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将“文学史上的失踪者：穆木天”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典型现象”提出，主要介绍了穆木天齐的文学批评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他的诗歌创作中与中国现代诗歌、他的外国文学翻译与中国现代翻译文学等内容。

本书将“文学史上的失踪者：穆木天”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典型现象”提出，它发生在一个容易为研究者所忽略的作家身上，却贯穿了现代文学批评、现代诗歌和现代翻译文学，在整体上与中国现代文学相联系，其核心内涵是“诗”与“散文”的关系，近一个世纪的中国文学和中国学术更进一步衍生了它的悖论表现。

自序

第一章 穆木天齐的文学批评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

 第一节 穆木天文学批评的提出

 第二节 穆木天文学批评参照体系的建构

 第三节 关于“国民文学”的提倡

 第四节 《谭诗》、《写实文学论》及其他

 第五节 穆木天批评理论的命运及其反思

第二章 穆木天的诗歌创作中与中国现代诗歌

 第一节 《旅心》：对象征主义的追寻

 第二节 《流亡者之歌》：“我们要唱新的诗歌”

 第三节 《新的旅途》及其他：抗战岁月中的吟唱

第三章 穆木天的外国文学翻译与中国现代翻译文学

 第一节 穆木天外国文学翻译的提出

 第二节 穆木天外国文学翻译的四个时期

 第三节 穆木天与鲁迅关于“翻译”问题的论争

 第四节 穆木天的巴尔扎克小说翻译

 第五节 穆木天的诗歌翻译

附录一 穆木天传略

附录二 历史的美学的批评观的一次实践：全国首届穆木天学术研讨会述要

附录三 中国现代诗人研究的实绩：《穆木天研究论文集》评介

附录四 穆木天著译年表（1916-1957）

后记 需要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鲁迅”

1996年，在吉林师范学院召开的一次关于“文学史论”的全国学术讨论会上，一位学者提出“文学史无法还原历史，文学史也无须还原历史”，这颇引起一番争论。我在会上作了发言，认为“文学史确实无法还原历史，但文学史应最大程度地还原和认识历史”。于是，我提出了“文学史”上的失踪者——穆木天。

其实，穆木天在中国现代文学中有非同一般的表现，我们似乎很难说他在文学史上失踪了。1918年，他就读于南开学校时就发表过提倡新文化的文章。留学日本，他列名于创造社发起人之一。1925年，他在《语丝》上与“五四”时声名显著的钱玄同进行过一番唇枪舌剑的论战。次年，他学成回国，指名道姓地批评提倡“作诗如作文”的胡适“把中国诗坛害得断子绝孙”，而后的半年多时间里，他与冯乃超、王独清在刚创办的《创造月刊》上，有宣言、有作品地“发难”于诗坛，为人瞩目，引出不少评论，有“创造社三诗人”之称，并留下了当时颇受好评的第一部诗集《旅心》。1931年1月，他到上海加入“左联”，担任《北斗》编委和“创委会”诗歌组负责人。翌年9月，他与杨骚联系一些左翼青年诗人共同发起并组织了“中国诗歌会”，后又创办了会刊《新诗歌》，他写出著名的发刊词《我们要唱新的诗歌》，创作了第二部诗集《流亡者之歌》。抗战爆发后，他在武汉当选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常务理事和会刊《抗战文艺》的编委，创办了诗歌刊物《时调》和《五月》。到大西南他仍然坚持抗战诗歌活动，并出版了最后一部诗集《新的旅途》。此外，穆木天自1935年始直至抗战时期，更是以一个外国文学翻译家身份产生影响的，他是中国巴尔扎克小说翻译的开拓者。穆木天如上这些文学活动，在当今各类文学史著作中有或多或少的介绍，塑造了一个在中国诗歌发展中紧随时代前进的作家形象。

