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作者自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关于明清文化史的论文选编，涉及明清时期的政治、哲学、文学、史学、中西文化交流等领域。既有对明清文化的定位及主要特点的总体把握，又以更多篇幅选择典型个案对明清文化展开深度发掘、精密考析，并对这一时期思想文化界的重要人物作了别开生面的评议。在细微处见宏大，于高远中藏细密，有益于读者从宏观与微观的结合上领略明清五百余年间文化的特点与走势，是一部富于创识的学术性很强而又明快畅达的文化史佳作。

本书是作者自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关于明清文化史的论文选编，涉及明清时期的政治、哲学、文学、史学、中西文化交流等领域。既有对明清文化的定位及主要特点的总体把握，又以更多篇幅选择典型个案对明清文化展开深度发掘、精密考析，并对这一时期思想文化界的重要人物作了别开生面的评议。

弁言（I）

文化·文化史·明清文化史

《郁离子》与元明之际的社会矛盾

“三言”、“二拍”表现的明代历史变迁

利玛窦等耶稣会士的在华学术活动

利玛窦创制汉字新语的贡献

徐光启的学术路线

从明清之际的早期启蒙文化到近代新学

民主理念内在根源考辨——以《明夷待访录》为例

顾炎武文化思想初探

王夫之创见三题

明代宦官干政及其对明代文化的影响

明清文字狱述略

明清类书丛书编纂评述

道光咸丰年间的经世实学

龚自珍社会批判思想刍议

具有时代碑特点的文化巨匠——魏源

洋务派与改良派思想交锋的记录——读《劝学篇》与《〈劝学篇〉书后》随笔

“变易”与“不易”的二律背反——洋务派“变法”观述评

清人对“封建”的两种评议

宋代理学家程颐在《周易程氏传》中则说：“人文，人理之伦序。观人文以教化天下，天下成其礼俗，乃圣人用贲之道也。”此处所谓“人文化成天下”可简写作“文化”，含有以“文”来“教化”天下的意思。明清之际思想家顾炎武提出了较宽泛的文化观。他说：“自身而至于家国天下，制之为度数，发之为音容，莫非文也。”o清儒彭申甫对文化也有类似的解释：“大而言之，则国家之礼乐制度；小而言之，则一身之车服，一家之宫室。”

总之，中国古籍(主要是儒家典籍)里的“文化”，指诗书礼乐、政治制度、道德伦序，以及成为礼俗的一整套观念和习俗。古人还往往把“文化”指作王朝所施文治教化的总和，如《说苑·指武》日：“凡武之为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又如南齐王融的《曲水诗序》说：“设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柔远。”这些用法与我们今天常说的“文化”在含义上有近似之处，但又颇相差异。

至于近代通用的“文化”一词，是从拉丁文Culture(拜神，耕作)意译而来。它含有广义与狭义的双重内容。就广义而言，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就狭义而言，指社会的意识形态(如思想、道德、风尚、宗教、文学艺术、科学技术、学术等等)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此外，考古学上的“文化”，则指同一时期、同一地区具有共同特征的考古遗存的总体，通常以首次发现地点或特征性的遗迹、遗物而命名，如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等等。

从总体上考察人类文化的进步，是文化史的任务。既然“文化”有广义、狭义之别，因而“文化史”也就必须作相应的区分。广义文化史，指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总和的历史，实际上与社会发展史相近似；狭义文化史，则指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与之适应的制度的发展史，也即精神文化及精神文化物化现象的发展史。文化史不是诸观念史(文学史、艺术史、史学史、哲教史等)的拼合，而是着眼于对诸观念侧面的综合考察，通过物化的精神和精神的物化的双向探求，了解族群、民族、国家的文化性格及其生成机制，并探讨其发展走势。在中国古代，哲学思想、政治思想、道德伦理思想、文艺思想、科技思想以及社会风尚等精神文化的诸多侧面，往往杂糅于学术著作之中，因此，我们可以把思想学术史作为狭义文化史的主干看待，当然还要由此主干旁及思想学术的物化现象的考察。

中国古代的历史典籍多以政治、军事演进为主要内容，正如梁启超所说：“旧史皆详于政事而略于文化。”o但我国古代学术及史学著作也有关于诸子、艺文、典章、方伎、学案等文化问题的研究成果，如《苟子·非十二子》、《庄子·天下》、《史记·六家要指》、《淮南子·要略》、刘歆的《七略》，以及二十四史中的“艺文志”、“经籍志”、“儒林传”、“道学传”。至于近古学者编撰的《宋元学案》、《明儒学案》、《清儒学案》、《汉学师承记》、《宋学渊源记》等，已具有某一断代学术文化史的雏形。欧洲古典史学描述的对象是战争，以及由战争旁及的政治活动，因此，恺撒等政治家、军事家同时也就是史学家。欧洲中世纪史学更有忽视文化史的倾向，犹太史、教会史构成其史学体系的基本内容，这与教廷推行神学蒙昧主义直接相关。18世纪的法国启蒙大师伏尔泰较早把文化史引入历史学范畴。他的《路易十四时代》展示了法国路易十四时代文化发展的成就，文学艺术、科学、哲学都有专章论述，这在史书中是开创性的作法。在《论各族的风尚与精神》(1756年出版)一书中，他针对欧洲中世纪史学的只重政治军事的偏颇，指出历史学的范围不限于政治、军事和宗教，还应当包括学术、思想、文学、艺术的历史。基于此种认识，伏尔泰提出撰写文化史的任务，并具体考察了文艺复兴运动在人类文化史上的突出贡献。以后两百年间，欧洲人文学者编著的文化史大批涌现。我国在“五四”以后翻译介绍欧、美、日文化史著作甚多，有些学者还仿此体例编写了若干中国文化史专著。梁启超所撰《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是近古和近代学术文化史的开创性作品。柳诒徵、陈登原等更分别编著通论性的《中国文化史》，曾列入“大学丛书”，至今读来，仍给人启示良多。此外，日本、英美学者也写出多种中国文化史，各具特色。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很重视文化史的研究，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都是广义文化史的杰作。

P2-3

中国自秦代(前221—前206)正式确立专制君主集权政治、地主—自耕农经济，并逐步形成与之相适应的外儒内法、儒释道三教共弘的文化形态。在此后两千余年，这种文化形态于起伏跌宕间延绵生发，而明代(1368—1644)与清代(1644—1911)则是其登峰造极并发生时代性转换的阶段。笔者长期研习明清文化，有多篇议及此间文化事项和文化人物的习作，曾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和末期先后结集于《明清文化史散论》和《中国文化史断想》二书，今次承蒙上海人民出版社盛意，从上述两种论文集中摘取十七篇(基本保持原文状态)，与两个集子之后写就的两篇文章一起编成《明清文化史札记》。对于内容错综繁富的明清文化而言，“札记”仅仅初涉若干片断，所谓挂一而漏万，只能说是提出了一些论题。近二十年来，笔者另有几种讨论明清文化的专书，如《“千岁丸”上海行——1862年日本人的中国观察》、《张之洞评传》(与何晓明合撰)、《晚清经世实学》(与黄长义合撰)、《解构专制——明末清初“新民本”思想研究》(与谢贵安合撰)，可视作这本“札记”提出论题的补充说明，一并供同好者参考，并期待指教。

冯天瑜

2006年7月6日

记于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