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传神地演绎了黄朴民对历史中的“算”和“骗”的深刻理解。全书分为“荣耀”“霸业”“世道”“招数”“遭遇”五大篇章，对孔夫子的人格魅力、范文子的战略远见、楚庄王的雄才大略、齐桓公的老成稳重、秦穆公的“瞎忙乎”、苻坚的厚道大度等历史细节进行剖析，参破了“历史的玄机”。

无间道在佛学中是分辨事物是非的智慧，借此断除所应断除的烦恼，并由此进入解脱道。而中国帝制时代本身就是无间地狱，任你是帝王将相或是贩夫走卒都难逃厄运；任是大圣大贤，任有大功大德，也无法参透无间道。黄朴民在演讲“《孙子兵法》新读”时就曾指出，《孙子兵法》五千言，读白了也就是两个字：打之前的“算”，厮杀当中的“骗”。本书则更传神地演绎了黄朴民对历史中的“算”和“骗”的深刻理解。该书分为“荣耀”“霸业”“世道”“招数”“遭遇”五大篇章，对孔夫子的人格魅力、范文子的战略远见、楚庄王的雄才大略、齐桓公的老成稳重、秦穆公的“瞎忙乎”、苻坚的厚道大度等历史细节进行剖析，参破了“历史的玄机”。

第一 荣耀

《孙子兵法》新读

——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的演讲

孔夫子的人格魅力

子路，教我如何不爱你

了不得的郑庄公

孙武子与宋襄公

范文子的战略远见

厚道大度数苻坚

文武双璧：《论语》与《孙子》

第二 霸业

封建政治就是无间地狱

齐桓公的稳重

楚庄王的雄才大略

瞎忙乎的秦穆公

爱面子不爱里子的梁惠王

汉武帝身后的国策抉择

[治世]与[盛世]

第三 世道

孔门[造神]运动

先秦诸子为何倡导[愚民]观

汉代]独尊儒术]表象的背后

汉儒的迂执与无奈

吴起的德才悖论

庄子为什么不当官

关公崇拜情结

兰亭的御碑

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孙子兵法》与伊拉克战争

第四 招数

算得高明骗得巧妙

——《孙子兵法·计篇》随感

君子总是斗不过小人

求真务实的孔子

孟子的用人高招

杀功臣的后遗症

董仲舒装神弄鬼

赵匡胤的招数

刘秀[允冠百王]的奥秘

诸葛亮的圈子意识

《隆中对》的怪圈

第五 遭遇

岳飞为何不得不死

由不得自己的戚继光

尉迟敬德的死角

毛遂自荐入地狱的若粥、韩擒虎

韩信蒙耻受冤

注定的悲剧：李广不封

侯君集与谢晦：逃不脱的杀身之祸

孟子：蔑视阎王的代价

不走运的马谡

白起范雎生死劫

天堂郭子仪，无问李光弼

跋：困惑的历史

孔夫子的人格魅力

一门学说，由于风云际会，被统治者青睐有加，尊为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指导思想——尽管往往是做表面文章而已，那么，可以想见它的创立者自然时来运转，身价陡增，俨然成了大伙儿的精神导师，备受推崇，风光无限。儒家的祖师爷孔老夫子就是这样的人物。这位生前郁郁不得其志，既无权又无势，颠沛流离，甚至时不时陷入断粮绝炊的思想大师，做梦也不曾想到，自己身后居然能拥有如此令人目眩神移的哀荣：“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之类的头衔纷至沓来，进入各地“文庙”享用众人冷猪头肉的供献，甚至要被指定为对苍生苦乐、国运盛衰、民族沉浮负有责任。不过，这样一来，孔子身上的人性色彩消失了，留给人们的印象是高高在上，一脸严肃拘谨，是神非人，可敬而不可亲。这里我们不能不感叹中国传统文化的力量，它的“尊古崇圣”情结，总能让历史人物蜕尽人性而铸就神性，让后人顶礼膜拜，或大张鞭挞的情感诉求寻找到合适的对象!

