炮轰“文化超女”，拷问“百家讲坛”。

这是由著名作家、“塞外鬼才”李悦和著名创新学家、创商（CQ）教育专家李放联袂打造的一部对“学术超女”于丹的文化批判著作。在本书中，作者指出于丹缺乏传统文化的常识，没有读懂《论语》，肢解和阉割了这部经典的精神。同时，作者还批评了于丹认识论上的主观唯心主义与方法论上的形而上学。

这是由著名作家、“塞外鬼才”李悦和著名创新学家、创商（CQ）教育专家李放联袂打造的一部对“学术超女”于丹的文化批判著作。于丹现象无疑是近年来中国文化界的一大热点，于丹因为在央视“百家讲坛”戏说《论语》和《庄子》而声名鹊起，被誉为“学术超女”、“国学超女”。然而，于丹在受到一些媒体和观众们热列追棒的同时，也遭遇到了众多学术文化界人土的一致批评，形成了一场口诛笔伐的“倒于风暴”。

从李悦、李放和“十博士”等人对于丹的学术争鸣和文化批判中，读者们可以看到他们对于丹现象进行的理性分析和深刻反思，体现出文化学者和莘莘学子们捍卫人类思想的价值和尊严的坚定信念和拳拳之心。她必将在中华文化的创新发展历史上镌刻个辉煌的篇章。

序一　为李悦和李放的批判喝彩

序二　弘杨伟岸孔子的创新精神

序三　捍卫孔子思想的理性尊严

上篇　于丹《论语》心得批判

　1.于丹的任意曲解《论语》

　2.于丹的“心得”是些什么

　3.于丹的“心得”的危害性

　4.易中天、于丹现象批判

下篇　敢对“学术超女”说不

　1.“百家讲坛”咋成“评书联播”

　2.揭秘于丹成名之谜

　3.“于丹红”盖过“苏丹红”

　4.拒绝于丹的思想课奔

　5.于丹遭遇“思想滑铁卢”

　6.于丹不配做文化的“守望者”

　7.于丹热背后的“平庸文化”

　8.于丹《心得》的错讹举例

　9.于丹趣味语录和故事赏析

　10.于丹海外《论语》心得摘录

　11.于丹，请别忘坚守学术品位

　12.破除对文化偶像的权威崇拜

附录：《论语》原文

跋　迎接中国文艺复兴的黎明

编辑手记

后记

于丹在书的47页中写道：“孔子的学生子路曾经问他的老师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君子。孔子告诉他说：‘修己以敬’。好好修炼自己，保持着严肃恭敬的态度。

子路一听，做到这四个字就能当君子了?不会这么简单吧?于是又追问，说：‘如斯而已乎?’这样就行了吗?

孔子又补充了一点说：‘修己以安人。’在修炼好自己的前提下，再想法让别人安乐。”

于丹在此处将“修己以敬”解释成“好好修炼自己，保持着严肃恭敬的态度。”错在没有解释出“敬”的正确含义。“敬”在这里不应当成“恭敬的态度”，而应当成“恭慎做事”之意。

我认为于丹在这儿解释成“恭敬的态度”是为了贴近她全书的主题，也许她本人也觉得这么解释是有些牵强附会，但她更知道突出主题的重要性。主题才是她读<论语》的主要心得，才是她出书、在《百家讲坛》上演讲的目的。她的主要心得在该书的第6页上：“《论语>终极传递的是一种态度，是一种朴素的、温暖的生活态度，孔夫子正是以此来影响他的弟子。”于是“恭敬的态度”就和“朴素的、温暖的生活态度”合拍了。

于丹还将“修己以安人”曲解成“在修炼好自己的前提下，再想法让别人安乐。”其实这段词句上的本意只是“修养自己而安抚别人。”“安”是当“安抚”讲，不能当“安乐”讲，何乐之有?“乐”是于丹教授强加上去的，这种“强加”，是有意为之，虽然牵强，但还是为了这本书的主题服务的。

于丹的主题是：“孔夫子能够教给我们的快乐秘诀”，就是《论语》所传递的“一种朴素的、温暖的生活态度。”只要学会了这些，每个人都能获得“内心的安宁”和“清亮的欢乐”。“这种欢乐，不会被贫困的生活所剥夺，他也不会因为富贵而骄奢，他依然是内心快乐富足、彬彬有礼的君子。”

