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读者虽然知道明崇祯帝死后的南明小朝廷和史可法、瞿式耜、李定国、郑成功等人物，却不熟悉这一时期的历史细节。作者以“中国历史大散文”的文体，介绍了这段历史，一定会勾起读者阅读的欲望。书中涉及对李自成、张献忠等人的评价，与主流观点有所不同，表现出“另类历史”的特点。

死亡，对于每个人来讲，都是无法逃遁的。大无畏的牺牲和求死渴望，成为永恒都光荣的涅槃。而眷恋贪生的依顺，成为变节者和贰臣的邪恶劫火。

可以想象，所有的南明殉国者，他们临终的思想状态皆是一种高尚的怜悯。在死亡面前，他们感受着幸存同胞、敌人、变节者的悲苦，俯视着芸芸众生的蝇营狗苟。那是一种怎样超越人类二元性的心如止水的状态啊。

所有的苦难和折磨，所有呼啸而至的白刃和炮石，在这种超脱凡欲的伟大精神面前，变得那样苍白无力。

精神的伟大，超越了苟活生存的微渺智力。

所以，明末清初那些反抗民族奴役的烈士，会永远成为我们中华民族不朽的荣光。正因他们的存在，中华国家短暂的四分五裂，因停滞而产生的遍体鳞伤，甚至政权一时间的分崩离析，都能在强大的民族精神力量下得以愈合创伤。

一个朝代土崩瓦解了，一代又一代凤子龙孙被抛入了历史的深渊，但鲜活沸腾的灵魂，却从帝国死亡的躯体上腾然而起，引导我们进入更加光明的涅槃的另一端！

序 让历史照亮未来

一 半明半灭大明朝——崇祯帝的自杀和凤子龙孙的下场

 屋漏偏遭连夜雨

——内忧外困下的崇祯帝／003

 势如破竹进皇城

——李自成的“成功”路径／026

 四十二天“帝王梦”

——李自成的短命政权／038

 覆巢之下无完卵

——清延对崇祯三子及明宗室的杀戮／049

二 欲向江南争半壁——弘光群臣的梦呓

 雄鸡一唱天下白?

