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一部感人至深的文学传记。作品真实地再现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杰出代表、伟大建筑巨人梁思成波澜起伏的生命历程。深刻体现出梁思成身上所凝结的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体现出其对中国传统建筑继承和创新的精神。

本书真实地展现了20世纪伟大建筑学家梁思成波澜起伏的生命历程，语言平实而不乏精妙，理性述说而满含深情，结构宏大而细致入微，情节跌宕而激流奔涌……写得不仅用心用情，而且更为用理、用智，令人感慨万端。

序言难忘的往事 深切的怀念 罗哲文

代序吴良镛

自序窦忠如

第—部分 异域童年

第一章：梦回“双涛园”

第二章：家学不治顽皮

第二部分 青春飞扬

第三章：求学清华

第四章：初识徽因

第五章：结伴“宾大”

第六章：蜜月之旅

第七章：执教“东大”

第八章：支柱

第三部分 巅峰岁月

第九章：加盟营造学社

第十章：苦乐行者

第十一章：流亡之路

第十二章：蛰居李庄

第十三章：回归清华园

第十四章 誉满世界

第十五章：首选院士

第四部分 天命难知

第十六章：学人入政

第十七章：国旗、国徽、纪念碑

第十八章：梁陈方案

第十九章：城与墙

第二十章：孤独卫士

第二十一章：“大屋顶”之谜

第二十二章：检讨与“鸣放”

第二十三章：“文革”风雨

第二十四章：屈辱与不屈

第五部分 落寞之惑

第二十五章：黄昏恋情

第二十六章：落寞之惑

第二十七章：赤诚的爱国者

第二十八章：别了，思成

第六部分 祭奠

第二十九章：海外之祭

第三十章：百年怀想

梁思成年谱

参考书目

    第十章：苦乐行者

梁思成加盟中国营造学社最大的贡献。应该说是对古建筑研究开创了一种科学的研究方法，使营造学社不至于落入窠臼。这个科学的研究方法，就是“非作遗物之实地调查测绘不可”。

不过，中国的建筑向来是以木材作为主要原料，而木材是极易焚毁和腐朽的，属于“非永久材料”。另外，中国封建王朝时限漫长，更迭频繁，战乱不断，每次战乱期间都是珍贵古建筑的厄运期。特别是战胜为王者，为了彰显自己的武力和军队威风，往往以焚毁战败者的宫室为荣耀，这以项羽当年入关燃起的那场“咸阳宫室火三月不灭”为滥觞，以后几乎每次朝代更迭都不能幸免，因此“古木建筑之所以罕而贵也”。当然，在一些气侯条件适宜且保护得当的地方，木构建筑还是可以留存的。对此，粱思成深信不疑，因为他当时已经从西北科学考察团在新疆获得保存完好的汉代木简中得以证实，坚信保存千年的古木建筑一定在中华大地上有所留存。确实，恰似灼灼绽放在荒山野岭里的孤寂寒梅一样，众多珍贵的古建筑就散布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正静静地等待着它们春天的到来。虽然已经等待了数百上千年，但它们并不曾丧失希望，始终相信懂得欣赏它们卓越风姿和独特美丽的人正在向它们走来。是的，粱思成就是它们正在等待且值得等待的人。然而，即便是两情相悦。那些“深藏闺中人未识”的古建筑到底在哪儿呢?

