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经济是否繁荣，政治是否清明相比，学术是否兴旺对后世更有重要意义……当年的天子和诸侯都已没入历史的遥夜，老学和孔学却至今还活在华夏苗裔的灵魂里。”

“中国任何统一皇朝的国家机构都要有两个根基，其一是民众，其二是学术。前者是物质上的，后者是精神上的，二者缺一不可。如果民众艰困，学术空虚，任何统一皇朝的国家机构都只能是摇曳的风烛。”

本书将秦与楚的历史文化发展分为几个阶段，做了如同两股交缠的线一般的全面系统、细致深入的比较考察。

本书是作者临终时奋笔完成的最后一部学术著作，是作者经过长期准备和多年思考而精心撰写的学术成果。作者在对相关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做广集细梳、条分缕析的基础上，将秦与楚的历史文化发展分为几个阶段，做了如同两股交缠的线一般的全面系统、细致深入的比较考察，从而清晰地展现了秦与楚的民族源流、历史道路、文化特色和成就、国家发展和命运，深刻揭示了秦与楚兴衰存亡的历史原因、秦人与楚人性格倾向对华夏民族性格形成的决定作用，进而高度概括了国家统一与文明进步的关系、中国统一皇朝赖以巩固和发展的根基。全书内容丰富，阐发精辟。

本书凝聚了作者治学半个多世纪的心血和认识，体现了作者着眼于民族的兴旺发达和国家的繁荣昌盛而研究历史文化的人文关怀。

写作缘起

第一章 秦人、楚人俱为双源

 第一节 典籍所记的秦人族源

 第二节 典籍所记的楚人族源

 第三节 试往灯火阑珊处探寻

 第四节 考古所示的秦人族源

 第五节 考古所示的楚人族源

 第六节 秦、楚族源综议

第二章 出自幽谷迁于乔木

 第一节 马与火

 第二节 赢姓始称秦芈姓始称楚

 第三节 桀骜的楚人忠顺的秦人

 第四节 俱为暴发各有因缘

 第五节 秦窥黄河楚入中原

第三章 走上兴盛之路

 第一节 霸主之名与实

 第二节 秦得志于河西楚得志于淮域

 第三节 晋与秦、楚

第四章 秦的长久低迷和楚的反复低昂

 第一节 秦国的平庸岁月

 第二节 楚国的奇崛经历

 第三节 从考古发现中求实证

第五章 楚、秦先后变法

 第一节 吴起为楚悼王变法

 第二节 卫鞅为秦孝公变法

 第三节 吴起变法与卫鞅变法综议

第六章 秦、楚由平衡而失衡

 第一节 楚的极盛和秦的速强

 第二节 秦败楚于丹阳、蓝田

 第三节 楚怀王客死楚郢都陷落

 第四节 战国中期的秦文化和楚文化

第七章 秦图兼并楚求偏安

 第一节 楚亡羊补牢秦见兔顾犬

 第二节 实力与形势

 第三节 吕不韦与春申君

第八章 决斗与和解

 第一节 秦国击灭楚国并统一九州

 第二节 国家统一与文明进步的关系

 第三节 秦亡汉兴的启示

后记

附录

 张正明先生访谈录

 关于“长江文化”研究的对话

华祖根(以下简称华)：张先生，非常感谢您接受《中国民族研究年鉴》编辑部的采访。能不能请您先讲一讲您早年接受的教育，以及您是怎样走上研究道路的？

张正明(以下简称张)：就从1948年我考上清华大学说起吧，起初我没有确定的专业志向，迟疑良久，才选了人类学。恰当其时，吴泽霖先生主持的人类学系并入潘光旦先生主持的社会学系，于是我进了社会学系，而主修文化人类学。我将终生感念我的所有老师，本系的吴景超、吴泽霖、潘光旦、费孝通、李有义、胡庆钧、诺尔博诸先生，以及外系曾让我选课受业的冯友兰、金岳霖、王宪钧、戴世光、吕叔湘、朱德熙、马汉麟、雷海宗、孙毓棠诸先生。没有他们的教诲和指点，就不会有我的学术生涯。

文化人类学注重田野工作，可以说田野工作是它的安身立命之本。非常幸运，作为毕业实习，我在1952年参加了西南民族工作视察组，到大渡河与金沙江之间的康巴地区，做了五个来月的调查研究，获益匪浅。同年回北京后，经由组织分配，我到政务院民族事务委员会政法司工作。1954年间，我参加了中南民族工作视察组，到壮、苗、瑶、侗、土家(当时其民族成分正在识别中)等民族的村寨中去，做了四个多月的调查研究。1954年冬，我奉调到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办公室工作。此后，仍经常或长或短地做田野工作，乐此不疲。从1955年秋起，我兼任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研究办公室业务秘书。

