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上帝的叛徒
我的父亲刘鸿生，原籍浙江舟山群岛定海县，一八八八年出生于上海。我的祖父刘克安，是行驶上海、温州间一艘客轮上的总账房，每月薪水一百两银子，还可以带点私货，一家生活，足够温饱。不幸祖父于三十六岁时突然病故。留下一家十多口人，开始遇到困难。
当时我父亲七岁，读书很聪敏，因家道中落，势将辍学。祖母很宠他，想尽一切方法供父亲读书。我父亲十三岁进了圣约翰中学，十七岁进了圣约翰大学。圣约翰是美国基督教圣公会办的学校，是美帝国主义在中国进行文化侵略的一个据点。校内课程，特别重视英文。老师讲课用英文，学生交谈用英文。每个学生都有一个英文名字，我父亲叫O．S．Lieu。这个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主要是为帝国主义的需要服务的。
我父亲勤奋好学，是大学里的一名荣誉生，非但功课成绩名列前茅，田径比赛的名次也是数一数二。他得到大学的奖学金，可以免费读书；而且校里还给他每月十元的生活补助。他舍不得花钱，总是把这点补助带回家，交给祖母维持家用。艰苦的家境，使他养成了节约的习惯。圣约翰大学的校长是美国人，名叫Dr．S．L．Hawks Pott，中国名叫卜舫济，别人称他卜舫济博士。当时我父亲在这位博士的日艮里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学生，因而得到了学校的种种优待。
一年的大学生活愉快地过去后，我父亲升入大学二年级。有一天，父亲被叫进校长办公室，卜校长亲切地对他说：“O．S．，你是我们校里的优秀生，我和克来夫主教(Bishop Graves)都注意你，喜欢你，认为你是一个有培养前途的好学生。现在我们决定把你培养成为一位牧师，明年就送你去美国留学，四年后回来做牧师兼英语讲师。将来你可以得到很优厚的报酬：月薪一百五十元外，还供给你一幢花园洋房，一切待遇都按外籍讲师办理。这是上帝的恩赐，愿上帝永远祝福你！”
卜校长这一席话，好像一股电流袭来，我父亲感到既激动，又震惊。他心里觉得有点慌张，但很快镇静下来，随即弯下身去，向卜校长行了一个深深的鞠躬礼，然后挺起腰来说：“感谢校长栽培，感谢上帝恩赐！让我回家去和我母亲谈一谈，再来答复校长。”
当时我父亲的心情的确是很复杂的。想到自己有出国留学的机会，回国以后可以过舒适的生活，他感到满足。同时，他自己明白，虽然许多年来在教会学堂读书，经常做祷告，做礼拜，听牧师讲道，但这个“道”并没在他心里生根。想到将来要终生过牧师的生活，他又觉得心里别扭。他怀着这种复杂的心情匆匆地赶回家里。
家里已经等着他吃晚饭了。他坐下来，一边吃，一边心里盘算，终于开口了： “妈！有件事和您商量。”
“什么事？你说。”
“今天卜校长告诉我，要我到美国去读书，读完四年后，回来当牧师，可以让我住花园洋房。您说，好不？”
“当牧师？！”父亲话音未落，叔叔姑姑们都起哄了。
“我们相信菩萨，不相信上帝。”这是祖母的回答。
“当牧师，可不好！”大姑开口了，“前几年，北方闹义和拳，就是外国牧师和教民引起来的乱子。现在，我们老家定海还经常发生教民冲突。说不定哪一天，南方也闹起义和拳，我们可受不了！”
“阿拉宁波人会做生意，做生意会发财。哥哥，将来你大学毕业后，出来做个买卖，保你发财！”这是一位叔叔的声音。
这样你一言，我一语，说得父亲哑口无言。
第二天，父亲带着有点混乱的心情回到学校，他鼓足勇气走进校长办公室，嗫嚅地对卜校长说：“我妈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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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鸿生先生是我国著名的爱国实业家。他虽以经销英商开滦公司的煤炭起家，但抱着“实业救国”的强烈愿望，为祖国的富强而奋斗终生。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就从事创办民族工业。到了二十年代末，已创办了火柴、水泥、煤球、搪瓷、毛纺织等工业，还创办了码头、仓库、银行、保险等事业，与当时在我国横行的帝国主义洋商势力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到了三十年代，他又创办了大型煤矿，反戈一击，成为英商开滦公司的劲敌，终于同帝国主义英商割断了业务上的联系，成为我国民族工业的巨子。抗战前夕，他从百忙中抽出身来，担任了国营招商局总经理职务，清理积弊，整顿航务，转亏为盈，并为我国争回了一部分沿海航权。
