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铸是怎样成为“第四号人物”的？想知道一张反对陶铸大字报的出笼经过吗？“四个伟大”是谁提出来的？“老革命遇到新问题”这句话是谁说的？……

江清第一任志职秘书，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组长，问信文革史研究，为您呈现“毛泽东和上海夺权（资料）”，告诉您“所谓毛泽东临终嘱咐的真相”，披露鲁迅手稿遗失问题真相，揭露“五一六”反革命案发生的真相……

这本书是把我们二人近几年来写的关于回忆“文化大革命”的一些文章结集出版的。收入的文章大部分都公开发表过。

关于“文化大革命”，在它结束30多年来，官方和民间，国内和国外，都出版了不少书。有的是很严肃的著作，也有不少是真真假假，甚至胡编乱造，就是在严肃的著作中也往往有些史实不确。实事求是，唯“实”才能求“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文化大革命”对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来说，是一场浩劫和灾难。恢复它的本来面目，厘清它的来龙去脉，吸取它的经验教训，杜绝它的重演，是历史和时代赋予我们的任务。在这方面，这样或那样经历过“文革”的人，都有重要的责任。痛定思痛，我们有所觉悟。

编者始终本着古代哲人说的：“誉人不增其美，毁人不益其恶”，以尊重事实、忠于历史的态度，而不是任何别的态度，把我们经历和知道的一些事情(以及可能涉及到的前前后后的一些情况)回忆和写出来，也纠正一些书中的史实错讹。

代前言 当代人应当修一部当代信史

一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办事机构

 中央文革在一九六七年

 点燃“文化大革命”的三把火

 从“三娘教子”到“子教三娘”——漫议“文化大革命”的依靠力量

 一部“文革”中被滥用的毛泽东著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文化大革命”中

 陶铸是怎样成为“第四号人物”的

 一张反对陶铸大字报的出笼经过

 “四个伟大”是谁提出来的？

 “缔造”和“指挥”的风波

 “揪军内一小撮”口号的实质和来龙去脉

 “上海人民公社”名称使用和废止的内情

 毛泽东和上海夺权（资料）

 “老革命遇到新问题”这句话是谁说的？

 关于“文革”中广泛流传的两句诗来历考辨

 毛泽东号召“开展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

 所谓毛泽东临终嘱咐的真相

 鲁迅手稿遗失问题真相

 “五一六”反革命案发生的真相

 陈里宁“反革命案”始末

 肖力（李讷）在中央文革小组

 清华大学造反派侮辱性批斗王光美内幕

 “七二○”事件在中央文革小组激起的波澜

 安亭事件前后和王洪文进京

 我是“二月逆流”会议记录稿的唯一见证人

二

 “夺取政权没赶上，保卫政权不能落后”——我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的情况

 我怎样成为江青的秘书

 毛泽东批发我的处女作

 我怎样给江青做秘书

 江青一九六七年的行止

 “文革”初期对江青的宣传

 “旗手”风波

 毛泽东和江青二三事

 所谓毛泽东和江青结婚“约法三章”的问题

 “文革”初期毛泽东和江青的关系

 毛泽东帮江青改文章

 林彪不让祝他“永远健康”内情

 1966～1967年江青、林彪和叶群的关系

 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组“专政”

 江青和子女关系及其他亲属关系

 八年监狱五年流放

 关于毛远新的几件事情

 我是怎样被调进中央文革小组的

 我在中央文革小组与江青的接触

 我所知道的陈伯达

 三种监狱生活扫描

三

 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历史事实是最大的权威——读《炎黄春秋》2008年第12期有感

 千万不要忘记实事求是——读肖冬连大转折纪实系列文章

 搞历史一定要注意把史实搞准确

 “文革浩劫论”不容否定——读周泉缨的《“文化大革命”是历史的试错》

 “文革”研究要关注平民百姓——《记忆》第二期读后

 贡献与缺憾——读《国史》第八卷

 澄清一个事实

 林彪何时成为接班人

 我们所了解的王、关、戚的一些史实

 关于《聂元梓回忆录》中的若干史实问题

 关于《吴法宪回忆录》下卷中的若干史实

后记

中央文革办公室成立于1966年7月初，12月改名为办事组。我1967年1—8月曾任办事组组长，我谈谈中央文革办事机构建立和变化情况。

1966年6月底，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宣布成立不久，在钓鱼台办公的部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信件、电话日益增多，他们的活动也更加频繁，迫切需要一个类似秘书班子的机构来处理日益增多的文件、简报、报告、信件、电话等事务。

