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记述了作者对四川传统历史和文化的感悟和拷问。作者以赤子之心与山水、历史对话，以记者的敏感探寻人与自然的因缘，以学者的深邃检视历史的真实。介绍了路径依赖、漂泊回故乡、我与东坡是老乡、苦难的现实升华、人格的分裂、雨中漫步等内容。

由于职业的原因，作者常常奔走徜徉于四川的湖光山色之间，深深地为天府之国自然的瑰丽、历史的厚重而惊叹。作者以赤子之心与山水、历史对话，向读者介绍了路径依赖、漂泊回故乡、我与东坡是老乡、苦难的现实升华、人格的分裂、雨中漫步等内容。

品味四川——代序

 酒中找感觉

 盆地是窖池

 历史的“路径依赖”

东坡故里行

 我与东坡是老乡

 三苏桐的灵与光

 漂泊回故乡

草堂遐想

 草堂的兴衰

 知识分子的命运

 苦难的现实升华

激情乐山

 智者乐水，仁者乐山

 崇高的升腾

 凤凰涅槃

面具人生

 三星谜语

 向天讯问

 谁在做面具

 人格的分裂

雨中青城

 雨中漫步

 道与人生

寂莫的蒙山

龙居是寺不似寺

 寻访龙居

 洗尽凡尘

 前蜀后蜀

 一声叹息

最后的锦官驿

 消失的锦官城

 我家老宅

 埋在基石下的理念

 小镇踟蹰

深山圣殿

 山野寻踪

 残破之美

 艰难的跋涉

 精神殿堂

大庙“神话”

 香火缭绕

 风光旖旎

 造神运动

 理性之光

九寨印象

 蓝色狂想

 探秘长海

 夜闯藏寨

从古到今，蜀人要成为奇才、大才，都要服从一个规律——跳夔门。四川盆地山川形胜，钟灵毓秀，云烟氤氲，润泽着聪慧的资质，在盆地间萦绕徘徊。有一日突然一泻千里、浩浩东去，闯夔门、下三峡，陡然间天高海阔，那孕育的能量，便在巨大的天幕下电闪雷鸣般地碰撞、释放。

公元1059年，22岁的苏东坡离开了他的家乡，同父亲和弟弟以及新婚妻子乘船沿长江赴京都上任，从此开始了漂泊不定的人生旅程。他的一生在中国版图上划了一段长长的曲线，杭州——密州——徐州——湖州——黄州——常州——颖州——扬州——惠州——儋州……世态炎凉，宦海沉浮，没有人像他那样经历了那么多的大悲大喜、大起大落。他总是不断地“惹祸”，或因为一句脱口而出的话，或因为一首诗，或因为一折奏章，时时被高高地举起，又重重地落下。但苏东坡真应了那句“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的俗语，给自己引来了无以数计的贬谪、流放、诬陷、下狱……无论他遭受多少磨难，他都抱着泰然处之、随遇而安的心态，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发出洪钟般的笑声。

我们说，苏东坡的内心世界和外在表现是高度统一的，他怎样想，就会怎样说，从他的眼睛，你就可以看透他的内心，即使是豺狼当道、污吏横行，他仍然用一颗真诚的心去面对生活，“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他总用一片真诚去拥抱生活，所以生活也没有亏待他，赐给他绝世的才华和智慧。他的心扉一开，便有珠玑般的语言如泉水般地喷涌出来，像磁石般牢牢地吸引着你。

从这一点来理解，我们才能知道，为什么苏东坡会在中国文学史上一扫颓废凄婉、哀软缠绵之风，而倡导出一种关东大汉手执铜牙板，高歌“大江东去”的豪放词风。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

“客有吹洞箫者，倚歌而和之。其声呜呜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佘音袅袅，不绝如缕……”

东坡官至翰林学士、吏部尚书和礼部尚书，也任过通判、太守等职，一生颠沛流离、坎坷多磨，如是其他人，早被磨得通体圆滑、八面玲珑。但苏东坡似乎永远没有学会讨巧卖乖，遇见不公正之事，当如鲠在喉，吐之后快，甚至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这是他总被人陷害暗算的主要原因。

有这样一个故事：苏东坡有一日在家中扪腹踱步，他问家中的女人们他肚中为何物。一个女人说“一肚子墨水”，另一个女人说“一肚子文章”，东坡摇头说：“都不是。”苏东坡最喜爱的侍妾朝云说：“一肚子不合时宜。”东坡大叫道：“对！”击掌大笑。他甚至不愿意他的儿子像他那样，为儿子写下了“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的诗句。