所幸的是，有大量相对比较原始的文献的传世，可以帮助我们透过神化的迷雾窥见历史的本相，了解和欣赏历史人物固有的人性风采。孔子的情况亦复如斯。一部《沦语》使孔子作为一位平凡随和而又伟大高明的人物跃然纸上，呼之欲出。换句话说，《沦语》有关孔子言行的记载，给我们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孔子属于典型的性情中人，时常流露真情而不加任何掩饰，正是这一点，让我们倍感亲切和自然，愿意穿越时空的隧道，去同他神游于思想的乐园，聆听他睿智的教诲。

《世说新语·伤逝》载王戎之言：“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孔子不是那种“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而是有血有肉，喜怒哀乐皆形于色的普通人。作为“情之所钟”的寻常人物，他的举手投足、一言一行都充满着“凡夫俗子”式的情感自然流露，真可谓“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

你看他多么自负，多么不安于位，热衷于表现自己，于是有时不免会说些大话、夸下海口，“如有用我者，三年其为东周矣”，甚至可以连三年都不必要，一年足够：“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他凭什么有这样的底气?有这样的自信?理由很简单，是他自认为乃“天纵之圣”，是古代文化的唯一承继者，理所当然担当着“治国平天下”的义务，且具备着这方面的杰出才能：“文王既死，文不在兹乎!”可惜的是，当时的统治者个个有眼无珠，没有发现他这位人才，害得他东奔西走，四处碰壁，“累累如丧家之犬”。天道不公，命运不济，莫甚于此。每念及此，孔子的心理就无法平衡，郁闷得很，无怪乎他要时不时地发牢骚、讲怪话了：我难道是只挂在墙壁上的葫芦，中看不中吃吗?越想越不是滋味，越想越没有情绪，气恼懊丧之下，甚至萌生出远走高飞，到荒凉偏僻地方另开局面的奇怪念头，就像当年泰伯、虞仲奔赴南方吴地，文身断发做蛮夷人的头领一样，“子欲居九夷”，“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这种天真率性的言行，实在不像是一位“圣人”应有的风度，只能给人留下大言不惭、想为官用世几近“猴急”的印象。然而这恰恰让我们看到了孔子富有人情味的一面，真诚爽直，口无遮拦，绝没有半点后世那些假道学口是心非、巧言令色的气息。为人贵在真诚，孔子身上的真诚，理应得到我们的理解和尊重。

孔子自己说过“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这些话有说得对的，也有不尽合乎事实的。作为一个常人，孔子“耳顺”是事实，但“不惑”似乎一直不曾做到，至于“知天命”则更谈不上了。他像普通人一样，总喜欢有人顺从自己，听自己的话，耳朵根特别的软，听得进表扬，难以接受批评，即使这种批评是正确的，是出于对孔子本人的信任与爱护。我们看看他对自己学生的态度就知道“忠言逆耳”就孔子而言，同样是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孔子所喜欢、欣赏的学生，是颜渊，是曾参，是闵子骞。这些人其实并无突出的才能，也未见他们在弘扬儒家学说方面作过多大的贡献(曾参的情况稍好一些)。他们之所以为孔子所器重，好学不倦，恪守孝道，为人善良厚道等等，仅仅是表面上的理由，其真正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善于揣摩老师的心思，总是拣老师乐意听的话朝孔的耳朵里灌。在他们的身上，独立的精神、鲜明的个性是不存在的，自由的思想、出格的言行更是不见踪影，用孔子自己的话说，便是“于吾言无所不悦”。正因为他们甘于当老师的应声虫，循规蹈矩，亦步亦趋，低眉顺眼，依葫芦画瓢，孔子才打心眼里喜欢他们。相反，像子贡、冉求、子路这类学生，他们比较有自己的个性，一举一动不那么中规合矩，有时甚至敢于对老师的做法大胆质疑，孔子心里难免不爽，脸上自然挂不住，动辄要斥责、“修理”一番：“野哉，由(子路)也!”“(冉)求非吾徒也，小子鸣鼓攻之可也!”一副妇姑勃骆的样子，半点儿也没有“尊长”的气量。