一、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的成立

1966年7月初，已经住在钓鱼台办公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有陈伯达、康生、尹达、王力、关锋和穆欣。不久进驻的有戚本禹、王任重、刘志坚、谢镗忠等，因为小组成员大部集中在钓鱼台，办事机构便设在钓鱼台，为中央文革和它的成员服务。

中央文革办事机构正式建立之前，即1966年6月以前，在钓鱼台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服务的只有原中央联络部的机要秘书矫玉山和管理员李世昌，他们二人是“文化大革命”前为写“反修”的“九评”文章写作班子服务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们二位留在钓鱼台成为中央文革小组的工作人员，分别管小组成员的文件收发和生活事务。我是1966年6月底调进钓鱼台的，中央文革给马列主义研究院的调令说叫我到中央文革小组做秘书工作。当时大部分小组成员住在钓鱼台十五楼，我们这个秘书组二人也住在十五楼。在十五楼住了几天后，中央文革小组指定小组成员穆欣抓一下中央文革办公室的筹备工作，穆欣叫我和矫玉山从中央直属机关再调几个人，以应付日益增多的杂事。1966年7月以后，先后从中央机关调进李奎林（中调部）邹子荣、瞿怀明（二位是中办机要局），陈军明（中联部）。1996年7月上旬，办事机构迁至钓鱼台十一楼。中央文革办公室原来准备设在十一楼。这时在外边办公的小组成员和他们管的办事机构也先后驻进十一楼。戚本禹原来在中央办公厅内设置和主管《文化革命简报》组也迁入钓鱼台十一楼，其中有靳耀南、范恭俭、阎长贵、李思温。由康生、曹轶欧管的调查组也驻进了十一楼，其中有张恩慈、何天齐、程里嘉和北大的一两个人。上述这些组和人员就是中央文革办公室成立时的机构和人员。

就在办公室人员搬到十一楼的那天晚上，康生在十一楼小会议室召开了一个小会，我记得这个会参加的工作人员不超过十个人，主要是当晚住在十一楼的工作人员，其中有小组成员穆欣，调查组的曹轶欧、何天齐、程里嘉等、矫玉山和我，简报组的人员是否参加了这个会，我记不清了。在这个会上，康生首次宣布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成立。康生说办公室是为中央文革服务的机构，这个机构人员要精干，能适应“文化大革命”的需要。中央文革办公室主任由穆欣担任，副主任由戚本禹、曹轶欧担任，办公室下设三个组，文电组由穆欣兼组长，调查组由曹轶欧兼组长，简报组由戚本禹兼组长，这些任命是康生口头宣布的，没有正式文件。这样，1966年7月上旬，中央文革办公室正式成立并按这个分工开始工作。8月下旬，江青找茬把穆欣的办公室主任撤职，叫王力接替办公室主任。此后办公室大致就是按这三个组的分工运作的，直到1966年12月把办公室改名为办事组。

办公室在钓鱼台十一楼住了三、四天，这期间先后又进驻了一批工作人员，由戚本禹管的一个写作班子从中南海搬来，他们当中有胡光明，周绍泉等人从马列主义研究院又调来第一批工作人员，他们是陈文蔚、段更新、陶文鹏、景祖坤、刘士才、侯德范、雷伯轩等。肖力（李讷）也在办公室成立后第二天进住十一楼。

七月，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江青从上海回北京，她原住在钓鱼台五楼，后来她要住十一楼，办公室为了给江青腾房，只好从十一楼搬到十六楼。主管中央文革办公室的小组成员穆欣由于事情多，日常工作委托我和矫玉山做。戚本禹管的《文化革命简报》委托范恭俭管日常编辑工作。七月中旬，中央文革办公室党支部成立，选举范恭俭、张恩慈和王广宇为党支部委员，分工是支部书记范恭俭，组织委员王广宇、宣传委员张恩慈，这三个委员是按每个组推荐一个支委的原则产生的。