你们看，于丹教授给我们描绘出一幅怎样美妙动人的人生挂图呀！

欢乐、快乐、安宁将日夜环绕在我们身边，不能没有乐，不能没有!如果实在没有，那就设法加上，好在还有个“安”字。在，那就在后面加上个“乐”，好在还真有一个可爱的词叫“安乐”。对了，于丹一定知道还有一个歌呢!里面有一句歌词也提到了安乐，那歌词是“大雁在草原上飞翔，是为了寻找安乐。”

我们按照于丹大作的从前到后的顺序，挑她的曲解《论语》之处，已经到了她大作的第56页。在这一页上，于丹教授写道：“孔子曾经直截了当地跟他的学生子夏说：‘女(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论语·雍也》)就是说，你要想着提高修养，不要老惦记眼前的一点点私利。”

于丹教授的老毛病又犯了，又向上加东西了，加上她的私货了。其实孔子的“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就是说：“你要做一个有修养的儒者，不要做一个无修养的儒者。”很简单很明了，没有别的意思。于教授为何要加上“不要老惦记眼前的一点点私利”?这不还是为其主题思想服务吗?

当然是要为主题思想服务了!于丹教授写此书不完全是为赚稿费，还要用她的思想引导读者呢!她是要引导广大读者修身养性的，她不愿“听到有人抱怨社会不公，抱怨处世艰难”，当然也就更不愿意看到有人“惦记眼前的一点点私利”了，她强调指出：“如果我们真的能做到把握分寸，谨言慎行，礼行天下，修身养性，我们会少很多烦恼，就自然会懂得为人处世之道。”这一页上于丹教授还引用了(《论语·宪问》)上的话：“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她的解释是：“古人学习是为了提高自己，今人学习是为了炫耀于人，取悦于人。”

从字面上来看，这种解释也无不可，但是因孔子此处是讲“内圣”之学的，所以孔子的“为己”是讲一种身心受用的学问，一种自我修行之功。“提高自己”只是一种空泛的不准确的注释。因此，孔子的这句话应解释为：“古人学习着重的是自己身心的修养，今人学习是为了装点门面，给别人看。”

我这样给于丹教授挑毛病，似乎有“鸡蛋里挑骨头”之嫌，但是孔子的语录不能仅仅从字面上去讲解，要从他整个思想的高度上去理解，才更为准确。

到第59页了，于丹教授写道：“但孔子认为谋求个人利益的时候不能不走正路，一心想走捷径，一心想贪小便宜。孔夫子认为，走正路还是走捷径，是君子和小人的区别。

他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义’就是‘宜’，也就是说，君子走的始终是一条适宜的正路。而小人则一心看重私利，在一己私利驱使下很容易走上邪路。”

P10-12

孔子名丘，字仲尼，生于公元前551年，卒于公元前479年。春秋末期鲁国陬邑(山东曲阜)人，出身于没落的宋国贵族家庭。孔子的家族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宋国的开国始祖微子启。孔子的父亲叔梁迄是鲁国有名的武士，孔子之前有九个姐姐加一个跛脚的哥哥，孔子是其父晚年娶的一个叫颜征在的年轻女子所生；在孔子3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孔子自小家境贫寒，与母亲相依为命。他被迫从事过种菜、驾车、吹鼓等许多当时被认为鄙贱的事情，他曾总结自己“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然而，孔子非常刻苦好学，他凭借自己的勤奋努力和超人禀赋，先后精通了基本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和高等六艺《诗》、《书》、《礼》、《乐》、《易》、《春秋》)。他曾从事“儒”(贵族丧事赞礼者)的职业，中年时开办私学，以有教无类的原则开始广收门徒。他还积极参与政治改革，一度出任鲁国的中都宰、司空、司寇直至代理宰相等职，4年后因遭小人暗算，弃职。后来他率弟子周游列国，历经13年，晚年归鲁，继续讲学，同时还专心整理古籍，直至73岁离世。孔子终生“述而不作”，《论语》20篇，是孔子弟子及其再传弟子们记载的关于孔子一生言行的纪录。

