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老心系祖国，热爱人民，追求真理，执著科学，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非凡人生历程和崇高思想品格，再次成为激励后来者前进的光辉榜样。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变革发展，人们的生活节奏在不断地加快，个人的人生的选择也日趋多样化，人们的思想观念也会不可避免地随之发生变化，各种不尽如人意的社会现象一时也难以完全消除，有时甚至呈现泛滥之势……但事实证明，愈是这样，侯老的精神人格就愈益受到人们的珍视和敬重，愈益显示出众望所归的巨大感召力。

侯光炯，这个曾令3200万重庆人民引为骄傲的名字，再次点燃起人们的激情——人们将他作为完美地体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共产党人的光辉典范，追思他的业绩，研究他的学识，缅怀他的风范，弘扬他的精神，一股“重新认识侯光炯，大力学习侯光炯”的热潮正从他工作多年的西南农业大学勃然兴起，并迅速地传向四面八方……

《世纪情结》创造了一部作品在全国范围内的党报党刊、科技报刊，纯文学刊物和大众读物同时竞相刊载的罕见现象。侯老感人至深的事迹和精神，打动了从高级党政干部、科技专家、院校师生、一般读者到广大农民群众在内的各阶层人士的心，各地的读者纷纷投书报刊，赞誉老先生是“言行一致的本色共产党员”“像土壤一样朴实和伟大的科学家”“神州大地的造化，中华民族的骄子”……

再版前言

世纪情结

侯光炯日记选

侯光炯书信选

侯光炯诗选

侯光炯语丝

附录：

 一、中共重庆市委关于追授侯光炯同志“优秀党员知识分子”称号的决定

 二、中共重庆市委关于向侯光炯同志学习的决定

后记

第一章

1

明朝末年，吏治腐败，国势衰颓，我国东南沿海倭寇为患，民不聊生。强虏所到之处，肆意烧杀劫掳，百姓生灵涂炭，家破人亡，言之无不痛恨切齿。而官兵畏敌如虎，遇有倭贼来犯，或龟缩城中隔岸观火，或望风而逃不见踪影，致使盗寇愈加猖獗无忌，从屠村劫乡发展到夺县掠府。嘉靖年间，不足百人的一群倭寇从绍兴一直杀到南京，沿途如入无人之境。屠戮我民众达三千余人，抢掠财产无数，而大队官兵竟无敢近前阻挡者。一时田园荒芜，舟楫毁弃，我大好的江南鱼米之乡，成为万户萧疏的人间地狱。眼见官府无能，民众不得不奋起自卫。各地的热血义勇之士纷纷扯起护境保民大旗，受害百姓荷锄举叉，群起响应，组成无数支抗倭民众自卫军，同仇敌忾，共御东洋海盗。

在江苏金山卫，有一支抗倭民众自卫军远近驰名，其首领“白马将军”侯端骁勇善战、深孚众望，多次指挥民卫军痛击来犯倭寇，令敌人闻风丧胆，视为目钉肉刺，必欲除之而后快。经过精心策划，倭寇聚集战船百艘，贼众千数，于是年秋忙时节，突袭金山卫。螺号战鼓声中，侯端身跨白马，手挥长剑，高呼“杀贼”，率领民卫军奋勇出击。民卫军在海滩上与倭寇血战三天三夜，一时间日月无光，海波赤血，尸首枕藉。鏖战中，侯端左奔右突，亲斩贼寇数十，不幸胯下白马中箭负伤，嘶鸣仆地。侯端不忍见其痛苦挣扎之状，乃含泪手刃之，然后徒步指挥部属继续杀敌，但终因迟迟不见官兵来援，寡不敌众，不得不退入城邑，一边据险坚守，一边组织百姓疏散。

为了稳定军心，侯端命其家眷全部留下，不得随民众撤走。倭寇架起云梯猛攻城池，侯端率民卫军用檑木、滚石屡屡退敌，城下敌尸堆积如山。倭寇杀红了眼，调来大炮猛轰城墙，城堞多处坍塌，守城军民用门板和蒲包抢修后继续坚守。但终因孤军守城，渐渐有所不支，在倭寇潮水般的连续猛攻之下，至弹尽援绝之时，城防终于告破。民卫军誓不降敌。全部战死；侯端身负重伤，浑身是血，仅与两贴身亲兵退入宅府。他见众家眷尚在，即慷慨谓之：“我堂堂大明臣民。岂能坐受倭奴之辱！”言罢亲督家眷数十人一一自尽。危急关头，一忠义老仆跪地哭求，欲将襁褓中的侯端幼子留下。侯端亲抚爱子，泪如泉涌，谓老仆曰：“长大若不争气，可代我戮之！”然后拔剑自刎。