——崇祯帝死后的时局／056

 白皙通侯最少年

一关键人物吴三桂／058

 可向江南争半壁

——南明政权的有利条件／062

 恰当机会中的不恰当人

——弘光帝即位／064

 最无远见的政略

——南明“借虏灭寇”的国策／071

 使臣碧血洒北京

——左懋第的凛然北行／cr77

 萦绕不去的阴影

——与国偕亡的党争／085

 飞扬跋扈为谁雄

——“四镇”与“左镇”／090

 以下犯上窝里斗

——许定国杀高杰的“睢州之变”／095

 衰世争出离奇事

——弘光朝的“南渡三案”／101

 八十万众齐渡江

——左良玉以“清君侧”为名的反叛／108

 数点梅花亡国泪

——史可法的血肉扬州／114

 忽喇喇华厦一时倾

——弘光朝廷的覆灭／120

三 留发与留头：两难的抉择——被征服者的反抗

 衣冠发型比命重

——江南人民的流血抗争／136

 留发复衣罪当死

——陈名夏案始末／145

四 四海狼烟美少年——壮烈殉国的夏宇淳

 香兰秀竹生雅庭

——夏完淳的生父与尊师／150

 黄花白草英雄路

——夏完淳不屈殉节／153

 面对英烈惭煞人

——审讯夏完淳的洪承畴／158

五 两个“太阳”照南明——隆武帝与鲁监国两朝为政

 脱却牢笼继帝位

——隆武帝的坎坷身世／164

 偏处一隅难抒怀

——鲁监国抗清屡战屡败／167

 忠臣殉难帝星落

——黄道周出征与隆武朝的覆亡／169

 降清反入囚笼内

——郑芝龙的悲剧／174

六 彩云之南的诱惑——“大西军”进军云贵

 吃人“黄虎”嗜杀狂

——“大西王”张献忠／182

 乌鸡妄想变凤凰

——沙定洲的“云南王”之路／190

七 将军奋剑南天起——李成栋反正

 率军降清杀人如麻

——李成栋的乱世沉浮／198

 穷追不舍誓平两广

——李成栋对肇庆的进攻／202

 且战且行抵抗重重

——李成栋在两广战场连遭挫折／206

 天良发现立意反正

——李成栋在广州宣布归明／209

 势穷节见杀身成仁

——李成栋的最后岁月／212

八 南明的北风——华北地区的反清运动

 好汉今日又重来

——山东义军的抗清／218

 孤注一掷争意气

——姜壤的大同“反正”／222

九 木棉花开血样红——两广人民不屈不挠的抗争

 屠刀未放想成佛

——尚可喜广州屠城／228

 丹心难为利刃改

——瞿式耜桂林殉节／232

十 永历朝廷活“曹操”——跋扈骄横的孙可望

 骄横无聊偏较真

“一字王”还是“二字王”／240

 武治武攻两不误

——孙可望的内外“进取”／246

 跋扈更胜曹孟德

——孙可望的一意孤行／250

 到死难洗一生羞

——一孙可望降清的下场／257

十一 “国姓爷”的私心——海上称雄郑成功

 初出茅庐见识奇

——郑成功的早期活动／264

 诡异人间父子情

——郑芝龙和郑成功／268

 乘风破浪江南行

——郑成功的“长江之役”／273

 功亏一篑千古恨

——郑成功的南京之围／279

十二 弓弦一绞送君王一永历政权的终结

 强敌压境难安稳

——永历君臣的昆明大撤退／288

 万塔之国当客囚

——永历君臣在缅甸的遭遇／293

 龙游浅水遭虾戏

一永历帝在缅甸的最后岁月／298

 游龙坠地成飞灰

——永历帝被绞篦子坡／302

十三 浩然正气洒热血——张煌言殉明

附录 南明大事年表

遍地烽烟——以油浇火的“平贼”

崇祯帝继位以来，用人不当，自然是不可推卸的主观责任，但罕见的自然灾害，也是明朝灭亡重要的客观原因。坏运气，是每个王朝灭亡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之一。

首先，从朱由检继位的第二年，即公元1628年，陕北突遭大旱。十余年间，陕西、山西、河南、河北、江苏、山东，无年不旱。倒霉的是，大旱相继，蝗灾与瘟疫接踵而至，赤地千里，十河九干。由于乏食，最终出现了“人吃人”的惨剧。天灾人祸，小民无生路可寻，加之官员贪污，苛捐杂税，横征暴敛，只能走一条路：造反!

同时，明朝发展到晚期，土地高度集中，宗室、勋戚、官绅地主对土地的兼并愈演愈烈，贫者益贫，富者益富，社会的两极分化达至惊人地步。而自嘉靖帝(世宗)开始“竭天下之财以奉一人”，万历帝(神宗)变本加厉，天启帝(熹宗)有样学样，明朝财政面临崩溃的境地，只得通过不断加派赋税来榨取民财。各级官吏巧取豪夺，竭泽而渔。由于农民纷纷抛荒逃散，造成水利失修，河患日甚，恶性循环下，天灾人祸不绝。军制方面，更是法久弊生，军屯、商屯均有名无实，士兵被拖欠军饷，已经没有什么战斗力。诸大将除身边亲兵可用外，基本上没有可信得过兵校。军纪败坏，索饷哗变，几乎成为明末军队中的“主旋律”。

早期的农民暴动，无非是一群想找口饭吃的乌合之众，无组织、无纪律，无任何明确目标，看似成千上万，实际上是一大帮拖家带口的饥民流民，明朝正规官军如果认真加以对付，这些人马上就会作鸟兽散。而且，领导暴动叛乱的人中，不少是当地土豪世家子弟或者是明朝边军的中下级军官，为避免事发后暴露身份连累亲族，他们纷纷自起诨名绰号。农民战争发展到中晚期，声势渐炽，首领们纷纷以本来姓名示人，“绰号”使用越来越少。

明末农民暴动，最早当推崇祯元年延安的府谷人王喜胤(澄城县的造反规模太小，忽略不计)，因当地大饥荒，他率杨六、“不沾泥”等人四处掠抢富民家里粮食，“相聚成盗”。与白水县王二会合后，这伙人已有五六千人的规模，他们攻破宜君县城，大肆抢劫一番，窜人延安一带的黄龙山。后来的“大西王”张献忠，就是首先加入王嘉胤的队伍。