办公室的三个组，简报组主要编辑《文化革命简报》，调查组的任务则是调查北京高等学校和中央机关的文化革命运动情况，业务范围比较明确、单一，唯独文电组的业务范围没有界定，说是管文件、电报、电话，实际上是秘书室，小组成员什么事都找文电组办，他们外出接见、开会要文电组安排，随从小组成员外出开会做记录，通知开会，联系红卫兵组织等等，凡是没人管的事，文电组都要管。随着文化革命运动的发展，中央文革成了革命“造反派”的后台，后来称“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参谋部，中央文革的办公室的工作量，不断增加，为了及时掌握红卫兵的情况，支持“造反派”，文电组开通了两部北京市市内电话，日夜接红卫兵打来的电话；开通三部长途电话，二十四小时接全国红卫兵的电话；这样又成立了市内电话组和长途电话组，有六七位同志专接电话。这时陈伯达、江青收到的信件与日俱增，给中央文革的信件、电报、高峰时每天有两三麻袋，有的外地红卫兵发来的电报长达几米的电报纸。在这样繁忙工作中，工作人员忙得焦头烂额，每天只能睡五六个小时的觉，即使如此也难以应付，只好再进行分工，便在文电组内成立了中央文革办信组、陈伯达办信组，江青办信组。江青的信件从一开始就委托戚本禹办，后来信多了戚本禹办不过来，又交给梁川继而交给阎长贵办，接着又调了一些人专门成立了江青办信组，这个组的负责人是阎长贵，成员有邓绍英、陶文鹏、刘士才和部队调来的两个同志。这时中央文革小组办信组和陈伯达办信组约有三十多名工作人员专门办信，就是这么多人办信只能在大量信件中筛选出重要的先办，极重要的才能向江青、陈伯达和中央文革小组反映。P3-6

当代人应当修一部当代信史

“当代人修当代史”，已成为

人们普遍重视的—个重大问题

“当代人修当代史”，这是中央党校韩钢教授近年强调的问题。他在《当代人不能修当代史吗？》中指出，当代人记叙历史，虽然难免夹杂复杂的主观因素，但是也有后人修史不可比拟的优势。那些历史亲历者对文献档案缺失记载的史实记忆，对历史场景、历史氛围的细腻描述，是后来人很难“研究”出来的。因此，他认为当代人可以而且应该和能够修当代史。我很赞同韩钢的观点，并深受启发。也是中央党校的教授王海光同志，他写了一篇正确认识和对待回忆录的文章，从电脑上发来征求我的意见。我觉得他写得很好，同意他的观点，并回信谈了我的一些看法。我说：“中国有‘当代人不修当代史’的说法，这有合理性，也有很大的片面性。就评价当代人和当代事件来说，当代人往往难做到客观、公正，而就弄清事件本身来说，非当代人、当事人或亲历者做不到。就现有的很多回忆录中的一些事实，其正确，其错误，或不足，非当事者、亲历者谁能甄别、分辨？也正因为这样，应动员和组织更多的当事者、亲历者写回忆录。当然，就当事人、亲历者来说，这也是一种历史责任、历史觉悟。”王海光教授同意我的看法，并纳入他的文章中。不难看到，“当代人修当代史”，已经成为人们普遍重视的一个重大问题——当然，对我们从事这个工作的人来说，无疑会更加重视这个问题。

历史上也有“当代人修当代史”的传统

应该指出，说中国有“当代人不修当代史”的传统，这只是问题即历史传统的一方面，另一方面，中国也有“当代人修当代史”的史学传统。司马迁著的《史记》共130篇，其中写西汉初年或重点是写这一时期的人和事的有66篇，占《史记》篇幅的一半多，这是就数量说；就质量说，班固赞《史记》：“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所以我说，司马迁不仅是“当代人修当代史”的突出代表，而且是伟大代表，很值得我们学习和效法。其实，“当代人不修当代史”的传统也早被中国人打破了。从网上看到《当代中国史料的若干问题》的文章说：“当代人不研究当代史的传统被打破，魏源等首开先河，研究本朝史。民国以后，社会自由度大大提高。李剑农的名著《辛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即当代人修当代史的典范。”尽管如此，“当代人不修当代史”的传统还仍这样或那样地禁锢着我们，这不能不说是我们所处时代的一件怪事。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的指导思想，而马克思就是主张和实践“当代人修当代史”的，在这方面他给我们树立了光辉榜样。他著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和《法兰西内战》，都是在事件发生后不久写出的。恩格斯在评论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时说：“突出地显示了作者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已初次表现出的惊人的才能，即在伟大事变还在我们眼前展开或者刚刚终结时，就能准确地把握住这些事变的性质、意义及其必然后果。”又说：“5月28日，公社的最后一批战士在贝尔维尔一带的坡地由于寡不敌众而殉难。只过了两天，即在5月30日，马克思就向总委员会宣读了自己的著作。这一著作揭示了巴黎公社的历史意义，并且写得简洁有力而又那样尖锐鲜明，尤其是那样真实，是后来关于这个问题的全部浩瀚文献都望尘莫及的。”我们没有马克思那样的天才，我们很难做到马克思那样，但马克思关心现实、追踪现实即为当代修史的精神和方法，是值得我们认真体会和学习的。