这里涉及的主要问题是，1936年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和迄今为止的中国现代文学，关注的主要是穆木天的诗歌，在我们的研究中更为重视的是前期穆木天的象征派创作，这带来我们认识中的穆木天诗歌创作对于他文学批评的“遮蔽”。在我看来，穆木天的文学批评较之他的诗歌创作更值得我们关注，这是因为：第一，穆木天作为诗人的三部诗集，即使被称为“象征诗”的前期诗作对中国新诗发展的意义，也是在他的以“诗”为核心的文学批评中呈现出来的；他1931年后转向左翼诗歌创作更是一个复杂的现象，我把他的“转向”称为“理论自赎”的悲剧，就是说他诗歌变化的原因以及变化后的矛盾状态，只有通过考察他的文学批评观的变化才能得到更好的认识。第二，穆木天文学批评更能体现“五四”新文学开拓者创作、翻译和批评集于一身的特点，而且，他给我们留下了在篇幅和内涵的丰富和深刻上超过他的诗歌的文学批评，是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一座需要开发的“矿藏”，仅从近些年来引起研究者关注的他的诗论来看，他的文学批评就有着进一步发掘和阐释的必要。第三，我所着眼的主要是穆木天1926年文学批评的独特性和独立性，即一方面，他的文学批评是作为置身日本文化环境中的创造社作家发展起来的，与创造社作家相一致，直接受到日本文学的影响，另一方面，与创造社作家整体状况不同，他留日期间形成了与法国文学更深的联系，这种联系的独特性是在“五四”后的新文学域外文学取向的整体状况中比照出来的，而且，他1926年就直接以他对法国文学的独到感受和认识为参照展开文学批评，这使他在“无意”中走进了中国新文学形成与发展的一个重要区间，形成某种独立价值和意义，引发了我们对文学史中一系列问题的重新感受和认识，一一其中更为核心的问题是，他在《谭诗》、《写实文学论》等文章中对“诗”和“写实文学”的阐释，对“五四”后的新文学向审美形态的转化与发展是十分及时而且必要的，触及到中国文学的一些根本性症结，这些症结始终存在于新文学发展中，是我们无法回避的问题。第四，在我们既有的文学史描述中，穆木天1926年文学批评的价值和意义的被“遮蔽”，无疑与我们所占有的全部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相关，我们很难从中发现有关《谭诗》、《写实文学论》等文章的直接反响，甚至连穆木天自己在1930年后都对这些文章以及相应的诗歌创作一再作过沉痛的“反省”和“忏悔”，因此，似乎没有必要把他的这些在我们看来对新文学发展“进程”没有产生实际影响的文章拿出来重新掂掂分量；但是，如果我们认识到时至今日的中国新文学的发展是极不充分的，认识到“史料”在还原我们所能看到的新文学历史真相的同时，也还原了这一历史真相的局限，那么，《谭诗》、《写实文学论》等文章被“遮蔽”的价值和意义，就是一个可以提出来讨论的问题，是一个值得我们在对中国新文学发展实际状况的认识不断深入过程中重新阐释的问题，而穆木天1931年后对此的自觉否定，更使问题具有了文学史意义上的现象形态的“典型性”。

我对穆木天文学批评的思考，首先是从中国现代文学在整体上之不同于中国古代文学和西方文学的认识出发的，同时又是从对法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和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的特殊关系的思考出发的。

中国古代文学与西方文学是在相对隔绝的背景和环境中，依据中西社会发展要求和人的精神发展要求自然产生的，在各自的社会生活中有深厚的基础，并在各自的历时性发展中显示其自身的价值和意义，二者之间在整体上不具有共时性的横向联系。诸如荷马史诗和古希腊悲剧在欧洲文学发展中的价值和意义，与滥觞了中国文学之根的先秦《诗经》和《楚辞》一样，是在西方文学和中国古代文学各自几千年的独立发展中呈现出来的，即使中国封建社会鼎盛期汲取并融会了西域宗教文化的唐代诗歌创作，也难以对几乎发生在同时期的欧洲中世纪宗教文学产生任何影响。各自具有独立的生成和发展特征的中国古代文学与西方文学，是在“五四”一代新文化倡导者的视野中真正发生了联系，或者说，在这些从国外留学回来、更关心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整体发展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视野中，真正建立起了中国古代文学与西方文学各自迥然有別的整体面貌，建立起了中西文化暨中西文学整体比较观，这是他们能够发动“五四”新文化、新文学倡导运动的主要原因，是中国现代文学能够产生并发展的根本原因。

