现状和问题，并通过经验研究，来验证解释海外华侨的有关理论，如文化同化理论、民族经济聚集区理论以及文化多元化理论。

在该书中，作者主要运用了韩国国家人权委员会2003年的调查数据，其次，收集和引用了有关韩国华侨历史和移民政策的文献资料，并通过个案深度访谈收集了有关韩国华侨现状的资料。书中所考察的主要内容包括韩国华侨的居住格局、民族与文化认同、职业获得、社会网络、社会行动以及未来发展。

本书是一部关于韩国华侨文化和生活方式变迁的著作。作者运用社会学人类学方法。收集了有关韩国华侨的宏观背景资料和微观生活素材。基于这些经验材料，系统探讨和检视了海外华人华侨研究的相关理论，如文化同化理论、民族经济聚集区理论以及文化多元化理论等。

通过对韩国华侨的居住格局、民族与文化认同、职业获得、社会网络、社会行动以及未来趋势的经验考察，归纳出了嵌入式移民适应模式理论。认为韩国华侨所选择的适应模式既非同化模式亦非聚集模式，而是具有自己特色的嵌入式适应模式，其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来自韩国社会的排斥；二是来自自身的文化传统。

本书不仅为了解和认识韩国华侨的现状及面临问题提供了可靠经验材料，而且也为海外华人华侨研究和移民研究提供了一个理论和方法的范例。

前言

导论

一 华侨研究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二 相关研究及文献综述

三 问题和假设

四 研究方法和过程

第一章 韩国华侨的迁移史

一 韩国华侨的历史概况

二 历史事件与韩国华侨的遭遇

三 韩国华侨历史发展的特点

四 小结：特殊的路径

第二章 韩国华侨的居住：散居与嵌入

一 韩国华侨的分布

二 华侨的散居特点

三 影响散居的因素

四 散居策略的社会功能

五 小结：同化抑或嵌入? 

第三章 民族和文化认同：情感与理性取向

一 华侨身份的复杂性

二 民族、社会与文化认同

三 认同的多元化倾向

四 影响认同的因素

五 小结：情感与理性的交织

第四章 职业和地位的获得

一 韩国华侨职业结构的变迁

二 职业市场的行情

三 华侨的职业与地位获得

四 身份与人力资本的作用

五 小结：身份与结构性障碍

第五章 社会网络的结构及功能

一 华侨社会网络的编织过程

二 韩国华侨社会网络的结构

三 韩国华侨社会网络的功能

四 小结：从海外游子(Diaspora)到侨民

第六章 社会行动的范围：民族性与跨国性

一 韩国华侨的政治参与

二 韩国华侨社团组织及其活动

三 华侨资本：民族性与跨国性

四 小结：边缘的力量

第七章 全球化背景下的韩国华侨：问题与前瞻

一 全球化与国际移民

二 面临的问题

三 未来展望

四 小结：明天会更好

结论与讨论：嵌入而非同化之路

附录1 韩国国籍法

附录2 访谈提纲

参考文献

(一)古代中韩间的移民活动

中韩之间的移民活动有着悠久历史，早在公元前1066年，殷王族箕子率5000人到朝鲜，建立箕氏朝鲜，教民以礼仪、田蚕织作。据《朝鲜史略》载：“周武王克商，箕子率中国人五千，入朝鲜。”①由于在地理位置上的临近，在各个王朝、各个时代，中国人向朝鲜半岛的移居活动似乎从未间断。

纵观历代中国人向朝鲜半岛的移居活动，可以发现这样一些基本规则：首先，对现实不满者或受挫者的避居。在移居者当中，有较多的人是出于对现实状况的不满，或者是为了回避受压制和被剥削的处境，远离自己故乡，向陌生地方迁移，期望在新的地方能改变自己所不满意的处境。例如，殷末箕子到朝鲜就是典型例子。在秦朝以及其他朝代，都会有一些不甘受苦役和压迫的官吏、百姓，他们为了逃避苦役和压迫，就必须远离受压迫的地方，由于地理位置上的临近，所以朝鲜半岛自然就成为这些避居者所选择的避居地。

