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许渊冲的自传，是一个中、英、法三种文字的诗人写下的回忆录。他在许多书中作出了巨大的努力，把悠久的中国文学史上的许多名诗译成英文。他特别尽力使译出的诗句富有音韵美和节奏美。

本书记录了陈寅恪，吴宓、朱自清、叶恭超、钱锺书、沈从文等先生的谆谆教诲，记录了青春激扬的学生生活。

许渊冲是一个硕果累累的作家。从西南联大到巴黎大学，从翩翩少年到“诗译英法唯一人”，《逝水年华》的追忆，记录了陈寅恪，吴宓、朱自清、叶恭超、钱锺书、沈从文等先生的谆谆教诲，记录了青春激扬的学生生活。

一、序曲

二、路

三、名师

四、文史哲

五、叶公超、钱锺书、杨振宁

六、作家

七、诗与友

八、吴宓

九、雅与俗

十、小林

十一、美国空军翻译

十二、联大毕业前后

十三、天下第一中学

十四、如萍

十五、出国之前

十六、出国·巴黎·牛津

十七、巴黎大学

十八、巴黎生活

十九、欧游心影：瑞士·罗马

二十、回国之后

二十一、尾声

二十二、逝水余波

二、路

暮从碧山下，山月随人归。

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

李白《下终南山》

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日

联大门口有两条路：一条是公路；一条本来不是路，因为走的人多了，慢慢成了路。现在走那条近路的人更多了，我却不喜欢走大家都走的路。我只喜欢一个人走自己的路：在南昌、在永泰、在黄昏、在月夜，我都有我爱走的路。如果能把我路上的脚印、河畔的影子，都描绘下来，那对于我是多美丽的回忆呵！

我过去喜欢一个人走我的路；现在也喜欢一个人走我的路；将来还要一个人走自己的路。

这是我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外文系一年级写的日记。那时日本侵略军已经占领北平(就是今天的北京)、天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迁到昆明，组成西南联大。

我为什么留恋故乡南昌呢？在三十年代，赣江之滨的滕王阁早已名存实亡，再也看不到“画栋朝飞南浦云，珠帘暮卷西山雨”了。就是“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美景，也并不是南昌独有的风光。所以我在江西第二中学读书的时候，并没有什么乡土之恋。但一等到离乡背井之后，我才发现故乡也像健康一样，在失去后才觉得可贵。司空见惯的小桥流水人家，仿佛也旧貌换新颜了。和二中同学刘匡南同坐一辆汽车离开南昌，他在我的纪念册上写道：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与许君不期而遇于车，沿途休息于八都最久，遂相与散步村之附近，复坐于鲜见大树下闲谈，觉既别于二中，相见甚难，不料犹遇于兹，然自今以后，必难有此乐矣！因执笔记之以为念。

平平常常的几句话，但在我这个初离家门的游子读来，却有了不平常的意义，仿佛字里行间凝聚了一片乡情似的。后来二中迁到永泰，每逢月夜，我喜欢同匡南、燮昌在赣江之滨散步，望着滚滚北流的江水，仿佛它能把我们滔滔不绝的乡思，带回遥远的南昌。这时我们最爱读的诗句，是李后主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我们在江边谈得最多的人物，是教我们国文的汪国镇老师。同班同学涂茀生在《永远的怀念》一文中写道：“汪老师身材矮小，行动急遽，从不请病事假，从不迟到，讲课很快，要求严格，动不动就讲‘扣你五分啦’。再就是他的教法很怪，每周六节国文课，他分配为：课堂命题作文两节，两周一次(不写作文的那周则进行临时测验)。其余的四节课还要抽一、二时，高一时讲文字学概论，高二、高三时讲中国文学史，课本是他自己的著作。另外还指定《吕氏春秋》、《庄子》、《苟子》、《论衡》、《文心雕龙》、《史通》、‘四书’、《文史通义》等书，每学期各自选定一本为课外读物，轮到课堂测验的那一周，要交一篇读书报告，可以由各人畅叙读书心得，驰骋思想，如王树椒同学就写过《孔子为私生子考》。

“对受教育的学生来说，如果你升学学文科，这已经从文史哲诸方面给你指引了门径；即使不学文科，这也给你展示了中国文化的全貌，给了你广博的文史知识。其次，在写作方面则由课堂命题作文，锻炼你应时应事即时写作的能力，简明扼要的文风。再由写读书报告锻炼你发挥自由思想创作抒怀的情意。”后来我在联大听余冠英教授的《中国文学史》，觉得汪老师讲的《文学史》简直不在其下。

但汪老师一身硬骨，宁可杀身成仁，不肯苟安江东。当日军进攻南京时，南昌动摇，二中迁往清江县永泰镇，汪老师坚决不随校南迁。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日，我去向他告别，他用毛笔在我的纪念册上写下了十四个大字：