事实上，我们党也有“当代人修当代史”的传统，比如，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就很注重研究十年内战时期的历史。他说：“十年内战时期的经验，是现在抗日时期的最好的和最切近的参考。”在军事方面，还在抗日战争开始前，毛泽东就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着重总结十年内战时期五次(不仅仅是第五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以做抗日战争时期军事战略的借鉴和参考。在土地政策方面，在统一战线政策方面，无一不考虑到十年内战时期的经验和教训。建国后，为继承革命传统，我们编辑和出版了多卷本的《红旗飘飘》，而在政治，特别是政权建设方面，我们则忘记了建国前解放区的政治和政权建设的方针和原则。从修史的角度讲，我们对建国前的历史采取的往往不是实事求是原则，而是实用主义原则，既有教条主义，又有“修正主义”——主要是修正了民主原则。(按：在这里抄一段钟沛璋的话以佐证。“在新中国成立不久，他就骄傲地否定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新民主主义的纲领和全国政协会上与各民主党派党外民主人士共同商定的《共同纲领》，急躁地宣布开始社会主义革命的改造，而原本要长期奋斗的民主主义就被抛弃。他凌驾于全党之上，以个人的意志发动一系列的政治运动，把一大批爱国知识分子和许多民主党派的领导人打成‘右派分子’，自毁与各民主党派、民主阶级联盟的长城。他违背生产力发展规律，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又以阶级斗争为纲，发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中国陷入许多年的灾难。……要防止导致个人专制独裁的‘骄傲和急躁’，光靠个人谦虚谨慎是靠不住的，根本是要靠民主与法制，也就是要靠民主的制度。”)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不仅恢复了“文革”中解散的参事室、文史研究室，又成立了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文献研究室以及当代中国研究所，各级地方，也相应地成立了党史研究室(或党史办)，还有从中央到地方，办了数不清的党史刊物，其主要任务无疑都是修当代史；不容置疑，同其他各项事业和工作一样，修当代史(包括党史和国史)也出现了新局面，取得了新成果。我们党，或者说，我们国家，修当代史的传统是有，修当代史的机构也有，但究竟怎样修当代史，这仿佛还是一个没有完全解决或取得共识的问题，在这方面，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有刻骨铭心的教训。

“当代人修当代史”，是修一部当代信史的需要

“当代人修当代史”问题，为什么在现在成为一个十分突出和重要的问题？用一句话来说，就是修一部当代信史的需要。历史是一面镜子。古人说：“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我们也常说：“让历史告诉未来。”应该说，这告诉未来的“史”、为镜的“史”，必须是“客观、公正的史”即“信史”；如果这“史”是“哈哈镜”，即歪曲的历史，那怎么“知兴替”，又告诉人们什么“未来”？毋庸置疑，修当代信史的重要，是不言而喻的；而修当代信史需要当代人参加和参与，也是不言自明的。

现在我们在修当代史方面有没有问题？存不存在缺点和不足？我想人们的回答是肯定的。当然，现在写的党史，像“文革”中把井冈山朱毛会师篡改成毛林(彪)会师那样的现象是没有了，但在正式出版的历史书中，或各种人物的回忆录和传记中，其不实处，其歪曲处，还是不少的，说得严重点，可以说，俯拾皆是。而这种“不实”或“歪曲”(应着重申明一点，有些“不实”或“歪曲”并不是人们故意为之，或者是用力不勤，收集材料不全；或者是学风不严谨，道听途说，以讹传讹，等等，总之，造成“不实”或“歪曲”的原因和情况是多种多样的)，显然，非当事人和亲历者或史学工作者有意识地访问当事人和亲历者莫能指出和纠正其误、其伪，从而恢复事情的本来面目。我想，我们人人都有这样的经验和体会。我举几个例子。