张献忠本人是延安卫人，年轻时可能在延安府当过捕役，也可能当过边兵，在榆林卫的洪承畴手下卖过力(这是他1645年在成都当“皇帝”后自吹自擂，不一定是真)，但肯定的是，此人绝非一般因饥而反的顺民，应该是在衙门或军门里混过的有不少人世经验的老油子。由于在与官军作战中勇敢能杀，他自己很快有了一支武装，自号“西营八大王”，所以，相比李白成，张献忠绝对是“革命”老前辈。

至于李自成，虽然多年来一直说他是“农民领袖”，其实他本人并非农民，而是一个下岗驿卒，是有铁饭碗吃官家饭的“城里人”。他生于米脂，小名黄娃子，成年后到固川驿(银川驿)充当驿卒。

明代，十里置铺，六十里置驿。本来，驿站制度原本为政府官员提供舟车、马匹、夫役、邮传方便，是很有必要的“公家”设施。随着明朝社会的全面腐化，驿站制度日益成为不少官员谋利的工具。他们往来经过驿站时，常常敲诈勒索驿站，损公肥私。明朝驿夫、马户为了应付“官家”的差事，有时甚至倾家荡产。举例来讲，大驿站一年应该供银五万，但实际发下来只有一至两千，县官自己按“倒”扣四百后，剩下的交给驿站。这一点银子，根本不够日常开支。即使如此，明政府内有人还打驿站的主意。

崇祯二年，给事中刘懋奏言整顿驿站。他出发点不错，通过整顿、精简，可以节省国家经费开支，抵消新饷。搞了一年多，裁撤数万驿卒，共省下六十八万两左右的白银——这区区六十八万两白银，事后证明，恰恰成为明王朝灭亡的代价——由于裁减驿卒，李自成下岗，这位爷无奈之下，愤而参加农民军，“奋臂大呼，九州幅裂。”所以，七品给事中的一纸奏文，在把大明朝送入历史黑暗的深渊的进程中使劲加了一把大力。

李自成登高一呼，饥民齐集，一天就得千把人，转掠四方。由于在政府部门做过事，他很会组织安排，十来天内就发展到数千人，往来奔窜，自号为“闯将”(关于“闯将”的名号，不少当代和明末、清朝的学者，包括姚雪垠先生在内，均认为李自成是“闯王”高迎祥手下。其实二人根本没有关系，更不是舅甥关系。他后来的老婆高氏也和高迎祥无关。“闯王”、“闯将”皆造反诨名，是并列关系，不是从属关系)。

饥民四处造反，府县官员们都是一样，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总是上报说是“饥民”饿极了惹事，认为到来年春天有活干有粮食有指望时，事情会自动平息。可巧，老天弄人，陕西等地连年干旱，饥荒越闹越大，造反之人越来越多。待明朝中央政府真正正视这件事时，小打小闹抢粮食的饥民暴动，已经发展成有规模有计划有组织的造反了。

崇祯皇帝为解决问题，派左副都御史杨鹤去任陕西三边总督。

由于刚刚经历了皇太极破边人口杀至京城脚下的危机，各地抽调了不少精锐部队抵至京畿地区。杨鹤眼见陕西各处农民军规模庞大，手中兵少剿不过来，就主张以招抚为主，提出要实实在在解决饥民的吃饭问题，然后使饥民解散，由政府发给耕牛农具，让农民规规矩矩种田当顺民。

这种安抚策略虽然花钱多，但效果大，农民各安其业，不再会复出为盗。农民耕田有收成，生产恢复，政府可从赋税中回收银两，良性循环，应该可以解决问题。

崇祯皇帝觉得有理，发诏照准。由于当时不少农民军已经转入山西境内，陕西只有“神一魁”农民军的势力最大。听说官家招安，自己能当“干部”，“神一魁”率着六七万人就到了宁州，正式投降，被杨鹤授予守备一职(上校团长)。入伙的饥民纷纷领取“印票”(回乡证)，领银子后各自回家。

当时，几乎陕西境内所有的农民军首领，包括“点灯子”、“满天星”这样的“老革命”，无一不受抚，得到相应官职。但是，得官后的农民军头头有的也留有后手，他们各自私留武器，占据要地，不时派人四处劫掠富户，号称“打粮”。另一方面，由于明政府只拨十万两白银赈济，杯水车薪，仍旧有大多数农民穷饿至极，这些人自然也不愿意就这样回乡等着饿死，仍旧团结在头头们身边，恋恋不去。

