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是曾经参与南京大屠杀的日本老兵，晚年因坚持反省谢罪、敢于说出历史真相，被日本右翼势力围攻、谩骂与诉讼十多年的日本人；一个是任职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馆长，对中国抗日战争史有着深入研究，为维护南京大屠杀历史真相不断奔走呐喊十多年的中国人。他们之间怎样进行交流与交往，有着什么样的变化与认同的心路历程，为何成了“忘年交”？人们可以从中找出中日两国对历史问题的交流、认同和释解的某种思维方法。

本书作者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的特殊身份，历史研究和中日关系审视的独特视觉，回忆了自己在1994年至2006年期间，与日本老兵东史郎10多年来交往的过程中，亲身体会到东史郎坚持向中国人民谢罪，并坚定地与否认南京大屠杀历史的日本右翼势力作斗争，以实际行动赢得受害者谅解、信任和支持的心路历程，中日两国方方面面对东史郎其人、其事、其日记、其诉讼案的不同评价和行动，以及与东史郎成为“忘年交”的零零总总、鲜为人知的幕后故事，以自叙体的方式一一道来，寄希望于启迪人们正确地去解读过去的历史，并着眼于建设现在健康的中日关系，把握好亚洲乃至世界和平友好的未来。

序 章：引子

第一章：初识东史郎

第二章：东史郎日记案缘由

第三章：再遇东史郎

第四章：为东史郎日记案举证

第五章：接受东史郎捐赠日记

第六章：声援东史郎

第七章：在日本邂逅东史郎

第八章：在东史郎败诉的日子里

第九章：请东史郎向中国人民报告

第十章: 赴日本声援东史郎及共同商定出版“图集”

第十一章：再请东史郎访华

第十二章：探望病榻中的东史郎

第十三章：送别东史郎

后记

我和东史郎的第一次相识，是在一个夏天。记得那是1994年8月。

南京的夏天总是很热的。火炉之城，名不虚传。

比天气更热的，是人们对历史的记忆。每年8月前后，由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活动所引起的对战争与和平、历史与现实的思考气氛，总是很热很热。有人说，一个城市对它的历史记忆是深刻的，尤其是重大灾难的历史。这话儿富有哲理。

就是在这样一个天气热、人心更热的氛围里，在南京，我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的身份，接待了来自日本京都的一位老人，他的名字叫东史郎。

东史郎当时已经83岁，但身体硬朗，大约1米72的身材，短短的头发乌黑，两只眼睛炯炯有神，说话声音洪亮，动作敏捷，走路飞快。他上身穿一件蓝条子的灰色短衬衣，下身着米黄色长裤，脖子上系一条红绳，串有一块椭圆形的白色玉佩，腰带上别着一个“傻瓜”照相机。穿着简洁，打扮利索，一点儿没有年逾八旬的老态龙钟形象，倒像个五十多岁的人。东史郎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外表和心态都非常年轻。

有人说，一个人对自己年轻时经历的记忆是很深刻的，特别是刻骨铭心的事。这话听起来一点儿不假。

东史郎此次是随着以日本著名历史学家姬田光一为团长的“南京事件历史调查团”来到南京的，那是他战后第二次来到中国。

此前，东史郎曾在1987年12月专程来过南京谢罪。和他一起来南京的，还有日本早稻田大学的著名历史学家洞富雄，一桥大学教授藤原彰、吉田裕，宇都宫大学教授笠原十九司等一批对南京大屠杀历史有深入研究的日本专家。

我曾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原副馆长段月萍女士叙述中，详细得知东史郎那次来南京的情况。

那年正值南京大屠杀三十多万同胞遇难50周年，东史郎时年76岁。他要在12月13日，也就是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祭日这天来南京谢罪，的确需要勇气。

据说那是他在战后第一次踏上中国的领土。虽然鼓足了勇气，但到了上海以后，他还是不敢来南京，担心南京人会用砖头砸他这个东洋鬼子的头，希望南京有人去上海陪他一起来南京。