日学新知多致用；得师取友愿齐贤。  这两句话体现了他对我们的一片深情厚意。“学以致用”就是他教过我们的《论语》中的第一句：“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今天看来，知识如能用于实践，创造出新的美，那真是世上最大的乐趣了。“得友齐贤”是化用《论语》中的第二句：“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幸福如有朋友分享，可以倍增；如不分享，就会消失。《论语》中的第三句：“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他没有写下来，却付诸实践了。他有大学教授之才，却甘心在知名度不高的中学任教；人也不堪其忧，他却不改其乐，这不是名符其实的“君子”么！

一九三八年七月二日，汪老师惨遭日寇杀害。他的学生周礼写了一阅《水调歌头》，现在节录于后：

日寇侵赣，入彭泽，执夫子，骂贼不屈，壮烈牺牲。忆教诲之深恩，痛忠良之死节，为词以哭，聊当悲歌。

正气今犹在，彭泽一书生。

窥江胡马十万，攒戟拥孤城。

不见当年张许，只见纷纷弃甲，烽火使人惊。

金瓯嗟已缺，生死一朝轻。

骂寇贼，申大义，是人英。

男儿所学何事？肯做楚囚鸣？

不负平生宿抱，拚却头颅一掷，浩气振丹青。

华表归来处，一笑大江横。

在汪老师遇难时，我们正在参加中学毕业考试。毕业之后，就要确定人生的道路了，我打算报考联大外文系。但是江西教育水平不高，那时全省甚至没有一所大学，南昌二中虽是全省最好的中学，每年考取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屈指可数，例如曾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吴有训，就是二中首屈一指的首届毕业生，而我并不在屈指可数之列，能考上联大吗？虽然我在小学四年级就开始学英语，但学习方法非常可笑，我把英文二十六个字母中的最后四个编成口诀：“打泼了油，吓个要死，歪嘴！”这样才勉强记住了。后来学习生词，我又在“儿子”(sons)下面注音“孙子”，在“女儿”(daughters)下面注上“刀豆子”，就是用这样动植物不分、长幼无序的方法死记硬背的，自然对学英文没有什么兴趣。升人中学后，我和同班同学涂茀生、王树椒等都喜欢集邮，而认识英文却可以知道是哪国的邮票，这才觉得英文有点用处。那时我有一个表姐在美国学教育，有一个表哥在欧洲学音乐，我要他们给我寄邮票来，结果得到了美国的自由女神像图，德国的萨尔风景票，我玩得爱不释手，仿佛旅游一般。初中三年级时，我写了一篇《集邮的经过》，寄给芜湖《邮话》杂志，那是我第一次在报刊上发表文章，这才增加了学习英文的兴趣。熊式一表叔写了一个英文剧本《王宝钏》，得到英国大作家萧伯纳的赞赏，在英美舞台上演，引起轰动，回南昌来把全家三个“孙子”和三个“刀豆子”，都带到英国去定居，这更加强了我学英文的念头。于是在高中二年级时，我突击背熟了三十篇英文，包括莎士比亚《凯撒大将》中的演说词，考试成绩居然从中等跃居全班第二，从人中人变成人上人了，这又加强了我学英文的信心。到了高中三年级，我在永泰河滨读歌德《少年维特之烦恼》的英译本，觉得人与自然融洽无间，这是我从前读郭沫若的中译本感觉不到的，尝到了学外文的甜头，我的决心就下定了。加上那时浙江大学从杭州迁来江西泰和，也带来了西子湖畔的歌声，我们就跟着大学生唱起英文的《江上彩虹》来，仿佛要用歌声组成彩虹，飞上高不可攀的象牙之塔似的。

抗日战争之前，名牌大学只在当地招生，要考清华、北大就要北上，不但需要屈指可数的人才，还要屈指难数的钱财，二者缺一不可。平津京沪失陷之后，各大学纷纷迁往内地，举行统一招生考试，并且不收学费，反而发给贷金，这对没有钱财的人才，才是大开了方便之门。于是我们二中毕业班的同学，多半都在浙江大学参加入学考试。我还记得考英文时要写一篇作文，题目是《团结就是力量》。我用比喻开始，说一支箭容易折断，一束箭就坚不可摧；然后言归正传，说如果中国四万万同胞团结一心，全民抗战，那国家就不会被日本鲸吞蚕食了。结果英文得了八十五分，考取了联大外文系。同时考取的同学有吴琼(现为清华大学英文教授)和万兆风(江西师范大学英文教授)。

P7-13

一、译曲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

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李商隐《锦瑟》

“有美的身体，以身体悦人；有美的思想，以思想悦人。”张爱玲这句话说得不错。这本小书就像锦瑟一样，一弦一柱，都在追忆我所见过的“美的身体”，我所听到的或是读到的“美的思想”。这是我对李商隐诗第一联的注解。

“为别人做传记也是自我表现的一种；不妨加入自己的主见，借别人身上来发泄。反过来说，每逢作自传时，并无自己可传，那就称心如意地描摹理想，写到照了镜子也不认识是谁，或者一味东拉西扯地记载交游，传述别人的轶事。所以，你若要知道一个人的自己，你须看他为别人做的传；你若要知道别人，你倒该看他为自己做的传。自传就是别传。”