苏东坡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凤翔祈雨，徐州抗洪，杭州西湖清淤筑堤，甚至带头对抗王安石的“新政”，反对向农民强行推行“青苗税法”。

我有一位朋友，他同我一样，也是苏东坡的仰慕者。作为一名官员，他甚至提议召开“现代共产党人与苏东坡”学术研讨会，在共产党员中推行“苏东坡精神”。

其实道理非常简单，就是两个字——“超越”。人生如棋局，绝大多数人深陷于棋谜之中而不能自拔，为利所趋，为名所累，为情所困。一旦超越了自我，深信宇宙万物中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在主宰，摒弃了虚荣浮华，你就会感受到生命真正的幸福和快乐。正如苏东坡所说：“处贫贱易，处富贵难；安劳苦易，安闲散难；忍痛易，忍痒难。人能安闲散，耐富贵，忍痒，真有道之士也。”苏东坡做到了这点，所以他永远是一个快乐的诗人，快乐的画家，快乐的隐士和农夫。  神宗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苏东坡因乌台诗案下狱后获释被贬黄州，开始了一段平民生活。他在长江岸边东坡处建茅屋三间，开荒田十亩，他的称号“东坡居士”由此而来。他把全部的精力用于筑水坝、挖鱼池、移树苗，日子过得平静而快乐，似乎完全忘记了过去那些前呼后拥、一呼百应的官场生活。正是在这种豁达乐天的情绪感染下，苏东坡写下了人生最伟大的篇章——前、后《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至今它们仍然如气势磅礴的交响乐，隆隆回响于天地之间，成为中国历史文化宝库中最璀璨的明珠。

神宗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苏东坡与弟弟苏子由为过世的父亲守丧完毕后，把照顾父母坟茔的事委托给堂兄子字和一位姓杨的邻居，兄弟二人携家眷回到京都，再没有回过故乡。从此，苏东坡被越贬越远，直到中国的最南端——位于天涯海角的儋州。那时的海南岛，遥远得超出许多人的想像，而且是充满着瘴气的蛮荒之地。苏东坡把仅有的钱拿出来在椰林中搭了间草棚，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此间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总之是要什么没什么，生活清苦到了极点。但那有什么关系呢？已经大彻大悟的苏东坡，依然能在最贫瘠的土地上寻找到快乐。每日，他光着脚，到田间地头，拉着当地的土著居民给他们讲鬼的故事，或者到乡野采集中药给人们治病。人们看见“翰林大人”依旧在丛林间倒头大睡，美丽的诗句依旧从他的大脑中滚涌而出。

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一个阴柔有余而阳刚不足、以绚丽凄美的词赋见长的王朝已经走向了它的末日，开始出现死亡前的回光返照。苏东坡意外地获得了自由，他开始带着家眷渡海北上，向着家乡一点一点地移动。也许是人到暮年，他思乡的情感越来越浓烈。那里有一年四季青翠欲滴的山壑和丘陵，田野中永远漂浮着一缕淡淡的雾纱。那里还有三位他心爱的女人，可惜她们都在青春之时弃他而去。但苏东坡是唯美的，在他无穷无尽的朝思暮想中，她们永远都那么飘逸、梦幻和美丽。

那首著名的《江城子》把他带回遥远的家乡：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冈。”P26-31

酒中找感觉

四川是个盛产美酒的省份，四川的山好、水好、空气好，酿出来的酒自然好，全国17朵“金花”中四川就占有6朵，五粮液、剑南春、泸州老窖、郎酒、全兴、沱牌，无一不是全国响当当的品牌。

20年前，我到四川渠县采访，在厂里小住几日，结识了蒙山酒厂的厂长周元超。每到吃饭时，他都会亲自来陪我，教我品酒。那时生活还不富裕，切一盘腌腊猪尾巴，已经是很奢侈的事了，加之，蒙山酒厂的腌腊猪尾巴做得特别地道，让我至今回味不已。

周元超是全国品酒专家，他教我品酒时，先用清水漱口，然后轻舐一口酒，不要咽下，在口中盘旋，让舌头、舌根、舌侧各自感受酒的滋味，再把酒徐徐咽下，在喉部停留一会，让酒液与喉管充分接触再进入胃里，让喉管去感受酒尾端那一丝细微的差别。

后来，我的酒量始终没有长进，喝一二两酒，脸就红得像鸡公，连脖子也红了，别人一看不行，连忙喝令打住。但品酒却算是小半个专家，无论什么酒我用周厂长教的方法一喝，什么档次、香型、口感、醇度、尾子等等，都能讲出个一二三来。