是的，粱思成苦于不能得知到底应该到何处去寻找这些珍贵的古建筑，为他的手边没有一份关于古建筑的信息资料，哪怕是短短几句简单的旅游性介绍也好。正在一筹莫展之际，识闻广博的梁思成突然想起了流传在华北地区的一句谚语，即“沧州狮子，应州塔；正定菩萨，赵州桥”。其中，正定菩萨就在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大伽蓝之一——正定隆兴寺里。于是，梁思成当即决定先从北京附近的华北地区开始他的古建筑调查之路，而华北之行就从正定的隆兴寺着手。随后，梁思成在做文字资料准备工作的同时，还向清华大学土木系第一任系主任施嘉炀先生借来了几种测绘仪器。一切准备就绪，只待选定起程的时间了，可就在梁思成等人即将前往河北正定时，一个偶然信息却改变了他的正定之行，也改变了中国建筑史上第一次科学调查之路的行程。这个信息来自于他的学长杨廷宝，后来杨廷宝先生这样回忆说：“有一次我偶尔去到用作公共图书馆和群众教育展览厅的北京鼓楼，我看到在一楼巨大的穹顶下的一面墙上，挂着一幅外表古怪的寺庙照片。照片下面的说明清楚地写着：‘蓟县独乐寺’。当我向梁思成形容照片上斗拱的形状时，他很兴奋，说我看到这张照片非常走运。“随后，梁思成立即驱车前往鼓楼，当他见到那幅照片上那寺庙巨大而奇特的斗拱时，他不仅联想到当年他看到日本学者常盘大定和关野贞在中国旅行后所发表的相似照片。确信蓟县这座寺庙一定是一处宋元以前的古代建筑。而且当即就决定改变他正定之行的原计划，先行前往蓟县调查独乐寺。这时是公元1931年的秋天。正当梁思成等人准备前往蓟县时，适逢在天津的日本人因为“九·一八”事变后唆使一些流氓汉奸袭击国民党政府。劫持末代皇帝溥仪事件的发生，致使天津局势一度十分混乱。于是，粱思成等人不得不耐心地等到第二年的春天，才使蓟县之行得以实现。

蓟县，原属河北，今归天津，向来是中国北方的军事重镇。不过，位于北京之东90公里处盘山之麓的蓟县，虽然山清水秀，风景宜人，但当时只是一个极为闭塞落后的山区小城。经过打听，梁思成幸运地得知每天早上6点竟有一班长途汽车从北京出发直达蓟县。于是，梁思成和学社社员邵力工，以及当时还在天津南开大学读书的弟弟梁思达一同前往。对于这段经历。60年后当梁思达回忆时，依然是激情满怀：“二哥去蓟县测绘独乐寺时，我参加了。记得是在1932年南大放春假期间，二哥问我愿不愿一起去蓟县走一趟，我非常高兴地随他一起去了……”不过，“从北京出发的那天，天还没亮。大家都来到东直门外长途汽车站，挤上了已塞得很满的车厢，车顶上捆扎着不少行李物件”，而“那时的道路大都是铺垫着碎石子的土公路，缺少像样的桥梁，当穿过遍布鹅卵石和细沙的旱河时，行车艰难，乘客还得下车步行一段，遇到泥泞的地方，还得大家下来推车”。就这样，当梁思成他们到达蓟县时，虽然已经是黄昏时分，浑身上下满了灰尘，一个个都变成了灰头土脸的“土地爷”，但这是他们第一次离开主要交通干线，到达他们从未见识过的僻野乡村，所以每个人都感到十分的兴奋和有趣，称这是他们最难忘的一次“旅行”。遗憾的是，对于这样的旅行经历，当时身怀六甲的林徽因却无缘参与，如果她能够得以尝试这第一次的话，一定会以诗人的心灵体味出别样的情怀来。

