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教授及主任郑培凯的影评艺评合集。书本内容丰富，文化功力深厚。全书分“破题”、“开篇”、“入话”、“本事”、“尾声”五个章节，既有宏观的影史把握，又有具体的电影逐评，对中国近二十年来的著名影片如《城南旧事》、《霸王别姬》、《活着》、《戏梦人生》、《蓝风筝》等都从文化角度作了精到的分析，并从宏观上对中国电影时空坐标的转移问题畅谈了自己的想法。

郑培凯教授主修中国与欧洲思想史，现任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教授及主任。本书系郑教授从事电影研究以来的影评艺评合集，创作年代跨越二十余载。全书分“破题”、“开篇”、“入话”、“本事”、“尾声”五个章节，既有宏观的影史把握，又有具体的电影逐评，对中国近二十年来的著名影片如《城南旧事》、《霸王别姬》、《活着》、《戏梦人生》、《蓝风筝》等都从文化角度作了精到的分析，并从宏观上对中国电影时空坐标的转移问题畅谈了自己的想法。其视野含概中国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最为著名的两代导演群像，包括陈凯歌、田壮壮、张艺谋、侯孝贤、王家卫等知名导演和影人，尤以上海、台北两地为关注重心，谈及两地电影在这几十年间的脉络与影响，可视作为上海和台北在电影艺术上的“双城记”。

书中文章大都在纽约写就，故名。

自序

Ⅰ 破题

电影与人文精神

Ⅱ 开篇

如何讲故事——文字与影像的艺术呈现

电影一百年——卢米埃尔、高尔基与我

Ⅲ 入话

戏曲与电影的纠葛——梅兰芳与费穆的《生死恨》

梅兰芳游园惊梦四十年

Ⅳ 本事

中国电影时空坐标的转移

侯孝贤的历史乡情与文化建构

《冬冬的假期》——《城南旧事》的翻版

附录：台湾新电影面对的成见

痴心女子负心汉——影片《人生》所反映的社会道德意识

《霸王别姬》的历史文化随想——《戏梦人生》与《霸王别姬》的冷暖

是霸王别姬还是姬别霸王——影片《霸王别姬》的主题意识

豪华落尽见真淳——张艺谋的影片《活着》

在纽约看电影

Ⅴ 尾声

结局蒙太奇——电影与文化美学

电影艺术探索与金钱污染

《冬冬的假期》

——《城南旧事》的翻版

看完侯孝贤的《冬冬的假期》，立刻涌上的念头是：这部影片好像《城南旧事》!倒不是故事情节像，而是艺术手法、视角、节奏韵律及气氛烘染像极了，简直就是20年代的北京城南放到80年代铜锣乡的翻版。

我说“翻版”，绝无贬意，完全不是影射“抄袭”，只是指出编导手法循着相类的创作程序，追寻同样的主题呈现，而具体的创作素材却是不同的。从电影艺术的叙述方面，我们可以看出，侯孝贤的导演手法，显然受到吴贻弓在《城南旧事》中的舒缓基调及冲淡乡愁的影响(不必是直接的影响)。以下，我想就这个问题作些探讨，并据以论评《冬冬的假期》的成就与阙失。

《城南旧事》的序幕中，有这么一段旁白：“这些童年的琐事，无论是酸的、甜的、苦的、辣的，却永久永久地刻印在我的心头。每个人的童年不都是这样的愚骏而神圣吗?”这段话是吴贻弓用来点出《城南旧事》的主题的，也是他对林海音小说原作精神的体会。若把这段放在侯孝贤《冬冬的假期》的序幕里，似乎也很妥帖，甚至可以画龙点睛，有机地呈现编剧(朱天文)与导演的主观意图。

然而，在客观呈现上，《冬冬的假期》并不是回忆童年，不是通过时间的流逝，在记忆中捕捉一些永恒的逝去刹那。在故事叙述的手法上，《冬冬的假期》是通过空间的转换，由工业化污染的台北回归到纯朴自然的铜锣，再以童稚的眼光(冬冬与婷婷)来观察人际的关系，逐渐体会人生的复杂。