一部《论语》中，孔子喜怒哀乐溢于言表，兴之所至开口骂人的现象可谓比比皆是。樊迟诚诚恳恳、恭恭敬敬地向孔子请教怎样耕田，如何种菜，结果让孔子大动肝火，臭骂一顿：“小人哉!樊须也。”孔子授课或许不够精彩，宰予提不起精神听讲，大白天在课堂上昏昏沉沉打瞌睡“昼寝”，孔子不反省检讨自己授课方面的问题，反而大光其火，声色俱厉地斥责宰予是“朽木”，是“粪土之墙”：“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这类感情冲动，反映了孔子和普通人相同，也存在着“人性的弱点”。但是正因为孔子不排斥这种“人性的弱点”，孔子才不是道貌俨然的“圣人”，才有最大的亲和力，才让他的学生对其产生休戚与共、“与子偕行”的深厚感情。

“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这是孔子风格个性的写照。喜怒哀乐皆形于色是孔子的言行特色。然而孔子的伟大，在于他不因为感情的冲动而迷失，从而对人对事做出不正确的判断，他的理智始终是清醒的，所以他尽管对冉求、子路、子贡等弟子有所不满，但依然为他们创造条件去做官，去做事，依然肯定他们各自的能力与特长。他称道冉有长于“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为之宰”，赞扬子路长于“千乘之国，可使其治赋”。他依然怀有深厚的感情，为弟子们的遭遇所揪心，对子路惨死的悼念，就体现了这种至情，当子路在卫国政治动乱中不幸殒命，被暴徒砍成肉酱的噩耗传来，孔子的第一反应，是吩咐门人倒掉厨房里所有的肉食，整天不吃不喝，整个人如同傻了似的。不乏理智而又富于感情，有人性的弱点而又不干扰理想的追求，这正是孔子的平凡之处，也是孔子的伟大之处。从这个意义上说，孔子真不愧为“圣之时也”。

P17-21

          历史的第三种读法

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

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

——(唐)张若虚《春江花月夜》

怎样读历史?一个貌似多余却又不得不说的问题。

复原历史真相，探究历史规律，寻觅历史启迪，这是绝大多数专业历史工作者的读法。

在他们眼里，历史是往昔文明的沉淀，是科学研究的对象。探究索隐，考镜源流，是为了说明历史的真相；由表及里，钩玄提要，是为了揭示历史的规律；牵手古今，经世致用，是为了接受历史的启迪。于是，一盏青灯，几缕白发，便成了他们的生存状态； “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字空”，便成了他们的治学态度；“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便成了他们的理想诉求。

这当然是很高雅的读法，也是历史学作为一门学科赖以存在并不断发展的不竭动因。道理很简单，历史学的本质是“求真”，功能是“致用”，没有对历史现象与真实的说明，历史学便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没有对历史经验与智慧的借鉴，历史学便丧失了存在的价值。所以，我们理所当然要理解和尊重这种读法，要感谢一切为复原历史真相，探究历史规律，寻觅历史启迪而作出的努力。

了解掌故，增添谈资，享受乐趣，这是千千万万平头老百姓的读法。

在他们眼里，历史是离奇古怪的故事，是大众消遣的对象，茶余饭后，历史不妨成为一种谈资内容，乱弹神侃，自娱娱人；车上枕旁，历史不妨作为一种休闲手段，思接千古，打发时间。对他们来说，读历史纯粹属于业余的兴趣，而绝非谋生的饭碗。不在乎丝丝入扣的真实，只要热闹有趣便行；不计较宏大深沉的学理，只要通俗易懂便行；不关心鉴古知今的命题，只要亲切生动便行。

这种心情，这种姿态，属于典型的历史大众读法。它并不发韧于今天，至少在唐宋时代这种读法就蔚然成风了。“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这是大众对历史的一种解说；“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唱蔡中郎”，同样也是大众对历史的一种诠释。