1956年夏，我们一行十余人在甘孜县麻书乡如西村所做的田野工作是毕生难逢的，许多细节至今记忆犹新。当时当地正处在一个风云变幻的历史关头，本来若明若暗的一些微妙关系显露出来，我们得以洞若观火。回北京后，写成两篇各有五六万字的调查研究报告。其一是杨辛同志和我合写的《甘孜县麻书乡如西村调查》，它是首次对一个藏族村庄做详细的参与观察的实录；其二是我写的《甘孜藏区社会形态的初步考察》，它汇集和清理了全州各县大量的调查资料，对甘孜藏区的经济结构、政治体制和阶级关系做了分析与综合兼备的考察。两篇文章，当时都“仅供内部参考”，前者刊登在“内刊”《中国民族问题研究辑刊》第6集(1957年)上，后者由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办公室印发有关单位。直到1985年，四川民族研究所把它们全文收进公开出版的《四川省甘孜州藏族社会历史调查》一书中，才正式发表，距当初定稿已有29年了。

显而易见，我早年的学术生涯与政治生涯浑然一体，是在国家机关供职之时，为现实政治需要而走入人类学田野工作或称民族学田野工作之路的。我坚持不以任何成见、偏见来扭曲民族的实际情况，其实这也正是中央领导同志的要求。直言不讳，坦言无隐，杨辛同志和我都做到了。

华：那个时候，您也研究过汉族。

张：我写过一篇《试论汉民族的形成》，发表在《历史研究》1955年第4期上。可是，不久我就发现自己是用西方近代的眼光去看东方古代的民族，未免凿枘难合。

华：您的人类学田野工作，似乎没有继续做下去。您的学术转向是明显的，从民族学向民族史转移，曾经以契丹史为主要研究对象，何以如此？您的代表作《契丹史略》曾经在民族史学界产生令人瞩目的影响，请介绍一下您现在对这部专著的自我评价。

张：到遥远的边疆去做长达数月的人类学田野工作，甚至一而再、再而三地去做，这可不是只有个人愿望就能实现的。从1957年起，我不再有这样做田野工作的机遇了，对此，我深为抱憾。

研究契丹史，事出偶然。那是在1957年夏，中央统战部的领导同志嘱我用三个月左右的时间写三万字左右的资料，介绍中国古代和近代的民族关系，以供他们参阅。基本的典籍是容易找齐的，但要把某些重要的疑点和难点力争查个水落石出，就非旁搜远绍不可。全国人大常委会图书馆当时的藏书不敷所需，我只能求助于北京图书馆。我向北京图书馆借的书，有两次多得必须雇三轮车运回来。还有善本书、孤本书，那是不外借的，我只能在假日或黄昏到善本阅览室去调阅。其间，契丹史的迷离面貌和卓异风采激发了我的兴趣。由此，在写完那份资料之后，我就利用业余时间，在契丹史领域里试着做一些探索工作，不料像着了魔，愈陷愈深，而乐不思返了。

事不凑巧，正当我在契丹史领域中渐入佳境之时，我在这年春夏之际应费孝通先生之嘱代他起草的一篇文稿，被好事者在这年秋冬之际作为“右派反动纲领”告发，于是我被“揪出”，必须接受反复批判了。这篇文稿是讲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研究工作的，后来1978年复查的结论是“内容没有错误”，但当初却是我被划为右派分子的“铁证”。《契丹史略》原稿是在1957年9月至1958年4月草就的，白天我必须恪尽本职并恭听批判，夜里和假日才可以写书稿。

这部书稿写得相当枯涩，这同当时的环境和心境有关。盈耳的狠批痛斥之声，余音缭绕，挥之不去。我为契丹史而思考和写作之时，势难全神贯注，以致文思滞涩，文辞拘谨。而且，曾经隐约悟出的哲理，以及仿佛品出的诗意，都被冲得几乎杳无踪影了。由此，《契丹史略》是“遗憾的学术”。宽容地看来，它还算是严谨平实的，有两点尚属可取：其一，从整体来看，是在纷乱的史事中理出了一条连贯的线索，并就若干疑点和难点做了粗浅的探讨；其二，从局部来看，当时的考古发现还很少，我从宋人的文集和诗集中采掘出一些实际而生动的史料，这对同行不为无益。总之，如此而已。