中西文化是由不同的文化观念、文化概念构成的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系统，中西文化暨中西文学交流需要找到更有助于两者之间交流的通道，发现中西思想文化之间发生联系的更为接近的点；陈独秀面向欧洲倡导新文化更多地借鉴的是法国思想启蒙运动，这源于他对18世纪法国思想启蒙运动在欧洲思想文化发展中具有的整体性和“划时代”影响的认识，正是陈独秀及其《新青年》对法国启蒙思想和启蒙文学的选择，打开了中西文化暨中西文学联系和交流的通道，賦予了百年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发展中的中法文化暨中法文学联系的特殊意义。这就是说，陈独秀开启的中法文化暨中法文学之缘，在其后的百年中国的思想文化和文学发展中，成为中西文化暨中西文学关系的一条主线，百年中国对中法思想和文化关系的想象和研究都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具体到中国现代文学，留学欧美的中国现代作家中留学法国的为多，直接受到法国文学影响的中国现代作家更是不胜枚举，中国现代翻译文学中的法国文学翻译始终居于主导位置。P1-4

记得有一段时间，我在鲁迅研究上陷于困境，备感艰难，就在心里对自己说：“我可能更适合研究穆木天。”我与穆木天之间确实存在着某种不解之缘，近二十年来未曾中断，而成为我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我与穆木天的相遇完全是偶然的，当初作为课题去研究他，是一种缺乏学术冲动的选择。那是上世纪80年代初，作为“七七届”留校生，我还在吉林师范学院工作，当时我们这些早已过“而立”之年的青年教师，不仅最起码、最切己的生活条件尚不具备，就是在学术研究上也是根本不可能有什么“自主性”或“主动性”的。那时候的起步要靠某种“缘”，即你的老师的研究对你的影响，你能不能抓住并走进这种影响。我遇到了索荣昌老师，他是从东北师范大学调来的长我近二十岁的老教师，他最初开的课是“鲁迅研究”，使我感到亲切，但我很快发现他实际上把主要精力放到对穆木天的作品和生平史料的搜集和整理上。他是一个上世纪50年代以来造就的那种有些“古板”却又让人感到“亲近”的“老头”，我愿意和他在一起“聊天”，体味他那一代人的人生经历，有时又对他那种使我感到有些“苛刻”的严格要求不无怨言。他与穆木天“同乡”，是吉林省伊通县(市)人，研究穆木天自然寄寓着那份别人不具备的“乡情”，但我以为他当时在学术研究上受“天时”、“地利”等诸方面因素的限制，所作出的这种选择是十分明智的，且上世纪80年代初整个学术界关注穆木天的研究者能有几人?他经过中国“传统”的学术训练，对资料极其看重，为搜集资料同时也为了使这一研究更好地展开，他结识了杨占升等老先生，得到了杨占升先生的支持，他与当时在学界埋头于学科资料的搜集和整理且关注穆木天的蔡清富、李伟江、张大明等我素所佩服的先生们建立了很朴实的友谊，又与穆木天的女儿穆立立始终保持着联系，在他们的努力下，穆木天研究资料发掘和整理的丰富和完备，在当时更关注鲁、郭、茅、巴、老、曹等显著作家，且又为郁达夫、沈从文等一个个新的“研究热点”所影响的现代文学研究领域，是很难想象的。索老师虽为人谦和，但与《吉林师范学院学报》主编黄湛先生一样，有着把研究作为“事业”来做的坚韧品格和气魄，经申报“穆木天研究”作为省社科重点项目立项，他们在吉林师院学报上开辟了“穆木天研究”专栏，在全国扶持了一批穆木天研究的中青年学者，持续不断地发表了大量研究成果，既深化了研究又极大地提高了该学报的知名度。1990年秋在条件成熟时，他们发起召开了“全国首届穆木天学术研讨会”，会后又为《穆木天研究论文集》的编辑和出版付出了大量的心血…………