老仆将幼子藏于怀中，趁乱逃出，辗转潜往离金山卫数十里外的吕巷镇侯家庄隐居下来，其间又躲过倭寇的多次搜捕，方才为侯家保住了最后一点骨血。

朝廷见倭患日烈，乃调遣山东名将戚继光南下征讨。戚继光到江浙后，编练戚家军，先后在台州、舟山等地大破倭寇，端掉倭寇盘踞多年的海上老巢，后又挥师入闽作战，在横屿、兴化等地再次大破贼寇，将几股势力最大的倭寇先后歼灭，又经多年防范追剿，倭患始告平息。

金山卫百姓为缅怀侯端的功德，曾为之修庙塑像，其抗倭保民的故事，在当地世代流传。

这位血染疆场的白马将军，就是侯光炯的先祖。

侯光炯自幼就从父辈的口中知悉先祖的荣光，白马将军为民杀贼，为国捐躯的忠肝义胆，对他的一生都有影响。直到耄耋之年仍念念不忘。“文革”后期，国事忧心，年已71岁的他曾借在上海治疗胃癌之机，专程前往家乡金山卫古战场凭吊先烈。91岁高龄时，有一次在川南乡间访问农情，途经一个名叫白马的小山村时，触动了老人的情怀，他在村前久久伫立，然后对同行者讲述了白马将军的故事，言及惨烈之处，仍不禁两眼含泪，喉头哽咽，走出去好远，还喃喃告之左右：他与此地有缘，死后愿安葬在这里。

2

侯家一脉骨血，十数代单传，其间不乏荣辱沉浮，大起大落，但到侯光炯的祖父一辈时，却已家道中落到只剩旧房几间，常年靠举债度日的境地。侯光炯的父亲侯立本，小小年纪就不得不进染房当学徒糊口谋生。侯立本人小志大，为了重振家声，不辱先祖英名，做工之余发愤读书，感动了邻近的一位老秀才，又怜其为忠良之后，遂免费收其为弟子，悉心指教。侯立本愈加刻苦努力，数年中遍读诗书经史，一举考取秀才。正当他试图再有作为时，恩师不幸仙逝。悲恸之余，他有感于恩师一生清贫，却诲人不倦的德行，决意放弃仕途，承袭师业，遂开馆收徒，当上了私塾先生，而且秉承先师遗风，执教严谨，爱生如子，对贫寒人家的子弟更是体恤关照，不仅减免学费，有的还供给衣食。未久便声名远播，近村远乡送子师从者络绎不绝。P1-3

今年是敬爱的侯老100周年诞辰。掐指算来，老先生离开我们已经八年多了。

八年来，我们的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个富裕文明的社会主义中国，正气势磅礴地崛起在世界的东方，为全人类的和平与发展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这八年，也是重庆直辖之后，获得日新月异的飞速发展，城乡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巨变的八年，巴渝大地充满生机与活力，成为令人瞩目的西部大开发的亮点。

当我们满怀喜悦，举起庆功酒杯的时候，我们怎能不深切缅怀那些曾为我们今天的胜利奠基铺路的先贤？当我们放眼未来，迈向新的征程的时候，我们又怎能忘记先贤们鞠躬尽瘁的献身精神？

正是在这样的时候，侯光炯，这个曾令3200万重庆人民引为骄傲的名字，再次点燃起人们的激情——人们将他作为完美地体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共产党人的光辉典范，追思他的业绩，研究他的学识，缅怀他的风范，弘扬他的精神，一股“重新认识侯光炯，大力学习侯光炯”的热潮正从他工作多年的西南农业大学勃然兴起，并迅速地传向四面八方……

这是理所当然的。八年前，当我在极度的感动和亢奋中采写长篇人物传记《世纪情结——侯光炯的人生道路》时，就有一种强烈的预感：侯老不会只属于重庆，也不会只属于某个特定岁月，尽管他的身上不可避免地会打上时代的烙印，但他的精神人格将会超越时空。