后来，《契丹史略》由中华书局出版。那是书局的赵守俨先生不知从哪里听说我有这么一部书稿，不以我是“摘帽右派”而见弃，主动向我要去的。1963年冬杀青，原定1964年春出书，不料横生波折，主管部门通知出版单位凡涉及古代中朝关系的书暂缓出版，《契丹史略》恰在“涉及”之列，书局只得把它打成纸型存放起来。直到1979年初，书局获悉有关的禁令早巳解除，才把它正式出版，这比原定出版时间晚了15年，而距初稿完成则有21年了。P274-276

病中坚持写完这部书，正明就遽然离开了我们。

这部书的写作，正明萦绕心头很久并且做了长期准备。在本书的《写作缘起》中，他已有清楚的说明。动笔撰写本书，始于2003年。这时，正明已从湖北省社会科学院退休，受聘为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正明于2002年初受聘于华中师范大学，具体指导该校新成立的楚学研究所的学科建设和培养区域文化史专业的研究生。受聘于该校至今的近五年里，他同时还兼顾培养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的研究生，全然不知老之已至，日夜奔忙竞甚于青壮年，上课、开讲座、指导学生读书写作等，无不全力以赴，而且忙得不亦乐乎。早已是年过古稀的老人了，但迄止今年上半年，他从未因病因事缺课，而且始终坚持站立授课或演讲，哪怕是只有十来名学生的小课堂。依他的说法，站立授课或演讲不仅是对学生的尊重，且能使自己更富有激情而获得更好的教学效果。今年9月，他已确诊为患有直肠癌并已决定立即动手术，竟然还若无其事地到学校上课。11月中旬，在结束放疗等候手术的短暂日子里，他也到学校看望并辅导学生。这期间，他在治疗中实在不能脱身去学校，每周也定时让学生来到家里或病房耳提面命。直至生命结束，他从未中断过对学生的教诲。正明何以如此诲人不倦、死而后已？他倾心竭力地传道、授业、解惑，诚然是热望薪火相传、术业有继、良木成材啊！

《庄子》有言：“大知观于远近。”正明治学，即倡导这样的认识和探讨。研究楚文化，他既做微观研究，也做中观和宏观研究；既对楚文化做各方面的专题研究，又将楚文化视为周代中华文化区乃至古代东方文化区的地域文化而做不同地域文化的比较研究。这种学术视野和研究方法，虽然伴随着他学术研究的始终，但在20世纪里，他主要从事的还是楚史楚文化本体的研究，直至主编出版《楚学文库》、《长江流域古代美术(史前至东汉)》，参与主编出版《湖北通史》、《长江文化研究文库》等大型丛书，撰写完成《楚史》、《长江流域民族格局的变迁》等学术著作之后，他才有更多的时间深入思考古代地域文化的全面比较研究。他认为，地域文化比较研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方兴未艾的地域文化研究的必然拓展和历史文化研究的必要展开。因此，他热情支持华中师范大学顺应学术的新潮和大势成立楚学研究所，也欣然加盟华中师范大学并具体指导和亲自从事楚学暨地域文化研究。2003年，在华中师范大学和武汉市社会科学院合办、楚学研究所承办的“楚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他明确指出：

学者对春秋战国时期九州之内的文化，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大致是当做一个整体看待的，以为地域差异无关宏旨。约从20世纪80年代起，学者对先秦地域文化的兴趣与日俱增，所做的研究逐渐细化、深化、专化。这是令人鼓舞的进步，但可能引发一个错觉——以为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是若干异质文化的拼盘。前后两个倾向都是自然而然的，正像《庄子·秋水》所讲的“自大视细者不明”、“自细视大者不尽”。现在看来，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既不是浑然一体的混沌结构，也不是在动荡中此进彼退、此长彼消的板块结构，而是多元互动的系统结构。时至今日，可以而且应当对当初的若干地域文化做比较研究了。经由一视同仁的比较，将能理清奠基时期中华传统文化的脉络，洞察其机制。

本书就是正明率先从事不同地域文化的全面比较研究的成果。

尽管已有长期的准备、多年的思考，正明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仍然充分汇集、梳理资料和清理思路。为了免除蹈空之嫌，他对相关的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可以说是“竭泽而渔”。尤其是关于秦、楚的考古资料，他极为重视，在对已发掘的一个个遗址、墓地乃至墓葬做细致分辨的基础上，爬梳出有可比性的墓葬及其随葬品进行分类排比和量化统计，然后结合文献资料进行条分缕析。这样的方式不啻烦琐枯燥、艰苦辛劳，他却沉浸其中，乐此不疲，最不高兴受人打扰。今年暑假，我们本已计划好要外出休息几天，可他临时变卦，坚决留在家里赶写书稿。这时他的病情已经较重，不能久坐写作，我想方设法给他更换了好几种坐垫也不管用。看着他时时吃力地站着读书写字，我忍不住劝阻他不要赶得太急，等病治好了再写也不迟(因为上半年在医院多次检查都被诊断为痔疮，也一直是当做内痔治疗)。有一次，他坐在书桌旁，搁下手中的笔而整理稿纸时，突然叹息说，这是他的最后一部著作，一定要尽快写完。在旁边的我听了大惑不解，以为他是情急之下的胡言乱语，孰料竟一语成谶！