更主要的是，写完本书，我更加切实地感受和认识到，在我们看来似乎已经“穷尽”的中国现代文学，实际上仍然蕴涵着相当丰富的学术资源，而有待于我们重新发掘、认识和阐释；当然，这些为“五四”所孕育、为1930年代左翼文学所发展的资源，如本书所示，在近一个世纪几乎“十年一变”的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影响下，现象形态发生了我们难以想象的变化，内涵也相应地变得更为丰富与复杂，这无疑极大增强了我们对此重新认识和阐释的难度。但是，面对时至今日的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面对“全球化语境”所滥觞的中西话语对我们无所不至的影响和异化，又使我们不能不立足于“五四”，不能不立足于1930年代左翼文学，这更是在直面现实中向“五四”和左翼文学的自觉返归，如本书所示，重新发掘、认识和阐释“五四”和1930年代孕育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对于我们的学术研究而言是必要和重要的，我甚至感到，我们几乎只能通过这样的发掘、认识和阐释，才可能获得抵御有悖于我们生存体验的外在话语压迫的力量，才可能获得学术研究新的“生长点”，而有更是以立足于“五四”的独立话语方式存在于这个斑驳陆离的世界中并得到成长的可能。

穆木天上个世纪30年代在《法国文学史》这部著作中，不无感慨地引用了他翻译的法国诗人维尼的《命运集·海上浮瓶》这首诗，这首诗使他与维尼结缘，与法国象征主义结缘，但这首诗恰恰是维尼感受中的人类的、一个民族的和个体的人无法回避的运命的象征。穆木天概莫能外，他在中国现代文学中“成”也维尼，“败”也维尼，他与维尼的不解之缘恰如这“海上浮瓶”，“命运”与他开了一个十分残酷的“玩笑”，这更是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近一个世纪的运命“残酷性”的表现。为了使这样的运命更少发生，或者说，为了使已经发生的历史不致平白而过，我借《命运集．海上浮瓶》中的诗句来与研究者共勉——

……勤劳的思想家们呀!

你们永不要怕风浪去航海去罢，

去找那由宝贵的封腊封着的一切的宝藏罢，

纯金是会浮出来的，它的光荣是确定了的。

写完本书，最后想说的是，本书实际上不仅仅是穆木天研究，同时也是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鲁迅”研究，力求最大程度使两方面在研究中融会和统一。这是近十年来我一直思考的，在研究上也是这样追求的，即在对其他中国现代作家研究中结合鲁迅并带来对鲁迅认识的深化，在对鲁迅认识深化的同时，带动其他现代作家以至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发展。

我所以在这里提出这个问题，是觉得，近些年来，鲁迅研究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主要指鲁迅之外的中国现代作家研究)之间渐渐有了某种有形或无形的隔阂、壁障以致对立。我是研究鲁迅的，就很少结合其他作家以及与鲁迅没有直接关系的文学现象进行思考和认识，不去读那些作品和文章；我是研究沈从文、张爱玲、林语堂、梁实秋或者学衡派、现代评论派、新月派、新感觉派作家的，也自觉或不自觉地画地为牢，阅读和思考限定在各自的圈子里，常常为了提高自己研究的价值，有意回避研究对象与鲁迅相对照具有的缺陷或局限，这在曾经与鲁迅的选择明显不同甚至发生过尖锐冲突的作家研究中表现得更为突出。这种现象在鲁迅研究中也有表现，这带来我们研究中的鲁迅与中国现代文学之间愈来愈有一种“井水不犯河水”的趋势，甚至滋生了一种彼此之间相对立的倾向。这种状况对于一个刚刚进入学科领或的青年学者，是难以避免的；但对于已经有了很大发展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整体而言，这种状况是有潜在危机的，在相当程度上制约了鲁迅与其他现代作家研究的发展，制约了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发展，这种倾向发展下去，是会把中国现代文学在我们的研究中人为地割裂开来，断裂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的。当然，我提出这个问题，主要针对的是目前的鲁迅研究。……