独乐寺建筑群，当时保留有两处单体建筑，一是前面的山门，一是中央的观音阁0山门是一座面阔三间进深两间的单层四阿顶建筑，青砖红瓦，屋脊呈鸱尾式，这是梁思成鉴别这座建筑年限的一个确证。因为中国古建筑屋脊装饰之特征，唐朝时是鳍形尾，宋以后则为吻，二者之间的变化程序从无实例，而独乐寺山门的屋脊呈鸱尾式。也就是上为鳍形下为吻式，很显然处于唐宋之间的过渡形式。由此可知，独乐寺应为宋辽之物。后来，梁思成等人又从有关碑记和史料中，明确得出其为辽式建筑无疑的确证。这是后话。观音阁是一座外表两层实为三层的木构建筑，整座建筑主要是围绕一尊高约16米的十一面观音塑像而建造，因此二三层楼板中央不得不留出一个上下畅通的天井，使这尊塑像由地面得以直接耸立到二三层，给人一种仰视观赡的角度。确实，观瞻者来到二层时。可以达到观音塑像下垂左手的高度，到第三层则可细观菩萨的面容和举起的右手。这种尺度适当而巧妙的比例安排，使观瞻者与菩萨之间很自然地就形成了一种低微与崇高的对比感觉。在建筑的结构上，独乐寺使用的是中国传统的柱、斗拱和梁枋的构架方法，即第一层框架运用斗拱构成底层的屋檐，中间一层的斗拱构成上一层的平座，而上一层斗拱构成整座建筑的上檐，所有木材以框架结构一层层地叠加起来，使三个单层殿堂以框架的形式重叠而成一座整体建筑。不过，独乐寺观音阁和山门的柱式，虽然是清式那种讲究柱与柱之间保持一定比例距离的形式，但柱子的高度却并不随着柱子的直径而有所变化，柱头被削成了圆形，且柱身也稍微向内倾斜，这是明清时期木构建筑中所罕见的柱式做法。最有特点的，是独乐寺观音阁的斗拱形式，不仅按其功能起到一种承檐、承平座或承梁枋的作用，安置在柱头、转角或补间等处，而且各个不同且都雄大坚实，并不像清式斗拱那样成排并列，纤细弱小，几乎完全变成了一种纯粹的装饰。

在对独乐寺进行细致测绘后，当梁思成访问当地耆老缙绅关于独乐寺的历史时，他们则众说纷纭，有说是唐朝贞观十年建造的，也有说是尉迟敬德监修的，还有干脆将二者合而为一说是“贞观十年尉迟敬德监修”，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对此，梁思成认为“敬德监修”向来是中国匠人所尊崇的一句俗语，凡是年代久远的建筑都一概说是“敬德监修”，这不足信。另外。即便真的是“敬德监修”，那也是指独乐寺创建之初，或者属于其历史中的一段，并不能确切地说现在留存的观音阁和山门就是唐时“敬德监修”的建筑。果然，当梁思成等人返回北京后，通过林徽因查阅《日下旧闻考》引录清同治间李氏刻本《盘山志》所载的内容，梁思成得知：“独乐寺不知创自何代，至辽时重修。有翰林院学士承旨刘成碑。统和四年孟夏立石，其文日：‘故尚父秦王请谈真大师入独乐寺，修观音阁。以统和二年冬十月再建上下两级、东西五间、南北八架大阁一所。重塑十一面观音菩萨像’。”由此可知，自统和也就是北宋初年上溯到唐朝初年有三百多年的历史，其间经历五代十国之乱，独乐寺即便不遭毁灭，至少倾颓不堪，到了统和年间确实需要好好重修一番了。而重修观音阁是在统和二年，即宋太宗雍熙元年，也就是公元984年，这距李诫修撰<营造法式>的公元1100年不过116年，而距唐朝灭亡仅仅只有77年的时间，可见独乐寺确属当时所见最古老之建筑。除了通过文献考证独乐寺年限之外，梁思成还请清华大学蔡方荫先生采用土木工程中的比较计算法进行测定，遂可确认其为辽式建筑无疑。这一结论，实在使梁思成欣喜万分，随后他又参照<营造法式>和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对独乐寺的结构和木作制度进行分析、整理、研究和总结，更加确定独乐寺为辽式建筑，并写出了《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于公元1932年刊登在<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三卷第二期上。