在此种情况下，朝内“主剿派”群攻杨鹤一方的“主抚派”，指斥他浪费了大笔国帑，最终造成“屡抚屡叛”的局面。崇祯帝是个急性子，见花了银子不见立马成效，大怒之下罢去杨鹤官职，重新确定剿杀方针。

剿杀之下，稍稍平息的民乱趁势又起。“神～魁”再次造反，攻占宁塞县城。不久，农民军头领们互攻，“神一魁”被杀。

由于胆识过人的洪承畴被委任为总督，陕西农民军相继被镇压，郝林庵、“可天飞”等人逐一被杀。这位洪总督爱使招降和收买的手段，“以贼杀贼”，铁角城、锥子山等叛民大本营一一被端掉，明军斩获数万级，陕西境内，一时间基本看不见大股农民军。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农民军不是被杀光了，而是不少人遁至山西，在那里轰轰烈烈干了起来。

当崇祯朝臣尽力镇压陕西饥民暴动的同时，皇太极在东北地区发动进攻，摧毁了大凌河城。

大凌河之战，明军精锐数万被歼，大量先进火器丧失，损失不可谓不大。最重要的是，皇太极粉碎了明军步步为营东进的战略，迫使明朝往后退缩。

崇祯七年(1634年)，皇太极发兵二次人关打击明朝，总共进行三个多月，在宣府、大同一带大肆杀劫，掳抢百姓、牲畜不计其数，扬长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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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历史照亮未来

公元1664年，当时已是清朝康熙三年。

杭州。刑场。忽然有五个身穿明朝服装、头梳明朝发式的人出现于众人面前。为首的，乃南明大臣张煌言。临刑前，他写下这样一首诗：

不堪百折播孤臣，一望苍茫九死身；独挽龙髯空问鼎，姑留螳臂

强当轮。

谋同曹社非无鬼，哭向秦廷那有人!可是红羊刚换劫，黄云白

草未曾春?

“螳臂拦车”，一般皆比喻顽固不化者。但是，反抗民族奴役的张煌言们这种“姑留螳臂强当轮”的悲壮，恰恰显示了我们中华民族百死愁绝中勃勃不屈、前赴后继的伟大精神。

他带血的头颅，为南明历史的惊叹号点上最后浓浓的顿点!

回顾那个崩溃的时代，在那个病态人格比比皆是的混乱社会中，甚至是慷慨成仁的自我牺牲，都会被认作是一种消极的反抗行为。随波逐流呢，又不能带来真正的解脱。于是，对于动荡、杀伐年代的读书人来说，人生变成了一种绝望的煎熬过程。

在“亡天下”的浅层忧虑和“失身家”的深层恐惧二重夹击下，明末清初的中国士大夫阶层，面对一个即将完全倾覆的世界，惶恐之余，他们日益艰难地要做出自己的人生选择。顺从恭卑地自暴自弃，心如止水地削发为僧，弃暴力而合作地加人“新朝”——人生的道路有那么多蜿蜒和歧路，出现在血染泥泞的中华大地之上。

无论是朱子理学还是阳明心学，在屠刀声中，在马蹄之下，它们显得那样苍白和无力。思想，在火与铁面前，有时候是那样苍白。

衰落的年代里，如何做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成为一种艰难至极的选择。

明末清初的诗人阎尔梅这样叹息过：“嗟夫!士大夫居恒得志，人人以不朽自命。一旦霜飞水脱，为疾风劲草几人乎?”

这位曾向史可法表达过一定要为大明朝死节的诗人，这位自诩耿耿精忠的汉人，早于张煌言十三年，已经挈妇将雏投入清朝巡抚赵福星手下做幕僚。他为了衣食家口，早早地死心塌地为新政权服务。

这样的“聪明人”，在明末清初，不计其数。

但是，前有史可法，后有张煌言，皆可成为阎尔梅这种卑微生命里程中“疾风劲草”的样板。

“平日慷慨成仁易，事到临头一死难。”横亘在明末士大夫精神门槛前的死亡深渊，那样黑沉，那样深不可测。人生的惰性和畏懦，也实在难以超越。他们要克服的，不仅仅是精神危机，而是累及身家性命的沉重肉身。于是，洪承畴、吴三桂、尚可喜、孔有德、冯铨、孙之獬们，这些病态的“清醒者”，确实能成为晚明士人的“表率”和“借口”。