我从周厂长那里了解了许多酒的知识。他对我说，酿酒是大自然生物链中最为复杂的现象，现代科学技术已经可以完整地描绘出人类的基因图谱，但对酿酒的化学反应过程，至今仍无法用实验来准确地描述和说明它。我们目前仅知道的是：窖泥中存在着200多种对人体有益的微生物微量成分，其中包括37种醇类、100种酯类、42种酸类、15种氨基酸类、21种缩醛、38种含氮化合物、7种含硫化合物、13种酚类化合物以及10种醚类等等。而且，这些微生物好比人类的进化一样，也是几百年甚至上千年自我不断选择、不断优化的结果。从这个原理来说，真正的上等好酒绝对是老祖宗赐予的，而不是通过现代科技手段能够得到的。

更让人惊叹的是，一次酿酒过程可以是一次极为复杂的生物再繁殖、再创造过程。麦麸拌和着酿酒专用酵母菌种被埋人窖池中，四周用窖泥糊上，窖泥中的微生物开始侵入，在丰富的营养基和酵母菌催化下快速繁殖，但第一代微生物的生命可能是短暂的，它们很快被新的微生物吃掉，成为其他微生物的营养基，在它们的基础上又会产生出新的微生物种群。这样经过多次吃——被吃——再吃——再被吃的循环之后，麦麸中产生出全新的微生物群落，它含有对人体十分有益的成分，如乙醇、氨基酸、不饱和蛋白质、微量元素等等。

窖池的生物繁殖过程，还与周围的环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窖池周围空气中的水分含量、PH值、空气中的雾饱和度和温度，都在直接影响着生物链的化学和生物反应过程，空气中的任何改变都可能引起窖池中的变化。同样的窖池和窖泥，同样的操作流程，换一个环境，就可能得出截然不同的结果。

如果照这个结论，对酒的评价实在是一件主观性很强的事，你似乎很难用一个科学的模式去描述它，所以更难用一个固定的程序去复制它。从这个推论出发，我们可以认为任何好酒都不是仪器检测出来的，而是由高明的品酒师品出来的。品酒师用极为敏感的舌尖味蕾去捕捉千差万别的不同，感受每一点微小的变化，然后给出一个带有主观性的评价来。比如我们常说的好酒有“窖香浓郁、绵软醇厚、清冽甘爽、尾净佘长”等特点，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种主观感受，客观上既难定性又难定量。

盆地是窖池

这让我联想到一个被称为“文化”的东西来。它在哪里？不知道，但它又无处不在。你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一种态度、一种倾向，都包含着文化。

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化，可以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政治制度、道德规范、意识形态、思想观念、生存状态等等，狭义的文化，则指一种共同的审美嗜好、心理积淀、价值取向和行为习惯。我们可以把一个国家的立国之本称为文化，同时也可以把我们共同的兴趣和爱好称为文化。西方心理学和社会学大师荣格用了一个十分准确的词语来概括它——“集体无意识”。意识是个性的，它只存在于每个人的大脑中，但集体无意识则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地区共同遵循的没有意识的意识，它操纵每一个人的思想、意识、行为和习惯，不管你愿意不愿意，高兴不高兴，只要你处在特定的环境中，你都要打上特定文化的烙印，都是特定文化的产物。

一定的文化只存在于一定的社会环境中，环境造就人和社会，并形成具有鲜明特征的文化。好比一个在酿酒的窖池，它所在的条件和环境是特定的，无法改变的，窖泥也是千百年不断积累和演化的结果，任何麦麸放进去，它出来的绝对是白酒而不会是威士忌或白兰地。我们生活在共同的环境之中，喝同样的水，吃同样的饭，讲同样的语言，我们就具有了共同的文明和文化。无论你是什么种族的人，从出生之日起，只要人了这个社会圈，受同样的社会环境熏陶和教育，遵循同样的社会风俗和道德规范，你就会自然而然地具有同样的价值取向和行为习惯。比如说我身为四川人，是一个被称为“蚕丛”和“鱼凫”的后人，一辈子生活在这个终年云遮雾罩，狗见了太阳也会“汪汪”乱叫的盆地，不可避免地具有了“盆地意识”，也就具有了盆地的文化特征。像爱吃辣椒，爱坐茶馆，爱摆“龙门阵”，爱骑着自行车满街溜达，爱冬日里到公园里晒太阳，爱停下车来在街边看热闹，爱占一点小便宜，爱使一点小伎俩……

最重要的是，我自认为还算是一位“文人”——“文革”后第一届高考四川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经过二十多年商品经济的洗礼，始终在媚俗的商品经济与酸腐的文人气质间痛苦地挣扎，结果是商品经济仅达小康，学问半瓶子晃荡，把自己变成了“边缘人”。