其次，逃避战乱者的迁移。在中国王朝更迭的过程中，常常是伴随着战争、农民起义和暴动。历史上，东北地区和山东半岛是战争频发地区，这两个地区的百姓为了逃避战乱和灾荒，常常通过陆路和水路逃往朝鲜，寻求安稳的生活。例如，汉初的王仲就是逃避战乱而迁往朝鲜定居的，在元朝末年，由于农民起义较多，社会动荡不安，东北地区大量难民为逃避战乱移居高丽的，据《高丽史》记载，公元1359年11月，“辽沈军民二千三百户来投，分出西北郡县，管给资粮”①。

第三，从事经营活动的居留者。在宋元时期以及明末清初，中国与高丽、朝鲜之间的贸易和商业交往活动较为频繁，中国的商人、工匠、艺人通过陆路和水陆两条线路前往朝鲜半岛，输入中国先进的瓷器、金属制品以及火药和火器，大量的火药和火器工匠以及建筑工匠带去制造火药和火器以及大型工程的技艺，这些商人、工匠和艺人当中，有些就留在那里定居下来。但是，由于官方对海外贸易和移民持鄙视和限制态度，尤其对向海外输出的军器和火器严加限制，并认为向海外移居的人都是不安分守己的人，是对王朝不忠的表现，所以，到海外经营商业、贸易活动并移居海外的人，在各个朝代都不是很普遍。同样，为了经营目的而迁移到朝鲜半岛的中国人也属少数。

第四，参战将士的散落和居留。在漫长的古代史中，也有大量韩国华侨是在战争中散落并居留在韩国的将士或士兵。隋唐时期，与朝鲜半岛时有战事。在明末，又有大量援朝军队在朝鲜半岛参与抵抗倭寇入侵的战争，在众多的战争中，大量中国将士散落于朝鲜半岛，并逐渐居留和繁衍生息下来。

最后，罪犯的流放。中国古代一些王朝有将罪犯流放到边疆和国外的政策，例如在明代初年，公元1372—1392年问，明王朝将元代的贵族及其残余流放到高丽。②这些罪犯被流放后，便在流放地生存和居留下来。

从历代中国向朝鲜半岛的移居者的概略情况来看，古代移居者的迁移动机主要来自于居住地的推力，如专制统治、残酷压迫、社会经济的衰退等等，由于移居者对这些现实的不满和难以承受，便不得不寻求摆脱现实的途径，于是他们选择去异国他乡避居。

此外，在古代的移居活动中，主动的迁移并不普遍，因为在农业社会里，迁移流动并不受鼓励，而且远离他乡也是礼教所反对的行为。所以，较多的移居异国他乡的人，常常是被迫或被强制迁移的。那些参加战争的士兵，在烽火连天中散落下来，不得不就地居留；还有那些被流放的被贬官吏和罪犯，都是被强制遣送而居留下来的。

一般来说，贸易是推动人员交流的主要途径。另一方面，移民活动的重要动机之一似乎是为了从事商业或其他经营活动，即为了获得经济利益。从近代以前的中国向朝鲜半岛的移居活动概况来看，虽然在和平时期也有人为经营目的而移居，但这种主动性的或以利益驱动的迁移，并不构成迁移流，因为中国无论在政治经济方面还是在文明发展程度上，都具有优越地位，所以，朝鲜半岛并不构成吸引中国大陆移民的优越条件。

虽然近代以前的韩国华侨在规模上并不大，但从韩国社会与文化发展的历史中可以看到，华-侨对朝鲜半岛的贡献和影响很大，而且较为普遍。来自中国移居者自从居留和生息下来后，在当地社会并未形成民族边界和民族社会。从历史中能够看到的可能只是他们在文明与文化方面留下的痕迹。由此我们可以推导，前近代的移居者是融入于朝鲜半岛社会的，与当地人共同创造着历史，而没有形成民族边界和民族隔离的社会和历史。

P34-36

选择韩国华侨这一研究课题，我当时是从这几个方面为出发点来考虑的：一是作为韩国高等教育财团资助的课题，并要赴韩国做研究，因此课题研究内容最好是与韩国社会有一定的关联；二是新的研究课题应该和自己以往的学术研究有一定的连续性；三是必须克服语言的障碍。韩国华侨是韩国社会的移民群体和社会构成之一，但他们没有韩国国籍，属于外国人身份，研究华侨群体，与我的博士论文课题《户籍制度：控制与社会差别》(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有一定的联系，同时也是我学术研究设计的组成部分，在我完成《超越户口：解读中国户籍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研究之后，就计划做一个比较研究，而考察韩国华侨，因涉及身份与权益问题以及迁移和流动问题，所以使我的研究得以进一步拓展。此外，华侨能用汉语交流，因此在实地研究中避免了语言障碍问题。

