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仪的一生注定了他的社交圈子极广：逊位前后的帝师，如陈宝琛、庄士敦等；民国初年的军阀政要，如冯玉祥、张勋、徐世昌等，乃至知识界名人如泰戈尔、胡适等，都或多或少、或深或浅与溥仪有过程度不同的交往。勾勒、还原这些交往的原貌，可以使读者更深切地感受晚清民初直至1950年代前后中国上流社会各界人士的思想观念、价值标准的嬗变过程及其产生的社会影响。

　　“末代皇帝”这个独一无二的特殊身份，在帝制长达两千余年的中国社会绝不仅仅是一个可有可无的象征性符号。尤其是在帝制结束、民国初肇的特殊历史时期，在立宪派，共和党人，旧式军阀，不新不旧、不中不西的文人学子，成分极为复杂的遗老遗少，以及在帝制下生活的芸芸众生的眼里，“末代皇帝”更是代表了一股势力、一种文化传统。

溥仪研究和“溥仪热”——代序

状元、皇帝称师徒——溥仪和陆润庠

师傅老臣智囊——溥仪和陈宝琛

满汉双榜进士——溥仪和伊克坦

拔了寿眉的师傅——溥仪和徐坊

“藏魄傍庐”见“风骨”——溥仪和梁鼎芬

帝师兼御医——溥仪的朱益藩

“合同”师傅——溥仪和庄士敦

“神交”——溥仪和黎元洪

逼宫 讨逆 救驾 拒伪——溥仪和段祺瑞

从清朝军咨大臣到中华民国总统——溥仪和徐世昌

第二次登极——溥仪和张勋

清宫泛起新思潮——溥仪和胡适

他为溥仪而死——溥仪和王国维

为光绪皇帝的英文师傅

衍圣公的遗折——溥仪和孔令贻

双重礼仪——溥仪和荫昌

悲哉“文圣”——溥仪和康有为

梅戏迷——溥仪和梅兰芳

印度诗哲游清宫——溥仪和泰戈尔

三拜九叩大帅情——溥仪和张作霖

少帅揭秘——溥仪和张学良

从世交到患难之交——溥仪和十世班禅额尔德尼

后记

“九·一八事变”的炮声是在1931年9月19日传到天津的，朱益藩也乘9月20日早班车到达天津，当即晋见溥仪。溥仪针对时局的变化传下谕旨：“关外之变是否影响到我尚不可知，但不能不先有筹划，应与陈宝琛等各抒所见，以备采择，等因。”陈宝琛、朱益藩、郑孝胥、陈曾寿、胡嗣瑗等纷纷发表意见。据9月22日《直庐日记》载，溥仪对朱的非常明朗的态度颇有保留，他认为“辽变事不可知，朱老师但主拒、不主迎，亦太固执”。胡嗣瑗的意见“此时迎拒皆说不到，宜静观变化，相机筹之”，则得到了溥仪的首肯。胡认为：“万一日军进据哈尔滨与赤俄一生纠葛，则祸变正未有艾，更不能遽谋我方行止矣。纵赤俄与日南北不相侵扰，而国内如必迫出最后通谍，情势亦与今日不同，更须沉默为是。近日外有浮言胥动，切不可少露痕迹。”溥仪对此极表赞同，“所虑甚是，我总以沉静为主，随时措注可也”。

在这以后的一个短时期中，日本关东军先后派出上角利一和土肥原等来津劝诱溥仪，使其内心渐生出关的意向，朱益藩看在眼里，十分恳切地开导其弟子说：“闻得我正与日方共谋建立满洲政权，臣愚以为这一措施似乎欠妥。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早在甲午中日之战时就暴露无遗，举国皆知，而今又制造‘九·一八事变’，侵略我东北三省，鱼肉乡民，举国同愤，皆欲一致抗日，奈何甘冒天下之大不韪，而与日本合作，共谋建立所谓满洲国政权，寄居他人篱下讨生活，甘当傀儡耶？凡事都要头脑清醒，冷静思考，为人子孙者，意图恢复祖宗旧业。志固可嘉，但必须审时度势，认清大势之所趋，试问我们现在两手空空，何所凭借？依仗日本之势力果可靠乎？出此下策，不过徒令一些别有用心者，得以窥测我们的意图，用来作为勾结日方之资本，坐令日本借此招牌，作为侵华的桥头堡，以遂其侵吞中华之野心，使国家民族蒙受莫大损害，此事万万不可为，伏祈慎重考虑之。”