时至今天，它依旧充满着勃勃生机，只要看看电视荧屏上的“汉武大帝”、“洪武皇帝”、“贞观君臣”的火暴出镜，清宫“辫子戏”的所向披靡，再看看大大小小书店里“水煮三国”、“××秘史”之类图书的上榜畅销，引领风骚，就不能不承认：以享受乐趣、放松心情为主旨的历史大众读法，较之于历史工作者的专业读法，范围要宽得多，影响要大得多，群众基础也要广泛得多。所谓“历史热”的造就，在更大程度上应该与它相关。

很显然，第一种读法是“阳春白雪”，第二种读法是“下里巴人”，各有各的主旨，各有各的范围，各有各的对象，就好比是“两条道上跑的车，走的不是一条路”，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然而，问题并不是这么简单，对不少钟爱历史但又非从事专业历史研究的受众而言，仅有这两种历史的读法，无疑是远远不够的。

专业的读法固然很高雅，可高雅的同时，又不免呈现孤芳自赏的清高。所以，当历史学者呕心沥血，打磨出一部部估屈聱牙、莫测高深的“学术精品”的同时，他们也悲哀地发现，这些成果有如博物馆里的文物，“养在深闺人未识”，丝毫引发不起普通人的兴趣；狭窄小圈子里的流连忘返，终究无法与社会大众发生联系，更遑论引起共鸣。用流行歌曲的歌词来形容，便是“一个人的精彩”。这样一来，整日在竹头木屑中捣鼓，长年在浩瀚史册里折腾的历史学研究，其前途也只能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越来越淡出人们关注的视线，不可逆转地走向边缘化。  大众的读法固然很通俗，可通俗的同时，有时又不免滑入戏说庸俗的境地。在缺乏对历史起码敬畏的情况下，满足于感官快感的大众阅读，有可能出现这样的结果：“关公战秦琼”之类的笑话层出不穷，历史应有的科学理性与教育意义悄然消解，真实的历史与无稽的虚构煮成一锅粥。所以，“辫子戏”当了我们荧屏的主角，“厚黑学”成了不少人的钟爱。热闹的同时，是基本历史是非的错位颠覆；喧哗的背后，是丑陋封建意识的沉渣泛起。这并不是危言耸听，只要看看某位大导演的电影，就可以触类旁通了。“英雄”对杀人如麻行径的津津乐道、大肆渲染，“黄金甲”对乱伦背叛做法的嗜痂之癖、沉醉如痴，正以活生生的现身说法提醒我们：单纯追求市场，迎合世俗的大众读法，稍有不慎，也很可能走火人魔，贻害无穷。一句话，与专业的读法一样，历史的大众读法在具有其独特优势的同时，也存在着毋庸置疑的局限性。

既不乐意因执著“高雅”而架空历史、边缘历史；又不希望因凑合“通俗”而唐突历史、忽悠历史，那么，有没有更多的选择?有没有更好的出路?答案是肯定的，这就是我们要说的历史的第三种读法。

所谓历史的第三种读法，其核心内涵，就是要打破壁垒森严的专业与业余界限，跳出高雅与通俗的人为圈子，让专业历史工作者暂时放低身段，离开高高的象牙之塔，走向社会，融人大众，以深入浅出、雅俗共赏的方式，弘扬健康的历史观念，传播正确的历史知识，与更多的大众分享历史的智慧，反省历史的经验，化腐朽为神奇，变深奥为平易。使尽可能多的人消除对历史有形无形的隔膜，使阅读历史、认识历史、借鉴历史成为社会大众生活中的有机组成部分。