当时，段月萍女士受南京有关方面的委派，去上海接东史郎来南京。

12月13日早上，东史郎情绪低落，趴在餐桌上，紧张得吃不下早饭。问他为什么不吃早饭？他说：“50年前的今天，此时此刻，我所在的日军部队正由中山门入城，对南京进行‘扫荡（屠杀）’。一想到那时的情景，我心里很难过，实在对不起南京人民。”

在上海通向南京的火车上，东史郎一言不发，两眼紧盯着窗外沉思，神情紧张，内心恐慌极了。他说：“这是我战后第一次到中国来，当年我做了许多对不起南京人民的事，火车越接近南京，我内心越是恐慌，我怕南京人民恨我这个东洋鬼子。”

东史郎正是带着这种忐忑不安的心情到达南京的。

午后2时30分，日本“南京事件历史调查团”一行，径直去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观凭吊。东史郎在镌刻着中、英、日文的“300000遇难者”石碑前长跪不起。考虑到他毕竟是年近八十岁的人了，工作人员劝他起来，他还不肯，要求多跪一会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说：“我是原侵华日军第十六师团二十联队的士兵，今天，我这个东洋鬼子是特意来向南京人民谢罪的。”当时，他在馆内见到每一个中国人都鞠躬谢罪，不停地弯腰，不停地鞠躬，嘴里还不停地说：“我有罪！我有罪！”

第二天，东史郎提出还要去参观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别人提醒他，你已经去过那里了。他回答说：“我昨天在馆里时，头脑里一片空白，什么也没看到。所以，还是想再去看看。”

从他的这段话中，可看出当时他的心情紧张到什么程度。一个长期把战争时的犯罪行为压在心头的加害者，当他第一次面对受害者的时候，出现这种心理恐慌症是可以理解的。出乎他意料的是，南京人并没有对他进行报复，反而很有礼貌地接待了他，这使他内心十分感动，进一步增强了他向中国人民反省谢罪的信心。

次日上午，东史郎一行先后拜谒了清凉山和草鞋峡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碑，后又去了位于中山陵灵谷寺的西洼子村，凭吊“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东郊丛葬地纪念碑”。他们面向纪念碑深深地鞠躬，向亡灵谢罪。之后，访问团的其他成员全都离开了现场，东史郎却久久站在纪念碑前低头沉思，面对死难者作心灵的忏悔。

14日下午，应东史郎的要求，访问团一行再次来到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观，并与夏淑琴、唐顺山、郭立言、陈光秀、吴旋、刘再树、陈德贵等十多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见面。

在听取了夏淑琴、唐顺山等人的证言后，东史郎诚恳地说：“我是侵华日军老兵，也就是你们中国人所说的东洋鬼子，我当年参与了南京大屠杀。这件事虽然过去了50年，但过去的事一直留在我的头脑中。今天见到这么多的受害者，我感到羞愧，无脸面见你们。我对不起你们，对不起南京人民！我向你们谢罪，向南京人民谢罪。”说完，扑通一声，他跪倒在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面前。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唐顺山老人上前把他从地上拉了起来，说：“你知道谢罪就好！过去，你是个小兵，执行上级坏的命令，干了坏事，今天你能向我们道歉，我原谅你。”

会后，东史郎在签名时写道：“我是日本旧军人，今天来到纪念馆参观，看到南京大屠杀活生生的事实，我从内心里真诚谢罪。”

人们常说：人之为人，有些事难以忘记；有些事，不能忘记。痛苦，常常就因为这难以忘记与不能忘记。为了摆脱痛苦，东史郎想到了忏悔与谢罪。

英国考文垂大学“宽恕与和解研究中心”主任、著名的和平学学者安德鲁·瑞格比教授主张：“在正义的基础上由冲突各方，尤其是受害者一方能够在对手承认过错和罪恶的前提下宽恕对手。要受害者采取这样一种宽恕态度是不容易的，但如果能够做到，对一个社会摆脱冤冤相报的怪圈显然十分有利。”