遗憾的是溥仪并没有慎重考虑朱益藩的意见，终于在1931年11月10日，背着陈、朱二傅，悄悄地出关而去，走上了背叛祖国的可耻之途。1932年3月9日，溥仪在长春就任伪满洲国执政，其后两次电召朱师傅，他皆以年老体弱“不耐东北严寒”为词而力辞不赴。他不但不满于溥仪的偷渡之举，更不满于当时围绕在溥仪身边的郑孝胥父子等，认为他们“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依仗外势专为身谋，不恤大体，不顾恩义，不谙掌故，一切以意为之。眼前必闹笑话，异日必多流弊，听之不可，争之不得”，因此是绝不可以与之同流合污的。1934年3月1日溥仪在“新京”(长春)举行“第三次登极”大典仪式，北京的王公旧臣纷纷前往朝贺，希图在“新朝”中谋一席位，朱对此却极为冷淡，不但自己不往，也不许子侄借重他的名义前往。我们不能不承认，这确是一种可鉴千秋的民族正气，可以垂范后世。

从朱益藩的一生来看，“但主拒，不主迎”显然是他的一段最明亮且最荣耀的历史，反映了他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所表现出的爱国和进步的气节，这是其他趋利弃义、“伴龙”投敌的王公遗臣所不可相比的。然而，溥仪终于出任伪满“执政”和“皇帝”以后，他虽然婉拒电召，不往“新朝”就职，甚至连北上拜谒旧主都给免了，但他还是不愿意断绝与“清帝”的恩谊和联系，不愿意放弃对“皇上弟子”的开导与规劝。他从这时起直到去世的几年中间，通过给胡嗣瑗写信的方式，用隐语与溥仪保持密切的联系，一方面继续给溥仪管理留京办事处，另一方面则时时关注着东北的政局，探讨形势，参与机宜，为溥仪的复辟事业出谋划策。

当此之际，日军仍步步进逼，在华北地区制造新的傀儡政权，以图扩大殖民统治的地盘。面对这种形势，朱益藩内心很苦闷，他在致友人的一封信中写道：“主权放弃，恢复良难，此为弟一苦痛。龙旗未睹，今兹疆场之役，以华攻华，只是为人作苦力，于我无与。弟对此局啼笑皆非，默念将来则更惧多于喜也。”

1932年5月18日，朱益藩致书伪满执政府秘书长胡嗣瑗，分析华北时局，提出由溥仪“人关”“救国”的方略。他主张动员北洋军阀吴佩孚出山，依靠他统帅张学良、韩复榘、阎锡山和张宗昌各路将领，与日军协商停战，拥立溥仪人关称帝。关于谈判的实施，可先在北洋政府时期的参议院和众议院的旧议员中活动，商酌与日本人谈判的原则，如能达成一致，则可代表民意发出通电。

这一“迎銮入关，收复政权”的方略失败以后，朱益藩又在1933年5月4日致书胡嗣瑗，提出新的策略，即利用华北和中原的武装力量，与已经占领东三省和热河的日军以实力言和，共同拥戴溥仪。与前一种方略相比，这已经是降而求其次了，但这新的策略又告破产。