在此项研究中，我所关注的问题主要是华侨作为移民群体是如何适应在韩国社会的侨居生活的，对这一问题的考察，是为了向有关移民和华侨研究中的诸如“同化论”、“民族文化多元论”、“民族经济聚集区论”等理论解释提出对话。我试图通过对韩国华侨的个案研究，提出一种新的移民适应模式理论，即“嵌入适应模式”。韩国华侨具有一定特殊性，他们所选择的这一特殊适应模式是特殊环境造成的。韩国华侨与欧美华侨以及东南亚华侨的生存和适应侨居生活的方式存在着较大差异，所以，韩国华侨的个案材料为我们了解海外华侨的生存方式提供了独特视角。

在韩国一年的实地研究中，我接触了较多的韩国华侨，与他们有过集体的聚会和交流，也对他们进行了个案访谈，研究中的一些发现和结论，主要是基于对华侨的个案访谈材料得出的。在选择个案访谈对象时，我主要按照华侨的职业类别来挑选样本的。由于个案访谈主要集中在汉城、仁川、京畿道等地，所以为了把握韩国华侨的整体情况，我在研究中收集和运用了韩国国家人权委员会所作的韩国华侨调查数据。

对韩国华侨社会的考察，主要包括韩国华侨的历史发展、居住格局、认同心理、职业与社会流动、社会网络、行动范围以及未来发展等几个方面。历史的考察旨在揭示韩国华侨发展的历史背景；华侨分布和居住状况反映的是华侨生活的基本现状；对认同的分析可以了解华侨的精神观念；考察华侨的职业与流动，可以了解到他们在韩国社会的地位状况；对社会网络的考察则能够了解华侨在韩国社会的社会关系结构；考察华侨的社会行动范围，是为了揭示他们的社会行动结构及特征；对华侨未来的展望，主要是分析和预测华侨所面临的问题，探讨解决问题谋求发展的途径。

我的研究所关心的本质问题是身份平等问题，但这不是价值问题的讨论，而是通过经验研究来揭示人类社会是如何建构起身份不平等的，以及身份不平等又是如何影响社会关系的和谐和社会发展的。通常情况下，人们可能认为身份平等是一种遥远的理想和价值，然而事实上平等问题就在我们身边，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一种行为、一项规章以及一个条例，都关系到平等与不平等问题，平等与不平等也正是在日常情境中逐渐建构起来的。所以，从现实意义的角度看，我希望通过这一研究，能促进韩国华侨的发展环境趋于更加平等。

在完成这一课题并将结束在韩国一年的生活和学习之际，首先感谢韩国高等教育财团，正是他们的慷慨资助，让我能有机会来韩国作此项研究。

在研究过程中，指导教授国立汉城大学人类学系的金光亿教授给予了我诸多生活上的帮助和学术上的指导，在此谨向金光亿教授表示诚挚的谢意。国立汉城①大学比较文化研究所的各位同仁也给我提供了较多交流和学习机会，人类学系的硕士研究生黄红辉同学帮我查阅了大量韩文文献，并帮我翻译了韩国国籍法，在此一并致谢。

一年的韩国生活、学习和研究经历中，给我留下最温馨、最深刻、也是最值得回味的印象是韩国高等教育财团国际学术部各位项目官员和其他工作人员细致而又周到的工作。从接我们入境，到组织文化旅游，直至送我们离境，一年内财团工作人员付出了很多很多，给予了我们无微不至地关照，他们那种认真和敬业精神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值此在韩研究结束之际，我要衷心地感谢财团各位工作人员，正是他们的无私奉献和细致工作，为我们创造了非常优越的学习和研究环境。

此外，感谢2004～2005届的各位学者，尤其是中国学者，一年来的相互交流和学习，让我受益匪浅。

最后，真诚地感谢妻子俞敏和儿子陆亮，一年来他们的理解和支持，使我能潜心于此项研究。特别是妻子俞敏，她在工作的同时，独自承担所有家务和教育孩子的重担。她的支持和对家庭的奉献，鼓舞着我一步步向前进。

陆益龙

2005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