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作者葛剑雄是我国著名历史学家，他选取了十六个有代表性历史片段，对中国历史进行独特的介绍，其中有对今人不太注意的历史事件的深刻挖掘，也有对今人错误的历史认识的颠覆性纠正，虽然只有16篇，但涵盖了从春秋到清末的3000年历史，就好比是某个人一生各个阶段的16张照片，能让人粗略而直观地认识到他的整个人生。

本书是一本普及性的历史著作。全书约15万字，分为16篇，另有序一篇，从春秋、两汉、三国、南北朝、唐、五代、宋、明、清等朝代选取了十六个有代表性并对当时及后代历史发生巨大影响的事件，夹叙夹议，以点及面，对中国历史进行了一次照相似的扫描。

序言

片断一 战国：胡服骑射

片断二 西汉：轮台罪已

片断三 西汉：庙乐之争

片断四 新朝：王莽改制

片断五 东汉：谁主神器

片断六 三国：汉魏禅让

片断七 北朝：鲜卑汉化

片断八 南朝：江陵焚书

片断九 唐：玄武真相

片断十 五代十国：冯道长乐

片断十一 五代十国：亡国诸君

片断十二 宋：天书封禅

片断十三 宋：道君末日

片断十四 明：悲剧海瑞

片断十五 清：雍正“赐地”

片断十六 清：乾隆“肃贪”

今天的读者或许很难理解，一位国君要臣民改变服装竟会这样困难，而胡服骑射竞有如此大的威力。由于史料非常简略，我们要详细考察这次改革的过程已不可能，但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再从史料的字里行间作一番挖掘，还是能有所发现。

马很早就成为家畜，但中国的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对马的利用却形成了两种不同的方式：华夏诸族主要用来拉车，而胡人(泛指北方游牧民族，包括东胡、林胡、楼烦、匈奴等)主要用于骑。所以华夏诸族，包括春秋及战国前期各诸侯国军队主要军事力量是兵车，步兵是兵车的辅助力量，而胡人基本上都是骑兵。骑兵的机动性和战斗力当然要胜过兵车，特别是在长距离和复杂地形条件下。诸侯国之间的战争因各方都用兵车，这种方式的优劣难以显示，而在华夏与胡人的战争中，兵车对骑兵的劣势就会很明显，对此赵武灵王必定比其他诸侯国君有更深的体会。

由于马车普遍使用，御(驾驶马车)就成为成年男子一项必须掌握的技艺。因为无论贫富贵贱，人人都有驾车的可能和需要。举凡日常生活、婚丧礼仪、行军出征等都离不开车，替贵族或国君驾车得有一定身份，战时为主帅、主将驾车更不同寻常。所以孔子教学生的“六艺”之一，就是御术。

射箭倒不是胡人的专利，孔子的“六艺”中也有一项是射。但胡人习惯于骑在马上射箭，华夏人都是站在车上或步行射箭，技术孰优孰劣不言自明。而且胡人经常骑马狩猎，要射飞禽走兽，其弓箭威力自非华夏可比。而华夏除了打仗外，弓箭的利用机会不多，往往成为一种装饰和单纯的技艺，结果是中看不中用。

赵武灵王能够意识到胡人骑射的优势，当然与赵国的地理位置接近胡人有关，但更重要的是他事先进行了长期深入考察。《史记·赵世家》记载他十七年与十九年间“出九门，为野台，以望齐、中山”；“遂至代北，至无穷，西至河，登黄华之上”；自然不是为了游山玩水，这从他此后对形势的熟悉程度也可以证明。他从亲政到正式颁布胡服骑射令，已经做十多年的准备。

从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的过程可以看到，对实行骑射没有人公开抵制，大概也提不出什么不赞同的理由，而对改胡服则不仅普遍反对，而且相当激烈。我前面之所以要不避繁琐。将武灵王与贵族大臣的争论详细写出，就是希望读者能注意到这一点。

但胡服是骑射的前提，不改服，骑射就是一句空话。当时的男子服装，是“上衣下裳”，下身穿的“裳”就是不分裤腿的裙子，站在或坐在车上当然没有问题，但如何骑马奔跑和作战?就是上身的“衣”，贵族所穿也是宽袍大袖，站在车上挥戈指挥尚无大碍，骑马射箭或格斗也是不适宜的。

可是服饰是等级的标志、地位的象征，要贵族穿上与奴隶的服装差不多式样的紧身衣裤一一胡服，他们如何能接受?就是一般士人，也视服饰为生命的一部分，甚至比生命还重要。孔子的得意门生子路，在格斗中帽缨被打断，他明知危险，竟停止战斗说：“君子死而冠不免。”为了保持帽子的完整，他将帽缨重新扎上，从容被杀。

而且，华夏优于夷狄的观念已经根深蒂固，这从公子成等人的反对言论中可以看到很清楚。“中国者，盖聪明徇智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能之所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行也。”中国应该是蛮夷的学习榜样，现在反过来要向蛮夷学习，岂非是非颠倒?