最后，朱益藩只能以给胡嗣瑗写信的方式，给溥仪出些主意，希望他与日本人打交道的时候，能聪明一些，多为自己争得一点“主权”，减少一些当傀儡的耻辱，以改变处境，如此而已。例如在1932年7月19日的信中，朱提出了防止受制于日人的问题，听说伪满“拟设总监”，认为“是直高丽我也”，即以对待傀儡朝鲜国王李艮的办法待溥仪，他写道：“果尔自当力拒，不能通融。”当朱已能证实确有溥仪与日本签订的《日满密约》后，遂在1932年8月28日的信中写道：“与倭密约十七条，似非尽捏造。果尔，则无事不受钳制，较待三韩尤为苛酷。此约不废，直无一事可为。”1933年5月31日塘沽停战协定签字，伪满被视为“第三者”不予外交参与权，朱对此深感悲哀，在6月2日的信中写道：“遇有交涉须由邻邦出面，是我无外交，将来恐成惯例，得毋高丽我乎？”他获悉溥仪将于1935年4月访问日本，斥之为奇耻大辱，在1935年2月1日的信中用了“准诸春秋来朝之例，其辱我亦已甚矣”一语，来表达他的愤怒。

朱益藩固然有机会表达自己的观点，但无力回天，他的“方略”、“策略”、“主意”等，都丝毫没有起到实际的功效，既不能实现大清王朝的中兴，也不能解脱旧主于虎口，但他对伪满、对溥仪出任傀儡元首的态度，却已经很分明了。(P134-136)

溥仪是中国末代皇帝，有三次登极，以及被俘、作为战犯改造，直至最后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传奇经历。以他为视角，能够看清近代中国复辟派的反动政治理想及势力的消长，看清中国封建代表人物与民国官僚和军阀的勾结，以及他们跟帝国主义相互依存的真面目，还可以总结中国共产党人改造世界、改造人的实践活动。因此，溥仪研究已经成为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方面。换句话说，研究溥仪对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些重大原则问题，如对中国封建势力的分析，对军阀战争性质的探讨，对帝国主义侵略与占领的策略的解剖，对中国共产党的改造政策的总结等都有现实意义。

关于溥仪研究的历史回顾

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关于溥仪生平的出版物已经出现。主要有英文版的《紫禁城的黄昏》(庄士敦著)、《亨利溥仪传》(德龄著)，日文版的《满洲国皇帝陛下》(和泉诚一著)、《满洲国皇帝——新帝国创建秘史》(中保与作著)、《满洲国皇帝圣谕》(渡边龙策著)、《扈从访日恭纪》(林出贤次郎著)和中文版的《今上圣德记述纂要》(胡嗣瑗、沈瑞麟、张景惠、林出贤次郎等著)。这些书或是与溥仪有师生、君臣等特殊关系者的回忆录，或是记者、作家的受命应景之作，它们与当时拍摄的《皇帝陛下御访日》、《皇帝陛下到各地御巡狩》以及《溥仪与婉容的后宫生活》等纪录影片，保存了一批资料，留下了时代的印记。

1945年8月伪满垮台，不久出了一本名为《裕仁与溥仪》的小册子，站在痛斥汉奸的立场上评说溥仪，属于宣传品。其后又有一本十多万字的《满宫残照记》问世，作者秦翰才曾在抗战胜利之年两度旅居长春，参与“接收”东北，其间在国民党东北行营驻地得见伪宫原存档案，动了写书的念头。遂实地考察了伪满“帝宫”、未建成的杏花村“新宫”基址和般若寺“明贤贵妃”殡宫，并走访了溥仪的懿亲、侍从武官以及伪宫内府官员等。他以此为基础写成的《满宫残照记》，记述溥仪一人一家之事，为后世留下一批珍贵史料。后来，秦所依据的原始资料大多散佚于战火，其书更显得珍贵了。

五十年代有位记者曾到抚顺战犯管理所访问溥仪，写了一本访问记，以《末代皇帝传奇》为书名出版。作者潘际垌随即当上了“右派”，现为香港《大公报》副刊主笔。

六十年代初，《皇帝溥仪》在日本出版，作者山田清一郎伪满时曾“觐见”溥仪并与其长谈，溥仪囚居苏联时他也到过那里。两三年后《悲剧皇帝溥仪》在英国出版，作者亨利·马克利伯没见过溥仪，也不曾访问或考察，其书并无新资料。