要知道，学有所长，术有专攻。对于绝大多数非专业的社会大众来说，他们关心历史、了解历史，不是为了做历史学家，而是出于对历史的喜爱，对传统的钟情，所以，他们并不拒绝历史，所不感兴趣的，只是那种专业研究层面的历史读法；他们更不厌烦历史，所无法认同的，只是那种漫无边际的历史戏说。他们所真正期待和热情欢迎的，乃是用现代意识对历史进行生动鲜活的解读，让历史从历史学家营造的象牙之塔中走出来，走人千家万户，走入每个人的心里。

社会大众的这个要求合情合理，毫不过分。专业的历史工作者没有任何理由忽视和拒绝。健康的通俗化与精深的专业化并不是水火不相容、冰炭不同器式的对立。作为专业历史工作者，职责所在，当然可以也应该坚持历史的专业读法，继续皓首穷经去搞所谓的“考据”，继续在字里行间发掘所谓的“微言大义”，然而，与此同时，应当也能更积极地承担起义不容辞的另一种社会责任，关照绝大多数社会大众的需求，分出一点精力与时间，尝试做历史的第三种读法，从而扩大历史学的社会基础，避免历史学尴尬的社会边缘化。

必须指出的是，这绝不是单纯的付出，更不是无谓的自降身价，恰恰相反，这乃是对历史学的自我救赎，只有更多的人亲近历史、关注历史，才能使历史研究拥有更坚实的基础，注入更活泼的生机；才能使自己钟爱的历史专业读法在更理想的环境下坚持下去，壮大起来；才能使社会大众的历史通俗读法提高层次，实现升华。说到底，这乃是双赢的选择，也是正确的方向。

令人鼓舞的是，近些年来，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专业工作者开始关注和践行历史的第三种读法。他们努力贴近社会大众的思维方式和阅读习惯，用平易亲切的语言解读历史，用生动活泼的方式普及历史，让沉睡的历史人物一朝复活，使久远的历史事件再度浮现。既揭示了历史的真相，又引发了人们的兴趣，从而在尝试历史的第三种读法的道路上迈出丫扎扎实实的步子。

事实证明，这种尝试是深受欢迎的。如央视“百家讲坛”的专题历史讲座，无论是易中天教授的“品三国”、阎崇年教授的“说清史”，还是毛佩琦教授的“讲明史”、孟宪实教授的“读贞观”，都获得了广大观众的肯定，收视率节节攀高，观众趋之若鹜，就从一个侧面显示了历史的第三种读法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尽管他们所解读的历史，在专业的圈子里，不过是些所谓的“常识”，是一般的介绍而非专门的研究，但是，对于社会大众来说，这些知识已经足以满足他们在历史方面的求知心理需求了。既没有丧失应有的高雅旨趣，又超越了以往大众历史解读上的戏说境界，历史的第三种读法意味着历史阅读上的推陈出新，别开生面，这是大势之所趋，更是希望之所在!

奉献在读者面前的领史无间道》这本小册子，是我本人用第三种方法解读历史的一次尝试，“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我不敢保证自己做得怎样，但却有勇气这么说：能够积极“预流”于历史的第三种读法，敲敲边鼓，摇旗呐喊，这已经是作为专业历史工作者的我的最大快乐与满足了!

是为序。

             困惑的历史

面对历史，真正感到困惑的，也许恰恰是我们这些以历史教学或研究为职业，承担着所谓梳理历史、诠释历史的人。因为对大多数人来说，他们完全可以用超然的态度来认知历史。爱好武侠小说的，不妨把郭靖守襄阳之类的情节当做真历史；喜欢传统文学的，也不妨将《三国演义》、《说唐》之类的文本理解为真历史；普通的中小学生，更无碍将教科书所叙述的内容(包括结论)看成是真历史(当然随着人们视野的开拓，要做到这一点是越来越面临挑战了)。所以，只有我们这些整天与古代文献打交道，一辈子在历史长河中溯源的人，才会滋生出无穷的历史困惑，感到深重的无助甚至无奈。