中国现代文学是在西方文化影响下通过不断的内部分裂乃至对立发展起来的，在我们的研究中常常把分裂和对立绝对化，难以认识到分裂乃至对立的双方是可以统一起来的，这制约了我们的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鲁迅”更是针对于此提出的。如本书所阐释的，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产生之初的文学主张就取截然对立的外观形式，创作上更是通过“小说”与“诗歌”的不同表现出来的，彼此攻难，喋喋不休，这与他们所受19世纪法国以至整个欧洲文学的影响直接相关。法国文学“散文”与“诗”分裂后的独立发展，无疑有助于中国新文学作家对更具有独立特征的小说和诗歌的认识，但是，这种小说与诗歌体现的文学观念在法国文学中是“历史形式”上的差异而不是“根本内容”上的对立，在法国文学整体发展中是可以统一起来的，但在受其影响的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作家的认识中却表现出难以统一而截然对立的特征，在我们对此的认识和研究中，也难以找到彼此双方在中国文学发展中可以相统一的基点。假若我们结合鲁迅来认识，情况则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更多译介俄罗斯和日本小说的鲁迅的文学观念无疑更是“散文”的，但同时又融会了“诗”的因素，他更致力于中国新文学发展中的“散文”与“诗”的统一，如本书所分析的，这在他对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的译介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还可以结合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之间围绕“写实主义”的分歧来认识，沈雁冰在中国现代文学中无疑是最能够体现“写实主义”特征的作家和批评家，这在“五四”后更是通过与创造社的对立表现出来的；穆木天1926年文学批评有《写实文学论》一文，他对“写实”的阐释表现出对左拉的自然主义的排斥，这更是从对沈雁冰的“写实”观的绝对排斥出发的，体现的是一种象征主义“写实文学”观。显然，沈雁冰与穆木天各执一端的“写实主义”，在中国文学中具有难以相融合的特征，仅仅局限于两位作家对“写实”的认识，势必带来我们认识中的中国现代文学的分裂性。我们无法在对中国现代写实文学的梳理和阐释中将它们统一起來。但若我们结合鲁迅的小说和小说观来认识，两种“写实”观不再以截然对立的方式呈现，各自具有的中国新文学观念的建构意义的相对合理性表现出来了：一方面，鲁迅的小说与沈雁冰即茅盾的小说虽然都是“为人生而艺术”的，都可以称为“写实”的，但鲁迅的“写实”观与茅盾的社会小说观念又明显不同，这表现在鲁迅的小说更是“象征”的，他也更重视小说的象征意义，在小说观念上是更接近穆木天对“写实”的阐释的；但鲁迅更重视象征的小说观与穆木天的《写实文学论》同样是根本不同的，较之穆木天象征主义的小说观，鲁迅的小说和小说观无疑更是“写实”的，更接近茅盾对社会小说的认识。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正是通过“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鲁迅”，沈雁冰与穆木天各自代表的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截然有别的文学观得到了统一，统一在中国现代文学整体发展之中。

如上所述，是贯穿本书的基本思路，也是作者所努力追寻的目标。

最后，我要向接受本书的北京大学出版社，特别是责任编辑艾英女士，表示诚挚的感谢。

感谢汕头大学出版基金和汕头大学“211工程”新国学研究项目的资助，使本书能如期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