我以为还有一点贵族们不便说的原因。当时文武官员还没有分化，一般贵族大臣必须文武兼资，胡服骑射涉及众人。但胡服骑射对个人技艺的要求比车战更高，在战斗中的危险性也更大，对那些平时养尊处优的人，或者只会滥竽充数的南郭先生，自然是一场难关。P11-13

我自幼对中国历史有兴趣，凡与历史有关的文字都有阅读的兴趣。但等自己从事历史研究后，却对现有的历史书越来越不满意，特别是那些普及性的、通俗性的历史书。这倒不是狂妄自大，看不起那些作者，也不是说中国没有高质量的历史著作。我不满的，不是历史专著，而是普及性的学术著作，或者是通俗性的历史书。中国不乏高质量的专著，但往往缺乏将这些专著的观点的内容普及、能适应广大中等以上或以下文化程度的读者的需要、让他们喜爱读又读得懂的书。

更使我惊奇的是，多数非历史学界的人士，包括社会精英、专业人士、中高级官员，对中国历史的了解基本还停留在中学教科书的水平，局限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观点和结论。就是历史学界比较年轻的同行，也往往不了解其他分支和领域的基本知识和概念。至于民间流传的历史，更多的是来自影视“戏说”、小说、戏剧和媒体上的文章。

不过仔细一想，也是很正常的。社会分工和学科分类越细，多数人对专业以外的了解越少。专业的成果越高深，专业以外的人就越难了解。如果只有这一类著作，其他专业或行业的人就不得其门而人，更不用说普通读者。这方面我有切身体会，我对本专业以外的知识，包括历史学的其他分支的了解也很有限，但想花不多的时间了解某一分支或某一方面的最新知识，往往也苦于找不到合适的书。

其实，历史是最容易吸引读者的。这不仅由于人类对往事与生俱来的兴趣，也是因为历史渗透到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历史事实可以演化成无数内容丰富、情节生动、感情充沛的故事，断文识字的人都能接受。但中国的历史那么长，涉及的范围那么广，有了解不完的史实，讲不完的故事，没有人能够穷尽。如果只是为了娱乐和了解，固然多多益善，如果想比较系统地或比较概括地了解中国历史，就不得不有所选择，并根据不同的需要采用不同的标准。

偶然了解图像压缩和识别技术的基本原理，给了我新的启发。一个连续的动作，要将它完整地拍摄下来，每秒钟至少需要一二十张照片。如果拍摄的速度再快些，照片拍得更多些，动作会更精确清晰，当然占用的信息量也越高，成本也越大。但这些照片中并不是每一部分都是需要的，在一个动作的过程中，并不是每一部分或每一个点都在发生变化的，或者虽有变化却很微小，完全可以忽略不计。同样，每个人的相貌都不相同，同一个人在不同时间或场合下的相貌也不会完全相同，但机器在识别时，不必比较每一个点，只要记住一个人的基本特征就可以了，特别是那些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基本保持不变的因素。经过这样的处理，不仅可以节省大量无效信息，节省了处理时间和工作量，而且使结果更可靠。如果能将这一原理用之于普及历史，那么只要选择最富有特色或最稳定的片断，就能在有限的信息量之内，比较科学地重现历史。

十几年来，我陆续写了一些普及性的历史文章，一般都是就中国历史上的某人、某事、某一现象，比较详细地叙述来龙去脉，包括某些容易被人忽略或歪曲的细节，当然也免不了作一番议论。撰写时并没有通盘考虑，首先是从自己的兴趣出发。因为我想，连我自己都没有兴趣的人或事，是不可能写得让人家有兴趣读的。除非是写一本书，有时因为这一部分内容不可或缺，非写不可。这也是写单篇文章的好处，不必为“完整”、“系统”写自己不想写或写不了的内容。其次是要此人此事具有特色或代表性，能具有“图像压缩”的功能。再者，在史实以外还能发些议论，多少能给读者一些启发或思考。还有一类题材具有一定的颠覆性，即指出某些习以为常的说法、视为定案的结论其实并非如此。但这不同于翻案文章，主要是澄清事实，或揭示矛盾，未必是黑白之争，是非之辨。

我曾经答应陆灏兄，写一本普及性的中国历史，甚至已经想好了一个书名《国人国史》，但至今仍在设想之中，却一直没有动笔。所以当他提出将我这些文章汇编成书时，就难以拒绝，以便减轻些长期未能兑现承诺的歉疚。

这些文章只能称为中国历史的某一个片断。由于写以前没有什么计划，所以并没有覆盖中国历史的各个时期，各个方面，或各类人物、事件、制度。这自然与我的知识和兴趣有关，比如我对蒙元史研究得太少，至今没有写过一篇，秦汉时期就写得较多。还有的题目酝酿已久，如霍光，却因杂事缠身，拖了几年尚未写成。好在这些文章都是片断，没有严格的数量规定。如果写得出来，读者又有兴趣，那就留在下一本吧!

葛剑雄，2006年7月7日于京华旅次