这种困惑，概括起来说，无非是三个方面：第一，历史的“真”与“伪”，即历史究竟有没有真实性可言?历史叙事的真实性又有几分?主观因素在描述所谓客观历史过程中起着什么样的作用?这一点，我们可以界定为历史的事实判断。第二，历史的“对”与“错”，即用什么标准衡量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功过得失，是道德的定位，还是历史的分析?是人性化的温情理解，还是理性化的冷峻揭示?这一点，我们可以界定为历史的价值判断。第三，历史的“有”与“无”，即历史与现实之间的沟通关系究竟怎样?历史经验与教训与现实社会生活之间如何互动，如何共生?怎么样才算是对历史经验与教训的科学总结?一句话，历史在今天到底有没有“用”。对此，我们不妨界定为历史的功能判断。就历史教学与研究者而言，历史的事实判断、价值判断、功能判断，乃是不可逾越的三大难题，也是造成我们在从事自己事业时最深层次的精神困惑。

先说历史的事实判断。历史研究的核心意义之一是求“真”，这一点大家都没有什么疑义。然而，由于历史时空隔膜的存在，历史本相的重现能否做到真实可信，谁也没有信心对此做出担保，这就决定了所谓求“真”往往耽于一厢情愿式的幻想。尽管以德国兰克为代表的考据学派一再强调历史学应以事实为依据，主张历史研究应“客观如实”，“据实记事”，所谓“不是我在说话，而是历史在借我的口说话”，认定历史研究的唯一目标乃是“积累准确的知识”，可是，事实上历史本身的复杂多样性，历史记录者主观认知能力与价值旨趣的差异性，加上拥有话语主导权的统治者出于种种原因有意无意对历史史实的掩饰或歪曲，今天的历史学者在接受相关历史信息时，本来已是残缺不全或真伪混杂的了。在这样的条件下，“客观如实”、“据实记事”云云，不过是可望而永远不可相即的理想憧憬。

唐代开国以及“玄武门之变”的史实，就是这种残缺性、可疑性的一个具典型意义的注脚。由于李世民在“玄武门之变”中成为最后的胜利者，而历史又是由胜利者来书写的，于是唐初开国历史中，李渊的地位与作用被明显降低，李建成、李元吉的形象则更是被丑化、被歪曲。而“玄武门之变”的来龙去脉，也同样不可避免地要按照李世民等人的意志，重新被梳理整合，其结果必然是为李世民的逼父杀兄屠弟寻找到合理的依据。然而所有这一切，都以历史的正面记载得以流传下来，至于事实的真相，后人或许永远无法探知了。我们可以对此提出自己的怀疑，但是却因寻找不到有力的史实记载而对此进行颠覆。从这个意义上讲，所谓的考据，在疑窦丛生的历史资料面前，始终是苍白无力，徒呼奈何的。“不溢美，不隐恶”作为理想的原则以及努力，值得敬重和效仿，可是作为操作的实践则不免捉襟见肘，遥不可及。

基于这样的实际，以柯林武德为代表的思想学派强调“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克罗齐更主张“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们完全可以按照这一逻辑，把历史看成是“人心中的历史”。也就是说，历史本相的残缺性与真伪混存性，本身乃是历代历史记载者与历史研究者主观意识作用于客观史实的结果，任何我们所能接触到的史实陈迹，都被赋予了记载者与研究者的主观色彩。所谓历史的真实仅仅是指主观的真实，而绝不可能是客观的真实。换言之，主观的真实方才是司马迁所说的“成一家之言”，而未经主观有机整合，更多带有客观成分的历史真实却往往流于“断烂朝报”之弊。