在此，我们首先有必要扭转一下孔子在世人心目中的形象。现在人们通常习惯于把孔子叫作孔老夫子，好像都觉得他是一个弱不禁风的酸腐书生。其实真实的孔子长得高大威猛，身高一米九以上，外号“长人”；他力大如牛，可以手举城门，是闻名天下的举重大力士；其他举凡骑马、射箭、弹琴、跳舞、种田、放牧等等他也样样精通。孔子之所以懂得这么多种手艺，一个是因为出身微贱，一个是因为自学成才的缘故。他是父母野合而生的私生子，这一点向来为他的历代崇拜者们所讳言。其实野合是一种古老的原始遗风，直到春秋时期在平民中间还十分流行，孔子作为这种流行遗风的结晶也很正常。因为出身低微，孔子当过会计，做过弼马温似的牧官。但孔子十分好学，把当时贵族必备的六大修养(“六艺”)全都学会了，而且因为学得出色使得贵族们反过来要向他学艺，这样孔子的名气就渐渐地大了起来。

在中国历史上，孔子不仅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和伦理学家，而且还是一个伟大的教育家和社会实践家。孔子是中华文化思想的集大成者，儒家学说的创始人。他开创了儒家学派的滥觞，他的经世思想提倡“仁义”，“礼乐”，“德治教化”，以及“以民为体”和“中庸之道”。孔子的思想学说自2000年前就成为中国文化的正统，孔子也因此被尊崇为“大成至圣先师，”奉为“万世师表”。儒学思想不仅渗入到中国人的社会生活和文化领域中，同时还影响了世界上其他地区的民族近两千年。孔子在他的一生中为人类作出了巨大贡献，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孔子学说博大精深，不仅在中国成为2500年中华文化的基石，即便在国外，亦发生过宏远的影响，他的影响力不仅波及了邻近中国的日本、韩国、越南等国，而且还传播到了西方，对于18世纪启蒙运动产生了较大影响。在中国奉为“万世师表”的孔子，由此成为世界人类的师表。西方学者将孔子与耶稣、释家牟尼并称为“世界三圣”，孔子的思想至今仍在闪耀着夺目的光辉，擎引着人类文明进步的火种。1988年，全世界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宣称：“人类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到2500年以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

如果说五千年中华历史文明长河中有哪位历史人物对中华民族的贡献最大，影响最为久远，毫无疑问要首推大思想家孔子。朱熹曾经说过“天不生伸尼，万古如长夜”的话，虽然是对孔子的略显过度溢美之辞，但也可从中窥见孔子在中国人心目中所占据的崇高历史地位。两千多年来，中华民族一直把孔子视为一个高不可攀的“圣人”，他的思想也深深地隽刻在中华文化的智慧圣殿里，流淌在每个华夏子孙的血脉中。虽然历尽千年沧桑，却像北斗恒星一样永远光辉灿烂，照亮着我们的前进航向。《论语·子罕》中说：“大哉，孔子!”孔子的一生是获得巨大成功的一生。孔子的人生经验充满了大成智慧。用我提出的“创商”理论来衡量的话，孔子无疑是一个“创商”很高的人。

……

我原本是搞文学创作的，写小说、散文、也写影视剧本。近几年之所以又写些文学批评方面的文章，是为了解除文学和文化的窒息感。是的，我已经被恶俗的文学和文化现象压迫得不能自由呼吸，愤怒并惊异于批评话语的缺席。我知道我这样的一介书生无力创造有利于批评家正常成长和发展的氛围，我力所能及的只能是提起笔来写些批评的文章，并不是为了证明还有真正意义的批评存在，而是为了痛快地大口吸一些我所创造的氧气。这似乎比涸辙之鲋还有着悲壮意味，它们是相濡以沫的，而我却是自沫以濡了。

我最先批评的是二月河的作品，我实在不解这位用500万字歌颂封建皇帝的作家，何以能够走红，他写的《康熙大帝》、《雍正王朝》及《乾隆皇帝》何以能够入围第四届茅盾文学奖，并获得“八五”期间全国优秀长篇小说奖及全国优秀畅销书奖，根据它的小说改编的电视剧《雍正王朝》何以能够获得飞天奖。这是怎么了?为什么将近2l世纪的时候，我们的文学与影视却为皇帝大唱赞歌，并且全国都流行祈愿皇帝“再活500年”的歌声。我在2003年写出《批评二月河的“唯皇史观”》，被工人出版社入选《与魔鬼下棋——五作家批判书》一书，并成为网上的一个热点文章。