《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一经发表，立即引起了中外学界的极大关注和震动，特别是对于日本学者而言，此后他们再也不提由他们代劳来测绘研究中国古代建筑实例的事了。确实，梁思成这第一次外出调查古建筑的蓟县之行，不仅发现了当时中国最古老的一座木构建筑，而且写出了中国学界第一次用科学方法分析研究古建筑的调查报告。而这一调查报告，则反映了梁思成通过实物精密测绘与《营造法式》的相互印证，初步探明了宋辽建筑设计规律的过程和科学的研究方法，堪称在这方面是开天辟地的第一篇重要论文。对此，有文章评价说：粱思成的“这篇处女作不仅一举超过了当时欧美和日本人研究中国建筑的水平，而且就透过形式深入探讨古代建筑设计规律而言，也超过了日本人当时对日本建筑研究的深度。”另外，作为一篇关于古建筑调查报告的学术文章，粱思成在写作中除了严守学术界向来十分讲究的严谨和条理外，还使用了今天学术界难得一见的生动文笔，使其独具特色而别致的治学风格初见端倪。

首战告捷，梁思成实地地调查古建筑的热情愈发高涨，在随后的几年间他频频外出调查。不断发现散落神州四方诸多的珍贵古建遗构，使这些中华瑰宝拂去积尘重现光辉，将中国古老悠久而又璀璨无比的建筑史就这样生动形象地展珊在了世人面前。下面罗列梁思成自公元1932年至公元1937年外出调查古建筑的行程。人们也许就不难明白他当年对于这种科学研究方法的兴趣和重视程度。公元1932年6月，前往河北宝坻县调查广济寺三大士殿；公元1933年3月，前往河北正定调查隆兴寺及其他古建筑；公元1933年9月，调查山西大同上下华严寺、善化寺、云冈石窟。以及应县木塔和浑源县的悬空寺；公元1933年11月，调查河北赵县的赵州桥；公元1934年8月，调查山西晋中地区13个县的古建筑；公元1934年10月。调查浙江省6个县的古建筑；公元1935年2月，考察山东曲阜孔庙并精心制定修葺计划；公元1936年春。调查河南龙门石窟及山东中部19个县的古建筑；公元1936年冬，再次前往调查山西和陕西部分县市的古建筑；公元1937年6月，第三次前往山西和陕西调查10多个县的古建筑。在这诸多外出调查古建筑的过程中，梁思成都写有高质量的调查报告或科学的修葺计划，诸如<云冈石窟中所表现的北魏建筑》、《赵县大石桥即安济桥>、<晋汾古建筑预查纪略》、《曲阜孔庙之建筑及其修葺计划》、《杭州六和塔复原状计划》和《浙江杭县闸口白塔及灵隐寺双石塔》等等，这些通过实地调查所写出来的学术报告，都为梁思成后来撰写《中国建筑史》奠定了极为重要的史料基础。……

P91-95

我写《梁思成传》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除了百花文艺出版社甘以雯女士的邀约鼓励，以及国家文物局古建筑专家组组长罗哲文先生的大力受持之外，还有就是我对梁思成的敬重了。至于我暂时搁置已经创作过半韵多达三十余册的《中国·世界遗产探秘丛书》，全身心地投入到(梁思成传》的采访与写作之中，而不担心前者因此而延误或“炒冷饭”一事，我几乎全置诸脑后了。谁让我对写梁思成存心已久且过于偏爱了呢?这样说，似乎有点作秀或自作自受或得了便宜卖乖的味道。其实，我和许多作者一样对《<梁思成传》心向往之已久，以致不敢轻易动笔而已。我今幸得甘以雯女士之鼓励，所以斗胆为之，不图名利，只为友谊和自己固执的偏爱罢了。当然，像梁思成这样品操高贵而人生丰富的君子、学人和斗士，戮又有什么理由不借此机会接受其品操的沐浴和熏染呢?试想，在一个作者兼读书人的书柜中，郑重地摆放上这样一部著作，心里面那种丰富、充实而又高贵的美妙感觉，又岂是旁人所能体味的呢?为此，一生足矣!