当然，对历史客观真实性的困惑疑虑，不应该使我们丧失对历史的信心。历史固然是残缺的，但这并不影响它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的完整；历史固然是不可客观复原的，但这也并不能完全否定它合理的逻辑真实与近似真实。所谓近似真实，指的是在总体值得怀疑的史实面前，毕竟有一些细节的描述基本合乎历史本相，道出了客观的事实真相，这也是所谓司马迁“良史”与魏收“秽史”之间的畛域。所谓逻辑真实，指的是有关史实的记载，虽然存在着臆度、夸饰的成分，但是按照常理人情推度，似乎符合逻辑，基本能够成立。前者如《史记》关于李广事迹的记载与评价，新旧《唐书》关于李世民在唐朝开国中作用与地位的记载与评价，当然富于虚饰、增润的成分，不宜完全信从，但是司马迁对李广品格与情操的肯定，欧阳修、刘啕等人对李世民在开国过程中卓著功勋的认可，基本上还是合乎实际，值得信从的。《佐传》中关于钮麂放弃刺杀赵盾计划触槐而死的记载，则是后者的典型。虽然钽麂自杀前的复杂心理活动，不可能有旁人作证，更不可能是史官的现场记录，然而有机会下手刺杀而自动放弃，并头撞大槐树而身亡的事实现场，却完全能够帮助史官有足够的想象来模拟猜度杀手死前的心理活动并记人史册了：“归而叹日：‘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贼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这种事实或许是杜撰，但逻辑推理上却无碍成立并可得到合理解释的历史，我们称之为逻辑真实。它完全合乎“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的界定。

正因为历史研究中存在着近似真实和逻辑真实，所以，我们多少可以缓解稀释面临历史的“真伪”问题时的深重困惑。一方面不至于迷信历史具有纯粹的客观真实性，另一方面又不至于因怀疑历史的真实性而视历史为虚无，而会作出自己比较正确的抉择，以“戴着镣铐跳舞”的方式，尽最大的努力去接近近似的真实或逻辑的真实。

其次我们来谈历史的价值判断。陆游有诗云：“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小舟游近村，舍舟步归》)将它们来观照我们的历史研究，可以发现这正是我们评说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时所常常遭遇的价值判断分歧的形象写照。所谓“身后是非”恰好是对特定历史人物或事件的功过价值判断的形容，而“争说”则表明这种价值判断往往会出现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仁智互见的情况。

因研究者自身的阅历、观察问题的角度，社会环境的影响等种种因素的制约，对某一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的评价往往会有截然不同的结果，这是历史研究中大量存在的现象，也是导致人们思想困惑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们不禁要追问，评价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有无相对稳定的基本要素和价值尺度，能不能在这个问题上寻找到一定的共识。

根据我的观察，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评价上价值判断的分歧，原因固然很多，但是最关键的因素，也许是道德尺度与历史尺度之间的纠葛与对立。具体地说，对于某一具体的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用道德衡量或用历史衡量，往往会得出完全不一样的功过得失结论。在道德上占有优势，在人格上具有魅力，并不一定在历史上经得起检验。反之亦然，历史上有大贡献的人物，其所作所为也常常得不到固有的传统道德认可，不能成为人们真心景仰钦慕的人格楷模。而当历史研究者侧重于一个方面对其展开评价时，尖锐的意见分歧便立即凸显出来了。

这也是历史上诸多杰出人物“身后是非”、千秋功过任人评说，言人人殊的原因所在了。以封建帝王为例，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通常是心仪于光武帝刘秀、宋太祖赵匡胤的为人与做事风格，而对秦始皇、曹操、朱元璋嗜杀、残暴、严酷无情的行径无法苟同。尽管历史上曾有人别出心裁，努力为商纣王、秦始皇、曹操等人鸣冤叫屈，孜孜翻案，但结果却往往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心劳力拙，徒劳无功。秦始皇等人总是成为被普遍诟议的对象，而无法真正翻过身来，这就是道德戒律在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评价中的潜在规范与制约。

然而，评价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毕竟不是只有单纯的一把道德尺子。作为历史研究者，与一般大众所不同的，是更多以历史的尺子对人物或事件作价值判断。所以尽管秦始皇、曹操、武则天、朱元璋等人在道德品行上存在着备受争议的地方，无法令人喜爱，但平心而论，他们对历史发展的贡献有目共睹，甚至远远超越占有道德或人性优势的刘秀、赵匡胤等人。所以用历史的标尺衡量，他们又不能不受到充分的肯定与崇高的礼赞。