例一：毛泽东是近、现代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大人物。他和江青结婚也是影响了现代中国的一件大事。江青和毛泽东结婚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对此有没有“约法三章”，这是迄今为止聚讼纷纭的事情。说有者多，说无者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在十年前，即我退休后，从事“文革”问题的回忆和研究，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想弄清这个问题，我所写的关于“文革”的第一篇文章也是关于这个问题的。我认为没有“约法三章”，也不可能有“约法三章”。我访问了人们公认对毛泽东了解最多的汪东兴和张耀祠，他们都说没听说过这件事。汪东兴说，江青和毛泽东结婚时，他不在毛泽东身边，而在卫生部。汪东兴和张耀祠不约而同地认为，恐怕在毛泽东和江青结婚问题上不是中央对江青有什么“约法三章”之类的限制，而是当时毛泽东本人对江青有什么限制；他们虽然没明确回答这个问题，但他们的看法对我很有启发。我认为，在提出所谓“约法三章”这个问题后，对这个问题说话最有权威的恐怕有两个人，一个是叶子龙，一个是刘英。叶子龙，作为毛泽东的秘书，从1935年起到1962年，一共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了27年，1938年毛泽东和江青结婚的婚宴就是他安排和张罗的。他在回忆录中，谈到毛泽东和江青结婚及举行婚宴的情况，但一个字也没谈到“约法三章”的事。刘英，作为毛泽东和江青结婚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的夫人，在回忆录中多次谈到毛泽东和江青结婚的事，也谈到当时很多人对毛泽东和江青结婚不满以及反对的事，还谈了张闻天就这个问题给毛泽东写信的事，但她同叶子龙一样，也是一个字没谈到“约法三章”。这是为什么？恐怕谁都不会认为由于这是党的机密吧！再就江青本人的性格来说，她是肚子里藏不住话的人，如果确有“约法三章”这件事，她在“文革”中掌了权，早就把这个问题捅出来，并用以整人了；不必也不会等到她被打倒后，再由人们一而再、再而三地议论这件事情。直到今天还有人不断地宣扬这个“约法三章”，我们如果不来纠正，就要永远以讹传讹下去了。

例二：还是毛泽东和江青的事。有人说，“文革”开始不久，毛泽东就厌恶见到江青。这话白纸黑字明白无误地出现在一家很有影响的出版社出版的名为“口述历史”的书中。这种说法，人们能够相信吗？如果这样，谁叫江青当的“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即便别人提名，毛泽东能批准吗？在一次江青身边工作人员聚会时，我说：我们作为江青身边的工作人员都可以证明这不是事实。我说，我们很多人都看到了，当时(指“文革”初期)江青主要住钓鱼台，下午只要不开会，她几乎都要去看毛主席，即到毛主席那里去。我还说，江青去看毛主席，或到毛主席那里去，和别人(包括周恩来总理)不同，因为她是回家啊。至于毛泽东不让江青到他那里去，有些厌恶见她，那是上世纪70年代以后的事情。

例三：在不少重要的关于“文革”的历史著作中，谈到1966年5月8日《解放军报》发表的“高炬”的文章，说是江青写的，高炬是江青的化名，或者说，高炬的文章是江青组织的，等等。这种猜测不是没来由，但却不合史实。了解高炬文章写作和发表真实情况的关锋、穆欣都说，这篇文章和江青没有关系。还有的说，江青参加了1966年5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参加了通过《五一六通知》的会议。江青身边的工作人员证明，江青是1966年7月20日才从外地回到北京的，此前她没回来过，因此她不可能参加5月份的政治局扩大会议。