八年来的事实即印证了，我的笫一个预感。这部作品一经问世，立即飞越出重庆，在全国激起巨大反响。《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等全国性大报迅速刊登了这部作品出版的消息，重庆先后有多家报刊登和连载了这部作品，更多的刊载和转载则是来自全国各地，《科技日报》在两个月的时间里，每天均以显著的通栏版面连载了这部作品；《农民日报》以头版头条的位置并配发“编者按”的规格发表了这部作品的压缩本《中华土壤之光》；更令人动容的故事发生在湖北省出版的被评为“全国100家优秀期刊”之一的《今古传奇》编辑部，这家素来以“可读性”为号召的通俗文学杂志的时任主编罗维扬先生偶然从《红岩》杂志上读到这部作品，被“感动得老泪纵横，通宵未眠”，旋即写信给《红岩》当时的负责人，要求转载这部作品。然后又特地将我接去进行通俗化处理，最后以《天高地厚》为题并配以侯老的大幅照片隆重推出。刚与重庆脱离了隶属关系的四川省也先后有3家报刊转载或选载了这部作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世纪情结》创造了一部作品在全国范围内的党报党刊、科技报刊，纯文学刊物和大众读物同时竞相刊载的罕见现象。侯老感人至深的事迹和精神，打动了从高级党政干部、科技专家、院校师生、一般读者到广大农民群众在内的各阶层人士的心，各地的读者纷纷投书报刊，赞誉老先生是“言行一致的本色共产党员”“像土壤一样朴实和伟大的科学家”“神州大地的造化，中华民族的骄子”……

而眼前的事态又印证了我的第二个预感。任时光飞逝，世事变迁，也未能冲淡和改变人们对侯老的景仰和对侯老精神的认同。侯老心系祖国，热爱人民，追求真理，执著科学，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非凡人生历程和崇高思想品格，再次成为激励后来者前进的光辉榜样。曾有人试图遮掩侯老的光辉，但他们失败了，侯老的光辉是遮掩不了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变革发展，人们的生活节奏在不断地加快，个人的人生的选择也日趋多样化，人们的思想观念也会不可避免地随之发生变化，各种不尽如人意的社会现象一时也难以完全消除，有时甚至呈现泛滥之势……但事实证明，愈是这样，侯老的精神人格就愈益受到人们的珍视和敬重，愈益显示出众望所归的巨大感召力。

一位著名诗人曾经写下这样的诗句：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侯老依然活着！活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豪迈事业中……  2005年3月10日

去年11月24日，我接受重庆市委宣传部和重庆市文联的委派，撰写侯光炯同志的纪实文学。侯老的事迹我早在中学时代即有耳闻，对这位多年来只问奉献，不求索取，以振兴中华为己任的著名土壤学家深怀敬意。在稍事准备后，我于26日即束装启程，在其后的两个多月中，先后在西农、宜宾、长宁、成都、北京等地进行了大规模的紧张采访活动，一般的座谈、电话采访除外，仅面对面的单独采访就达五十余人，包括侯老的子女、亲属，生前的领导、同事、学生和农民朋友等等，原中国农科院院长、86岁高龄的朱则民先生，在重病中专门安排时间接受了我的长时间采访，并提供了重要的史实和采访线索；与此同时，我还阅读了大量的有关资料，包括由侯老的子女提供的侯老本人与其夫人黄景贤女士的自传、侯老的日记、书信等宝贵资料，侯老众多的学术著作、讲演稿和见诸于各种书籍、文件、报刊的大量缅怀侯老的文字，观看聆听了所有能够找到的侯老的录像、录音：并追随着老先生的足迹，认真考察了老先生当年在西农。特别是晚年在相岭、长宁工作和生活过的地方以及各种遗物……可以说每天每日都沉浸在对老先生的追忆之中，晨昏朝夕都在与一个伟大的心灵对话。随着时日的推移，侯老的人生轨迹在我的脑子里渐渐明晰起来，侯老的音容笑貌在我的眼前变得鲜活起来，同时对侯老鞠躬尽瘁的感人风范和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境界，也开始有了较为切实深透的认识和理解，内心里产生了强烈的景仰之情和创作冲动。当我落笔写下“中华土壤之光”几个大字时，我恍然觉得。铺展在我面前的已不是一方小小的稿纸，而是辽阔无垠的祖国大地