不过这样一来，学者的观点与大众的认知之间便存在了巨大的差距，如何缩小甚至消弭这种差距，便成了历史研究怎样面对社会，进入大众，而不被边缘化的重大症结。但是遗憾的是，我们在这方面的努力似乎并没有收到积极的效果，在泛道德氛围包围下的社会里，作出既合乎道德要素又满足历史条件的价值判断难之又难，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始终是历史价值判断中普遍的现象，这不能不说是我们在从事历史研究中所面临的一个重大困惑。

其实，历史的价值判断也并非是一个无法松解的死结。这方面早在孔子那里已经作出很好的范例。翻开《沦语》一书，我们可以看到，孔子有关管仲的评价就体现了道德与历史的矛盾统一。孔子一方面对管仲不无微词，甚至多有贬斥，批评“管仲之器小哉”，指摘管仲贪货敛财，道德有阙；另一方面又充分肯定管仲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之历史功勋，盛赞管仲“如其仁，如其仁”。很明显，孔子之批评管仲，乃是就道德层面发论；而孔子之肯定管仲，则是就历史层面定位。两者并行不悖，互为参比，从而使历史的价值判断在道德与历史的矛盾对立中实现了和谐的统一。这也启发我们，在进行历史的价值判断时，应区分道德与历史的不同标准，“将上帝的还给上帝，将国王的交给国王”，从而走出价值判断上的困惑。

最后，我们说一说历史的功能判断。历史究竟有没有用，历史研究的意义究竟在哪里?这似乎是老生常谈的一个问题，但却是实实在在，长期令人困惑但却无法回避的问题。

关于历史研究的意义或目的，司马迁的三句话早已作过揭示，即所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应该说这是历史研究主体性的集中概括，也是中国传统史学本质属性“知人论世，经世致治”的精彩反映。

然而，传统的“资治”史学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严重的后遗症，即政治意识过分浓烈，动辄让历史承担过重的政治教化负荷，历史研究往往带着强烈的政治功利目的，成为政治的“婢女”(或附庸)。这种“历史研究中的不能忍受之重”，自然要引起许多历史研究者的厌倦甚至反感，于是乎时至今日，不少人主张将历史研究的意义进行解构，提倡从政治史为主体的宏大叙事模式中摆脱出来，用自然主义的态度与方式对待历史，甚至进而否定历史研究的主体性。这样便有了所谓的历史“有用”抑或“无用”的困惑。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好事的反面便是扯淡。真理越过一步便成了谬误，对历史研究的主体意义的解构同样难以跳出这个怪圈。当今时髦风行的鸡零狗碎式的“研究”，表面上是对宏大叙事的反动，但实际上乃是放弃历史研究的根本职责。考证女人的小脚历史，发微春宫图的隐晦要旨，虽说也是历史研究的组成部分，但绝对不能算是历史研究的主体内涵。我们的历史研究如果整个儿陷溺于女人的小脚、男人的胡子，并且以此为鹄的，沾沾自喜，自恋情结膨胀，那么历史真的就成了无用之物，而历史的研究滑向边缘化，为大众所嘲弄，所唾弃也就理有固宜，势所必然了。从这个意义上讲，历史研究复归于传统史学的主体性，以宏大的叙事模式显现其本质属性与核心意义诚属必要的选择。赵俪生先生说自己从来不让“竹头木屑”所淹没，可谓是通人之论。当然，重视历史研究的宏大叙事，着力揭示历史上“治国安邦”的规律，并不是要求我们放弃“求真”的努力，更不是用历史图解政治，对号入座、简单比附历史的启示性，而是寻求如何在“求真”基础上“经世”，在“经世”理念指导下“求真”而已。

(铑子))称云：“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在某种意义上讲，历史是“无”，也即“无用”，它不能直接成为生产力，但是，这种“无”，本质上其实是“有”，所谓无用之用，是为大用。这或许正是解答历史是否有用，历史研究究竟有无意义之困惑的最好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