安德鲁·瑞格比教授还认为：“这样一种和解的情绪不仅能产生一种和解的氛围，而且的确有可能真正化解社会的矛盾，愈合一个民族历史的伤口。”“在消除我过去怨恨的情绪支配下，人们更愿意宽恕的愿望与日俱增，并渴望获得平静，从被宽恕的人身上发现人性的东西，而这些人曾经是他们憎恨和鄙视的对象。”

东史郎战后第一次到中国，在南京，完成了他的谢罪之旅，也使他在人性上获得了重生。

尽管如此。听了段月萍女士的讲述以后，我对东史郎从感情上讲还是很排斥的，毕竟他是参加过南京大屠杀的日本老鬼子。说几句好听的话，做几个好看的动作，岂能抵消他战时的罪过？所以，我与他刚见面时，比较冷淡，只是以礼相待，不卑不亢。和接待其他来馆参观的一般日本人，并无两样。

和战后第一次来南京不同的是，此时的东史郎已经作为被告，被起诉至东京地方法院。这一次来南京，他要在现场回忆当年参与南京大屠杀时的情景。

记得当时我不仅陪同包括东史郎在内的日本南京事件历史调查团一行，引导他们详细地参观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而且还陪同他们去了南京中山码头、北极阁等南京大屠杀遗址进行实地调查，走访了部分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

给我留下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东史郎在玄武门和中山码头两处集体屠杀遗址的回忆。

P5-9

今年三月，南京和深圳市联合在深圳的中英街举办“12·13——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实展”，承蒙相邀，让我去参加主礼，其间见到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朱成山馆长，承告他的新作《我与东史郎交往十三年》一书，即将付梓，请我为之作序，我心有惶恐，唯恐力不从心，有负他的重任，但是，朱馆长和东史郎先生都是我多年交往的朋友，却之实在有些不恭，只好勉力而为，并感谢对我的雅爱和信任。

朱成山馆长背脊直、勇无惧、年青有为，勇于任事，是一位有名的史学家，资深研究员，对日军侵华史特别是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研究硕果累累，成绩卓著。且每当日本右翼势力掩盖和篡改历史，为侵略罪行翻案时，他总是拍案而起，仗义执言，用铁的史实，做出有力回应，澄清误导，在馆址建设、布展和史料的收集整理，以及向中外参观者展示南京大屠杀历史真相，维护和平等方面，都做出了令人瞩目的贡献。

东史郎先生早年曾参加两次侵华战争，双手曾沾染过中国人民的鲜血。但是，他晚年深刻反省，心存良知，真诚的向中国人民忏悔，这么高龄的老人，不在家中弄孙作乐，享受清福，而是风尘仆仆四处奔走，不辞辛劳，且不畏强权和压力，坚持伸张正义，多次来华谢罪并通过各种方式，表达期盼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真正友好下去的决心和愿望。他这种精神和做法，赢得了广大中国人民的理解和支持。

1999年2月12日上午，东史郎一行人来到香港，香港抗日战争史实维护会会长，杜学魁为他在香港大学举办“南京大屠杀历史见证会”。我携同儿女参加，东先生和山内小夜子都做了讲话，情真意切，非常感人，中国留学生刘燕子即场翻译很受欢迎。会后，我参加了欢迎东史郎的晚宴，并陪同到他下榻的宾馆，大家交流意见，真诚的对话。这样谈谈说说，回到家中时，已是快近清晨一点钟了。

2004年，东史郎罹患癌症的消息传来，我决定亲自前往日本看望。同年的6月26日，我与老伴和女儿怡珊，在日本授课的刘燕子老师的陪同和协助下，前往京都府丹后町东史郎家探访。东先生知道我要来，在天还未亮的时候，已经起床，著起西装外衣，用自己双手在家中四方桌上铺好桌巾，摆好茶杯，备好茶叶，一直在等候我这个不请远道而来的老朋友。久江夫人和蔼可亲为我们忙东忙西，又亲手为我们烧烤丹后特产鲜美可口的鱿鱼。寿子小姐和她的先生为我们开车接送，他们的热情和亲善，使我有宾至如归，亲如一家之感。