好在由于工作的原因，我去过很多地方，国内的山南海北、名山大川，几乎都去过。我们通常讲的旅游，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游法。一种是走马观花的游。一些旅游者，到某一景区或某一胜地后，一般是匆匆而来、匆匆而去。讲景点，全都看过；讲体验感受，一脸茫然。这类人大约占了旅游者的90%以上。另一种游，就是品酒式的游，观景和品酒道理一样，都需要细细地品，才能品出滋味，品出独特的感受，品出心旌摇荡的神韵来。

四川盆地好比一个酿酒的窖池，我们川人就像麦麸，而那些藏在窖泥中的微生物就是文化。一代代发酵，一代代繁殖，一代代选择，才酿成今天美酒一般的巴蜀文化。

历史的“路径依赖”

文化同美酒一样是需要“品”的，它是千百年的时间和光阴，千百种社会微生物，千百样自然条件和社会气候，千百种的可能与选择，共同调和、渗透、碰撞、磨合的结果，一百种文化现象，就有一百种解读。你只有细细地去琢磨它，反复地去咀嚼它，才有可能真正找出它无穷无尽的魅力和意蕴来。

但这一品，便品出了问题。

首先，我们常说的文化和历史，有的已经历几千年甚至上万年漫长的光阴。由于过去信息记录方式的落后，我们往往只有通过历史保留下来的破罐碎瓦、断简残牍来进行猜测性地重构，这给我们留下了巨大的想像空间，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意愿来打扮和装饰历史，选择的思维方式和切人角度不同，看到的景象和得出的结论也就不同。越是年代久远，那些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若隐若现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就变得越边缘、模糊。其次，我们天生就具有“权威崇拜”的心理，我们今天所接触的文化和历史，往往是经过权威们归纳整理“重新阐释”的结果。他们留下的大量考证和鸿篇巨制，形成了不容置疑的话语权威，使我们养成了一种强烈的“路径依赖”，很少去大胆地怀疑，更难妄想用现代文明的理念去进行“颠覆性的重构”。

以上种种，充分证明了“历史只能是现代人的历史”这个在学界公认的真理。

不久前，我到广元，正赶上过女儿节，场面隆重而壮观。满城人热热闹闹地文化搭台，经贸唱戏，载歌载舞，给这个川北城市增添了喜庆和欢乐的气氛。

“女儿节”的由来源于这里出了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她成了广元人的名片和骄傲，这里至今还保留着她当年出家的皇泽寺。人们有理由相信，这样小小的地方出了个皇帝而且还是个女的，这在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仅此一例，难道还不值得大肆炫耀吗？

广元人满腔热情地歌颂武则天如何英明强干，如何励精治国，他们似乎忘记了，就武则天的骄奢淫逸、阴险歹毒而论，世界上怕再难找到第二个这样的女人了。可以说，为了满足自己无休止的权欲，她可以把一切人性、道德、价值观抛到九霄云外。凡是妨碍她通向权力巅峰的人，即使是自己的亲生儿女，她也毫不留情地以最歹毒的手法除掉。事后，她可以装出十分悲痛的样子，流几滴假惺惺的泪水。这样一个人物，该如何评判呢？

我认为，这世界存在着太多的假象。近代西方哲学出现了由传统经验哲学向结构主义以及现象学方向的转变，尤其是现象学，出了一大批世界重量级的学者，诸如胡塞尔、海德格尔等人。现象学理论认为，世界的“存在”分为两类，一类是“实在的东西”，一类是“观念的东西”。观念的东西，如数字、类、语言符号等，都是在经验的主体中被构成的，没有主体的框架，这些东西都不存在。典型的如文字和符号，它们只是人们为了表达所要表述的内容的记号，要表达的内容才是需要加到这些物质外壳中去的东西。但问题在于，任何事情只要与人的主体一沾边，就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每个人都从自己的角度去理解事实，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塑造甚至扭曲事实。正因为如此，人们要找出本质和真相就成了一件难上加难的事情。所以现象学的任务就是采用“先验还原”的办法，尽可能找出事物的本质和真相来。胡塞尔甚至釆取加括号的办法，保持一块认识论的净土，尽可能地把真实的存在与扭曲的现实隔绝开来。