文稿初成，重庆市委宣传部和西南农大党委便及时组织有关人士进行认真的审阅，并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宜宾地区原副专员张子先同志也热心地提出了很好的建议。

报告文学《中华土壤之光》见诸报刊后，受到各方面的鼓励。这对我是个莫大的安慰。

还在采访期间，重庆出版社的同志就开始与我联系出书事宜。他们认为，像侯老这样卓越的人物，不但是在我们重庆，就是在全国也是不可多得的，理应大力介绍宣扬。因此不能局限于只写一篇两万来字的报告文学。希望我一鼓作气。拿出一部更有分量、更为详尽地介绍侯老一生的经历和作为、思想和精神的传记式的文学作品，以满足社会的期待和要求。

这个想法。与市委宣传部和市文联当初“一拖二”的考虑不谋而合。实际上我从一开始也就是按照这个考虑进行采访和收集素材的。因此，《中华土壤之光》杀青之后，还未等报刊登出，我即依照事先的计划，投入了《世纪情结》的酝酿和写作。这是比前者要困难得多的工作。不仅在于容量要大得多，还在于像侯老这样一个一生几乎经历了我们国家近百年来的历史风云的老知识分子，所涉及的方方面面的问题也多得多。我对自己提出的一个基本要求是：尊重历史，务求真切，尽最大可能地还原出一个真实的侯老，对老先生长达92年的漫长人生经历的每一个重要阶段，都不能因为我的疏懒而留下令人困惑的空白和模糊不清的片断。

任何一部严肃的传记性作品，作者在其写作过程中都必不可少地要对其所采访收集到的资料来一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工作，有时候这个工作的艰苦细致程度并不亚于采访收集本身。由于时过境迁，侯老经历的一些事情或者由于时间久远而变得模糊，或者在流传中有所走样，一些重要事件在不同的资料中的说法也不尽相同，还出现了同是某事情的亲历者。但所谈所叙却相去甚远的情况，甚至以讹传讹等等。如果作为平时的交谈，尚无伤大雅，但作为白纸黑字的传记性作品，却不能大而化之，必须慎之又慎，竭尽一切可能清理出历史的本来面目。因此写作过程中，在查证疑难之点上花费的力气甚大，有时为了准确地记叙一件事情或者弄确切一个时间，不得不反反复复地对有关人士进行再三采访、对有关材料进行再三核实和分析比较，以期得出较为正确可靠的记叙和结论。在这个过程中，许多单位和个人，首先是西南农业大学党委、宣传部，和侯光炯的子女、弟子、助手们再次给了我莫大的支持和帮助。

另则。侯光炯作为一个造诣高深、成就卓著的土壤学家，要写出他一生的重要经历、贡献和思想变化，必然要大量涉及他的专业，特别是他的主要理论建树和实践成就。这对于我这个农业土壤科学的门外汉来说，也是一大难题。我不得不一遍遍地去认真理解在采访侯老的弟子们时所记录下的有关专业知识，不得不硬着头皮去啃那些大摞大摞的书本资料，包括侯老的那本又厚又重、多达60万字的学术论文集……仅就这方面而言，在历时数月的采写过程中，我觉得自己就像进了一次农大的强化速成班。

我从事文学创作廿余年，发表作品二百余万字，以往不论怎么投入。却总是为长远计，坚持不长时间地加班赶工。但这一次却大不一样，几乎从投入采访开始，就打破陈规，处于不分白昼，连续工作的状态，每天不熬到晚上两三点钟不会离开书案，睡上四五个小时，第二天一早又伏案继续了。这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市里和出版社催稿甚急，另一方面也不能不说是受到老先生精神的感召和激励。

经历了八个多月的苦战之后，这部《世纪情结》终于可以交付出版社了。我就像卸下了一身重负似的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与此同时，我又感觉到一种莫名的惆怅，就像不得不与一个朝夕相处了多时的老朋友惜别似的……而我的心绪仍旧牵系在侯老漫长的人生途程中——这绝不仅只是一种思维的“惯性”，而是一种深深的缅怀。

但愿这部作品能有助于广大读者更全面地了解侯老，并祈愿它能多少告慰老先生的在天之灵。

在此，谨向在本文采写过程中，给予了我宝贵的直接、间接帮助的所有单位和个人，特别是西南农业大学党委、宣传部和侯老的子女们表示由衷的谢意。

同时，我也期待着各方面的批评指正。

作者

1997年7月 于重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