2006年1月，东史郎先生病逝的噩耗传来，我很想亲赴日本参加东先生的葬礼，但因日本下着大雪，我年事已高，家人不放心我途远跋涉，以致未能实现我的心愿。心情却是非常的沉重和悲伤，便立即发去唁电如下：

东史郎治丧委员会:

惊悉东史郎先生不幸病逝，本人深感痛惜，谨致以最沉痛的哀悼，并向其家属表示亲切的慰问。

经过战后长时期真诚反省的东史郎先生，以一个勇者的气魄和良知，追求真理，坚持正义，维护史实，百折不回。他用自己的行为，赢得了中国人民的理解和支持，他也为改善日本国和日本人民的和平国际形象做出了贡献。他是日本真正的爱国者。

东史郎先生虽然走了，但是他为发展中日友好和维护人类和平事业所做出的努力，必将为后人永远怀念和铭记。

愿东史郎先生安息。

香港 陈君实并家人 敬致

2006年1月3日

唁电发布后，仍不能表达我的心意，遂又委托在日本的刘燕子老师帮忙，为我们全家人代送花圈与花篮，聊表我们的哀悼之情。

东史郎先生晚年坦荡磊落，分清是非。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时，他曾亲手把自己多年保存的战时日记交给朱成山馆长并说：“我不想隐瞒自己的罪行和耻辱。我觉得应该将战地日记的内容原封不动的提供给读者，让更多人知道战争的真相，也让日本人在知道真相后，能进行真正的反省。”

朱馆长也肯定他的说话，用“尊重历史的人，必然被历史所尊重；否认历史的人，必然被历史所否定”，他把这句话送给了东史郎先生。

东史郎逝世后，中国驻日本大阪的总领事馆的外交官、江苏省和南京市领导非常重视，在第一时间派出南京市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孙文学、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冒着大雪专程赶到日本，参加东史郎的追悼会和葬礼，南京等地还举行了东史郎的追思会，中国媒体对东史郎的“良知和勇气”给与高度评价，江苏省和南京市领导对这件事处理迅速并且圆满，体现出南京人民的有情有义，东史郎先生若地下有知，相信也会高兴的。

燕子啄泥，疲而不弃，终于筑成坚固的穴巢。如今，令我十分高兴的是，朱成山馆长的辛勤耕耘又结了硕果，他与东史郎十三年的交往，心与心的交流，虽然语言不通，年纪不同，但却是忘年之交。彼此有一个共同目标：“努力搭建中日两国真正的和平之桥。”我相信，这本书将会让读者对东史郎和中日两国民间人士的交流，以及为此付出艰辛努力的过程，有一个更深入的了解。

（2006年5月写于香港）

东史郎先生走了。

他走时虽然赶上了一个新的世纪、新的年头，但毕竟还不是春天。

不久前，温家宝总理在回答日本共同社记者提出的“ 2006年主要有哪些因素和问题会影响中日关系的发展和变化”问题时指出：造成目前这种状况的原因不在中国，也不在于日本人民，而在于日本领导人。日本领导人多次参拜供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民和亚洲人民的感情。这个问题得不到解决的话，中日关系就很难顺利发展。造成了中日两国政治上的冬天。

东史郎先生在晚年以战争亲历者的身份，向世人讲述历史的真相，并坚持向受害的中国人民谢罪，其目的就是为了创造一个属于中日两国真正友好的春天。

这种真正友好的春天，应该是建立在两国人民心与心的相知之上，建立在对近代日本侵略与加害历史共识的基础之上。

可惜东史郎先生还没有等到属于春天的好时光。

记得有位哲人这样说过：“冬天就要过去，春天还会远吗？”

人们有理由相信，中日两国真正友好的春天一定会到来！

还记得东史郎先生生前说过的话：“就是到阎王爷那里，也要讨回一个公道。”

如今，我真希望东史郎先生能够那样去做，希望他能在另一个世界讨回公道。

我之所以下决心写出这本书，除了借此表达对东史郎先生的悼念之情外，也是为了将他生前追求的正义事业告诉更多的人，让人们去继承他的遗志。　实话实说，我当初决定写这本书，完全是一时冲动，是一股心血来潮。当然，除了热情之外，也有理性思考的因素。