1964年3月，《我的前半生》在北京出版，并陆续以多种文字向世界发行，一时成为被广泛引用的溥仪经历的权威著作。

七十年代初，日本又出版了工藤忠撰写的回忆录。此人清末时跟随陕西巡抚升允，后来到天津留在溥仪身边，伪满期间一直给溥仪当侍卫官长。溥仪在东京法庭作证时，已经返国的工藤忠特意前往旁听。作为溥仪信任的唯一的日本人，他在回忆录中叙述的耳闻目睹的溥仪，是真实的、生动的。

此前半个多世纪里，海内外报刊还大量报道了溥仪的生平活动，尽管是片断的、零碎的，毕竟提供了有用的资料。

……

“溥仪热”和它带来的“热门话题”，也曾越域席卷了中国市场，冠以“宫廷”、“御用”字样的各种商品，如“宫廷酒”、“宫廷面”、“宫廷糕点”、“御用珍品茶叶”、“宫廷药品”、“宫廷金鱼”等纷纷上市了。国内外旅游者来到北京，必往北海公园内的“仿膳”饭庄吃一顿“清宫菜”，因为这里的创办者即溥仪的御膳房厨师，保持了正宗的清官风味。连星期天出来游玩的天真烂漫的孩子们，也喜欢在故宫租一套仿制的龙袍摄影留念。故宫内举办的“末代皇帝宫内生活展”也要看看。北京、吉林、辽宁、河北、天津的旅游部门还通力合作推出一个“末代皇帝专项旅游”。

上述种种固然能反映已经富裕起来的中国老百姓希望过上更舒服生活的朴素心理，但任何一种文化现象，如果超过一定的热度，势必伴有副作用发生。正如溥杰先生批评过的，在这股“溥仪热”兴起并发展的历程中，也有“某些写书的编电影的跟卖假酒假药的差不多”，“对清朝的事情捕风捉影，胡编乱造”。还有的厂家拿了自产的一般性产品，打出“清官御膳名酒”、“慈禧美容秘方”、“御苑佳饮”之类的旗号，甚至千方百计骗取“御弟”溥杰或“皇妃”李玉琴的题字、题词，以图获取市场暴利。像这样以追逐利润为唯一目的的行径，不能不给作为一种中国文化现象的“溥仪热”蒙上一层阴影。

把溥仪研究引向深入

自1979年我发现了溥仪研究的资料宝库——李淑贤女士保存的溥仪遗稿以来十几年又过去了，其间我陆续搜集了一千多万字的档案资料和访问资料，近二千幅历史图片资料，出版了十余部著作和英、德、日、韩、泰等多种外文版，以及在台湾和海外华人地区出版发行的中文繁体字版本，总字数超过五百万字。这与其说是我捷足先登，实在不如说，是我国学术界和文化界对溥仪从皇帝到公民这一不该忽视的题目太迟钝了。

经历了“溥仪热”的今天，情况已迥然不同，这块原是一片空白的领域，正被开拓着、耕耘着。“溥仪热”充分说明社会上对了解溥仪及其所处的时代，普遍存在浓厚的兴趣。这种社会需求也要求我们，要像研究慈禧、光绪、孙中山、袁世凯、蒋介石、毛泽东一样，重视溥仪的研究，从这个历史人物身上引出有益的教训。

无论什么“热”只能风行一时，而深入地研究则需要持久。尤其是在开创性的领域内，铺路奠基的资料工作是首要的和大量的，就溥仪研究而言，不但数量巨大的档案资料和愈来愈少的见证人口述资料尚待开发，而且基本资料的整理工作，例如溥仪年谱、溥仪文集等都不曾编次出版。至于高层次的专题性或综合性研究则刚刚起步，影视剧中末代皇帝的形象决然代替不了历史上的溥仪，学者的任务不是塑造溥仪的艺术形象，而是要考证资料，用事实说活，还原溥仪的本来面目并认识他。