随后我又批评了王蒙、莫言、贾平凹、余华、残雪、阿来、刘震云、池莉、王安忆、姜戎、王朔、余秋雨、易中天、刘心武等著名作家，对于张艺谋、陈凯歌、冯小刚、李少红、黄健中、胡玫、冯小宁、顾长卫、孙周、徐静蕾等走红的导演也没放过，我主要批评这些作家和名导缺少文学精神和人文追求。虽然他们之中有我的老相识，我也顾不得那许多了。因为只有凭借敢于质疑的批评，我们才会有对文学艺术的可靠认知和可信的判断，艺术家、读者和观众才能提高文化教养和文明素质。看来批评对于一个民族是不可缺失的，一个优秀的民族应该是一个具有怀疑精神、反思精神和批评精神的民族。

今年年初，我写了《<论语>可以乱讲吗——批评于丹》，于丹的《论语心得》印刷200多万册，而且于教授还在电视的《百家讲坛》上讲了她的观点，为害甚广，有那么多观众和读者在受害，令我万分忧虑。所以我很着急，在4天之内就写好了4万多字。随后寄给了远在海南的朋友孔见先生，他转给了天涯社区文学主编朴素先生，贴在了天涯论坛上，受到了网友们的关注。随后我又写了《<庄子>不可以这样讲——再批评于丹》。

在这两篇文章中，我指出于丹教授缺乏传统文化的常识，没有读懂《论语》和《庄子》，肢解和阉割了这两部经典的精神。我同时批评了于丹教授认识论上的主观唯心主义与方法论上的形而上学。也许因为我的文章在网上影响较大，点击率很高。所以，这引起了民主与建设出版社的重视，将我的批评于丹《论语》心得的文章选入了《批判于丹》一书，另一位作者是知名学者李放先生，他是一位创新学家和创商教育家，先后毕业于南开大学历史系和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他在网上发表了一些支持我批评于丹的文章，还从文化学的角度上剖析了于丹走红现象。能与他合出一本书，是件很高兴的事，他和我能从不同角度批评于丹教授，也算是批评方面的一种互补吧!更让我高兴的是因本书的出版，有幸结识了这家出版社的总编辑王书燕女士。在批评于丹的意义上，她能够与我达成共识。我们认为批评于丹的意义不在于让更多人关注《论语》、《庄子》等传统文化，而在于关注今日文化的现实，为文化的转型做些实际工作。文化转型就是要从传统文化中提取支撑中华民族的文化核心价值，进而能够提供未来世界文化发展的一个新方向。所以出版社很重视这本书的出版，王书燕总编愿意与我今后合作为文化转型做些事情。我愿与她继续合作，也愿与李放先生今后继续合作。实际上中国的文化学者(包括于丹教授在内)应该共同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作出努力，这是时代的要求，也是历史的要求。

就在本书出版之际，国内已出版了好几本批评于丹的书，有的书也选用了我批评于丹的文章。我的名字出现得较多，有的媒体就把我当成了批评于丹的主力人物，记者最爱问我的问题是：“你认为于丹到底扮演了一个什么角色?”

于丹称自己为“传统文化普及工作者”，但我觉得她缺少“传统文化普及工作者”应该有的学养和能力。从1979年到2007年的27年之间，于丹只在正式期刊上发表了六篇专业论文，还出版了一本名为《形象·品牌·竞争力》’的书。其中只有一篇在某校的校报上发表的论文《从<左传>描述的迷信现象看先秦宗教观及其实质》，算是与古典文化沾上了点边儿。其他几篇文章从没有涉及过《论语》与《庄子》。所以我这样的“传统文化业余爱好者”都轻易击了中她的错处，她自己也不得不承认：“我对《论语》是只言片语、非学理化的阐述。”所以于丹称不上是研究传统文化的学者，只不过是一个“时尚文化媒介人”。这样的人去普及传统文化，当然会错误百出，当然要误导广大电视观众和读者，当然只能将中华文化推向全面低俗化。

百家讲坛、出版社和于丹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为了功利目的!为了出名挣钱!

功利主义一直破坏着我们的文化。我希望本书出版后，能够与其他几本批评于丹的书共同批评功利主义，纯净我们的文化环境，从而为21世纪的文化转型和文化复兴做出贡献。

我所做的文化转型工作，一直得到石玉平、高延青、董恒宇、李博宏等好友的支持与关注，文艺界与企业界的朋友冯岑植、王新民、刘文斌、曾宪东、邓九刚、田彬、闫江林、乔胜祥、王建忠、柏晓青等人一直支持我的观点，其中有人还写了评论文章，在此我深表谢忱之意。

李悦

2007年4月12日于呼和浩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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