就这个叙述的手法来说，《冬冬的假期》是可以和《城南旧事》大为不同的：由于空间的转换，可以呈现出生活方式的城乡差距，以及工业化社会(城)的疏离感与农村社会(乡)比较密切的亲情与乡土感。再以冬冬与婷婷童稚心灵的成长放在这种变换的处境上，是可以产生对人生与社会发展的错综复杂的时空观照，表现出发人深省的艺术反思的。若是《冬冬的假期》循着这个脉络发展，其成就便不可限量。上面所引的一段旁白，若插在这样的片子里，便是画蛇添足了。

但是，《冬冬的假期》却没有顺着这个叙述的内在逻辑去发展。全片的主题精神并没有超越《城南旧事》的怀乡的时间流逝感，因此，使得观众在看完全片时得到的印象及艺术感染，是接近吴贻弓在《城南旧事》里努力捕捉的“淡淡的哀愁，沉沉的相思”。虽然故事叙述中有许多喜剧性的场合，但主要的精神却与《城南旧事》相去不远。

我想，《冬冬的假期》成为《城南旧事》艺术手法翻版的原因，大概有二：一是编剧朱天文用了她自己家乡铜锣的生活素材作背景，许多题材显然是她对逝去的童年的回忆。因此，情节铺叙的过程，不可避免就出现了浓重的时间流逝感。在这方面，外祖父这一角色以及他生活中的细节(如30年代的老唱机、记有昭和年代的相簿等)，是典型的例子。换句话说，也就是编剧在掌握时间流逝与空间转换这两个不同呈现叙述手法时，自己把握不住，让潜意识里的主观情感主导了剧本的主题。

第二个原因，则显然是导演在呈现角色及故事的叙述手法上，受了吴贻弓《城南旧事》的影响。那种舒缓的调子、用童稚眼光观照世界的新鲜感、超越世俗道德律的赤子之情，都反映出《城南旧事》所成就的艺术新领域，在侯孝贤的《冬冬的假期》得以再现，显示中国新一代导演心灵的默契。

影片中一些具体的片段，很能说明这两部影片叙述手法(而不是故事情节)的承继关系：如一开始的毕业典礼，齐赋骊歌。在《城南旧事》中，是有机的结合主题的时间流逝；在《冬冬的假期》中，就有点格格不入，虽然也造成了同样的离愁气氛。再如女疯子的社会处境与经历，在《城南旧事》的安排呈现了人情的温暖，结局的母女相认虽然有点“矫情”(吴贻弓的自我批评)，却在雨夜追赶火车的处理上震撼人心，是大手笔；在《冬冬的假期》里，人情温暖表现在(癫麻)疯子寒子从铁轨上抢救婷婷，然后背着她回家一段，却难以激起强烈的心灵共鸣。倒是后来安排婷婷坚持要在寒子病榻之旁，处理得好，是超越了《城南旧事》的“矫情”部分的。

《冬冬的假期》显然有社会关怀的倾向性，但在处理最强烈的一个题材(犯罪与社会关系)时，却也显示了编导的社会洞察力还不够深刻。影片中的两个流氓在涵洞打劫被冬冬碰上了，自然会在他心灵中产生影响，这可以因情节安排来反映不同的理解。在这影片中的发展是：两个流氓是和冬冬小舅一起长大的哥儿们，因此小舅讲义气，要掩护他们。冬冬发现之后，却不听小舅的叮嘱，回去报告外公，外公随即报警。警方出动得太慢，嫌犯已逃，只抓到小舅来问案。在警察局的一幕，冬冬看小舅受审，畏缩在一边，一方面是害怕，另一方面也显示了自己打了报告，导致小舅被捕的愧疚之情。就情节的发展来说，这里有一个极为戏剧化极能震撼人心的关目：即是冬冬“出卖”了小舅；小舅给予冬冬的信赖，转眼就被冬冬打了报告了。可惜导演没抓住这一点，眼睁睁地放过去了，使得冬冬的畏缩表现，只不过把《城南旧事》里英子看到小偷被捕的伤心与怜悯翻了个版。