毫不讳言，这种文章开篇的方式，是想仿效林语堂先生的(苏东坡传>。不过，我只学得皮毛，不及这位文学大师半点精髓，但个人喜好，恐怕是无药可救了。当然，至今关于人物传记又有几册可与比肩?不向巅峰冲击，又岂是文化“战士”(笔者曾有过13年军旅生涯的经历)之所为?仅此而已。

按说，我本没有资格来写这本《梁思成传》，因为这位令世人十分崇敬的建筑巨人逝去的第二年我才出生，从未曾有过谋面的机会，也就不敢说对他有多么的了解。后来，我认为我最有资格来写关于他的传记，这不仅仅是因为我对这位伟大学人的崇敬已达五体，还因为我几乎阅读了我现在能接触到的所有关于他的文字和图片，特别是透过那皇皇九卷本数百万字的《梁思成全集>和定价3600元人民币的<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精编>，以及诸多还不曾为世人所知道的他的亲笔手记，还有其亲属和诸多年逾八旬以上他过去的学生及同事、现今也都成为国内外知名权威专家们那鲜活深情的回忆。所以，当我自信我已经了解了梁思成时，我才决定要写这本传记。

没想到，正是因为随着我对梁思成的逐渐了解，我才发现我对他的崇敬中竟多了一份深深的喜爱，这份喜爱多多少少也体现出了一种自爱，因为我体会到这位学人身上所散发出的品格魅力中，有一些是我最为倾慕并暗自追求的，诸如坚定、专注、本色、谦和、锲而不舍、百折不回、赤胆忠诚、论事不记人等等。我不是故意要用这些纯美的品格来标榜自己，而是在阅读梁思成那71年的人生履历中时时让我感受得到的。因此，我只要一面对电脑荧光屏就像是用心在与这位学术大师进行交流，我能理解他所做的一切，特别是为了保卫那些人类文化瑰宝——文物古建筑不惜与时代洪流抗争，即便被那洪流冲撞得遍体鳞伤，也不曾有过悔意，只要一有机会或本没有机会他也要创造机会发言，直到后来竟然被剥夺了发言权时，他依然耿耿于怀，不曾忘记。

毫无疑问，梁思成是一个对自己的建筑思想和理论乐于表达和阐明的人，他愿意或渴望将自己对于建筑对人的美的体悟和享受的经验告知更多的人与其共享。然而，最终却不是死亡封住了他“爱说”的嘴，而是人为的政治环境毫不留情地扼杀了他的语言功能。试想，使一个喜好“与人同乐乐”者在生时噤若寒蝉，是怎样的一种感受呢?请读者不妨在此体悟自验，当然如果是巧言善辩者愿意在激烈辩论中自觉闭口不言，或者常人哪怕在平时生活中三日不语，也许会感受深一点。不过，只能是感受深一点而已，因为梁思成是在疾病缠身的人生暮年时，被人为地限制使其多年不能开口表述自己的建筑理念，故任何读者都不可能感同身受。当然，我们也渴望今人和后人永远都不要有这种感同身受，可事实能如人愿吗?还有，即使外在环境封住了梁思成的口，可他是否从心里就缄默了呢?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对于一个对社会、对人类、对学术有良知的学人来说，任何时候也不会量人民苦难于不顾(譬如现在已经遭受不科学城市规划之苦难的北京人)，何况是拥有伟大人格的梁思成呢?想一想，当时处在那种高压状态下的梁思成的心态，又怎是我这支鲁拙之笔或任何语言文字所能说明一二的呢?不过，我在竭力想表述清楚的同时，也请读者读到此时暂停阅读，静心想一想，也许能有所体悟。这，我就满心足矣。