在病情确诊后的9月，本书仅剩最后半章尚未写完。因原定立即动手术，他出于慎重考虑，招来弟子蔡靖泉交代说，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若万一自己在手术台上下不来，就让其为他处理好三件后事：一、由其续写完本书的最后半章，并且校正、附图交付出版社出版；二、本书在上半年洛阳召开的河洛文化研讨会上被民族出版社风闻后约稿，但念及自己的学术生涯是在华中师范大学结束的，自己的最后一部学术著作也希望在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以此聊表热爱华中师范大学的心意；三、自己承担的研究生课程妥善安排人接替或更换，代为指导已经受业的门下研究生顺利完成博士论文。所幸治疗方案后来改为先放疗再动手术，他得以在放疗期间争分夺秒地赶写完书稿并校订了一遍，只是未及配图。现今面世的就是正明遗留的完整著作，仅附图和校订由蔡靖泉、王准、笪浩波等弟子代劳了。

正明视学术为生命。我和他一起生活的这么多年里，他都是周末回到我们在中南民族大学的家，周日即赶回他在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的工作室，可谓历久不变、风雨无阻。何以会如此痴迷学术？难道仅仅是因个人爱好而沉溺其中自得其乐么？他虽未明言，我也略知其心。今读本书，其心其志、其情其趣乃让人豁然明了，因为他在书中写道：

与经济是否繁荣、政治是否清明相比，学术是否兴旺对后世更有重要意义。……当年的天子和诸侯都已没入历史的遥夜，老学和孔学却至今还活在华夏苗裔的灵魂里。(第114～115页)

中国任何统一皇朝的国家机构都要有两个根基，其一是民众，其二是学术。前者是物质上的，后者是精神上的，二者缺一不可。如果民众艰因，学术空虚，任何统一皇朝的国家机构都只能是摇曳的风烛。(第257页)

不言而喻，他痴迷学术而托以生命，在于兴旺学术以为国家统一昌盛固本强体而贡献自我。学术是他生命的依托，国家和民族是他生命的归宿。他潜心治学、竭力育人，都是为国家和民族的发展而鞠躬尽瘁。

临动手术时，我听他对学生感叹说，自己一生除去被错划为右派的20年，真正的学术生涯也就只有20多年。是啊，对正明来说，学术生涯太短了。他并不满足于只对中国范围内作“大知观于远近”的古代地域文化比较研究，还有志于在此基础上做世界范围内的古代文明类型比较研究；他并不满足于只限于理清中华传统文化的脉络而洞察其发展机制，还有志于厘清世界古代文明的特征而洞察其发展规律；他不仅对中华民族抱有巨大的人文关怀，还对全人类抱有巨大的人文关怀。受聘于华中师范大学后，他不辞艰辛地为研究生开出了《文明类型比较研究》的新课程。近五年来，《文明类型比较研究》一直是该校历史文化学院各专业研究生竞相选修而大为推崇的课程。惜哉！天不假年，为之奈何？《文明类型比较研究》今日仅存授课大纲，未成学术专著。但愿他的学生和同仁能够继其遗志，将他的《文明类型比较研究》讲稿充实完善，撰成学术专著呈献世人。

为使读者较为全面地了解正明的学术生涯和学术见识，在此附录《中国民族研究年鉴(2004)》刊载的《张正明先生访谈录》和《长江文化论丛》第三辑刊载的张正明、贺云翱《关于“长江文化”研究的对话》。

感谢华中9币范大学的老校长章开沅先生、校长马敏先生、历史文化学院院长王玉德先生、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所长朱英先生、出版社社长范军先生以及诸多先生的关照和支持。正是有诸多先生的真情关照和鼎力支持，正明晚年在华中师范大学工作得十分愉快，本书也得以顺利、快速、优质地出版。

虽说是生老病死，莫非自然，可正明离去，谁知我悲！有道是，君生有闻于当时，死有传于后世，我又何悲？生而为英，死而为灵，魂兮归来，正明安息！

董珞谨记

2006年12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