我就举这三个例子。实际上，每个人都可以举出或说出这样的很多事实。这说明了什么？它清清楚楚地说明了当代人写或参与写当代史的需要和重要。

“当代人修当代史”与抢救历史、抢救史料有关

顺便说说，多年来还有一种“抢救历史”、“抢救资料”的说法，这也是与“当代人修当代史”有关的问题——人们使用“抢救”二字更说明了问题的急迫性。

人总是要死的。有些人一死就把很多有价值的历史材料带走了。这方面的事例很多。就拿“中央文革小组”来说吧，其成员现在只剩下一个半了——一个是指戚本禹，半个是指穆欣。再如，康生是研究“文革”史以至整个党史绕不开的人物，而他早在“文革”中就死了，同时，他的两个秘书李鑫、黄宗汉也相继死了，没留下什么东西，这对了解康生及其相关的党史是不可弥补的损失。大概也因为这类原因，人们用了“抢救历史”、“抢救资料”的说法。我们搞党史的个别同志，不找(或只有选择地找)亲历者、当事人谈，不仅不组织他们写回忆录，相反这样或那样地限制他们写回忆录，这实在是不明智的。话扯远了，回到本题上来。从事修当代史这个工作是光荣的，责任是重大的，也是艰巨的。让从事修当代史工作的人们互相勉励和共同努力！

(阎长贵)

(原载《北京日报》2008年3月17日，收入时有个别改动)

这本书是把我们二人近几年来写的关于回忆“文化大革命”的一些文章结集出版的。收入的文章大部分都公开发表过。

“文化大革命”前，阎长贵是《红旗》杂志的编辑，王广宇是马列主义研究院的研究人员。1966年“文革”一开始，我们二人分别被调入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后改名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工作。阎长贵从1967年1月到1968年1月任江青机要秘书，王广宇从1967年1月到1967年8月任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组长。1968年1月和3月，我们分别被江青、陈伯达以莫须有罪名关入监狱，一直到1975年5月开释，又被送往两洞庭农场(阎长贵)和湖南钱粮湖农场(王广宇)等待结论和劳动改造。十一届三中全会后，1979年9月被彻底平反。1980年1月王广宇调入《红旗》杂志社做编辑工作，1980年3月阎长贵重新调回《红旗》杂志社做编辑工作。

我们都是新中国培养的大学生，对毛泽东，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都有深厚的感情，党中央、毛主席一声令下，我们都积极地全身心地投入了“文化大革命”。我们共同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1966年和1967年。这是“文革”非常重要和关键的两年。我们对“文化大革命”的许多重要和重大事情都不清楚。但由于工作岗位的关系，我们也知道和了解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及其办事机构的一些情况。尽管我们知道和了解的情况，不全面、不系统，很表面，属一鳞半爪，但往往也是“文革”过程中的一个环节，甚至重要环节。因此，我们的所见、所闻恐怕可以在某些方面、某种程度上能为“文化大革命”中的某些事件提供一些历史见证。曾经担任过叶群学习辅导员的官伟勋在《我所知道的叶群》(中国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一书中说：“为了正确地总结历史教训，就要尽可能地详细占有历史资料。一切重大历史事件的直接或间接参与者，尤其对‘最初起初’过程有所了解的人，都有责任把有关的见闻如实地留下来。这是对历史负责，对子孙后代负责。”我们赞成这种主张和观点。

关于“文化大革命”，在它结束30多年来，官方和民间，国内和国外，都出版了不少书。有的是很严肃的著作，也有不少是真真假假，甚至胡编乱造，就是在严肃的著作中也往往有些史实不确。实事求是，唯“实”才能求“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文化大革命”对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来说，是一场浩劫和灾难。恢复它的本来面目，厘清它的来龙去脉，吸取它的经验教训，杜绝它的重演，是历史和时代赋予我们的任务。在这方面，这样或那样经历过“文革”的人，都有重要的责任。痛定思痛，我们有所觉悟。

我们始终本着古代哲人说的：“誉人不增其美，毁人不益其恶”，以尊重事实、忠于历史的态度，而不是任何别的态度，把我们经历和知道的一些事情(以及可能涉及到的前前后后的一些情况)回忆和写出来，也纠正一些书中的史实错讹——我们认为，这是我们的义务，也是我们的责任。我们所说史实是否符合实际和全面，所下断语是否正确和科学，敬请读者和方家不吝赐教。

本书在编辑和出版过程中得到红旗出版社领导和责任编辑同志的热情帮助，十分感激，谨致深切谢忱。

作者谨识

二○○九年一月于北京沙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