在群星璀璨的中国学界里，有为了真理不惜用生命去捍卫的勇士，那实在让人举手加额；有为了学术纯洁忍受奇耻大辱的卧薪尝胆者，那同样应该为世人所铭记。对于他们，我不能不表示真诚的歉意，虽然我向来敬爱真正的学人，并一直妄想着从作家过渡到那个行列i虽然他们也一直激荡在我的心里，让我无数次夜不能寐地徜徉在他们的精神世界里，可我目前偏爱的学人只有一人——梁思成。这，不仅仅是因为自爱。何况，人不自爱人何爱之呢?还因为梁思成的人格特色实在是太鲜明了，且毫无瑕疵，几乎从来就不曾有过半点模糊不清。当然，梁思成也不是完人，例如坚定执著中稍显刻板等等。不过，正是因为梁思成是一个真实的个体的人，所以才能跨越两个世纪也从未被大众所遗忘过，并将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越闪烁出其迷人的光芒。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写《梁思成传》的理由。而如果有人因为梁思成在新中国时陷入政途以致悲剧由此衍生而心生微辞或牢骚时，我只想说明一点：他那时也许只想借此平台更大限度地用自己的学识服务于社会服务于人民，何况他并不曾想入政，而是被时代洪流裹挟而入，身不由己罢了。

而从另一方面来说，梁思成的入政悲剧也许不是什么坏事，或者说是他一个人、那一个时代的悲剧，后人后世如果能从中汲取教益，不仅梁思成的悲剧值得，即便是远在天堂有知的他也会感到欣慰。可怕的是，同样的人类悲剧、社会悲剧或个人悲剧还在不断地上演，一如今天中国诸多城市的领导者正在亲手制造因“城改”而毁坏古文物建筑的悲剧一样，或者可以直接点名今天的北京市又有多少梁思成当年竭力捍卫的古建筑遭受灭顶之灾呢?所以说，悲剧仍在继续，似乎难以根绝。这就不能不说是整个人类自己的悲哀了。

悲剧不断在上演，斗士不断在涌现。此消彼长本是一种规律，可用于古文物建筑保护与毁坏这件事上，似乎很不贴切，因为毁坏与保护、毁坏的力量与保卫的努力总是不对等，所以说这又是一种悲哀。悲哀的不是保卫文物古建筑的斗士们不自量力，而是无知或有意毁灭它的人数在呈几何倍数增长，奈何?!关于悲剧不得根绝的原因，中国两院院士周干峙先生曾解析得准确而明白，我已引录在本书第四部分“天命难知”的开首，在此不赘。

像梁思成这样的人，真是生不逢时。短短71个春秋却经历了太多的波折：海外流亡，军阀混战，外族入侵，国共双方刀兵相向，政治运动此起彼伏……几乎没有一天的安宁，可我们并不曾感觉到梁思成性格中有什么怨天尤人，或者因为饱经忧患而变得刻薄厌世，这些遭遇反而使他的人性更加温暖而充满关怀。像梁思成这样的人，正是生当其时。如果没有他坚决而睿智地拨开积沉千年的历史迷雾，中国建筑学还不知要在黑暗中等待多少岁月：如果没有他竭尽全力呼吁对文物古建筑加以重视和保护，还不知有多少珍贵的人类遗产毁于一旦。其实，人生本来就是在激越和冲突中，不断地呈螺旋式上升或发展，一个时代只是一个时代人的背景，它也许能够决定一个人的命运沉浮，但那只是相对一般人而言，智识之士向来懂得如何把握时代脉搏，或者超越时代的局限，梁思成应该说就是其中最为典型的代表。