在抗日战争时期，他把一部分工业迁往内地，在艰苦条件下，创办了火柴、化学、毛纺织和水泥等工业，为战时后方的供应尽了一份力量。他替战时国民政府建立了火柴卷烟专卖制度，并担任了专卖事业管理局局长职务。抗战胜利以后，他由南京国民政府委任为善后救济总署执行长兼上海分署署长，同时由全国工业界推选为中国工业联合总会理事长，成为全国实业界的代表。
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大都经过艰难曲折的道路，刘氏企业也不例外。他受到了帝国主义洋商的压迫和官僚资本、封建势力的摧残，但又和帝国主义、官僚资本、封建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他梦想投靠四大家族发展刘氏企业，但结果适得其反，大部分在后方的刘氏企业都被官僚资本所吞并。在抗战胜利以后，他梦想依靠“盟军”势力重整旗鼓，恢复旧业。却不料美货假借救济之名，向我国大量倾销，使当时所有国货工业受到了沉重的打击。旧中国的民族工业，在夹缝中求生，在艰难困苦中挣扎的情况，充分证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实业救国”只能是一种美好的幻想。
刘鸿生先生的理想是无法实现的，但他还是为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他的一生有过许多失败的教训，但也有不少成功的经验。这些经验，根据这本书的介绍和我多年来与他的接触，大致有以下几点：
他在着手创办一个工业企业以前，总要先做好调查研究工作，摸清产、供、销三方面情况，谋定而后动，从而取得预期的成功。
他注意采用国外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不断提高产品质量，增强竞争能力。
他重视市场情报工作，经常研究市场变化情况，提高服务质量，便利消费群众，做到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他重视成本会计，注意成本核算，减少浪费，降低成本，增加利润。
他重视经营管理人才和工程技术专家，对人诚恳，待遇优厚，因而在他手下工作的人们乐于效力，这是他的事业能够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刘氏企业门类多，接触面广，和外商有广泛的联系。在长期的交往中，他总结出一条重要经验，他认为，要战胜洋商，就必须首先熟悉洋商。“To deal with a devil you know is much easier than a devil vou don't know．”(和你熟悉的魔鬼打交道，要比不熟悉的容易得多。)这是他的一句名言。
他长于经营，精明练达，信守诺言，在国际市场上享有良好的声誉。他自己具有丰富的国际贸易知识，也要求他的经营管理人员必须具有专业知识。他聘请了一批法律专家和各类业务专家，组成智囊团，作为业务上的咨询机构。在对待洋商的关系上，他坚持“以我为主”的方针，以己之长，制彼之短，必要时联合国内同业力量共同对抗，不让洋商牵着鼻子走，不相信洋商“卖野人头”。他认为，洋商是欺软怕硬的，对付的办法，就是不信洋，不怕鬼，抓住对方弱点，尽量发挥自己的优势，坚持合法合理的斗争。在三十年代，他和英商开滦公司因业务涉讼长达五六年之久。由于在法理上站得稳，终于取得了讼事的胜利。
抗日战争时期，我和他都在重庆，有较长时期的接触。他爱护人才、乐于助人的高尚风格，使我留下深刻的印象。现在回想起来，有那么几件事。
当时，有一个朋友许乃波，是香港大学理工学院的院长，曾经留学英国，专攻化学，担任过英国某些企事业的化学工程师。香港沦陷以后，他急于脱离虎口，返回重庆，但缺乏旅费，又怕回到内地以后找不到适当的工作。于是他来信向我告急。但是我自己当时无能为力，便代他向刘鸿生先生求助。鸿老慨然解囊，立即交我汇去旅费三百元。许乃波回来以后，在他的企事业里，当时还没有适当的工作可以安排，他就每月给许几百元的生活费，来维持生活。不久以后，他创办了中国火柴原料厂，聘许担任电气主任工程师，月薪五百元。爱才之情，使人感动。
当时重庆附近的李家沱，是个工业区。在他的支持下，我和一些朋友在这里替工人办起了诊疗所、合作社、饮食部，又替工人子弟办起了小学校。他不仅在经济上给予大力支持，还经常来到饮食部吃饭，和工人们聊天，平易近人，没有一点大老板的架子。
还有一次，他厂里的一个职员被特务头子戴笠的部下抓去了。他知道后，挺身而出，向戴笠要人，戴不肯放，他就坐在戴的办公室里不走。他爱护职工，不畏强暴的气概，深得当时社会人士的赞扬。
他一生待人宽厚，但教子极严。他的子女都是从国外留学回来的，学业都有专长。但回国以后，他要求子女们在企业里从头做起，从普通职员做起，不许可一上来就做经理、厂长，“高高在上，煞有介事”。由于要求严格，他的子女们都有成就，在当时实业界是一个突出的榜样。