钱锺书先生《写在人生边上》的这番话就是“美的思想”，但是我却反其意而用之，用来写回忆录了。回忆录可以是自传，也可以是别传，如果记下了一代人的梦想和心思，那甚至可以说是合传。我们这一代人青年时代的梦想，多是考入名牌大学；大学毕业后的梦想，多是出国留学；而留学回国后的梦想，多是成名成家。这一代人的心思，青年时代多是读书交友；大学时代更要谈情说爱，留学之后就要成家立业了。李商隐诗第二联的“庄生”是知识分子的代表，“望帝”是情人的典型；“蝴蝶”自由飞翔，恋花采蜜，既可以象征读书之乐，也可以隐射爱情之欢；“杜鹃”送春归去，泣血悲鸣，则可以暗指时光流逝之快，生离死别之苦。总之，无论是庄生或望帝的自传也好，蝴蝶和杜鹃的别传也好，回忆的都是悲欢离合之情。

如果把自传和别传中人物的优点，集中到一个人身上，那就可以写出一个圣人；如果把自传和别传中人物的缺点，集中到一个人身上，那又可以写出一个魔鬼。钱锺书先生笔下的魔鬼，并没有集中人的缺点；他《围城》中的人物，也没有体现书中“美的思想”。因此，对同一个人物、同一件事情，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写法。如李商隐诗第三联，可以看到沧海遗珠，也可以看到珠海交辉；可以看到过眼烟云，也可以看到蓝田美玉。因此，对一些大人物的小事情，或小人物的大事情，既可以像《围城》一样看到它的反面，也可以像本书一样写出它的正面，使海上美人鱼的眼泪，在月光下凝成珍珠；使烟云缭绕的蓝田美玉，呈现出雾中看花的朦胧美。

关于雾中看花，白居易写过一首朦胧诗：

花非花，雾非雾，

夜半来，天明去。

来如春梦几多时？

去似朝云无觅处。

这首诗可以用来为李商隐诗的第四联作注解，说明“追忆”之情，“惘然”之感，有如雾中之花，因为朦胧隐约，反而显得更美。而“追忆”的逝水年华，“来如春梦”，“去似朝云”，反而会发出永不消逝的青春光辉。

一生出了三四十本书，写了五六十篇文章，回忆起来，最难忘的还是从大学时代到留学时代这十二年。而这十二年中，最值得回忆的，却是别人的轶事，真是别传成了自传。一个人的一生，值得留下来的是多么少！

回顾我这一生，小学是全市最好的小学，中学是全省最好的中学，大学是全国最好的大学，不过我在这些最好的学校里，只是一个不上不下，时高时低的中等人物，也就是“人中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在“天下第一中学”任教，在世界第一流的、培养过罗曼·罗兰和居里夫人的巴黎大学研究，认识了不少“人上人”，自然就不免“见贤思齐”了。  回国之后，我这种向上看齐的思想，被说成是“名利思想”，“白专道路”，每年都要受到批判。而在五十年代，“一三五七九，运动年年有”，我又自然成了“运动健将”。不过我是“口服心不服”，因为我认为批“名利思想”应该批的是“名不符实”，或是“名高于实”，而不该是“名符其实”；如果批判“名实相符”，那岂不是要人“有实无名”么？如果“有实”的人都没有名，那“有名”的人岂不都是“无实”的么？无怪乎后来会出现“武大郎开店，不许比我高”的现象了！

幸亏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口号，知识分子才算开始翻身，但是经过“武大郎”三十年来的压制，知识分子大多成为“有名无实”的了。无怪乎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上说：“人怕出名猪怕壮。名家是最落后的，最怕事的，最无创造性的。”“年轻人要胜过老年人的，学问少的人可以打倒学问多的人，不要被权威、名人吓倒，……”“学问再多，方向不对，等于无用。”

看看中国的外文界，翻译界，真正名符其实的名家，寥若晨星。在我看来，英译中要达到杨必《名利场》的水平，法译中要达到傅雷译作的水平，才可以算是翻译文学，译者才可以算是名家，因为他们的译作可以和创作并列于文学之林而毫无逊色。一般人认为译作比起创作来，总是要低一等，不能平起平坐的；我却认为这种看法“方向不对”，对世界文化的发展非常不利。历史是铁面无隋的。试想当年的诗词歌赋，都曾被当作“雕虫小技”；戏曲小说，也不过是“稗官野史”。但在今天看来，有什么作品比《西厢记》和《红楼梦》更能“以美悦人”的呢？国外也是一样，莎士比亚生前不如波芒出名，巴尔扎克没有当选法兰西学院院士，托尔斯泰没有得到诺贝尔文学奖金。但在今天看来，哪个院士和得奖人比得上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呢？看到今天文学创作的地位，就不难预见到二十一世纪翻译文学的地位了。

英国诗人济慈说过：“美就是真，真就是美。”德国哲学家叔本华更说过：“最高级的善就是美，最高级的乐趣就是美的创造。”如果能把一个国家创造的美，转化成为全世界的美，那不是最高级的善，又是最高级的乐趣吗！而翻译文学正是为全世界创造美的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