作为一名建筑师，他所设计的建筑作品一向讲究以人为本，以人为先，处处体现出对人性的关怀。作为一名城市规划专家，他在北京城的规划中竟然想到将雄伟的城墙设计为“环城公园”，这不仅是一项世界绝无仅有的伟大设计，而且还把对人的关怀“捧上了天”。作为一名建筑教育学家，他时刻体现出“君子爱人以德”的理念，不仅毫无保留地将学识教授给学生，还将自己无微不至的关爱传递给每一个需要温暖的弟子。作为一名古建筑保护专家，他不仅提出了“但愿延年益寿，不希望返老还童”和“修旧如旧”等这些如今已成为中国乃至世界文物保护的重要原则，而且还发出过“拆掉一座城楼就像挖去我一块肉；剥去了外城的城砖就像剥去我一层皮”这样痛彻心扉的惊人呐喊。作为政坛明星和学界巨擘梁启超的儿子，他并不曾陶然或湮灭在父亲那辉煌的光晕之中，而是开创出了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作为20世纪最美丽、最有才华女子林徽因的丈夫，他以自己坚实、沉稳而宏大的结构在支撑妻子的轻盈和灵动之外，依然在自己或者说在他们共同的学术事业中，创建了至今也无人能比肩同行的成就。作为父亲，他用慈爱、温和、风趣、乐观和民主的家风滋养着两个孩子的同时，也将 自己高贵的品格传递给了一双儿女，使他们在各自领地里自由地奔突前行。确实，像梁思成这样一个人生经历和情感丰富的人，任何人想用文字涵盖其全部的精神实质和品格内涵，都是徒劳无益的。当然，如果谁想从这种丰富的人生涵养中抽取一些闪烁着光辉和智慧的亮点，实在是可以信手拈来，但那都只能说是其人生的一点。而如果一提起梁思成这个名字，许多国人都会联想到“大屋顶”，那也实在是对他的误解或者说是偏见，因为他从来就不曾提倡过“大屋顶”的建筑模式。作为一名现代建筑学的开创者，他所要培养的建筑师不仅要拥有哲学家的头脑和社会学家的眼光，还要拥有工程学家的精确、心理学家的敏感和文学家的洞察力，其本质必须是一个有文化修养的综合艺术家。而在这些方面，梁思成可以说是萃集一身，别人 难于匹敌，这实在是世所罕有，但又不可没有。这就是梁思成!

我在试图用我这支鲁拙之笔分辨出梁思成精神品质中精华的同时。更多的却是从中得到了无限的滋养。所以，即便我不是广告宣传员或图书推销员，但我还是想郑重地向读者推介这本《梁思成传》，我不敢过于自信地说这是关于梁思成文字中的精品，但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读者每一个字我都是用心写下的。当然，由于我个人在智识与学养上的愚陋和浅薄，对于诸多专家学者关于梁思成的皇皇论著还不能参悟深透，所以书中的舛误一定在所难免，在此恳望专家学者和读者朋友指教，也就绝对不是什么客套的谦词了。本书在正文中没有添加注脚，是怕因此而间断读者在阅读中的顺畅情趣，故只在书后列有参照书目。不过，即使有的引文不太明显，我还是想郑重声明，所引之文我皆是慎之又慎的。至于书中涉及同一地名或人名的不同叫法，我尽量前后采用一致，以免读者陷入复杂之麻烦。另外，关于书中的照片，承蒙林洙女士的提议和关爱，部分征引其有关著作，是为谢。

再者，我知道至今乃至以后偏爱或误读梁思成者大有人在，如果您从这本书中读出与我不同的见解，请偏爱或误读者都能够保持心气平和，因为我虽然同样偏爱梁思成，但绝对不会偏袒他，何况至今我确实不曾获知他有什么不值得敬仰的地方。如此，我只能说因为我了解，所以我偏爱。

仅此而已。

先生是近代建筑教育事业的奠基者之一。

他是古建筑研究的先驱者之一。

他是中国近代城市规划事业的推动者。

他是中国历史文物保护的开创者。

他是建国初期几项重大工程的主持人与设计者。

他是新中国一些建筑学术团体的创建者和组织者之一。

               ——吴良镛

世面上关于恩师梁思成先生的书刊文字有很多，但作为全面记述他一生的传记还不曾见到，翻阅忠如同志的《梁思成传》，没想到忠如同志不仅笔墨流畅朴实，文采飞扬，而且对梁先生的性格和情怀把握得极为到位、准确，特别难能可贵的是从事军事新闻出身的忠如同志，竟然将梁先生深邃弘大的建筑思想阐述得浅显明白，而又不乏自己独到的见解，由此可见忠如同志为了这部传记所耗费的心血。

               ——罗哲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