“他山之石，可以为错；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他一生在事业上的成就和做人的风格，都有值得借鉴的地方。
在残酷的抗战年代，他追随国民党政府到后方创办工业；而在伟大的解放战争年代，他却不肯跟蒋介石集团逃往台湾。新中国成立以后，他积极参加了各项爱国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政策的感召下，经过实际的教育，终于愉快地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这是他一生的光荣归宿，也是党的和平改造政策取得伟大胜利的历史见证。
由于党和人民的信任，他在上海解放初期，曾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兼财经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救济总会上海市分会副主任委员、上海市失业工人救济委员会经济审核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务。接着他被推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和上海市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和上海市政协常务委员、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委员。他是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会常委兼上海市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又是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常委兼上海市工商联副主任委员。
这样一位爱国的实业家，如果天假以年，是可以为新中国作出更多贡献的。但不幸他于一九五六年十月一日因心脏病在上海逝世，享年六十九岁。我和工商界人士深为痛悼。上海市人大、政协和上海市统战部等单位，都派代表前往吊唁；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和周总理都送了花圈，表示哀悼。今天，我替这本书写跋文，不禁又引起深深的追念。
胡子婴
一九八一年七月
胡厥文
一九八一年七月
刘鸿生先生长余七岁，相知甚深。先生确是少有的名副其实的爱国实业家，其勤俭节约，细大不捐，是难能可贵的。看事业，看问题，准确果断，所以他所经营的事业，无不成功。对于用人唯贤，那种宽宏酬厚，超越寻常。所以在他手下做事的人，无不操守廉洁，愿效死力。识时俊杰，得人者昌，非偶然也。兹其哲嗣刘念智同志为作传略，索为序，因乐得而为之铭曰：
明察秋毫，恢恢大度。创业唯新，不封故步。
细大不捐，勤攻所务。爱国心长，义无反顾。
刘鸿生（1888—1956），我国著名的爱国实业家。他以经销英商开滦公司的煤炭起家，但始终抱着实业救国的强烈愿望。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即先后创办了火柴、水泥、煤球、搪瓷、毛纺织、煤矿、码头、仓库等企业，成为我国民族工业的巨子。抗日战争时期，刘氏企业大规模迁往内地，为抗战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刘念智所著的《回忆我的父亲刘鸿生》中，刘鸿生的四子刘念智回忆了父亲的人生经历、管理思想和处世技巧，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民族工业发展的曲折道路，为这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史料。
刘鸿生是我国著名的爱国实业家，他虽然以经销英商开滦公司的煤炭起家，但是抱着实业救国的强烈愿望，为祖国的富强而奋斗。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就开始创办民族工业。到了20世纪20年代末，已经创办了火柴、水泥、煤球、搪瓷、毛纺织等工业，还创办了码头、仓库、银行、保险等实业。在抗日战争期间，他将部分工业迁往内地，在艰苦的条件下，创办了火柴、化学、毛纺织和水泥等工业，为抗战尽了一份不小的贡献，堪称全国实业界的楷模。在《回忆我的父亲刘鸿生》中，刘念智通过对父亲一生的描述，进一步使人们全面了解刘鸿生的企业管理思想、经营理念、作风和工作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