我写这本书的动机，源自赴日参加东史郎先生葬礼的过程之中。

在2006年1月3日至9日的一周时间内，我仿佛经受了一场精神上的特殊洗礼，人也变得特别有精神，身上有股使不完的劲。

掐指算了算，从东史郎先生去世开始，我一直在高效率加速度地运作：在南京迅速承办了“东史郎先生追思会”，47个小时去了一趟日本参加葬礼，接着还去了一回北京参加“世界和平钟”撞钟仪式。此外，我几乎一直在不停地写，白天写，晚上写；在飞机上写，在火车上写；在中国写，在日本也写。写出并发表了《追忆东史郎》、《东史郎葬礼昨在京都隆重举行》、《东史郎葬礼见闻》、《送别东史郎》几篇文章，并分别在《人民日报》、《新华日报》、《南京日报》、《现代快报》、《金陵晚报》等媒体上公开发表后，总感到意犹未尽，不吐不快。翻翻过去写过的文章，居然惊奇地发现有五六万字之多，干脆把这些文章连接起来，出一本书多好呀！

头脑里蹦出来个想法，但要做起来却很难。最大的难处是没有大块完整的时间。临近春节，单位方方面面的事很多，加之迎来送往的外事接待、展馆扩建工程论证、展览大纲编撰等等，忙得团团转，哪里有属于我的时间？

认准的事一定得干！办法总比困难多。

从大年三十开始，初一、初二、初三、初四，我把自己反锁在家里，今年春节写文章。终于抓住了春节长假的大块时间，为我所用，一股作气地写出了四五万字，既赢得了时间，又给自己鼓了劲。

这以后的时间，就是晚上和深夜的时间了。几乎是半夜不用鸡叫便起床写作，真是很累，几次想半途而废，洗手不干，但想想东史郎先生，想到我曾下过的决心，便咬咬牙，坚持了下来。其实，能坚持写出来，还真的不容易。

在我写作的过程中，也有热心鼓励和帮助我的人。

首推南京市作家协会的副主席冯亦同老师。当初，在得知我有意写本有关东史郎的书时，他热情地给我鼓励，说这本书太有意义，值得写。当我将前四章草稿送给他斧正，并请他赐写这本书的前言时，他又给我很高的评价，传授写作技法，帮我联络南京市作家协会王维平秘书长，申请作为该会签约作家作品。

今年初，在深圳市举办展览期间，香港实用货仓公司董事长陈君实夫妇，专程从香港赴深圳看望我，当听说我已完成此书，大加赞赏，因为他们与我与东史郎，都是多年的挚友。陈先生和东史郎均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名誉馆员，多年来，他们对纪念馆建设给与了许许多多宝贵的关心与支持。当陈先生也答应为我这本小书作序时，我的感谢之情，实在难以表达。

日本支援东史郎案审判实行委员会秘书长山内小夜子，应邀为我写了另一篇前言，她是对东史郎了解最多的人，也是东史郎生前最为信任的人之一。她在百忙之中，为我写了鲜为人知的东史郎人生最后几年，甚至于最后时刻的思想轨迹，让我看到并描写一个完整的东史郎提供了依据。

我的家人和同事也给我很多帮助及其支持。我的妻子陈君一直是我事业上忠实的支持者，承担了全部家务，使我在家的所有时间，几乎均用在看书和写作上，她从无怨言。我单位办公室的艾德林、李长琳、王岚、王卉、张霞、王元奎，帮我查找资料、扫描照片等，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2007年1月3日，是东史郎先生逝世一周年纪念日，谨以此书敬奉!

这是一本早有准备，用心、用理解和友情、用孜孜不倦的工作和实际行动“写作”了13年的书；是作者自认识东史郎那天起，就在这不平常的“交往”中投入了一个中国公民、历史研究者、社会工作者和“忘年交”的热忱、深思与负责精神，为联系过去和未来、消弭隔阂与障碍而打开了一本有益于世道。

——冯亦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