实在是可惜了。

然而这个阙失是有原因的，导演的安排也不是偶然的，不是“大意失荆州”，而是有其必然的内在逻辑性的。这里牵涉了编导要如何呈现社会犯罪问题，在这个具体情节上表达了什么样的社会意识的问题。两个劫犯是流氓，是“坏蛋”；小舅是个不争气的、不学好的害马，窝藏坏蛋正好证实了他的不学好。因此，冬冬报告外公，外公大义灭亲，警察逮捕坏蛋，都有一定的世俗道德律作为故事发展的基础，情节也只能像影片中那样呈现。但是，这已经不是童稚观照的社会了，这是成人对社会道德的理解，而且是俗世认可的套模子式的理解，是研究社会学的表现法，而不是尚未涉世的孩童所了解的“新鲜”的人际关系。总之，这一段处理得不甚好，冬冬打报告之后“卖友求荣”的愧意，是需要作一些铺陈的，因为那才是一个尖锐而敏感的社会关怀主题：童稚的心灵已被世俗道德律污染了。

此外，由于编导并未清楚意识到需要处理的主题中，有一个城市污染(包括环境与心灵)与乡村质朴的对比，影片的开始居然以病房中母亲的唠叨作为主要铺衬。这一段不但沉闷，而且累赘，与影片叙述的脉络无大关系，只不过用来交代情节的可能发展而已。若是换成以视觉为主的城市纷扰烦嚣，配以音响的冷漠疏离感觉，或许会引出更有意思的时空对比。导演是有这种潜力的，因为他在处理乡间夏日闷热时，就有意识地增强鸣蝉聒噪之声，衬出乡野自然的宁静，然后又在这种宁静中缓缓推出戏剧的冲突。

影片在呈现乡间生活上，充满了情趣及喜剧式的转折，显示出侯孝贤对喜剧趣味的爱好。乌龟赛跑一段，虽然有点虎头蛇尾，不了了之，却极富趣味；婷婷把男孩的衣裤都扔进河里，使得大家用草叶掩着屁股，狼狈奔回村里，是神来之笔。然而，有时也过度夸张，如小舅后来割痔疮，呼天喊地一段，就背离了全片的蕴藉情趣了。

在角色处理上，外公与婷婷的安排最好，演技也符合全片的需要，不愠不火。尤其是婷婷这个倔头倔脑的小女孩，简直演绝了，虽然在演技难度上不及《城南旧事》的英子，但令人难忘。这是导演之功，不可不记一笔。

P164-168

《在纽约看电影——电影与中国文化变迁》所收的文章，大多是我十多年前在纽约写的，是教学研究之余的副产品。以“在纽约看电影”为书名，陈述了看电影的特殊环境与角度，点出了这些文章写作的背景。我当时义务担任台湾一份学术文化刊物《当代》的编委及驻美代表，也以此名义参加纽约电影节，观赏纽约电影界每年从世界各地挑选出来的电影杰作。这时正值中国两岸三地电影新浪潮涌现，探索反思中国文化传统在现代转型中面临的具体人生处境，展现中国人内心的感情世界，引起我的特别关注，成了我报导与探究的重心。书名副题“电影与中国文化变迁”，则是本书的主题，借着讨论影片的文化与艺术思维脉络，思考电影在近百年中国文化变迁中扮演的角色，及其推动文化变迁的地位与价值。

我在这些文章中，不只是就电影谈电影，而是把电影作为一种时代的文化产物，而且是近代人类社会意识转型中的新生事物来思考。从世界整体的角度说，电影是全球化过程中思想意识领域的急先锋；从中国文化变迁的角度说，则代表了现代化与现代意识的创新，以及在创新中对文化传统的反思，甚至在反思中寻求自我的定位。

