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小说曾入选美国《时代》周刊100部最佳英文小说，是后现代小说大师约翰·福尔斯最脍炙人口的代表作！

在这部“仿写”的维多利亚时代小说中，一个感伤故事伴随着当代视角对过去时代的反思。可以说，这部小说是一个世纪后的一位英国作家对那个时代所提出的严厉批评。作者以令人惊叹的笔法，描摹出19世纪英围维多利亚时代的神韵，并为女主人公设计了三种不同的可能结局，更符合生活的真实，引发读者无穷的想象和热烈的讨论。

1966年秋，福尔斯偶尔看到一个女子孤零零地站在荒凉的莱姆里季斯码头，眺望着大海。他并没有看见那个女子的面孔，但她带有维多利亚风味。这个形象是神秘的，又带着浪漫，她站得远远的背对着作者。福尔斯写道：“她变成了一种对维多利亚时代的斥责，她是个被遗弃的人。我想保护她，也就是说我开始爱上了她。”这个女子的形象浮在他的心头，挥之不去。于是，他开始了《法国中尉的女人》的创作。

故事发生在1867年的英国。贵族青年、化石学业余爱好者查尔斯·史密森到小镇莱姆会见已经与他订婚的欧内斯蒂娜·弗里曼小姐。在海边，他遇见了萨拉·伍德拉夫——她被小镇居民蔑称为“法国中尉的女人”。她身上那种浓郁的神秘气质，与所处的时代和环境格格不入的特立独行，都使查尔斯为之倾倒。他热烈追求萨拉，导致他与欧内斯蒂娜的婚约被解除。然而萨拉虽钟情于他，却对他若即若离，最后竟不辞而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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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内斯蒂娜的面孔和她的年龄很相称：鹅蛋脸，小小的下巴，紫罗兰般娇贵。今天，在当时的大画家菲兹、约翰·利奇的作品里，还可以看到那样的脸蛋。灰色的眼睛，白皙的皮肤，更衬托出其他部位的清秀。和别人初次见面，她会不失优雅地垂下眼帘，仿佛一旦有男人敢于开口对她说话，她马上就会晕倒似的。但是只要她的眼角微微一动，同时她的嘴角也相应微微一动——如果我们还继续用同一个比喻，那就像二月里紫罗兰的芳香一样淡雅——那就能十分微妙又准确无误地告诉你，她并非像表面上那样对大男人必恭必敬。那一丝不易察觉的表情颇像利蓓加·夏泼，也许会使正统的维多利亚时代人顿生疑惑，但是对查尔斯那样的男人，她具有不可抗拒的魅力。她很像一个端庄的小女孩，那一类名字叫乔治娜，或者维多利亚，或者艾伯蒂娜，或者马蒂尔达的女孩，在每次舞会上都在严格的保护下大伙儿坐在一起，但她又不完全如此。

查尔斯离开特兰特姨妈位于布罗德街的家，大约走一百多步，回到他住的旅馆，步履庄重地——世上自称热恋中的情人不都有点犯傻吗?——登上楼梯，回到自己的房间去对着镜子审视自己那张好看的脸。与此同时，欧内斯蒂娜向姨妈告辞，回她的房间去。她想透过花边窗帘最后再看一眼未婚夫，不过她本来也想快点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姨妈家只有这个房间她觉得还算可以。

欧内斯蒂娜欣赏查尔斯的走路姿态。特兰特姨妈的女仆恰巧出来办事，查尔斯脱帽向她致意，那风度更是令蒂娜赞叹不已。不过她讨厌他这样做，因为这女仆有着一双多塞特郡农民特有的活泼小眼睛，粉红的肤色颇具挑逗性。蒂娜严格禁止查尔斯看任何六十岁以下的女人，特兰特姨妈刚好超出一岁，有幸免受此条件之约束。蒂娜回到自己的房间里，这房间是按照她的喜好特意为她装修配置的，突出法国风格，当时的法国风格与英国风格一样庄重，只是镀金的东西多一点，花哨一点。特兰特姨妈住宅的其余部分则一无更改地、无可否认地保留着四分之一世纪前的风格，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也就是说，它简直是一座博物馆，里面的器物既说不上是腐朽，又说不上精致和典雅，看了令人回想起讨厌的乔治四世及其审美趣味。

没有人会不喜欢特兰特姨妈的。看到她那张纯真的脸，看到她说话的样子——尤其是她说话的样子——你就是想生气也生不起来了。她具有成功老处女所特有的发自内心的乐观主义精神。孤独可能有损自立精神，但也可能教人学会自立。起初，特兰特姨妈凡事只为自己着想；后来，她逐渐学会同时也关心世人。

然而，欧内斯蒂娜却处处找碴儿生她的气，比如五点钟还吃不上晚饭；其他房间里的家具过于严肃令人难受；姨妈过分关心她的名誉(她认为，未成正式夫妻，两个人不应该单独坐在一处，也不应单独外出散步)。欧内斯蒂娜最感到恼火的一件事情是到莱姆小镇来。

可怜的姑娘是独生女，自古以来，凡独生子女都有一种特有的痛苦，即来自父母的不可抗拒、永不松懈的关心照顾。自她出生以后，哪怕是最轻微的一声咳嗽，父母也会为她请来医生。进入青春期后，有时难免突发奇想，异想天开，此对父母便会为她请来装饰师和服装师。只要她稍一蹙眉，爸爸妈妈便会暗暗自责几个小时。如果是做新衣服买新壁毯之类的事，那倒好办。但是有一件事，无论地如何赌气、怎样抱怨都无济于事，那就是她的健康问题。她的父母认为她有肺房病。他们只要一闻到地下室有湿气，马上就会想迁居；只要下两天雨，他们马上就会想换个地方住。哈利街上有一半的医生都为她做过检查，但没有发现任何问题。她一生未患重病，既没有嗜眠症，也没有慢性虚弱。她可以——如果获得允许——可以通宵达旦地跳舞，第二天还可以打一早上板羽球，毫无倦意。父母对她溺爱有加，她要改变他们的偏见确实无能为力，就像一个婴儿推不倒一座大山一样。要是他们能预知未来该有多好!因为后来欧内斯蒂娜在同辈人中寿命最长。她1846年生，卒于希特勒入侵波兰那一天。