历史也是如此。任何历史人物，无论他在生前多么轰轰烈烈，光彩照人，可谓“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死后都由“动态’’变成了“静态”，变成了一个个由后人编撰记录的符号。于是，历史就有了种种夸张、变形、颠倒、怪诞和歪曲。比如说，四川绵阳梓潼七曲山大庙里供奉的文昌帝君，本是晋朝时西昌越西一位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名叫张亚子。张亚子为避战乱来到梓潼，只因对母至孝，后人为表彰其孝为他建了一座小庙，取名叫“张公祠”。想来这张公祠顶多也就几平方米或十几平方米而已，而且仅仅是个干打垒建筑物，十天八天难得有一炷香。谁知张亚子不知为何撞了大运：唐玄宗为避安史之乱逃难来到四川，路过梓潼在七曲山北的上亭铺宿了一夜，竟奇怪地做了一个梦。梦中一戴方巾的儒生告诉他安史之乱已经平息。他在美梦被驿馆角铃惊醒后继续西行，来到成都天回镇时，果然收到捷报。自此张亚子飞黄腾达，被唐玄宗封为“左相”，后来又代代加封，节节攀升，升为雷神、蛇神、济顺王、忠文仁武孝德烈王等，名字越安越玄乎。宋代时更成为道教最高之神——文昌武帝，在天上星宿中居文昌星神，专司人间组织人事和科举仕途等大权，可以让你中状元，升官发财，打别人的板子，也可以让你久考不中，纵有满腹经纶也无处施展。他是天国的“组织部部长”和“教育部部长”，掌管着人们升官发财的众多秘密，他手下有一男一女两侍从——天聋和地哑，在大庙里静静地伫立在文昌帝君的两侧，一个捧印，一人持卷。地哑者听得见说不出，专司按上级指令抄写推荐报告和委任状；天聋者听不见说得出，专司对外宣布逐级传达。有人想贿赂这两位侍从，在他们身上使银子，请他们向上级美言或泄露决策的机密，却因二人的生理障碍，无法得逞，只好灰溜溜打道回府。

但当权者在设计这个可笑的“廉政程序”时，大大低估和忽视了腐败者的智慧和能量。我们设想天聋、地哑索性串通起来，谁也不听，谁也不说，只需眼睛好使，把文昌帝君的原始公文抽换出来卖掉，或者在传达时大笔一勾，把张三的名字改成李四和王二麻子，被糊弄的还是文昌帝君这个官僚主义者。历史有时候是多么脆弱，它可以是人急功近利的“摇钱树”，也可以是任人摆布的“傀儡”。

诚然，任何评价都可能是主观的，但当我们面对着一处古迹、一件文物、一个历史人物时，我们是否应该像现象学的大师那样，先带着怀疑的态度去面对它，再用现代的理性精神去对待它，然后细细地分析它、鉴别它、品读它，像品酒一样，把它们含在嘴里，回旋于舌部和喉部，再徐徐咽下，咂磨出一点独特的滋味来？

由于职业的原因，我常常奔走徜徉于四川的湖光山色之间，深深地为天府之国自然的瑰丽、历史的厚重而惊叹：这里真正是一块“造化钟神秀”的宝地。我想，大自然自有其冥冥之意在主宰，人类自有其起伏的命运在安排，星移斗转、因果轮回，就走到了今天。所以，在我看来，在每一处山川形胜、顽石朽木的背后，都有着活生生的生灵存在。它总想向你倾诉，与你交流。

可惜，我们这个社会实在是太浮躁了，人们花大笔的钱去旅游，却每每投下不经意的一瞥，像山野的风，一阵子就吹过去了，真正的精彩却无从领略。而我，更愿意停下匆忙的脚步，用眼睛去寻找，用耳朵去倾听，用心灵去感受，揣摩和思忖一片叶、一滴水，甚至一片光影背后的存在。

这就是我写作此散文集的由来。

平常，我是一个自我感觉还算良好的人，但真正把书稿杀青，呈送出版社之后，便坠人惴惴不安之中，自信心也开始动摇了，这大概是许多妄图“成一家之言”的人的共同特点。幸而我遇到了几位做事极为认真又追求完美的编辑和设计者，他们为此书付出的辛劳让我感动不已，弥补了书稿的许多缺陷，使我捡回了些许自信。当然，我更得感谢我的朋友陈华先生、四川省出版集团的何志勇总编辑、天地出版社的蓝明春社长和侯安国副社长，他们都给予了此书以极大的热情和支持，若不是他们青眼有加，这本拙作是断难问世的。

最后，我要特别感谢我的夫人苏宁女士，她对文化和宗教深湛透彻的研究和理解，使我学会了对天地万物抱持一种虔诚的敬畏之心，这足以克服我过去的骄妄和轻狂。要知道，面对历史，我们现在的人生都不过是时钟的“滴答”声而已。

2005年8月·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