本书在十年前整理成书，并交台北某出版社付梓排印。在初校阶段，我想增加一两篇文章，并改动结尾。正在此时，责任编辑转任企业界，没找到接替的人手，修订的工作就停了下来。再来是出版社找不到书稿大样，电脑排版的资料也像电影演完后，空余白茫茫的银幕，母带失踪了，只剩下我手边待修改的拷贝。出版社做了一番努力，上穷碧落下黄泉，可惜两处茫茫皆不见。我也在这“茫茫不见”书稿的时候，离开纽约，到香港任教。时迁地移，一堆书稿就这么一放十年。

来了香港之后，工作的忙乱，使我再也没有生活在纽约的余裕，抽不出时间去看电影。不要说香港电影节没去过，连我自己在城市大学担任文康委员会主席，每年主办的欧洲电影节及法国电影节，也只是必须出席开幕而得以观赏第一场。回想起来，十年前对电影的热衷，通过电影而思考艺术思维与文化变迁的关系，执着地搜集相关材料，恍如隔世。不过，近年偶尔也看看我过去探讨过的导演的新作，如陈凯歌的《荆轲刺秦王》、《无极》，张艺谋的《英雄》、《十面埋伏》，也有恍如隔世之感。好像好莱坞的商业大潮与金钱取向，已经完全淹没了他们的文化关怀与艺术良心。有钱能使鬼推磨，人之沉沦可以至于斯，也是电影文化研究必须面对的新议题。也许是人年纪大了，自感时不我待，没有余暇去浪费光阴，对无大意义的市场取向影片愈来愈感到不耐烦。不久以前看冯小刚的《夜宴》，开始有一场葛优与章子怡的床戏，葛优的演技虽然不错，很能表现谲诈之中的猬琐，但情节的装模作样，语调之故作高深莫测，好像哈姆雷特鬼魂(不是他父亲的鬼魂)附身一样，令人起鸡皮疙瘩。还看了张艺谋的《满城尽带黄金甲》，除了莫名其妙的视觉震撼，满殿宫女尽露胸之外，没有任何艺术可言。倒是看了贾樟柯的《三峡好人》，感到毕竟人心未死，新一代导演对人生处境还是充满了热切的关怀，让我觉得这本书中探讨的主旨还不至于变成明曰黄花。

要感谢陈子善兄这次为我安排的出版，是他听说我有一本讨论电影与文化变迁的书稿，要去看了，并推荐给上海书店。更要感谢责任编辑阙政，为本书做了仔细的审校工作，提出了一些具体建议，以符合大陆用词的习惯。也要谢谢我的助理钱华，为本书做了最后的校对工作。

郑培凯教授这本书，内容丰富，文化功力更深，读后真令我获益良多。

此书最精彩的部份一也是最见作者功力之处一是第三辑：“入话”，两篇长文探讨戏曲和电影的关系，与大师梅兰芳进入电影的这段史实，这是一般外行人写不出来的。郑教授对于戏曲的研究和修养在此表露无遗。第四部份七篇文章则从不同角度讨论中国电影的几部经典之作，他所作的比较，如将《冬冬的假期》和《城南旧事》相提并论，更是别开生面，为一般影评人所忽略。《戏梦人生》也是我个人最欣赏的侯孝贤作品，意见和郑教授差不多，也许可以用“英雄所见略同”来自我标榜。然而我写电影文章，是一个影迷的玩票，以西片居多。郑培凯的电影论述，才是电影研究中的真正“国学”。

——李欧梵 

经常觉，导比较有意思的电影文章，竟往往是电影圈外的文化人所写。本书收集的便属这一类。

培凯兄对电影的关注，应源自于他长年钻研戏曲、戏剧与社会的关联。尤其是晚明以降，文人投身表演艺术创作，透过对自身性灵的追求而演范其对文化与人心深远意义之影响。这些独到的见解堪人寻味!

——李安 

《在纽约看电影》，是郑培凯先生缔造的电影乌托邦。

——王安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