在她绝无必要的疗养程序中，有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即每年都得到莱姆镇跟她母亲的姐妹住上一段时间。通常她是在繁忙季节过后来这里恢复一下状态，今年她被送来得特别早，为的是养精蓄锐，准备结婚。海峡的和风无疑对她有些益处，但是她每次乘马车驾临莱姆镇时，总是心情忧郁，就像被流放西伯利亚的囚犯一样。那里的社交界简直和特兰特姨妈笨重的红木家具一样“时新”。谈到娱乐，对一个一贯享受伦敦最高级娱乐活动的小姐来说，实在是比没有还糟糕。她和特兰特姨妈之间，不像是外甥女与姨妈之间的关系，倒像是一个骄傲的孩子，一个英格兰的朱丽叶与她的笨拙的保姆之间的关系。要不是有幸在前一年冬天出现了一个罗密欧，并答应要与她共度服刑般的寂寞生活，她是会造反的——至少是她自己几乎肯定会造反。欧内斯蒂娜的独立意志比她周围的人所能接受的要强得多，也比她的时代所能允许的要强得多。好在她对传统的东西还保持着一种恰到好处的尊重，而且她和查尔斯都喜欢自嘲，这一点对他们俩之间最初产生相互吸引并非无足轻重。要不是喜欢自嘲并颇具幽默感，她会成为一个被宠坏的讨厌孩子。她经常自称“你这个被宠坏的讨厌孩子”，这一做法肯定大大减少了她被别人所讨厌的程度。

那天下午，她在自己的房间里脱下连衣裙，只穿着内衣和衬裙站在镜子前。有好一会儿，她完全处在高度自我陶醉和遐想之中。她的颈部和双肩更衬托出她脸蛋的美。她的确太美了，在她的朋友们当中是最美丽的姑娘之一。仿佛是为了证明自己的美，她举起双手，把头发解开。她知道自己这样做有些可耻，但却是必要的，就像在冬夜里洗个热水澡或躺在温暖的床上一样。在那堪称罪恶的瞬间，她把自己想象成一个邪恶的人——一个舞女，一个女伶。如果你当时在场观看，一定会看到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她突然停止转身，也不再欣赏自己在镜子里的侧面形象，突然抬头望天花板。她的嘴唇翕动着。她急忙打开一个衣柜．穿卜一件浴衣。P18-20

记得在上世纪80年代，一个风和日丽的冬晨，我带着翻译习作，长篇传记文学作品《现代航天之父布劳恩》，来到海上花园鼓浪屿的一个休养所，拜访我国著名的老作家、翻译家楼适夷先生，向他请教。

谈到翻译，楼老兴致很高。他说，翻译文学作品是一种再创作，需要付出艰苦的劳动。接着，楼老亲切地介绍了抗战时期他有一段时间住在傅雷家里，亲眼看到傅雷从事文学翻译的动人情景。傅雷对待翻译，态度极为严肃认真，一丝不苟。他翻译作品，首先反复研读原著，领会其实质，把握全局和人物性格的发展过程，了解时代背景，进行深入研究，列出疑难问题，多方查考资料，看参考书，请教他人，再细小的问题都不轻易放过。扫清大大小小的各种障碍之后，才正式动笔开译。每次翻译必先起草稿，反复修改推敲，真正做到字斟句酌，往往把译稿改得别人谁也看不清楚。最后，亲自誊抄全稿，字迹工整。他最初翻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受到普遍好评和重视，但他自己却不满意，后来又把这部一百几十万字的文学巨著，完全抛开原译，重新译了一遍。我们今天阅读傅雷翻译的文学作品，觉得是一种艺术享受，原来字字句句都浸透了译者的无限心血。

楼老说，翻译也要讲究创新，努力树立自己的风格，不能因循守旧，要有新意。当然，这种创新不是离开原著内容另搞一套。

楼老主张搞翻译的人同时兼搞点创作，从中深入体会文学创作的规律和特点，同时也借以提高自己的文字表达能力。

楼老生前的教诲和傅雷先生从事翻译精益求精的精神，时时鼓舞、激励和引导我前行。

我为自己的翻译实践确定的目标是：准确、流畅、传神。并为此长期不懈地努力着。准确是对译出语作品忠实的要求，流畅是对译人语译品的语言表达要求，传神是对译作完美再现原著艺术风格的苛求。这里使用“苛求”一词，是因为这一境界很不容易达到，但是译者不应该放弃努力。

准确、流畅、传神，是我从事丈学翻译永远的艺术追求。

陈安全

2001.10.28于厦门大学海滨

福尔斯凭着独到的笔触，刻画出伟大的维多利亚时代，细腻而不做作。

——《泰晤士报》

一本极致、透彻、富有深度而令人满足的艺术品，让我读着读着，几乎又想马上再读一遍。

——《新政治家》

一部深情款款的文学作品，同时是绝无仅有的说故事典范！

——《经济日报》

在这种用问题探索手法写成的小说中，艺术水准最高的当推约翰·福尔斯的《法国中尉的女人》。

——艾弗·埃文斯《英国文学简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