“溥仪热”还说明他和其他历史人物不同在于，他的史无前例、中外仅存的人生经历，具有极为强烈的观赏性和无限广大的读者群，因此在他身上总结规律和经验教训，最易于影响千家万户。这一点，不仅能够推动研究工作的深入，还为史学改革指出了路子，那就是学者要替读者着想，把提高与普及统一起来，把我们的研究才能与出版、图书市场和千千万万不同文化层次的读者挂起钩来，把“可读性”作为撰写方式上的原则，把枯燥的史论文章写得鲜活起来。

一个在研究方面颇有建树的人，却不善于把他的理论创造宣传到广大群众中间去而为人民所接受，就不能说他是优秀的学者。资料性、科学性和可读性的完美统一，将为史学研究展现出广阔而美好的前程。

初稿于1996年9月27日

改定于2007年1月15日

我确立本书选题的主要考虑，就是要写出溥仪与陆润庠、陈宝琛、伊克坦、朱益藩、徐坊、梁鼎芬、庄士敦等七位受业师傅的交往，要写出溥仪与黎元洪、段祺瑞、徐世昌、康有为、张勋、荫昌、张作霖、张学良、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等政界领袖人物和代表人物的交往，要写出溥仪与胡适、王国维、张德彝、孔令贻、泰戈尔等思想界、文化界代表人物的交往，要写出溥仪与梅兰芳等艺术界著名人士的交往，从中了解他传奇的一生，了解他所走过的坎坷道路和所经历的变幻时代。在这些交往中，溥仪不但曾处于中国最传统的封建主义的核心位置上，也接触了在时代交替中产生的各种新思潮。或许是因为他的末代皇帝的身份，时代似乎也会在他身边打个回旋，正好能让人们看到汇流于此的种种奇人和奇事，以及丰富多采的历史剧目。本书初版以《溥仪交往录》的书名，1999年由东方出版社出版，曾得到人民出版社中国历史编辑室主任乔还田先生、当时在该室任编辑的吴玉萍女士和本书责任编辑张润生先生的支持、鼓励和帮助’我应该向他们表示最诚挚的谢意。

借本书再版之机，我精选百余帧与内容文字契合的历史照片，以图文版的新面貌问世，使本书迥然有别于旧版本。我想，这也是对广大读者朋友的尊重。

关于该书再版的必要性，我愿举出一件看起来并不那么令人愉快的事例：那是在2006年年初，本书初版已经出了七八年，某报却在《溥仪之弟的一封信》大字标题下，以“我有责任说话”的口气，说什么“个别人出于商业目的”，“借用……溥仪交往录等，对其内容和情节进行夸张、放大和杜撰”。这样讲有什么根据吗？非常希望关注本书的先生、女士，都能乘着本书再版，好好看看内容。某些掌控媒体之权的人士，更应该好好看看内容，注重调查研究，看清楚事实的真相。

我很愿意接受一切善意的批评，只是不希望看到另有用心者，打着“为溥仪维权”的旗号，却是为了别样的目的，而故意把毫无依据的说法，充作“民意”，投进“周刊”。对此如果我们掌控媒体之权的人还全然不觉得，客观上帮了真正侵权人的忙，岂不悲哀！

也有一位中央电视台的编导，认为依据本书可以拍摄一系列电视专题片，把书中表现的一段段史实，演变成一个个形象的真实历史故事，从而能以更加强势的媒体表现形式，把严肃的历史交给民众，真能这样，我太高兴了。

我真诚希望本书的再版，能让各层次关注本书的万千读者，有更多的机会，了解本书选题以及内容的价值，当然也可以有正当的批评，则本书的再版就肯定是一件好事了。

谨此向千千万万曾给我以厚爱的读者乞教。

王庆祥

2007年2月8日于长春自由大路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