文人士大夫内在的号称“坚韧”的精神意识，最终匍匐于外力的刀锋利刃之下。时代的解体，正是以这些“中坚”为攻破点开始。

即使如此，自1618年(万历四十六年，后金天命三年)至1664年(康熙三年)的四十六年间，有名有姓背明降清的“贰臣”，有一百三十六人。但是，死于抗清殉明的忠臣孝子，却多达三千七百八十七人。这个数字，不是明末遗民杜撰，而是乾隆清政府《胜朝殉节诸臣录》的官方统计数字(胜朝，是指被灭亡的明朝)。

中华忠烈，真是不绝如缕。所有这些人，或为封疆大臣，或为布衣文士，国难之时，他们皆临危不惧，挺身赴难，百屈不挠，杀身成仁。

所以，史可法、高杰、夏完淳、陈子龙、张名振、瞿式耜、张同敞、张煌言，这样的系列人物，象征着我们中华民族精神内省的核心驱动力。英雄们个人的牺牲精神和笑对死亡的大无畏，成为我们民族精神最宝贵的财富，并且丰富了我们中华民族的终极体验。

这种冒死不顾、为义殉身的宏大景象，极大拓展了作为伟大民族的想象力和视野，已经定格为统一的大一统民族国家不可或缺的精神核心。

希腊哲学家伊庇克泰图斯讲过：“……伦理的力量，能够而且必将产生幸福、平安以及美好的感觉……只有一种途径能抵达幸福的彼岸，这就是超脱所有道德中立的价值观。”除了宗教以外，人性是无法超脱和超越的。战争中的红尘世界遍是陷阱与屠坑，肉身破灭与精神超越正是考验勇气和道德的最佳试金石。

死亡，对于每个人来讲，都是无法逃遁的。大无畏的牺牲和求死渴望，成为永恒者光荣的涅架。而眷恋贪生的依顺，成为变节者和贰臣的邪恶劫火。

可以想象，所有的南明殉国者，他们临终的思想状态皆是一种高尚的怜悯。在死亡面前，他们感受着幸存同胞、敌人、变节者的悲苦，俯视着芸芸众生的蝇营狗苟。那是一种怎样超越人类二元性的心如止水的状态啊。

所有的苦难和折磨，所有呼啸而至的白刃和炮石，在这种超脱凡俗的伟大精神面前，变得那样苍白无力。

精神的伟大，超越了苟活生存的微渺智力。

所以，明末清初那些反抗民族奴役的烈士，会永远成为我们中华民族不朽的荣光。正因他们的存在，中华国家短暂的四分五裂，因停滞而产生的遍体鳞伤，甚至政权一时间的分崩离析，都能在强大的民族精神力量下得以愈合创伤。

一切的幻像背后，是我们坚不可摧的信念。而这种信念所依凭的英雄个体，势必成为真正的不朽者和中华文明永恒的旗帜。

正因为仁人志士的示范，我们古老的帝国才没有成为霸业的化石，也没有沦落为中空的巨大历史残骸。

一个朝代土崩瓦解了，一代又一代凤子龙孙被抛入了历史的深渊，但鲜活沸腾的灵魂，却从帝国死亡的躯体上腾然而起，引导我们进入更加光明的涅槊的另一端!

(本部南明史，在少量涉及李自成、张献忠二人的评价部分方面，作者主要采用当时“官修’’史书的资料。李自成内容的参考书目包括《崇祯长编》、《明亡述略》、《烈皇小识》、《槐国衣冠》、《赤眉寇略》、《大行骖乘》、《疆场裹革》、《甲申传信录》等时人笔记；张献忠内容部分的参考书目包括《蜀碧》、《鹿樵纪闻》、《蜀警录》、《墨堂丛语》、《圣教入川记》、《蜀龟鉴》、《蜀破镜》、《行朝录》、《甲申朝事小记》、《荒书》、《三垣笔记》、《客滇述》等时人笔记。作者观点与解放后主流史学界观点有所不同，或有偏颇之处，希望读者鉴察。)

赫连勃勃大王

2007—8—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